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编者按：今天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的诞辰199周年纪念日。马克思的伟大学说和革命实践已为我们所熟知，本文则展示了马克思革命生涯的一面。马克思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经常处于贫困、疾病、家人丧亡的痛苦中：他曾被房东赶出家门，居无定所；他的一个女儿夭折后，竟然买不起棺木，靠朋友赠送两个英镑才得以解困；他长期负债累累，甚至在肉铺、面包铺都欠着债；最“狼狈”的时候，他闭户不出，因为他的衣服都已押在当铺里了。面对长期的艰苦困顿的生活，马克思并未稍减对于伟大事业的忠诚，对于家人和朋友的爱。

马克思是个帅小伙

本文作者埃德加尔·龙格（Edgar Longuet）是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和查尔·龙格的儿子）。他是一位医生，法国共产党员，1950年逝世。本文是他于1949年3月，为了纪念他的外祖父逝世忌辰而作，发表于这年3月份的法国《共产主义手册》。中文译出后载于1953年5期的《世界知识》杂志。这篇从“故纸堆”里翻出的文章里，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除个别词句译法作调整外，一般保持译者原貌。

我原拟在本文中叙述马克思家庭生活的时候，把很多个人的回忆来充实它的内容。

由于年代久远，特别是由于我最后见到外祖父的时候，我才12岁，我个人这些回忆，可惜是太模糊了。

尽管我这一生历经沧桑，可是有些事实，不知道怎样，至今还深深地镌在我的脑海里，成为难忘的回忆。

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外祖父曾带了我的哥哥约翰和我自己在香坡露森林中散步。这是一八八二年，奥香台村遍地是芦笋和葡萄，具有广阔的田野风光。马克思适于一八八二年七月来访问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父亲查尔·龙格原是巴黎公社委员，于一八八〇年末从流亡归来以后，我的父母就卜居于这个乡村。

在我最年幼的时候，外祖父对我就有恶劣的印象，我想他的恶劣印象是有合理的根据的，所以在我的回忆中，我对他始终没有抱怨过。原来我出生后的十八个月，据说我很贪吃，就是为了这坏脾气，外祖父特地为我题了一个绰号叫做“狼”。

有一天，我把生蒜头当做巧克力糖，塞在嘴里，使尽力气用小牙咀嚼，尽管搞错了，我还是继续吞咽下去，被马克思瞥见了，因此他就这样称呼我。

但在他给我母亲的一封信里，他对我的评价却又缓和了：

“替我向约翰，向哈里（我的二哥）并向‘好狼’致意。其实‘好狼’悬一个很乖的孩子。”

我随后在本文当叙述一下马克思和他外孙辈的关系。现在我想先对马克思的家庭生活作一番速写，而把他的政治生活撇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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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略提一下一八一八年，马克思生在居里城，还是原由法园侵占而归还普鲁士还不久的城市。

他的父亲出身于犹太族，祖裔原以犹太教法师传家，他的父亲改信基督教，因为他在执行律师业务上，可籍此得到更多的便利。

马克思十八岁时和燕妮·威斯特华伦订婚。她被认为是“居里全城最美丽的女郎”。她出身于萨克斯贵族不伦瑞克公爵后裔的家庭。

马克思与燕妮

外祖父初期的政治生活，为人所周知，因此略去不谈，我仅提一下他于一八四三年到巴黎，一八四五年从巴黎被驱逐出境（我的母亲在这时期出生，因此，就出生地而言，她是巴黎人）。

其后他住在布鲁塞尔，从那里他又被驱逐出境。一八四八年三月四日，他应由弗洛孔（Flocon）代表法国临时政府在同年二月二十四日发出的邀请信，重来巴黎。

那年四月，他看透了法国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二月革命又一次被资产阶级利用机会，篡夺了政权来反对工人阶级，于是他离开巴黎回到德国。

在德国举起革命的旗帜，进行激烈的斗争。直到反动派取得胜利，才重新被迫走上流亡的道踏。

一八四九年五月，他又到巴黎，那时，由保皇党为多数派而组成的“国民立法议会”正在开会。这次在巴黎仅一个月，他即接到通知限于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于是他在一八四九年六月末前往英国。在那一时期，英国成为全世界流亡者的避难所。从此他就在英国住下去，一直到逝世为止，凡三十四年。马克思在流亡生活中，虽被疾病所困，健康日益削弱（肝病，气喘常发，疥疮也不断发炎），向困苦的物质生活博斗，但他仍能不断进行他的著作，我应该提出这必须归功于恩格斯的支持。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友谊可与希腊神话中奥雷斯脱和皮拉地斯的友谊媲美，在历史上有不朽的价值。

伟大的友谊

恩格斯仅仅为了帮助马克思完成他的著作而献出他生平的大部分时间，被迫在曼彻斯特主持他父亲所设立的分公司，来从事对他说来是一件烦劳得很的行业。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支援，马克思和他一家势必饿死，这是没有疑问的。

我也愿在此提一下另一位人物，她在马克思的家庭生活中曾起了重要的作用。我所要说的就是可敬的海伦·德穆特，她的惯常称呼是莲娜。

海伦·德穆特

她在八九岁时就到我外祖母出生的威斯特华伦男爵夫人的家里，她从我的外祖母结婚到逝世，一直跟随着她到巴黎，到布鲁塞塞尔、到伦敦。她目睹小辈们有的出生，有的夭亡，作为他们的伴侣，和他们患难相共而经历着种种贫困，饥饿，悲惨的情况，服侍着孩子们、朋友们、赤贫无靠的流亡者们，把一切所有押在典当里，然后设法把面包陈列在餐桌上，经常熬夜缝衣、洗涤，并在床边照料病人。她在我脑中留下了令人深切感动的印象。

这一位可敬的妇人值得与马克思和他的夫人以及他的外孙哈里合葬于伦敦的海格特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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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略叙一下一个流亡者和一个流亡家庭在赤贫的情况下到伦敦的景象。从此，马克思和他全家开始遭受着贫困、艰苦和家属丧亡的生活。我只有摘录马克思给恩格斯信中的一段话，除此以外，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形容那时的情况。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

 “可怕的长夜，我妻在流泪，我实在不能忍受下去。”

而这个悲惨的景象没有再比外祖母一封信中一段话形容得更真切的了；

“我的丈夫几乎为了日常生活中最琐屑的烦恼而在这里垮下去。他为了维持《新莱茵报》而化费了几千马克。他承担了一切的负担。我曾到法兰克福去出卖银质餐具，这是唯一剩留下來的财产了。”

外祖母在同一封信中说：

“我身体虽衰弱得摇摇欲坠，我还得想尽一切节约的办法来养育第四个孩子。”

这孩子日夜不能睡眠。他得了急性痉挛病，而有时在病发的情况下，真伤透了可怜母亲的心。他嘴里所吮吸的全是血汗。

就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虽然马克思已付过二百五十台勒（德银币名），因而和女房东签订了租契，不久她却又撕破了租契，带了两个承发吏汹汹而来，硬把全部家具搬空，忍使可怜的外祖母和孩子们在光地板上席地而坐，孩子们受着凉，她的肺部则不断发痛。

她在信里继续写道：

“你不要以为我经不住日常生活痛苦的折磨而灰心。我知道得很清楚，在斗争着的不单是我们，而且在妇女中我还算是最幸运的一个，因为我亲爱的丈夫，我生命的支柱，还陪在我身旁。最使我伤心的事，就是一念到我的伴侣竟为了一举手之劳即可帮助他解决的日常琐屑问题，累得他忧虑难受。”

一八五〇年六月，马克思全家被房东逐出以后，起初暂寓在雷斯忒广场一家旅馆中，不久以后迁居迪恩路，那里居住的条件更可怜了，只有卧房一间和小书房一间，其中一间就必须同时做厨房、书房和客厅。

而生活的考验仍在继续下去。一八五一年，马克思在法兰茜斯卡诞生的时候写信给恩格斯道：

“同时，我妻刚才分娩，临盆经过良好，但她还是卧床未起，主要是为了家庭经济的理由，身体健康的理由还在其次。我现在家中真是一文不名，而小商人、肉铺、面包铺等的收款单则积压得很多。

“你一定同意这是一幕暂时有趣的场面，而我竟陷入这小资产阶级的‘泥沼’。菜市上还责备我剥削了工人，追求独裁。岂不可恨！”

一八五二年，这新生的小女孩夭折了。马克思在信中写道：

   “我们的小法兰茜斯卡于复活节患了严重的气管炎，可怜的孩子向死亡作了三天的斗争。她垮了。她的小尸体停留在小房间里。夜来了，我们把她移到大房间里，而我们则席地而卧。三个活着的孩子靠近我们躺着，我们则为这可怜的小天使而哭泣，她横陈一旁，巳经很冰冷，很惨白了。这亲爱的孩子是在我们最黑暗的贫困时期死的。

“我伤心之余，奔到一位法国流亡者那里。他出以最伟大的友情，立刻赠给我两个英镑。我们全靠这笔钱买棺木。

“她生时没有摇篮，而她最后安息的处所得来也很不容易。”

在一八五二年九月的信中写道：

“我妻病了，燕妮（我母）也病了，叶连则患着一种神经紧张的冷热病。我未能去请医生，现在也不能去请医生，因为我没有钱买药。

“我以面包和马铃薯供养全家已经八天，我今天能否再获得这些食品，还成问题。”

一八五五年一月，第六俩孩子诞生了。她叫杜茜（就是日后我的姨母爱丽娜·爱威灵夫人）。她脆弱得几乎每天要准备她夭折。几个月以后，马克思遭遇着生平最痛苦的一件事，原来他唯一的男孩子爱加，就是他称为墨希或“墨希上校”的，死在他的双手怀抱中了。孩子向死亡作挣扎已经几个星期了，马克思的书信反映出孩子病况忽好忽坏的变化。这年五月三十日，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疾病终于出现了肠痨的征象，这是我家的遗传病，医生都表示绝望了。尽管我想力持镇静，但我的心碎了，我的头昏眩了。孩子在病中没有片刻不表现他的特殊性格。他的性格是善良的，同時也是独立不羁的。”

他的确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就酷爱书籍这一点说，他很像他的父亲。

一八五五年四月十二日，可怜的外祖父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孩子是我家的生命和灵魂，他的死亡顿使我家感到空虚和寂寞。没有了这孩子，大家都惶然若有所失，实在无法以言语来形容。我巳经遭遇过种种困难，而在这时我才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一切都完了。勉强还可以告慰的是；从安葬那一天，我原来头痛如裂，观在却霍然而愈了。

“近日来我在遭遇着可怕的痛苦，始终支持着我的，就是一念到你和你的友情，我立刻想起我们两人还须在这世界上共同做一件有价值的事业。”

几星期以后，我的外祖母由于她的母亲逝世，承继了遗产数百个台勒，全家就得以在格拉夫顿广场安顿了一个比较卫生的寓所。马克思又遭遇了一个新生婴儿的夭折。

随着这死亡的情况是够悽惨的，对外祖父起了如此悲哀的印象，以致他“呆了几天，好像失去了知觉一样”。

从此以后，马克思和他一家除了丧事比较减少以外，依旧在长期的艰苦生活中坚持下去。

在他为《纽约论坛报》写特约通信的几年中，他的经济情况稍见改善，以后他重新陷于贫困，甚至在他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透露了他打算把他的孩子们寄养给朋友，把叶连·德姆特也予以解雇，夫妇两人想去住亭子间，而自己想找一个店铺收款员的位置来糊口。

一八六三年，马克思的母亲逝世，他因而得到了一笔小小的遺产。不久以后，他的老友威廉·伏尔夫逝世时遗嘱赠给他一笔小财产，因而他得以清偿所有债务，包括为了维持《新莱茵报》而欠的债务在內，于是他得以在身体健康所许可的范围内，专心进行他的科学工作。但他的健康情况未见改善，他的视觉竟有好几次濒于危险。

从这里起，马克思几乎年年患着脓疮，加上肝病经常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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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马克思怎样在物质的、精神的和多病的困难条件下，能够很好地进行伟大的任务，是有意义的。

我不想把这记录拉得太长，我仅指出马克思经常把整天时间，从上午十时至下午七时，消磨在大英博物院中，埋头阅读蓝皮书、议会文件、经济和社会研究等书籍，而整夜则在寓所中写作。

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

他有好几次企图靠写作生活，但一般地不可能找到出版商，而另一方面，恩格斯不允许马克思为了次要的工作，消耗他的時间，但鼓励他利用一切可以支配的时间，专心致志于他所计划的经济巨著的准备工作，为了这个目的，恩格斯向马克思献出了永久的援助。

但这援助还是不够的。

《新莱茵报》使他负担新的债务。

因此，从一八五一年起，他接受了为《纽约论坛报》写特约通讯的工作，使他不得不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一部分也归入他的主要科学工作的范围。他的论文对于近代通史和经济史有重要的贡献。

可惜，他的有关经济学的论文只有三分之一得到稿费，其余三分之二被出版方面作为废稿，从而认为不必付酬。

我应该说马克思忍痛接受了这吃力不讨好的文字工作。而他所得到的酬报还不足以赡养他的家庭。

一八五二年的大部分時间都花在科伦党员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逮捕事件，以及他们被控的诉讼上面。

马克思和他的伦敦友人进行营救运动，揭露这一审判案只是政府警察的诡计。

现在摘录外祖母一封信里的几段话，来反映马克思家里在那一时期的气氛：

“所有发往科伦的信件都在途中被截留，因此三个文件就需要复写八到十次。

“人们把所有一切都拋在我丈夫一人的身上，因此现在只剩我丈夫一人与警察作决斗了。

   “我家现已变为真正的通讯社了：有的人担任缮写，有的人在外面跑腿，有的人在捐募愈多愈好的‘便士’，以便供给缮写工作者的伙食。”

必须指出：沉重的工作负担几乎把马克思搞垮，而內容如此周详，深刻，见解如此卓越的著作“拿破伦第三政变记”恰恰是在这时期中撰写的。

也是在这时期，他闭户不出，因为他的衣服都巳押在当铺里了。

光阴像流水一般，年复一年，而物质艰难如故，疾病缠绵如故，工作也勇猛如故，尽管道样，他的伟大著作也告完成了，这是斗争家的著作，思想家的著作，创造家的著作，因为马克思不以局促于书房为已足，而把伟大的理论工作和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者不疲倦的行动双管齐下，同时并进。

尽管这样，他的寓所，特别是梅特兰公寓的寓所（第二次世界大时时不幸遭到纳粹匪帮空军的炸毀），当时却成为一切流亡者，一切英国或他国战士们的避难所。

我还能追忆在我幼年時期这一寓所的气氛。马克思和他的夫人，他的三位女儿住在那里。马克思夫人虽处于伤悼和贫困之中，依旧保持着慈祥的微笑，率同三个女儿招待客人。三个女儿就是燕妮、洛拉（以后是保尔·拉法格的夫人）和爱丽娜。这三人都是聪明而优秀的妇女，每人都值得个别写一篇传记。

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

马克思的女儿们都尊敬他，他也疼爱他的孩子，而他遭受的子女之丧，其情况之悲慘是可想而知的。

这位勇猛的斗士，在他心灵的深处，却蕴藏着深厚的文雅，仁慈，温柔和忠诚。

他和孩子们一起玩，好像他自己就是孩子们一分子，丝毫不考虑这会有损他的尊严。

在他寓所区域的道路上，人们称他为“爸爸马克思”，这位先生经常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方糖，来博得孩童们们的喜爱。

以后，他把这种感情灌注在他的外孙辈身上。他给我母亲的信中写道：

“给您并拾您的小伙子们很多的接吻。”

在每封信中，他总是讲到：

“现在您必须把约翰一伙们的情况和姿态给我一个详细的描写。”

在一八八一年一封信里，他给我母亲写道：“杜茜在恩格斯的帮助之下，刚把一箱给孩子们的圣诞礼物雇了一辆马车运到邮局包裹房。叶连要求我向你特別声明：给“哈里”
（马克思逝世不久后也夭亡了）的一件袍子，给“爱弟”（我自己）的一件袍子和给“巴”（我弟马尔赛）的一顶小呢帽都是她赠送的。洛拉也给“巴”一件蓝色小衣。而我呢，刚把一套水手衣服送给我亲爱的约翰。妈妈在她临终前几天，还向洛拉讲述以前你和我领了约翰到巴黎去为他选购一件衣服，使他穿了活像一位小型的“资产阶级绅士”①因而她很高兴地笑起来。”

在我们中间，约翰和马克思接触最多，因为他是长孙。

在他给我母亲的另一信中写道：

“以下转告约翰，昨天我在梅特兰公园散步，一位重要人物——公园的司阍靠近了我，向我询问约翰的消息。”

他常用别致而可爱的字句来谈到他的外孙辈：

“现在替我多多地接吻，吻着约翰、哈里和尊贵的“狼”。至于那位“伟大的不可知”，我却不敢对他这样放肆。”（原来这是指我弟马尔赛，生于一八八一年四月，那时马克思还未见过他。）②

我只有摘录他在外祖母逝世后不久，写给我母亲信中的最后一句话，除此以外，无法再更好地说明他对于外孙辈的情感了：

“我很希望能在您身旁过些好日子，克尽我作为祖父的职责。”

可惜马克思不能达成他的愿望。

疾病的缠绵使他精神憔悴，夫人的死亡更使他悲伤过度，十三个月以后，即一八八三年一月，又遭受他的长女，即我母燕妮·龙格夫人之丧。由于长期的痛苦和贫困，加上这最后的打击，一位为无产阶级解放而献出他的一生，为人类幸福而奋斗到最后一次呼吸的伟大天才人物就于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逝世了。

正如恩格斯在他的墓前所致的悼词所说：

“他的声名与著作将垂世而不朽！”

①“资产阶级绅士”是法国十七世纪著名作家莫里哀所编写的剧本主题。

②本文没有提到马克思尚有一位外孙女，系本文作者的幼妹，亦名燕妮，生于一八八二年九月十六日，出生后仅四个月，母亲燕妮，能盖夫人即逝世，又两个月，马克思也逝世。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法国“人道报”消息，马克思的外孙女——燕妮·龙格已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殁于巴黎，享寿七十岁，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曾往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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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德加尔·龙格（Edgar Longuet）。原载于激流网会刊《红色年华》2014年第三期，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卢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