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如《新青年》的一篇文章所指出：“他们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不仅“一班脑筋简单的青年见了，必定为他所惑，对于社会主义不肯加以研究，就是一班欢迎社会主义的青年见了，也未必不呈一种徘徊歧路和裹足不前的状态”。因此，张、梁的文章发表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新青年》和《共产党》连续发表反驳文章，给予他们坚决的回击。
一九二0年暑假，李达从日本回国以后不久，就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积极投入了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斗争。
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分子，大肆贩卖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基尔特是英文行会的音译。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行会社会主义．是将国家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揉合一起的旨在抵制社会主义革命的改良主义理论。罗素和杜威在中国讲演时都曾宣扬过这种反动理论。一九二0年十月，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讲演。张回到上海后，于十一月六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接着又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等文。他学着罗素的腔调，公开宣称：“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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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的这一反动主张刚一抛出，就遭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迎头痛击。李达用江春的笔名写了《张东荪现原形》一文。李达说：张东荪“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是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间的东荪，与后一瞬间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原来他是一个假社会主义者，“东荪自己把假面具揭破了”，“现出原形”。李达这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者对张东荪假社会主义开始反击的头一枪。不久，李达为了从根本上驳倒假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有关原理，又写了《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底商榷》两篇重要文章。文章首先对社会主义的真义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由劳动者自由组织联合会，共同制造货物。”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就表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否定几千年来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接着，李达愤怒地痛斥了张东荪一类“走狗学者”的假社会主义。他说：“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呼声，在中国大陆一天一天的高了。有许多走狗学者也讲起社会主义来了。可是，他们只是口头讲，心里未必赞成，也只是胡乱地讲，却未必十分懂，恐怕这班不久便会连口头赞成都要取消。”“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李达还批驳了他们所谓中国无地主资本家、没有阶级区别、不能提倡社会革命的谬论，指出：中国不仅有国际资产阶级、而且有本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对中国无产阶级进行最严重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农村中“富者田连阡陋，贫者土无立锥”，“地主、佃户两阶级”尖锐对立。“社会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劳动者不饿死不冻死，不受资本家的压迫，因此“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
研究系分子在他们的谬论遭到批驳以后，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一九二O年十二月十五日，张东荪在《改造》杂志上抛出了《现在与将来》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反社会主义观点。这篇文章发表不久，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梁启超随即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长篇论文。他竭力支持并进一步发挥和补充了张的反社会主义观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抵制社会主义运动的改良主义纲领。张、梁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革命，反对工人运动，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他们的目的是继续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阻止把中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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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张东荪的谬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是极端有害的，正如《新青年》的一篇文章所指出：“他们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不仅“一班脑筋简单的青年见了，必定为他所惑，对于社会主义不肯加以研究，就是一班欢迎社会主义的青年见了，也未必不呈一种徘徊歧路和裹足不前的状态”。因此，张、梁的文章发表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新青年》和《共产党》连续发表反驳文章，给予他们坚决的回击。在这场反对假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李达是一员坚强的主将。
一九二一年五月，李达发表了长达一万三千多字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的论文，这是一篇讨伐假社会主义最有份量的战斗檄文。
李达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实质上就是“表同情于资本家的与表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之争，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方面”之争。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是“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篇代表作。李达的文章就是针对这篇文章写的。李达明确指出：“我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是最有力的论敌，所以借着这篇文字作一个x光线，窥察梁任公自身和梁任公所代表的知识阶级中一部分人总括的心理状态。”李达对假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体系作了全面系统的批判。
第一，批判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提倡社会主义的谬论。
梁启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与欧美不同，中国“实业不发达”、“产品贫乏，无法均产”，中国“无劳动阶级”，“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李达针对这种谬论指出“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但“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因此，“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不能因为“中国现时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而改变，它也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
第二，痛斥了所谓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奖励”资本家“开发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
梁启超认为，奖励资本家“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使“游民”有工可做，才是中目的唯一出路，胡说只有先通过这个办法“造成”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才有“凭借”。针对这种谬论，李达指出：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开发实业，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开发实业，什么是中国的真正出路。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作了分析和对比，指明了世界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章说，“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
第三，揭露了所谓“矫正资本家”，“务取劳资协调”的阴谋。
梁启超声称要“唤起”资本家的“觉悟”，去“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以缓和劳资两阶级之矛盾，企图把社会主义运动纳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轨道。对此，李达尖锐指出；社会主义运动是要“完全撤废”“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个“现社会中万恶的根源”，而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只是“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劝诱”资本家“宽待劳动者”，只能使劳动者永远“呻吟于资本家的掠夺支配之下”，资本家是决不能靠空话“劝诱”就会觉悟的。“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的损失，而可以安稳的扩张资本势力，换句话说，即是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这就揭露了梁启超打着“矫正资本家”的幌子麻痹工人阶级的阴谋。
第四，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原理。
在对假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李达对社会革命的含义、社会革命的根源和目的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及手段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
李达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就是使社会的组织完全解体的意思”，即破坏和清除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和发展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现由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变革。他又指出：“社会革命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行的革命。”“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任何社会形态的变革，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
李达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和社会革命的目的，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用种种手段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革命的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即推翻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李达着重论述了实行社会革命的根本手段，明确指出：要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概括的说起来，就是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为了揭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李达深入分析比较了议会政策、工会运动和直接行动三种不同的具体手段，认为：议会斗争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无产阶级的议员要想在议会中通过一项除去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是断然办不到的”。工会运动也“不能算作社会运动唯一的手段”。只有“直接行动”才“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所谓直接行动，“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通过上述三种手段的分析比较，他得出结论：“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而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他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务必努力到：“一、网罗全部劳动者、失业劳动者，组织社会主义的工会，为作战之训练。二，培养管理支配生产机关的人才。三、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四、社会党人不与现政党妥协，不在现制度下为政治活动，要行有效的宣传为具体的准备。”这里不仅阐发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而且指明了建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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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时期开展的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是关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造中国采用革命的方法还是采用改良主义方法问题的大争论。在这场大争论中，李达最早参战，发挥了先锋作用和骨干作用。在争论中，陈独秀汇编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一书，写了《社会主义批评》在《新青年》上发表，李大钊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何孟雄发表了《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什么方法？》，在法国的蔡和森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这些文章着重指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学习俄国共产党，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李达和他们一起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剥开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伪社会主义画皮，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保卫了社会主义旗帜，促进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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