《人民的名义》剧中人物汉东省公安厅长祁同伟
法国作家司汤达1830年出版了《红与黑》，随之，一个很特殊的艺术形象走进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牛虻，这真正的革命者，曾是新中国初期有志青年心中的英雄，而于连，这个外表俊朗，雄心勃勃的青年，曾像牛虻那样，一度走进大学校园，成为1980年代许多中国青年的偶像。在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成为偶像的年代，是否还有青年去阅读《红与黑》，是否还有人记得于连这个虚构的艺术人物？我不得而知。
于连在教过他拉丁文的神父的引荐之下，到上等人德瑞那先生家做家庭教师，给这家的孩子教授拉丁文。不久，在力比多驱动之下，于连冒着被赶出或者被毒打的风险，爬上了比他大10多岁的德瑞那夫人的床。暗恋于连的佣人，出于对德瑞那夫人的嫉妒，向德瑞那先生告发了他。聪明的德瑞那夫人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危机，但就在这时，她的儿子却突然病倒。作为虔诚的教徒，德瑞那夫人认为这是上帝对于她的不道德行为的惩罚。为了儿子的康复，她发誓终结这场不伦情，并要求于连离开她的家。于连离开了，到神学院接受系统的神学教育，在红衣主教的红衣的诱惑下，这场与德瑞那夫人的恋情很快被他忘到九霄云外。
外表俊朗，雄心勃勃的于连，凭着自己的聪明机智，恰到好处的谄媚恭维，很快赢得了神学院院长的信任。半年后，院长调职巴黎，为了栽培于连，院长将于连带到巴黎，介绍给位高权重的德拉莫尔侯爵做他的私人秘书。办事干练的于连，总能高效的完成侯爵的私人任务，很快赢得侯爵的赏识。同时，口若悬河的于连，用似是而非的评判法国大革命的大胆语言，赢得了叛逆的侯爵女儿的芳心。侯爵不能接受一个出身卑微、来路不明的家伙占有自己的女儿。为了家族的体面，侯爵和于连达成协议：于连同意对于占有侯爵女儿的事情保持沉默，并离开侯爵家庭，侯爵则在军中给于连安排一个中尉的职位，让其实现自己的雄性壮志。
天真的于连哪里知道，侯爵在做出这一安排的同时，暗自通过教会的关系了解于连的过去。此前，德瑞那夫人的“风流韵事”就在贵族圈里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侯爵很自然就追溯到了德瑞那夫人那里。在忏悔神父的强迫和口授下，德瑞那夫人“为了神圣的宗教和道德”给侯爵写了一封证明信，证明于连“就是您向我打听的那个人。他在我家的行为是绝对不可宽恕的”。
于连的将军梦破灭了，回头去做神父迈向红衣主教的路也死了。于连认为这一切都是德瑞那夫人导致的，于是他寻找机会向德瑞那夫人开了两枪。“红与黑”两梦同时破灭的于连只求一死，所以，向德瑞那夫人开枪后他并没有逃跑。法庭凭着“理性和良知”，为了“神圣的宗教和道德”，判处了于连死刑。于连周围的一切人，除了那个试图拯救其灵魂的神父还在行使上帝仆人的职责外，都退去了。
德瑞那夫人，原本就腻味了丈夫和一切贵族的虚伪，从于连踏进自己家门的那一刻，就深深爱着于连。她当初让于连离开，不是因为不再爱于连，只是因为天性的母爱，迷信拯救病中爱子的唯一办法是终止与于连的爱。她的所谓证明信是在忏悔神父的逼迫下完成的，不是自己的本意，她为此深深内疚。她不认为没有杀死自己的于连该领死刑，在得知于连被处死刑那一刻，她不顾丈夫的威胁，毅然别夫弃子，去探监于连，向他倾诉自己的心声，并在监狱陪伴了于连最后一个月的时光。于连死后的第三天，她在忧郁中怀抱自己的儿子离开了人世。
以上就是《红与黑》的故事梗概。在追求真爱的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乐于风月的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一场随处可见的普普通通的风月事，在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看来，于连之“红黑两梦”的破灭和最后的人生悲剧或许只是出于偶然的不幸，换个时间和场景，他必然是一位改变历史的英雄，就如同于连自己以为的“要是早生几十年，遇到了法国大革命，我一定是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1980年代初，在大学里初次读到《红与黑》的时候，我对于于连所持的看法，可以说包含了以上这几种想法或者评判的全部内容。然而，人到中年之后，我不能不说这些想法或者评判的幼稚。当历史的日历翻到2012年三月和四月，我国现实中一个人物，忽然间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英雄的时候，我则无数次回望起《红与黑》中的那个于连，重新思考“红与黑”的涵义，思考于连悲剧的必然性。
如同我在《捂钱袋，谈风月》一文极力推崇的《简爱》一样，《红与黑》的主题显然不是风月或者爱情，风月和爱情只是外衣。追求真爱者，有权利为于连，尤其为德瑞那夫人落泪；好风月者，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理需要，遐想侯爵女儿的秀色与胴体，甚至少妇德瑞那夫人的床上功夫。但是，不为力比多和情欲支配的革命者，和任何的批判现实主义者，或者任何一个在追求阶级平等和人类自由的人，必须看到作者真正在做的是揭露宗教的虚伪，反抗宗教压迫，揭露政治的腐化，反抗阶级的压迫。
同样的一个故事，深者读深，浅者读浅。
那么于连人生悲剧的必然性在哪里？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去梳理。
首先，从浅显层次的爱情上看于连的人格缺陷。情场是炼狱，一个人对于女人与情爱所取的态度和相应采取的行为，基本可以反映出这个人人格中的优缺点。
祁同伟自述出身
毫无疑问，情场上的于连，勇敢，果决。他敢在和德瑞那夫人恋情没有开始之前，在她丈夫在场的时候，从桌面下伸过手去，强握她的手，敢在夜深人静，无视隔壁住着德瑞那先生，溜进德瑞那夫人的卧房占有她；敢在不明侯爵女儿发出的邀请的真相的时候，冒着被打死的风险，从后花园爬梯子跳进二楼侯爵女儿的房间，敢在被侯爵女儿“冷落抛弃”之后，先是拿剑对着她的喉管，后又在黑夜里再度冒死爬梯子入她的房间，从而彻底征服侯爵女儿。
对占有女人于连奉行这样的原则：“马上前进，就像拿破仑说的，拿起枪冲锋”。他本来外表俊朗，气质优雅，所到之处，女人，无论老少，无不为之倾倒，再配以这样的勇敢和果决，情场上自然没有哪个女人可以抵挡。他不仅成功占有了德瑞那夫人和侯爵女儿，还在自己落魄的时候，让一个快餐店的美丽的女招待为他神魂颠倒，并且在自己被判处死刑的时候，还让那些矜持的贵族太太们，一个个为他的“美和俊朗”抛洒热泪。
可以说，于连拥有男人在情场上具有的一切外在的优势。然而，他只知道一味挥洒自己的优势，他勇敢果决的开发女人的身体，满足情欲，却从来不关心女人的心灵。他的甜言蜜语，如自来水龙头，一拧就出来，而他对于女人心灵的了解，却如同干涸的河流，只有沙滩和乱石以及不知从何飘来的垃圾。无爱的德瑞那夫人厌腻了贵族丈夫的虚伪，把爱给了他，他一无所知，以为得到的只是德瑞那夫人的肉体。他被德瑞那夫人“赶出”了家门，他的第一心声是：“女人有的是”。
女人果然有的是！
离开德瑞那夫人的家，到达神学院报到之前，一文不名的于连衣衫褴褛闯进神学院边上的快餐店，花言巧语，不花一分钱，就从漂亮的女招待那里蒙得面包和咖啡，他信誓旦旦说对女招待一见钟情，发誓会来还钱，还要女招待下次见到神学院的学员要路过门前，就拿一朵玫瑰花站在门口等候他的问候。后来，痴情的女招待果然这样做了，而于连，为了自己的主教的前程，不敢这时候毁了名誉，居然目不斜视，对拿了玫瑰花的痴情的女招待，装着没有看见。
侯爵女儿崇拜革命，崇拜英雄，对敢于“拿了革命者情人的头颅去掩埋的女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并决意要做这样的一个女人，年幼的她，出于纯真和勇气，以及对革命者的崇拜，视口若悬河却对法国大革命一知半解的于连为未来的丹东，并为之献出少女的贞操，剪断一头秀发作为爱的誓言，还不惜毁坏自己的名誉，冲破家庭的阻拦，要随他这个未来的丹东，流浪天涯。可是，当她做出这一切之后，为了一个中尉的肩章和未来的将军梦，于连却义无反顾出卖了侯爵女儿的爱情，与侯爵达成了保全侯爵家族荣誉的协议！
于连把女人的肉体等同于女人。这个认识的误区，让他凭着个人的外在的优势轻巧占有一个个女人的肉体并赢得她们的心，无论她们是高贵的，如德瑞那夫人和侯爵女儿，还是“低贱的”，如德瑞那夫人的佣人和快餐店的女招待。一个如此对待人类一半——其中包含自己的母亲，姐妹和女儿的一半——的人，怎么可能具有完整的人格和真正平等的意识？其追求的所谓平等（见后文），不过是不被他人主宰命运而能主宰他人命运的特权，决不是真正的平等，正如德瑞那夫人或真或假的对他的指控：“贫穷和贪婪使这个年轻人，总是做出种种虚假和伪善，去引诱一个软弱和不幸的女人，并以此来取得地位，他假装大公无私，但其实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控制这屋子的主人”。
这一人格的缺陷，决定了于连为己的个人奋斗，必然遭遇其他已经占据有利位置的为己的集团的集体堵截，而不能获得成功，其人生的悲剧在所必然。
第二，从心理学层面看，于连被强烈的“自卑情结”笼罩。其自卑的根源，既不是弗洛伊德性心理学意义上的性压抑——他可以轻松获得性的满足，也不是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意义上的身体缺陷——他气度非凡，仪表堂堂，没有任何的身体缺陷，反倒是有人所不及的身体优势，而是其小木匠的阶级出身，这一卑微的出身，决定了在其所在的阶级遭遇强力压迫之下，他聪颖的天资和与生俱来的强势性格，毫无用武之地，他由此发生心理畸变，形成强烈的自卑心理。
强烈的自卑，导致他畸形的自尊，渴望摆脱外在的强力，自己成为强力。为此，他选择了个人奋斗，寻求自身这一个体的翻身解放。然而，这注定不是一天坦途，在这一奋斗过程中，他的人格被更大的强力扭曲。
祁同伟的权力观
他的舅舅曾是拿破仑的侍卫队长，他想利用这个资源上位，未料却碰了一鼻子灰：被神父介绍到德瑞那先生家，他特地用了一个舅舅用过的上面保留有舅舅姓名的旧木箱装行李。当时离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复辟的历史并不遥远，贵族德瑞那先生对于拿破仑侍卫队长的名字当然不会忘记。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拿破仑的窃取革命成果及其自我加冕为皇帝，在传统的贵族眼里，都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德瑞那先生看到旧木箱上的名字，从于连嘴里确认了于连是那人的外甥后，就毫不留情当着众人面骂他舅舅是“混蛋，因为拿破仑就是混蛋”，还公然告诉他，为了“体面和荣誉”，为他定做的制服，在他有一天离开的时候，是不能带走的。
这一经历告诉他，死去了的先人的老本不是那么好吃的，他眼里的珍贵的家族政治遗产，在现在的新贵族阶级眼里，根本算不得什么，在他们眼里，他的先人甚至是个“混蛋”。
此后，他谨小慎微，又巧言令色。他对德瑞那先生卑躬屈膝，被其大声的呵斥和羞辱，他大气都不敢出；他到神学院，见到院长后，竭力巴结，曲意逢迎，试图赢得其好感和提携；他本来一口流利的拉丁语，为了不引起别人的嫉妒，在被点名到台上朗读的时候，故意结结巴巴，有气无力；到了巴黎，他大肆卖弄乖巧，压倒别人，获得接近红衣主教的机会，并在红衣主教面前，伪装毕恭毕敬，虔诚无比。
他在这样做着一切的时候，又都疑神疑鬼，在采取任何一个行动之前，总要在心底里反复问自己：我这样做，她，他，他们会怎么想，会瞧不起我吗？例如，他起初以为侯爵女儿要他明月之下爬梯子进她的房间，约会他是假，戏弄他是真，为此他烦恼不已：去赴约，她要瞧不起他怎么办，要不去赴约，她更瞧不起他又怎么办。最后，他心一横：女人有的是，荣誉只有一次，为了荣誉，失去这个女人又何妨，豁出去了！然而到了最后一刻，他又犹豫不决，差点放弃。他还藏了一把手枪在怀里，防止被捉或遭袭击时好反击，他跳进到她屋里的时候，手枪掉在了地上，被问“那是什么”，他居然撒弥天大谎，答：“我平时喜欢收藏枪支”！
他一面在强力人物面前夹起尾巴做人，一面却利用自己的身体资源和聪颖的才智，打起贵族女人的歪主意——当然，对于平民女子，例如德瑞那夫人的喜欢他的佣人和快餐店女招待，因为没有事业上的好处，他则是只奉献甜言蜜语，却决不会奉献身体的。
无论漆黑之夜勇敢无比，鬼鬼祟祟，爬上德瑞那夫人的床，还是皓月当空，拿起枪冲锋，浪漫无比，翻进二层楼上侯爵女儿的窗户，他在情场上的一切所为，都与爱情无关，都不过是在暗自搭建自己通向红黑之路的尽头的桥梁而已。所以，当德瑞那夫人在忏悔神父的逼迫下写成的证明信，摧毁了这桥梁的时候，他就以为是德瑞那夫人毁灭了他美好的前程，于是就再次表现出了他超乎寻常的“勇敢”：向德瑞那夫人举起了枪。他自己也因此玩完了。
作为艺术典型的于连的这些经历和作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现实中的英雄“于连”。他青少年时代，因为家庭原因，一度雄才大展，一度又被强力排除在革命的青少年团体之外。他和其他同样遭遇的青少年，结成另一个团体，对强力和革命的青少年团体进行疯狂的报复，却最终遭遇更大强力和人民团体的彻底清剿。他只好夹起尾巴来，直到历史又被强力重新颠倒过来。这种强力对强力的正反两方面对他的挫磨，是否使他像于连那样，导致过心理畸变，形成自卑情结，并终身为其困扰？
他的父亲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色立过功，又为改开时代的 “4立方事件”的白色流过汗，在正当权的新贵们——他们其实是红色革命推翻的老贵族的衣钵传人——眼里，这都是“混蛋行为”。这就如同像德瑞那先生初次见到于连时，对于连舅舅的评论。不过，“于连”比于连要幸运得多，于连的舅舅过世之时，于连一无所有，而“于连”的老爹过世的时候，“于连”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庇荫，离个人奋斗的目标，只有不多的几个台阶了。
“于连”也和于连一样，天赋极高，聪明绝顶，并且善于利用这些天赋资源。他在发家之地的某城市，像于连那样对于红黑合一的代表人物顶礼膜拜，还在城市中心的一个特别显眼的位置，树立一个地球模型，背后是这人物的巨幅画像——这我是亲见过的，不是传说。这个立意和创作，据说，为他赢得了政治上的决定性机遇，为他打通了连接“巴黎”的路，正如于连赢得了神学院院长的青睐，而最终走向了巴黎。他在“巴黎”遇到的顶头上司是一位贵族女人，间接的上司，就多了去了，这样一来，还只凭巧言令色，左右摇摆，红黑通吃，此亦上帝也，彼亦陛下也，那是显然不行的。后来，据说，正是这位也曾很看重他的贵族女人，一怒之下，借助强力，一度几乎摧毁了他通往红黑之末端的桥梁——此是传闻，不过，我曾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位贵族女人，略知其性格，据此我判断，传闻有一定真实性。这似乎也有点像于连和德瑞那夫人的恩恩怨怨——当然恩怨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于连在设计和规划自己的奋斗目标的时候，没有哪怕一分钟真正确立过自己的实际人生目标。德瑞那夫人“违背两人的爱情”，指控他“引诱一个软弱和不幸的女人，假装大公无私，真实的目的是要控制这屋子的主人”，显然只道出了于连行为的直接层面，他掩盖在这个直接层面之下的雄心壮志，看起来似乎比“控制这屋子或者其主人”，要远为宏大得多：或者是主教的红色披风，或者是将军的金色佩剑。当他看到只比他年长几岁的红衣主教，披上红色披风，就能让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匍匐在其脚下之时，他把人生目标，设定为红色——信仰，而当他看到皇帝转过身去，就又为万民景仰，气势远压倒红衣主教之时，他又把个人奋斗的目标设定为黑色——至高无上的皇权！他始终游离在红黑之间，不知道自己真正追求的是神圣的宗教信仰，还是丑陋不堪的尘世权力。信仰可以让皇帝匍匐在自己脚下，让自己获得超凡脱俗的尊严和荣誉，但它那样虚无缥缈，而尘世权力，是赤裸裸的最直接的强力，一旦掌握，可以随心所欲，其实惠远在尊严和荣誉之上。这是他被强力扭曲的“自卑情结”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这样的游离，也出自他对于“红与黑”都是一知半解，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见后文）
“于连”也一样，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服从信仰，还是该服从对直接的强力的欲望！信仰，共产主义，那是和上帝一样的虚无缥缈，服从它就意味着放弃一切现实的既得利益，把自己真正融化在工农阶级的浩瀚海洋之中，做毕生的奋斗，从此无我！而服从赤裸的强力的召唤，道路虽然险峻，毕竟痛苦是短暂的，只要一咬牙，革命就可能成功了，曾经遭受的屈辱，都可以雪洗，从此只有我。
其实，在显意识里游离于红黑之间的时候，在潜意识里，“于连”和于连，都服从了强力的召唤。所以，当侯爵以一个中尉的肩章，封他的嘴，将他“发配充军”的时候，他喜不自禁，从此不再有红色的烦恼，“于连”呢，当他明确了自己为红色所累，被强力边缘化的时候，他青少年的那种反抗精神，忽然间再次被唤醒。
于连，利用德瑞那夫人的不幸与痴情，以及侯爵女儿的单纯与对革命者的崇拜，“于连”则是努力发掘底层百姓对红色依然保留着的那份神圣情感和面对社会不公时油然自发的正义感。任何投机，都是赌博，在投机过程中，“人算总是不如天算”，“一个人的算多数时候总是不如一群人的算”。
这一番对比，在读者看来难免显得牵强附会，不过，我是从心理学层面做的对比，要说的不过是，于连由于自己的阶级出身，成长的早期即产生了“自卑情结”，“于连”则由于自己的家庭原因，成长早期曾遭遇强力的压制，也可能形成了类似的“自卑情结”。这导致他们人格的扭曲，表现为对尊严，荣誉和强力的畸形崇拜和渴望。此深层动机一旦形成，又不为其自身所察觉的话，必然导致其诉诸“个人奋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换句话说，赌徒心理是于连或者“于连”人生悲剧的又一个必然因素，它源于可能不为他们自身所觉察、存在于他们深层心理的“自卑情结”。这样一来，其成功是偶然，是侥幸，其失败，则是必然，是本当如此。
第三，从社会和政治层面看，于连对于他所处的实际社会环境和相应实际要面对的政治力量，缺乏必要的清醒认识。这是他失败的根本的因素，它是外部力量对他谋求一己之社会地位的个人奋斗的彻底否定。
祁同伟的爱情
当时，离法国大革命并不遥远，在被大革命搅动得天翻地覆的法国社会，自由和平等，作为大革命的遗产，表面上深入人心，但在本质上，由于为自由和平等的斗争过程充满了血腥，让所有的阶级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们依然只是一种理想，遥不可及，不仅不被复辟而重新掌权的贵族和教士阶级所接受，也不被向皇权（黑）、向神权（红）提出过挑战、倡导理性、提出了这些思想的资产阶级所认同，更为悲哀的是，大革命被不同的阶级和不同动机的个人与团体所利用而遭失败之后，普通的民众似乎忘却了大革命的起源和实际目标，为大革命曾有的血腥骚动所吓到，只知道满足于现实的物质需求和感官的享乐。
雾月十八日政变成功，后来还复辟了帝制的拿破仑说：“我不相信法国人那么相信自由和平等，法国人并没有为十年的革命所改变，法国人只有一种感情——荣誉”。（米涅《法国革命史》）。这就是说，革命后一切看起来焕然一新，实际上一切都是革命前的“物件儿”，只是换了副面孔而已。拿破仑在欧洲的冒险也最终失败，1814年维也纳协定签订，欧洲完全回归到大革命前的秩序，仿佛大革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形和中国1976后的状态很有几分相似，确切说，仿佛是1976年后的中国，在重复1799年后的法国，1992年后的中国在重复1814后的法国。
这就是于连所处的实际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所面对的力量，也就是那个最终毁灭它的力量，不是任何个体的力量，即，既不是德瑞那先生，或者德拉莫尔侯爵，更不是德瑞那夫人，或者侯爵女儿！而是整个统治阶级，它体现为两种强力浑然一体的结合，一种是神权——红，一种是皇权——黑，任何个体反抗者无法抗拒，或者无法击破这一“强强联合”，只会被它碾得粉碎。
基督教在它的初创期，的确可以说是普罗大众，也就是被压迫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家园，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要消灭它，终于因为其群众性，其渗透力，其顽强的反抗意志，而无能为力。不能战胜它，那就招安它！这是一切统治者的治道！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招安了基督教，让其国教化。在我看拿来，这位皇帝接受洗礼，与其说是他成为了圣徒，不如说是他将基督教变成了自己的牧羊犬，去将普罗大众赶到自己的羊圈，供自己任意宰杀。
基督教国教化后，神权和皇权明争暗斗，神权具有道德的绝对性，成为世界的精神主宰，但在世俗世界里，还是皇权对普罗大众拥有真正的绝对权威，神权终归沦为皇权（及其所代表的整个统治阶级）的最阴险的打手，皇权不方便出面的时候，神权总是代为效劳，而且不遗余力。
大革命前的社会状态还有一个根本的要害是，大众完全没有阶级意识，而大革命本身也没有真正唤醒工农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大革命中，革命的领袖丹东喊出了“自由与平等”这激发革命热情的口号，同时也喊出了“博爱”这熄灭革命火焰的口号。被压迫者向压迫者要求“博爱”，无疑等同于向压迫者乞讨，人家给不给两个铜板，或者赏不赏半碗剩饭，完全取决于人家的“理智与良心”！这说明，虽然大革命过程中实际存在着的一切阶级都卷入大搏杀，但是第三等级中的工人和农民并没有产生明确的阶级意识，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没有确切含义的自由和平等。工农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唤醒，那是后来的马克思的历史使命，可惜于连没有赶上这后来的时代！
神权主义者标榜自己是代表上帝的意志，但那个上帝是虚无缥缈的，不虚无缥缈的上帝只有一个：世俗世界的统治者。经典法国电影《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里有这样一幕：
拿破仑要当皇帝，勒令罗马天主教教皇到巴黎来给他加冕，从来不离开罗马的教皇，乖乖的就范，到了巴黎，他不满于拿破仑的做法，讽刺他是“喜剧演员”。拿破仑怒吼：“我是个喜剧演员！啊？！可我演的喜剧可以让你哭！世界就是我的舞台！我扮演的角色就是主宰！创造者！！这个喜剧演员支配一切：教皇！国王！！人民！！！你的红袍！我不放在眼里！！我可以让我的马刺把它粉碎！！！”
读者请注意我这里用的众多的感叹号，不这样就不能体现出拿破仑咆哮怒吼却又一字一顿、不可忤逆的君临天下的语气。咆哮之后的拿破仑，在加冕仪式上，还是乖乖的却是调戏般地匍匐在教皇的脚下。从这里可以看穿，神的意志不止是西方智者一般所言“有利于暴君”，简直就是暴君的意志。
既然于连所处的法国，社会秩序复归为大革命前的状态，那么，也就意味着于连的阶级意识未能被大革命唤醒。既然如此，包裹在自称是上帝的仆人和代言人的神父们的假仁假义之中的精神毒药，还有红衣主教的红袍，对他的诱惑和麻醉产生的梦幻效果，他就都无法识别。就这样，他这匹待宰的羔羊，恍惚、仰慕、陶然并梦幻在普照人间的神权光辉之中，被神权这统治阶级的牧羊犬暗中催眠，赶到统治阶级的羊圈里去了。当德瑞那夫人的忏悔神父，那个上帝的使者和仆人，在德拉莫尔侯爵的地位和金钱的支配下，强迫德瑞那夫人写下证明信，将他的“红黑两梦”同时击碎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力量，击碎他的梦，阻挡他跨越他和德瑞那先生、他和德拉莫尔侯爵之间那道看似一跃即越，却实际宽比蓝天、深似海洋的等级的鸿沟，他从肤浅的表面事实上，认定是德瑞那夫人毁灭了他，就把仇恨发泄到这个被他欺骗并玩弄却仍然爱他胜过爱自己生命的德瑞那夫人身上！
我不能勉强痴迷在红袍诱惑里的于连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彻底看穿神权的假仁假义。但是，我有理由要求高谈阔论革命者丹东的于连，以及我这文字的读者，看到法国大革命中代表神权的教士阶级的可耻的行径：大革命刚开始，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在路易十六那里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当时的教师阶级或者成为革命的同情者，或者干脆站到革命的一边；随着大革命的深入进行，抗击围剿大革命的欧洲反法联军需要大量财力，国家财政严重不足，革命的领导者决定将部分教会财产充公出售。教士阶级本不是教会财产的所有者，不过是看护人，此时，因为涉及到自身的物质利益，他们就成为了最坚决的反革命者，在不同时期，先后伙同宫廷派，贵族，王政派，热月党人，恶狠的绞杀革命和革命党人。于连对大革命有所了解，本不应该忽略当时代表神权的教士阶级的这些可耻行径，可是他对大革命却又一知半解，所以，他自然是不能看穿神权的本质，看穿神父们，还有红衣主教，慈祥的颜面下的肃杀，被他们一起赶进德拉莫尔侯爵的屠宰场却浑然不知，还以为是德瑞那夫人坏了他的好事，便把枪口对准了这个无辜的女人！这让我想到，在经历了1966年至1976年的大革命之后的现实的中国的今天，无处不是自以为觉悟了、自以为理解了那一场革命的“于连”，那不是一个，也不是一小撮，而是如同夏日里飞舞的蚊蝇一样数不胜数。早生的于连，错过了马克思，作为后来人，我以及我的读者，难道不应该带上马克思的阶级的眼镜，对于于连的悲剧，对于1789－1799大革命前后的法国，对于1966至1976年大革命前后的中国，重新加以彻底的透视吗？
本文开篇提到过与于连大致同一时期的革命者牛虻。主教的红袍自始至终迷惑了出身卑微的小资产阶级于连，却注定只能暂时性迷惑高贵出身的革命者牛虻。他就是在认清了神权的虚伪、残忍、阴险、毒辣之后，才真正成为一个革命者的。这里出身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阶级意识的觉悟和由此激起的革命意识、革命意志和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的爱。法国大革命激活了欧洲沉睡的民族主义，继法国，德国，波兰等国之后，意大利的民族主义也被激活，在意大利遭遇奥地利的侵略后，青年意大利党应运而生，牛虻（当时叫亚瑟）曾是一个柔弱善良、虔诚无比、不能容忍任何人说教会半点坏话的基督徒，他加入了青年意大利党，在虔诚的例行忏悔中，先后受到两任神父带有明显意图的诱使，确信上帝不会出卖他和他的组织，就向神父透露了组织的秘密，结果，大批青年意大利党人被捕杀，更多的成员被监禁，所有的朋友和同志，知道这个惨剧是他亚瑟向教会泄密的结果之后，唾骂他叛徒，与他海誓山盟过的心爱的姑娘也离他而去。他的哥嫂要他远离革命，还不屑一顾的告诉他，那个他爱之如父的神父，就是他的生身父亲，还是导致他母亲早死的原因。他崩溃了！联想到此前发生的一切，他忽然明白了，那个神父，也就是他的父亲，那满口仁慈、高贵、体面、道德、纯洁、赎罪的上帝的代言人，也是为当局服务的，他的战友一个个死去，一个个被监禁，他亚瑟却能苟活，不过是他“仁慈的”父亲，“博爱”他一个人，并不博爱他的战友的结果！他狂笑者离开了哥嫂，离开了家，从此基督徒青年亚瑟死亡了，那个脸上带着刀疤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牛虻诞生了。他被捕后，再度面对他的已经披上红袍、成为红衣主教的父亲，主教一如既往的满脸仁慈，开导他迷途知返，回到上帝和父亲的怀抱，远离杀戮，远离暴力，远离违反上帝意志的革命，而他，怀着对父亲残存的最后一份天然的敬爱，请求父亲，而不是请求主教，脱下红袍，参加到他们的组织，抵抗侵略者，解放意大利，红衣主教断然拒绝了，他要那件红袍，当亡国奴，当伪政权的坐探，当意奸，诛杀再多的革命者，那都是遵从上帝的意志，是光大上帝的仁慈，他怎么能够为祖国，为儿子去背叛博爱全人类的上帝的意志？“父亲，要我，还是要上帝？”牛虻断然拒绝父亲“仁慈的”拯救，最后质问父亲，而不是质问主教大人。父亲要继续协助当局捕杀革命者，事业未竟，选择了继续当主教，牛虻大笑：“主教大人，再见”，然后毅然走向刑场。
拿破仑对于革命前与革命后的法国了如指掌，所以他并不相信法国人那么热爱自由和平等，只对“荣誉”情有独钟。拿破仑所指的“荣誉”，就是勋章，那本该是军人用剑得来的，它是法国大革命的另一遗产——民族主义——的代名词，但是，拿破仑的后代们是否也用剑刺穿过法国的敌人的胸膛，那就另当别论了。于连爱惜“荣誉”，在他看来，“美人还有，荣誉只有一次”。无独有偶，德拉莫尔侯爵也爱惜荣誉，为了让于连与其侯爵秘书身份相称，就专门派他到英国伦敦为自己打了一场财产官司，找这个理由授予他一枚勋章。“勋章是为了与身份相称，保护人和被保护人都能得到一定威望，我的秘书怎么能没有勋章呢？”德拉莫尔对于连说。于连欣然领受这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荣誉”，似乎有了这个东西，主人和仆人的等级差别能被它的轻飘飘一笔勾销。
挂上勋章的于连得意扬扬，突然闯进来的神学院长见了说：“这衣服与你很般配，但勋章不般配”。这句话不但揭示了这位神父对于于连的蔑视，也把于连的精神世界全部揭示清楚了：于连珍惜的荣誉不过是虚荣，于连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平等，更不知道平等不是靠勋章来确立的。
在法国大革命中，为了自由和平等，民众在路易十六亲自设计的更为方便绞死罪犯的绞刑架上绞死了路易十六这位封建皇帝本人，却在革命的热情退去之后，居然又是为了自由和平等，对以维护大革命成果的名义复辟帝制加冕为皇帝的拿破仑顶礼膜拜。拿破仑复辟，所依靠的力量正是拒绝平等的老贵族，新特权阶级和革命刚开始时同情革命随后坚决站到反革命一边的教士阶级——这些人是后来残酷镇压革命党人，让革命党人血流成河的热月党人的骨干。虽然如此，民众对拿破仑的复辟依然是热情讴歌。
于连因为其卑微的阶级出身，其阶级所遭受的压迫，显然的感受到了不自由和不平等。然而，又因为以上社会基础和民众思想基础的实际存在，以及拿破仑及其复辟集团对于大革命雄辩的却是肆意歪曲的解释，于连虽然接受了大革命传播的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却不但对大革命充满了误解，还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几乎一无所知。他崇拜大革命至关重要的领袖丹东，却对丹东的认识简单停留在“一个长得丑陋、多情却不受女人喜欢但勇敢无比的强盗”这样肤浅的层面上。
【参考资料：丹东，法国大革命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出身贫寒，其貌不扬，生活上随心所欲，放浪不羁，在革命早期他敢做敢为，为了党派的利益，他可以牺牲一切，包括法律和人道，是他，以“自由、平等、博爱”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激起民众革命的热情，是他，主张如不放弃革命，就必须推翻王政，是他，组织了1792年8月10日攻打王宫的起义，并在罗伯斯庇尔的支持下，最终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为确立纯粹群众政权的1793年宪法，奠定下关键的政治基础，但也是他，做了司法部长后，开始在政治上走向堕落，与王政派勾搭不清，从革命营垒内部给了革命最关键的一击，导致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最终断送了大革命！】
在赢得侯爵女儿芳心的盛大舞会上，于连是这样谈论丹东和大革命的：
“他是一个多情的人，这是他的弱点。”他对一个人说。
“谁呀？”舞会上四处寻找于连的侯爵女儿正好赶到听到这句话便插嘴问。
“丹东，小姐”。
“他不是屠夫吗？”
“不，他不是屠夫，他只是脸长得丑，女人不喜欢”。
……
“你知道吗？我参加的那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我不愿意砍掉三个人的头。”侯爵女儿转身去应酬自己讨厌的那个追求者时，和于连交谈的人对于连说。
“我宁愿砍三个人的头救四个，说不定为了救三个，砍四个。”于连说。
“好像是个未来的丹东，比丹东还厉害”侯爵女儿听到于连的话，转过身来，对于连充满了崇拜。
“你不要害怕，丹东不会再有了。今天的丹东是个皇家检察官的秘书。他很可能卖给耶稣会当上部长。伟大的丹东做过强盗，拿破仑也在意大利抢过好几百万。没有钱，他不会往前走的。”于连回答侯爵女儿。
“那你呢？你到底决定去抢呢，还是去卖？”侯爵女儿挑衅地问于连。
“小姐，我以为一个要铲除愚昧无知的人，必须到处去闯，如果需要的话，还得杀人。不过，当莫尔先生的秘书，还是很安逸的”。
在于连眼里，大革命的关键人物之一丹东先是个强盗，后卖了自己当了个部长。他革命就是为了钱，拿破仑也一样，进军意大利也是为了钱。干丹东那样的革命，要冒掉脑袋的风险，他于连当然不干。他于连，选择卖自己！或者卖给耶稣会——披上红袍，染红自己，或者卖给德拉莫尔侯爵——去握权力之剑，有朝一日像拿破仑那样，顺便抢它几百万。他现在已经当上这位皇家检察官的秘书了，不久的将来，要红袍也好，要权杖也好，全在自己的喜好，顺便还可享用侯爵女儿以及无数女人的美色！何必革命呢？纵然“为了铲除愚昧无知，如果需要，还得杀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于连的平等是个人跃升到高尚阶级后所能获得的特权，不是对于阶级不平等的彻底消灭。它不过是他心造的幻影。
社会的自由和平等，首先应该体现在各阶级把神权的高高在上打掉，从神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其次推翻皇权，从皇权下解放出来，建立各阶级之间的自由和平等，与此同时，建立起两个性别之间的自由和平等。这应该是当时社会自由和平等的最最基础的含义。于连的神权意识，皇权意识在上面已经揭示了，那么他的两性意识呢？
在前文，我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于连把女人的肉体等同于女人。这个认识的误区，让他凭着个人的外在的优势轻巧赢得一个个女人的心，无论她们是高贵的，如德瑞那夫人和侯爵女儿，还是“低贱的”，如德瑞那夫人的佣人和快餐店的女招待。一个如此对待人类一半——其中包含自己的母亲，姐妹和女儿的一半——的人，怎么可能具有完整的人格和真正平等的意识？其追求的所谓平等，不过是不被他人主宰命运而能主宰他人命运的特权，决不是真正的平等，正如德瑞那夫人或真或假对他的指控，“贫穷和贪婪使这个年轻人，总是做出种种虚假和伪善，去引诱一个软弱和不幸的女人，并以此来取得地位，他假装大公无私，但其实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控制这屋子的主人和她的财产”】。
总而言之，于连不能认识也不曾试图去认识宗教的伪善，和以皇权为代表的阶级压迫的本质，却对“红”可能带给他的无与伦比的荣耀，和“黑”可能贡献给他的无可阻挡的强力，充满无限的遐想和憧憬，仿佛摘取荣耀和领收强力，跨越阶级的鸿沟，成为上等人，对于他不过是囊中取物，唾手可得——虽然他从走进德瑞那先生家里的第一天，就遭受到德瑞那先生的侮辱，并已经清醒的认识到他和德瑞那先生之间是“贫穷和富有的较量”。在这个过程中，他把女人的肉体和女人的感情，当成了承载他个人奋斗列车的两根铁轨，或者他个人奋斗的升降机的两根缆绳！
这就是接受了法国大革命思想洗礼，拥有了“自由和平等”观念的于连！这个于连根本没有认识到自由和平等的含义，他渴望自由和平等，却同时对压迫的强力——神权（红）和皇权（黑），它们延伸为统治阶级的各种特权——同时顶礼膜拜，丝毫不怀疑神权的崇高，看不到红袍底下的黑，也丝毫不怀疑皇权的正义，看不到皇权和伪善的神权不过是彼此结合在一起的阶级压迫工具。他渴望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在不变动现有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在不打碎现有的神权和皇权共同组建的国家机器的前提下，跨越阶级的鸿沟，告别自己的阶级，成为上等阶级的成员，去享受他们正在享受的一切特权。
奋斗失败了，梦幻破灭了，这个“倒霉蛋”，被送到了法庭上，接受“道德和良知”的审判。注意，美其曰是“道德和良知”的审判：“这位于连先生，虽然没有杀死德瑞那夫人，但他企图杀死她，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于连这才知道：在巴黎，残酷的事情做得一点也不残酷！
于连：“我不要求宽恕，更谈不上请求。我的罪行是惊人的，而且是预谋的，我向尊敬的德瑞那夫人开了两枪……但是，你们判我刑的理由并不在这些。这个你们和我一样都很清楚，我真正的罪，在你们看来，因为我是一个下等人，竟敢和你们这些上等人讲平等！你们砍我的头，是想警戒那些出身贫寒的青年，就是那些幸运的或者说是不幸的人，受到良好教育，从而敢于踏进这个被高傲的财主称为上流社会的那些青年。我们经常和你们，和你们的亲属，在大街上攀谈，你们的名字我全知道……你们不能宽恕我，就为这个。请看这些法官，没有一个是工人！没有一个是农民！没有！只有怒气冲冲的财主，怎么能不发火？是啊，一个工人的儿子，居然和你们讲平等！我的话完了。”
祁同伟的最后挣扎
这个时候的于连，终于有一点点清醒，但主要的还是糊涂着，因为他依然以为只是他认识的那一群个体的高等人，把他压在社会底层，而不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力量把他判了死刑，这就是说，他的阶级意识到死的那一刻其实没有觉醒。
面对同样的压迫下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于连选择的是个人奋斗，于连的事业随着他的死亡而死亡，牛虻选择的是阶级的反抗，牛虻的事业为他的战友继续下去，直到意大利人民的解放。
这篇文字到这里可以结束了，但是，分析一个艺术形象并非我的本意，这个艺术形象存在和成立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才是我此文真正主要关注的。读了前面部分的读者，有的以为我似乎在影射“于连”，其实不然。作为一个典型的、高度抽象的艺术形象，于连就像是鲁迅笔下的阿Q，是你，是我，是你我身边的任何人，甚至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爱人，当然也是那些看似与我们不同的、位高权重的高贵人。这就是说，生活中那些奋斗着的或者说挣扎着的每个人，无论地位高低，贫富殊异，都不同程度上是一个“于连”。
1799年12月15日，共和八年宪法诞生，拿破仑宣布：“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对于后来的思想史来说，拿破仑是拯救了革命，还是绞杀了革命，至今还是个问题！于连是后拿破仑时代的产物，一个大文豪司汤达创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因为他自身的艺术真实而非人格的伟大而不朽，更让他不朽的是他衬托出的他成长的时代的荒谬。无论拿破仑是拯救了革命还是绞杀了革命，大革命的意义都被拿破仑时代搁置起来了，法国社会就此回到了大革命前的状态。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暂时性的历史倒退。
后来的马克思等人对大革命的意义进行了重新发掘，这使得大革命的意义超越大革命发生时的条件的局限而更深刻的改变了世界。这场革命，发生在法国，却属于全世界，它清除了挡在西方称霸世界这一道路上的几乎一切重大的思想障碍，最终让西方引领了世界，由此让世界现代史得以发生，并轰轰烈烈的展开。
早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与晚起的社会主义展开了全方位的较量，到了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明显的处在道德文明的下风，物质文明也有渐渐有被赶超的危机，此时在中国酝酿并最终在1966年爆发了一场文化领域的大革命。醉生梦死，只能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里，找一点可怜的安慰的西方，被这场革命的风暴惊醒。一位法国客人，参观了这场革命的片段之后，就敏锐的发现并告诫世界：在西方迷失前途的时候，毛泽东为未来世界指明了方向（我一时记不住这位作者的名字了，抱歉）。自那时以后，毛泽东和他的大革命，对于西方思想界乃至普通民众的深层思想的搅动，不亚于对于中国思想界和中国民众深层思想的搅动。例如，在二战后用存在主义哲学引领西方青年，从精神上走出战争迷茫的萨特，就成为了毛泽东迷，他被这场运动和他的发起人的魅力所吸引，和革命发起人的思想一直保持着积极的碰撞，并于1970年在街头亲自兜售含宣传毛泽东政治主张内容的《人民事业》报，被控制造社会动荡，遭当局逮捕。萨特的情人兼学术助手西蒙波娃，就是那本至今还畅销的被一些人甚至当作色情书籍来读的《第二性》的作者，更是受到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深刻影响，真正成为法国女权主义的领军人物，把法国迷失方向、停滞不前的妇女解放运动领入了正途，并向前大大的推进了。
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的使命和意义在毛泽东的革命发起之时，历史性的终结了。毛泽东1966年发起的革命，意味着从西方的手里抢过来了未来世界的领导权。但是，就像法国大革命发生后不久遭遇到的待遇一样，毛泽东1966－1976年的革命，也在它的母国遭遇了最恶毒的污蔑。“德瑞那先生”，“德拉莫尔侯爵”一个个回来了，他们所代表的统治者对大革命做了逆历史而动的解说，仿佛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罪恶。那些真正的反历史的阶级，所结成的同盟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可摧毁性，毛泽东就试图从这个同盟的内部对它进行爆破，并外联被压迫的工农阶级的力量，内外合击，彻底摧毁之。如同法国大革命，毛泽东革命的目标没有完全达到，许多人以为是因为毛泽东太过心慈手软，没有像于连主张的那样“杀三个，救四个。哪怕救三个，杀四个”。然而，这样的大革命的阐释者，不过是如同于连那样，在最清醒的时候，也只能以为判他刑的不过是一群个体的人，以为只要把“德瑞那先生”，“德拉莫尔侯爵”，甚至“拿破仑”的脑袋砍下了，革命就必然最终成功。压迫和剥削阶级的头颅，就像是韭菜，割完了，它还会长出来的，所以，生长韭菜的土壤，就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经济和政治的基础，必须挖掉。这方法才是马克思的，也是毛泽东的。
普罗大众中的许多，不求甚解，像于连简单解释革命者丹东和大革命那样，简单理解、误解、甚至歪解毛泽东和他的大革命，这已经足够悲哀，更悲哀的是，还有那么几个盗得一点名声的学者，被这样的民众视为大革命的权威发言人，而他们却明显是带着于连那样的伪善的红色情结和真正的黑色情结的。除此之外，德瑞那夫人可以借用来象征一种毛泽东大革命时代的道德遗产，体现为一个庞大的物质群体，他们／她们经过红色革命的洗涤，有限的荡涤过灵魂的肮脏，并对正红色有着痴迷的爱恋，即使那红色变成了黑色，也痴迷的爱恋它，正如同即使雄心壮志、纯洁的于连，变成了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犯，德瑞那夫人依然痴迷的爱恋他，在德瑞那夫人的眼里，于连的皮囊和卖相比于连的本质和灵魂，更有可感性，更能摸到，至于哪方面具有更高的艺术审美和历史审美价值，那则不必关心。这是最容易被“于连”调动情绪的一个物质群体。至于侯爵的女儿，她也是一个道德典型或者物质群体的象征，他们／她们单纯、冲动、不满意家庭和社会、具有暂时性的反抗和叛逆精神，但是因为无知和刚愎自用，就很容易成为于连的工具，为他在黑色世界谋取个人利益所利用。因为所有这些人群的存在，无论举起红色或者黑色旗帜，都可以在旗下聚集足够的支持者。
中国民众所处的世界不过是于连当年所处的世界，所不同的是，1799年后，法国的红衣主教卷土重来，于连被红袍子迷惑了，德瑞那夫人被红袍和于连双双欺骗，1976年后中国红渐渐的离去，“于连”明明知道这一点却还是想借助中国红的号召力，把痴迷过中国红的“德瑞那夫人”们汇集在自己的旗帜下，而其目标显然的不在于恢复中国红的颜色。至于侯爵女儿和“侯爵女儿”，她／“她”总在好奇：于连／“于连”到底会去抢呢，还是会去卖？这个问题也是她／“她”自己为代表的一代人自己的困境。然而，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前面有比利时的滑铁卢终结他的冒险，中国现在这个于连的时代，也必然会结束，过去的历史会被重新赋予其应有的意义，而未来的历史就从重新解释过去历史的那一刻开始，回归它本来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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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而左。来源：思想先行读书会。责编：畢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