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不喜欢这个答案,一般来说,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历史知识,也对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强者恒强规律缺乏认识,更提不出像样的观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会偷偷地举报。
那时的经济不正常,是战备状态的经济,按照和平发展的眼光看未必经济,但是有战略意义。
一个国家,从农业国进化为工业国,如果没有海外殖民地,又没有外援的话,就需要自己勒紧裤腰带积累。这个过程很艰难,剩余产品很少,生产效率低下。与当年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人多地少,山地、丘陵多,化肥不足,剩余粮食少,靠本国农业积累尤其艰难。
如果要加速发展,就需要先发工业国的援助。以本国的农产品换取先发工业国的制成品,尤其是工业母机。或者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与先发工业国的资本结合,以较高的生产效率生产,同时获得生产技术。
1970年的中国
前者是中苏蜜月,后者是中美蜜月。作为战略盟友,苏联、美国的要求是在关键时刻,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的要求是经济合作,也就是当年苏联帮助中国兴建的156项工程和四三方案。
中苏蜜月,在1950年代末终结,中美蜜月,在1970年代初开始。
前者终结的原因,是苏联在二战中损失的人力资源获得恢复,赫鲁晓夫在党内,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地位巩固,中国触碰到苏联设定的技术天花板。这时,赫鲁晓夫要把中国整合成卫星国,中国希望成为独立的一极。于是,分道扬镳。
后者开始的原因,是美国经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发现凭借自己的实力,无法对抗苏联,甚至保留立足点都难。反之,如果把美国的装备与中国人口结合起来,那就是可以征服世界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与这样的国家长期交战,都会极大消耗国力,最终难免崩溃。
中苏蜜月,中美蜜月的背后,都是大国博弈。
有没有资格参与博弈,并要求对应的报酬,要看本国实力。说到底,就是军事力量。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集中力量发展两弹一星、三线、核潜艇,在一个很穷的国家搞这些烧钱的项目。
不仅如此,当时中国并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大量新增人口在16岁以前,都是消耗者。与1980年代,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之后两夫妻供养一个孩子相比,那时两个夫妻往往要供养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明显偏低。不过,不能忘记的是,人口是重要的战备资源。
当年,毛泽东曾经想和美国合作,但是国力太弱,没谈下来,司徒雷登走了,毛泽东一怒之下,写下《别了,司徒雷登》。
到了1970年代,中国有了核弹、三线工程、弹道导弹、相对落后,但是数量庞大随时可以接受美国或者苏联装备升级的准现代化军队和数量更惊人的民兵组织。
这时,如果中国与苏联合作,美国在东亚、东南亚,就难有立足点。如果中国与美国合作,就可以极大地牵制苏联,拖垮苏联。事实上,拖垮苏联的阿富汗战争,就是中美合作的结果之一。
两个超级大国,谁进攻中国,谁会被拖垮,联手进攻中国,也占不到便宜,很可能拖垮本国,给另一个超级大国机会。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美之间开始了合作,中国工业化开始再次进入加速过程。四三方案引进的化肥、化工、钢铁项目,让中国进入了加速阶段。尤其是四三方案,让中国农业进入石油农业阶段,彻底结束了几千年来困扰中国的人的粮食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年不勒紧裤腰带,没有成为独立一极的实力,基辛格会不会来呢?如果来,会以什么价码来?如果不能成为独立的一极,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有多大发展空间?
反过来看,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国、落后的工业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把大量的资源用于与直接提供生活水平相对无关的领域,最终达到能够拖垮一个超级大国的水平。期间支付的代价,自然远远超过相对发达国家,更超过那些抱美苏两国大腿的小国。从今天的角度看,当然可以批评当年的经济机构不合理、工业结构不合理、国防开支过高、人民生活困难。
这是一种剑走偏锋的发展模式。
一国的发展,其实是在国际舞台上跳舞。
如果承认市场经济的主导权在强者,自由交易会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话,就会知道弱国与强国合作以前,必须首先争得与强国讨价还价,改善本国在国际经贸合租中分配权的权力。只有拥用这样的权力,才能保证本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有机会获得足够的物质回报和发展方向的自主权,进而获得不断积累良性发展的机会。
获得这种权力,要依靠本国军队。然而,对一个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建立一支准现代化的军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越是后发国家成本越高。
所以,许多希望成为独立一极的国家,都要经历类似的过程。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勒紧裤腰带发展现代化的海军,争夺海外殖民地加速本国发展。不过,今天没有人指责日本工业化起步阶段,那段艰苦的过程。他们只看到今天日本投靠美国,成为美国全球体系一环之后,相对安逸的生活。
关于司徒雷登的事情,说几句:
当时,中共的要求,是希望司徒雷登北上。国民党政府仓皇逃窜时期,司徒雷登北上,就意味着美国政府承认中共的合法性。承认合法性,就为中美建交,美国和国民党断交,中美开展经贸合作铺平道路。
司徒雷登的要求,是保证美国在华既得利益。司徒雷登回忆录里多次提到这点。也就是说,如果中共答应保护美国在华既得利益,那么司徒雷登就可以考虑北上。
中共没同意。
没同意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第一,美国资本当时已经深入中国内地,美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如果同意保护美国在华利益,那么中国本国工业就难以发展,金融主权难以控制。
第二,美国是移民国家,如果各地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加入美国国籍,那么如果承诺不伤害他们的利益,怎么改善多数人的处境?
第三,不触动这些人的利益,新政权怎么可能巩固?看看今天的香港就明白了。
第四,如果同意了美国的要求,那么其他国家的既得利益要不要保护?明确地说,要不要收回苏联在东北的权益?怎么收回?
第五,如果答应了司徒雷登的要求,那么不过是一个新的买办政权替代一个旧的买办政权,解放还有什么意义?谁还会支持新政权?农民不会,应为他们无法获得经济解放。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们也不会,因为他们会投靠美国。这样的话,新政权还能存在多久?
最终,司徒雷登没有北上,中共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建设新中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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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生。责任编辑:卢淼)
中国和苏联分道扬镳,是对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发生了路线分歧,是苏联本身变质的结果。这篇文章读下来的感觉,是中国为了当老大,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国际共运的团结。
中美的结合,是中国考虑整个国际共运的前途,遏制苏修的战略决策,这篇文章根本看不到这一点。
脱离阶级,脱离对路线的理解,只有地缘政治,再怎么强调60-70年代经济的成就,也是对主席时期中国的污蔑!!
编辑,务必提高自身理论!!搞清楚这些文章后面的实质!!
你的一个错误,造成的是对别人的误导!!
激流的大部分文章都很好,也是一个很好的供我们学习的平台,期待以后要尽量避免这种问题,做得更好
1960年–1970年,这是个特殊的特定时间段,不能用“建设社会主义发生了路线分歧,是苏联本身变质的结果”来定义。简言之,在此前后不同期间里,前者拒美国是为捍卫国家民族新政权的主权与利益、批苏联则是在维护国家民族新政权的主权尊严之上,为整个国际共运的发展作出的伟大英明决断和超越性的贡献。其后,风起云涌日新月异变幻的国际形势,也正是发于这个决断、贡献的青萍之末基础上,才逐渐产生、演变并发展为席卷全球、势不可挡、大有摧毁刷新世界格局的洪流。这一切,都正是出现在1960–1970年这一特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时间段里;而这十年经济上的成就,她恰恰是中国在世界人类史上最为辉煌、绝无仅有、无与伦比的成就,其意义、其影响、其作用、其……早以穿越了经济本身所能概括全部意义,是前无古人可与比肩的伟大。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国家太穷、太落后,不能不勒紧裤腰带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把大量的资源用于与直接提供生活水平相对无关的领域,为鼎立世界成为一极而破釜、而背水,那么,如今人们看到的世界,兴许已经是无产阶级最后解放自己的风雷激荡了。
修正一点:对于这个当年出现的特定时间段,人们可以以学习、研究、探讨、总结等各种名目对其事实上存在、发生的“经济机构不合理、工业结构不合理、国防开支过高、人民生活困难”种种不足、不周进行评价、评论、评述、评说、评判,但绝不可以批判。历史就是历史。不能重复,也不可能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