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特金 | 列宁印象记——妇女、婚姻和性的问题

列宁同志经常跟我谈起妇女问题。他显然非常重视妇女运动，认为这是群众运动中的重要部分，并且在某种情况下是具有决定性的部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妇女的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当然是个不需要讨论的原则。1920年秋，在克里姆林宫内列宁的大书房里，我们第一次对这问题作了长谈。列宁坐在他的写字台前，台上满是文件和书籍，这说明了他在进行研究和工作，而并没有显出“天才的杂乱”。

蔡特金 | 列宁印象记——妇女、婚姻和性的问题-激流网列宁

“我们必须在明确的理论基础上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国际妇女运动，”列宁向我问好后开始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没有好的实践，这是清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原则极其明确。我们自己与其他一切党派之间必须有明显的区别。可惜我们第二次世界大会没有处理这个问题。问题提出过，但没有作出决定。这问题还在一个委员会搁着。它应该作出决议、提纲、指示。但直到现在，它还没有多大进展。往后你得帮一下忙才好。”

我早已从另一方面听到过列宁所说的事情，并对这种情况表示惊奇·我渴慕俄国妇女在革命中做过的以及为了保卫革命和进一步发展革命而还在做着的工作。以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女同志的地位和活动来说，我认为那是一个模范党，完全是一个模范党。它单独就组织了一个由能干的、有训练的和有经验的力量构成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并树立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范例。

“不错，说得很对很好，”列宁带着安详的微笑说。“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这里，在其他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无产阶级的妇女在革命时期干得很出色。如果没有她们，我们就不会胜利。或者几乎不会胜利。这是我的意见。她们那时多么勇敢，她们现在还是多么勇敢呵！想想她们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和损失吧。她们仍在坚持下去，因为她们拥护苏维埃，因为她们要自由，要共产主义。是的，我们无产阶级的妇女是杰出的阶级战士。她们值得赞美和热爱。而且人们必须承认，甚至彼得格勒的‘立宪民主党’的太太小姐们，反对起我们来都比容克地主勇敢。这是确实的。我们党内有着可靠的、能干的和不倦地活动着的女同志。我们可以派她们到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以及各种公共事业方面去担任许多重要的职务。她们有许多人在党内或在无产阶级群众、农民、红军中间日夜工作。这对于我们是很有价值的。对于全世界的妇女也很重要。这显示出妇女的能力，她们的工作在社会上的巨大价值。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是确立妇女社会地位完全平等的真正的先驱。它正在扫除着社会的偏见，比许多卷发扬女权主义的书效力还大。但即使这样，我们还缺少我们必须要有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妇女运动。我们必须立即开始发动起来。没有这种运动，我们共产国际及其各国党的工作就不是完全的工作，就决不会完全。但我们的革命工作是非完全不可的。请你告诉我，国外的共产党的工作现在进行得怎样了？”

我尽我当时所知道的告诉了他，因为那时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松弛和不规则的。列宁把身体略微向前倾，毫不厌烦、毫不焦躁或毫不疲倦地专心静听着，连一些琐事也不肯放过。我从来不知道有谁比他更善于倾听，有谁能象他这样把听到的话迅速地整理好，并认识到它的总的联系。这从他有时以简短而往往非常明确的问题来打断我的话，从他以后重新提到谈话的某一细节，可以看出来。他作了一点简略的笔记。

当然，我特别透彻地谈到了德国的情况。我告诉列宁，罗莎·卢森堡怎样重视把最广泛的妇女群众带到革命斗争中来。共产党建立之后，她就催着要出版一种妇女的报纸。在我和利奥·约吉希斯——他被暗杀前两天——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我们讨论了党的当前工作，他把各种任务移交给我，其中包括组织女工的工作计划。党在第一次秘密会议上就处理了这个问题。在战前和战时出名的有训练的、有经验的妇女宣传家和领袖，几乎毫无例外地属于两种色彩的社会民主党，并正在领导着觉醒的积极的女工。但是精力很充沛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同志的小小核心已经聚集起来，她们参加了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和斗争。她们已经在女工中间组织了正规的工作。自然，一切事情还只是开了个头，但毕竟这是个很好的开头。

“不坏，的确不坏，”列宁说。“女同志的精力、自我牺牲精神和热情，她们在秘密时期和半秘密时期的勇气和智慧，为我们工作的发展开辟了良好的前途。在扩充党和加强党的力量、争取群众和开展我们的活动时，她们都是宝贵的因素。可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男女同志在原则的明确性和训练方面如何呢？这对于群众工作是特别重要的。这对于同群众有切身关系的事情，对于如何争取群众和如何提高其热情，也有极大影响。我一时想不起谁说过这样的话：‘要想完成伟大的事业，必须富有热情。’我们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有着真正伟大的事业需要完成。那么怎样才能使你的同志们，德国无产阶级的妇女，富有热情呢？她们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如何呢？她们的兴趣、她们的活动是否集中在当前的政治要求上？她们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什么上面？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从俄国和德国的同志们方面听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我必须告诉你。据说汉堡一个有才能的女共产党员正在出版一种供娼妓阅读的报纸，要组织她们作革命的斗争。罗莎在一篇文章里支持了解放娼妓的运动，这是她这个共产党员的人道主义的感觉和行动。因为那些娼妓在于她们的悲惨的职业时动辄因违犯警章而被关禁起来。她们不幸地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双重牺牲。第一是它那可恶的财产制度，第二是它那可恶的道德上的伪善。这是明显的。只有残忍的和目光短浅的人才会忘记这一点。然而，把娼妓当作——我该怎么说呢？——一种特殊的战斗的革命阶层，把她们组织起来，为她们出版一种职业的报纸，这完全是另一回事。难道在德国真的就没有其他的劳动妇女可以组织，可以为她们发行一种报纸，并且必须把她们吸引到你们的斗争中来吗？这里问题是一种病态的赘疣。这强烈地使我想起把每一娼妓画成甜美的圣母样的那种文艺形式。那种形式的起源本来也是健全的：社会的同情，对那体面的资产阶级假装正经的反抗。但健全的东西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败坏和堕落了。

“况且，娼妓问题将在我们这里引起许多严重的问题。让她们回到生产劳动中去，使她们参加社会经济生活。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可是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的条件下，在现有的整个情况下，这是个不容易完成的复杂工作。你在这上面可以看到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充分显示在我们面前并要求实际解决的妇女问题的一斑。这就使我们在苏俄这里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可是现在再来谈谈你们在德国的特殊情况吧。党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应该对自己党员方面这样有害的行径袖手旁观。它制造混乱，分散力量。而你自己，你曾采取什么行动来反对它呢？”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列宁就接着说：“克拉拉，你的罪状还不止这些。我听说性和婚姻问题是女同志在晚间阅读和讨论时所谈论的主要问题。它成了人们关心的、政治训练和教育的主要问题。当我听到的时候，我简直疑心我听错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受着全世界反革命势力的包围。德国本身的形势则要求尽可能地集中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力量，来击败日益猖獗的反革命。但积极的女同志们却在讨论性的问题，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结婚形式问题。她们以为在这些问题上启发无产阶级妇女，是她们最重要的责任。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的小册子，据说是一位年轻的维也纳女同志写的论性问题的那本小册子。多么荒唐呵！这里面正确的道理，工人们早就在倍倍尔的书[1]里读到过。不过倍倍尔写得不象这本小册子那样讨厌、那样无聊，而是有力地、辛辣地、积极地反对着资产阶级社会的。

“小册子引用弗洛伊德[2]的假设，看来似乎是‘有教养的’，甚至是科学的，但实际上是粗劣的卖弄。弗洛伊德的理论目前也是一种时髦的东西。我怀疑文章、论文、小册子等等里的性的理论，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社会肮脏土壤中所滋生的那一种特殊著作里的性的理论。我怀疑那些象印度的圣徒注视着自己的肚脐眼儿那样总是注视着性的问题的人们。据我看来，这些主要是假设、而且往往是十分武断的假设的多得不得了的性的理论，起因于个人的要求，即想在资产阶级道德面前证明个人在性生活上的变态或亢进是正当的，并想恳求它的容忍。我觉得对资产阶级道德的这种伪装的尊崇，和乱谈有关性的问题一样，是引人反感的。不管这举动看来多么狂放、多么革命，归根到底它还是十足资产阶级的。这主要是知识分子以及与他们最接近的那些阶层的爱好。在党内，在有阶级觉悟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内，没有它的地位。”

我在这里插嘴说，性和婚姻问题，在私有制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引起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妇女所要遇到的多种多样的问题、冲突和苦痛。战争及其后果又已大大地加剧了妇女正是在性的问题上的冲突和痛苦，暴露了以前对妇女隐瞒着的问题。此外还加上已经开始的革命的影响。感情和思想的旧世界已经开始动摇了。旧的社会关系在发生混乱和破坏，有在人与人之间开始形成新的关系和看法的趋势。对于这些问题感到兴趣，正表示需要启发和重新明确方向。这也表明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虚假和伪善的一种反应。婚姻和家庭的形式在历史中的变迁，以及它们对经济生活的从属关系，可以用来破除劳动妇女心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永恒不变性的迷信。她们一旦对那些问题抱有批判的、历史的态度，那就一定会导致无情地检查资产阶级社会，揭露它的本质及其效果，其中也包括谴责资产阶级社会的性道德的虚伪性。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是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来分析显著社会现象，就一定会进而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及其财产基础，结果一定会认识到，“迦太基非摧毁不可”。[3]

列宁笑着点点头。“可不是！你正是你们女同志和你们党的辩护人！当然，你的话是对的。但它只是原谅在德国所造成的错误，却没有证明那些错误是正当的。错误是，并且依然是错误。你能真正认真地向我保证，在晚上的读书和讨论会上，性和婚姻问题是从成熟的、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讨论的吗？这需要深刻的、广博的知识，用最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掌握大量的材料。现在你能从哪里找到合格的力量呢？假如他们存在的话，那么象我刚才所讲的那种小册子就不会用来作为晚上阅读和讨论的学习材料了。现在对那些小册子是散发和推荐，而不是加以批判。这种无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将产生什么结果呢？结果是性和婚姻问题没有被当作巨大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来理解。恰恰相反，巨大的社会问题倒好象是性问题的一部分，性问题的附属品了。主要的事情变成了附属的事情。这不仅妨害了对那问题本身的澄清，而且搅乱了一般无产阶级妇女的思想和阶级觉悟。

“此外还有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聪明的所罗门[4]早就说过，凡事皆有其时。我问你：现在是以男女间相互怎样恋爱和怎样求婚的讨论来成月地取悦于无产阶级妇女的时候吗？当然，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不同的民族那里——都有自豪地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现在必须使女同志和劳动人民中妇女的思想都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在婚姻和两性关系上就会创造出真正革新的基础。目前，其他问题确实比澳洲黑人的婚姻形式和古代的血亲交配的婚姻更为迫切。苏维埃的问题仍旧列在德国无产阶级的议事日程上。凡尔赛条约及其对劳动妇女的生活的影响，失业、降低的工资、捐税和其他许多事情。总之，我坚决认为，对无产阶级妇女的这种政治的、社会的教育是错误的，十分、十分错误的。对于这种情形你怎么可以一声不响呢？你必须运用你的威信加以反对。”

我告诉我那激动的朋友，我不是没有批评和抗议过各个地区的领导的女同志。他自己也知道，一个预言家是永远不会为他本国人或家中人所承认的。由于我的批评，我曾使自己遭受“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和旧式庸俗作风的浓厚残余”这种攻击。但批评终于发生了效力。性和婚姻问题不再是学习班和晚上讨论的中心问题了。可是列宁进一步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在这方面也曾有许多人骂我作风庸俗，尽管这是我也厌恶的。其中含有这么多的伪善和心胸狭隘。算了，我心平气和地忍受下来了！刚从资产阶级观点的蛋里破壳而出的黄嘴小鸟总是聪明得出奇的。我们只好让它去。青年运动也不健康：它在对性问题的态度上感染着‘摩登病’以及对这类问题表现出一种不正常的过分关心。”列宁讽刺地强调了“摩登”这个词，并且说的时候皱起了眉头。他接着说：“我听说性的问题也是你们青年团体所喜欢研究的东西。认为还缺少足够的演讲员去讲述这个问题。这种错误的想法在青年运动中是特别有害、特别危险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助长他们有些人在性生活上过分兴奋和过分热中，造成青年人健康和体力的亏损。你也必须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妇女运动跟青年运动有不少接触的地方。在所有的地方，我们的女同志必须同青年们有系统地实行合作。这是母爱从个人范围到社会范围的继续、扩大和发扬。必须鼓励妇女们的一切觉醒的社会生活和活动，她们才能拋弃自己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心理的限制。而这不过只是顺便说说而已。

“而且，在我们那里，关于性的问题，大部分的青年都渴望着‘改变资产阶级的概念和道德’。我必须补充一句，那是我们大部分最优秀、真正最有希望的青年。你以前讲的话不错。在战争的后果和已经开始的革命所创造的条件下，旧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在社会的正在崩溃的经济基础上消失了，并且丧失了它们的约束力。新的价值正在斗争中慢慢地具体化起来。在人与人之间的、男女之间的关系上，感情和思想正在逐渐革命化。在个人的权利与整体的权利，也就是个人的义务之间，正在树立起新的界线。这问题还在极端混乱中酝酿着。方向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倾向的发展力量，还不能看得十分清楚。这是一种迟缓的而且往往是很痛苦的消亡和成长的过程。特别是在两性关系、婚姻和家庭的范围内。资产阶级婚姻的腐朽、堕落和肮脏，连同它那离婚的困难、它给予男子的自由、它对于妇女的奴役，以及性道德和性关系的令人作呕的伪善，使那些最有才智的和最优秀的人们心中充满着极大的憎恶。

“资产阶级婚姻的束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亲属法，加强着这些弊害和冲突。这是‘神圣财产’的力量。它尊崇贪财、堕落和淫猥。而其余的一切则有诚实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的伪善来加以尊崇。人们正在开始对那盛行着的腐败和虚伪提出抗议。个人的情感迅速地起了变化。当强大的帝国在动摇，旧的统治形式在崩溃，整个社交世界在开始没落时，追求各种享乐的欲望和冲动很容易地得到无所拘束的力量。性和婚姻的形式，在其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和婚姻方面的革命临近了。妇女和青年心中会充满着由之产生的这些十分错综复杂的问题，这是容易理解的。二者在目前性的混乱的情况下特别感到痛苦。他们正在以他们青年的一切激烈的举动起来反抗。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没有事情比对青年去宣讲僧侣的禁欲主义和肮脏的资产阶级道德的尊严更错误的了。当性在身体上表现得最明显的年龄，如果性成为主要关心的事，那就很为不妙。那真有致命的影响呵！……

“青年人对性生活问题的态度的改变，当然是以一种‘原则’或理论为根据的。他们有许多人认为自己的态度是‘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而且他们确实相信是那样的。这并没有使我们老年人感到佩服。虽然我只是一个阴郁的‘禁欲主义者’，青年人的、有时是老年人的所谓‘新的性生活’，据我看来，却往往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妓院的扩充。这同我们共产党人所理解的恋爱自由，毫无共同之处。你一定知道那著名的理论，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和爱情的需要，将象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这种杯水主义已使我们的一部分青年人发狂了，完全发狂了。这对于许多青年男女是个致命伤。信奉这个主义的人硬说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我得谢谢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它把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的一切现象和变化，都直截了当地归诸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完全不是那样的简单。有一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很久以前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就已指出这一点来了。

“我认为这个出名的杯水主义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且是反社会的。在性生活上，不仅应该考虑到单纯的生理上的要求，而且也应考虑到文化的特征，看它们究竟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恩格斯在他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把一般的性的冲动发展和提炼成为个别的性爱，是何等重要的事。两性间的相互关系，不单是社会经济与一种生理上的需要之间变动的表现，而那种需要根据生理学的考察，跟思想是没有关系的。要想把这些关系本身的变化，脱离同整个意识形态的联系而直接地追溯到社会的经济基础，那是唯理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自然，渴是要满足的。但难道正常环境下的正常人会爬到街上去喝那里的脏水，或者从那沾有许多人的唇脂的脏杯子里喝水吗？最重要的还是社会的方面。喝水当然是个人的事情。可是恋爱牵涉到两个人的生活，并且会产生第三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这一情况使恋爱具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社会的责任。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毫不同情杯水主义，虽然它负有‘爱情解放’的美名。无论怎样，这种爱情解放，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你会记得，特别在十九世纪中叶，在文艺作品里曾把它鼓吹为‘心灵的解放’。在资产阶级的实践中，它变成了肉欲的解放。那时的说教本领比现在强，至于实践，则我难于判断了。我并不想用我的批评来鼓吹禁欲主义。丝毫没有这个意思。共产主义不会产生禁欲主义，只有生活的快乐、生活的力量，而这些都是从得到满足的恋爱生活产生出来的。但据我看来，目前在性的问题上普遍的亢进，不是给予而是剥夺了生活的快乐和力量。在革命时代，这是有害的，非常有害的。

“青年人特别需要生活的快乐和力量。有益于健康的运动、体操、游泳、远足、各种身体锻炼和多方面的智力上的兴趣。尽量共同的学习、研究和调查！这要比那关于性问题的永久不变的报告和讨论以及那种所谓‘充分享受人生’，更于青年有益。健全的身体，健全的精神！既不是僧侣，也不是唐·璜[5]，更不是德国庸人的中间态度。你认识年轻的X．Y．Z．同志吗？一个极好的青年，非常能干。可是我仍然怕他不会有什么出息。他几次三番地闹着恋爱。这对于政治斗争、对于革命是不相宜的。我不信任那些把个人的风流事件同政治混淆起来的妇女在斗争中的可靠和耐性。也不信任那些追在女人裙子后面并给每个年轻妇女迷住的男子。不，不！那是同革命格格不入的。”

列宁突然离开椅子站起来，用手敲着桌子，在室内走了几步。

“革命要求力量的集中和加强。从群众也好，从个人也好。象这种对邓南遮[6]的颓废的男女主角说来是司空见惯的放荡情况，却不是革命所能容许的。性生活的淫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是衰颓的现象。无产阶级是个正在兴起的阶级。它不需要利用麻醉剂来谋陶醉或刺激。要象少用酒精一样地少用性欲的放纵来求得陶醉。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都千万不要忘记资本主义的耻辱、丑恶和野蛮。它从阶级立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得到最强烈的斗争动力。它需要的是清彻明朗、清彻明朗，还是清彻明朗。所以我重说一遍，不要削弱力量，不要浪费力量，不要破坏力量。克己自律，即使在恋爱上，也不是奴隶主义。可是请原谅我，克拉拉，我的话跟谈话的出发点离得远了。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我的舌头使我说远了。我深切地关心我们青年的前途。这是革命的一部分。假如出现有害的倾向，从资产阶级社会蔓延到革命的世界——象许多野草的根那样蔓延着——那就最好及早跟它们斗争。这样一些问题也都是妇女问题的一部分。”

列宁的话讲得很兴奋、很有说服力。我觉得每一个字都是从他心里发出来的，而他面部的表情更加强了那种感觉。有时，一个有力的手势强调了一种思想。我感到惊异的是：虽然列宁面临着极其重大的政治问题，他却还能这样专心地注意到次要的问题并加以分析。不仅在苏俄而且在至今仍属资本主义的国家发生的一些问题。作为象他那样的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了解不论在什么地方和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个别事物，了解它同伟大与全体的关系以及它对它们的意义。他的生活意志和他毕生的目的，象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那样专心致志、不可动摇地只指向一件事：促进作为群众的事业的革命工作。所以，他无论评价什么事情，都要看它对革命的自觉动力的影响如何。因为他对国内的革命也好，对国际的革命也好，总是充分顾到各个国家和不同发展阶段历史上既定的特点，他面前经常摆着那单一的不可分割的世界革命。

“列宁同志，没有让成百成千的人听到你的讲话，我感到多么遗憾啊！”我嚷道。“你知道你用不着要我转变过来。但让朋友和敌人听听你的意见，那倒是非常重要的。”

列宁善意地笑了。“或许有一天我会讲到或写到所涉及的这些问题——但不是现在！现在我们的一切精力和时间必须集中于其他问题。有着更大和更严重的麻烦。保卫和加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离结束的日子还远。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对波兰作战的成果，并竭力好好地加以利用。弗兰格尔还在南方。但我确信我们不久就会消灭他的。这就好让英、法帝国主义者及其小的走狗们考虑一下了。可是我们面前工作的最困难的部分，那就是建设。在建设当中，性关系的问题、婚姻和家庭的问题，将成为流行的问题。同时，如果必要的话，你必须随时随地从事斗争。你必须设法使这些问题不致被人们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处理，不要让这些问题成为越轨和阴谋的根据。最后我要谈谈你的工作。”

列宁看了看钟。“我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一半过去了，”他说。“我一直在聊天。请你起草共产党妇女工作的纲领。我知道你对这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实际经验。所以我们毋需多加讨论。开始动手吧。你对这些纲领是怎样考虑的？”

我作了简单扼要的说明。列宁再三点头表示同意，没有打断我的话。讲完以后，我带着询问的目光望着他。

“我都同意，”他说。“……假如你能在妇女领导同志的会议上把这问题作个报告并讨论一番，那也是很好的。可惜，非常可惜，印涅萨同志[7]不在这里。她生了病，上高加索去了。讨论以后，把纲领写出来。经委员会审查，最后由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我只想在讲演时讲几个要点，在那几点上我跟你的观点完全一致。据我看，它们对于我们现时的鼓动宣传工作是重要的，如果这种工作要导致行动和斗争胜利的话。

纲领必须清楚地指出，妇女的真正自由，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必须有力地指明妇女在社会上和人类中的地位同生产手段私有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样，就可以在我们的政策与女权主义之间，划一条清楚而明确的界线。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有所根据来把妇女问题当作社会问题，工人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也就可以使妇女问题跟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革命紧紧地联系起来。共产主义的妇女运动必须本身是个群众运动，总的群众运动的一部分，不仅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而且是属于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或任何其他统治关系下的一切受害者的。它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历史性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可以正当地引以自豪的是，在党内，在共产国际内，我们有着革命妇女的精华。但这还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必须把城乡千百万劳动妇女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争取她们来参加我们的斗争，特别是参加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事业。没有妇女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

“我们的意识形态的观点产生组织原则。还没有女共产党员的专门组织。女共产党员正象男共产党员一样，是一个党员，具有同等的权力和义务。在这一点上不会有不同的意见。然而，我们不可以无视这样的事实，就是党必须要有组织、工作小组、各种规模的委员会、或者你所喜欢的任何组织，专门负责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使她们跟党保持接触，使她们受党的影响。当然，这包含着在她们中间进行的有组织的工作。我们必须训练我们所唤醒的妇女，并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把她们争取过来和武装起来。我所想到的，不仅是在工厂里或家里工作的无产阶级妇女。我还想到贫苦农妇、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她们也是资本主义的牺牲品，从战争以来尤其如此。这些妇女的非政治的、非社会的、落后的心理，她们被隔离了的活动范围，她们的整个生活方式——这些都是事实。如果忽视它们，那是荒谬的，绝对荒谬的。我们需要在她们中间进行工作的适当的组织、特殊的鼓动方法和组织形式。这不是女权主义，这是实际的、革命的手段。”

我告诉列宁，他的话给我很可贵的鼓励。许多同志，而且是很好的同志，竭力反对党设立专门组织以便在广大妇女群众中间从事有计划的工作。他们把它斥之为女权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复活。他们竭力主张，各国共产党根据男女平权的原则应该毫无区别地在整个劳动群众间作为一个整体工作。妇女必须象男子一样地包括在同一团体里面，并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在鼓动上或组织上，对列宁所举出的情况加以任何注意，都被持其他观点者说成是机会主义，说成是投降和变节。

“这种话既不新也经不起考验，”列宁说。“你不要受它的欺骗。为什么我们党内的妇女一向没有象男子那么多——在苏俄也从来没有那么多？为什么被组织在工会里的女工人数这样少？事实给我们提供思考的材料。否认需要有特殊的组织来从事我们在广大妇女群众中间的工作，这种思想是和共产主义劳动党中我们那些亲爱的朋友们的非常原则、非常激进的观点类似的。根据他们的意见，只可以有一种组织形式，即工会。我了解这一点。许多革命的但是思想混乱的人，‘遇到没有主意的时候’，就是说，当他们不去注意那些必须加以考虑的清醒的事实的时候，就去求助于原则。这种‘纯原则’的保卫者，是怎样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历史逼着我们采取的革命政策的必然性的呢？所有那种空谈，在无情的必然性面前都失败了。除非有千千万万的妇女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无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法按共产主义的路线从事建设。我们必须设法接近她们，必须研究和努力找出接近的方法。

“所以，我们提出有利于妇女的要求，那是正确的。这不是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意义上的最低纲领和改良纲领。这不是承认我们相信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统治的永久性甚或长期性。这不是企图用一些改良的办法来满足妇女群众的要求，使她们脱离革命斗争的道路。这决不是那种或任何别种改良主义的欺骗。我们的要求，只是我们从资产阶级社会毫无保护、毫无权力的妇女的迫切需要和可耻屈辱中得出来的实际结论。我们借以证明，我们承认这些需要，感到妇女的屈辱和男子的特权。证明我们憎恨，是的，我们憎恨并决心废除一切折磨着和压迫着女工、工人的妻子、农妇、小商人的妻子，是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有产阶级的妇女的东西。我们向资产阶级社会为妇女所要求的权利和社会条例，证明我们了解妇女的地位和利益，并准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考虑。当然不象改良主义者那样，哄她们不要活动，使她们受着管束。不，当然不是；而是要作为革命家，号召妇女在改变旧经济和旧思想时，跟男子同等地工作着。”

我向列宁担保说，我同意他的见解，但它们一定会遭到反对。心无主宰的胆小的人们会以为这些意见是危险的机会主义而加以拒绝。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时替妇女提出的要求，可能会被错误地理解和解释。

“这是什么话！”列宁几乎发怒地说，“我们一言一行都有那种危险存在的。假如我们害怕危险，不敢去做那正确而必须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简直就变成印度的柱上苦行者[8]了。别动，别动，这样我们才不致从我们的原则的高柱上跌落下来！当然，我们不仅关心我们所提要求的内容，而且也关心我们提出要求的方式。我以为我已讲得够清楚的了。不消说，我们在宣传中不应当好象机械地数着念珠似的为妇女提出要求。不，根据当前的情况，我们必须时而为这个来斗争，时而为那个来斗争。并且，当然总是跟无产阶级的一般利益联系着的。

“每一个这样的斗争，都使我们要反对体面的资产阶级一伙，反对他们同样体面的改良主义仆从。而这些仆从，不是给斗争逼得在我们的领导下同我们共同奋斗——这是他们不愿做的——便是被迫暴露他们的本来面目。那就是说，斗争清楚地表现出我们同其他党派之间的区别，表现出我们的共产主义面貌。广大妇女群众感到自己为男子的统治、为雇主的权力、为整个的资产阶级社会所剥削、所奴役、所压迫，而斗争则为我们争取到她们的信赖。劳动妇女既然受尽玩弄和遗弃，就势必会认识到她们必须与我们共同斗争了。

“难道我一定要再向你发誓，或者让你发誓，说我们争取为妇女提出要求的斗争，必须同夺取政权、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联系起来吗？这是我们目前的整个问题。这是明白的，非常明白的！但如果我们只是并总是提出争取政权这一项要求，无论怎样大声疾呼，广大劳动人民的妇女们也不会感到非参加我们的这个斗争不可。不，不！必须使妇女群众也认识到我们的要求同她们自身的苦痛、需要和希望之间的政治上的联系。她们必须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对她们的意义：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在家庭中、在国家、在社会同男子完全平等；资产阶级政权完蛋。”

“苏维埃俄罗斯证明了这一点，”我插嘴说。“那将是我们的伟大范例。”

列宁接着说，“苏俄把我们替妇女提出的要求放到一个新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那些要求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目的。实现的那些要求乃是建设共户主义社会的砖瓦。这件事给别国的妇女指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必须突出地强调其间的差别，才能使妇女群众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通过明确地理解的原则和在坚定的组织基础上对妇女进行动员，这对于各国共产党和它们的胜利说来，都是十分重要的。但不要让我们欺骗自己。我们各国的支部还仍然缺少对这一问题的正确了解。虽然有着这种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劳动妇女群众运动的任务，他们却袖手旁观。他们不了解：这样一个群众运动的发展和掌握，是党整个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确实是党的总的工作的一半。他们偶然承认发动强大的、目的明确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必要和价值，那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口头上的承认，而不是把它当作党的经常关怀的事情和义务。

“在妇女中间进行的鼓动宣传工作，她们的觉醒和革命化，被认为是附带的问题，被认为是仅与女同志有关的事情。因为那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不快也不活跃，就认为只有女同志才该挨骂。这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真正的分离主义，象法国人所说的ã rebours（颠倒了的）女权主义！我们各国支部不正确态度的根源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且不说苏俄。归跟到底，那不过是低估了妇女和她们的工作。是的，的确！
‘搔破一个共产党人的皮，就发现原来是个市侩’，不幸地，这句话用来形容我们许多同志，还是恰当的。当然，你必须搔着痒处，就是他们对于妇女的心理状态。妇女在琐碎的、单调的家务上弄得疲倦不堪，她们的体力和时间都浪费掉，她们的心眼儿变得又狭窄又消沉，她们的心跳得有气无力，她们的意志变得薄弱，如果男子眼看着这种情况而恬不为怪，那末对这一点还能有更切实的证明吗？当然，我并不是讲那些把包括照顾儿童在内的一切家务的责任都推给佣人的资产阶级太太们。我所讲的话，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的妇女，适用于工人们的妻子，甚至整天站在工厂里挣工资的妇女。

“简直没有几个男子——甚至在无产阶级中——了解到，只要他们肯在‘妇女工作’中帮一下忙，他们就能减轻甚至完全免掉妇女的多少操劳和忧虑。可是不行，那是有损于‘男子的权力和尊严’的。他们需要自己的安宁和舒适。妇女的家庭生活是每天在千百桩不重要的琐事中牺牲自己。男子的旧日的主人权利依然暗中存在着。客观上，他的奴隶也暗中进行她的报复。妇女的落后，她们对男子的革命理想的缺乏了解，减低了他的战斗的快乐和决心。她们象小小的蛀虫一样，虽然看不见，却慢慢地、着实地破坏着和侵蚀着。我了解工人的生活，不仅从书本上。我们共产党的妇女工作，我们在她们中间的政治工作，包含着在男子中间的大量的教育工作。我们必须在党内以及在群众中间彻底铲除旧日的‘主人’思想。这是我们的政治任务之一，其迫切需要，正不下于组成一批在理论和实践上颇有训练的男女同志，去进行和推动劳动妇女中间的党的活动。”

我问起苏俄在这方面的情况，列宁回答道：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当然正在会同共产党和职工会，想尽办法努力克服男子和妇女的落后思想，消灭旧有的非共产主义心理的基础。在法律上，男女自然是完全平权的。各方面都可看出要想实施这种平等的真诚愿望。我们正在使妇女参加社会经济、参加管理、参加立法和政府。我们为她们举办各种训练班和学校，使她们可以提高自己职业上的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我们正在设立公共厨房和公共食堂、洗衣坊和修理工场、保育院、幼儿院、儿童之家、各种学校。总之，我们正在认真地实行我们纲领的要求，把各个家庭的经济上和教育上的职能移交给社会。这就等于是把妇女从旧日家庭的劳苦工作和对男子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这就使她在社会上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儿童在比家庭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被教养出来。我们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女工保护法，由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公务员予以实施。我们正在设立产科医院、妇孺之家，正在组织妇科诊疗所，组织关于儿童保育的讲座以及宣传母亲应如何照应自己和子女的图片展览等等。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以抚养失业的、无人供养的妇女。

“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这跟劳动妇女的需要比起来非常不够，这远不是她们真正解放所需要的一切。可是跟沙皇资本主义俄国的情况相比，这仍然是个惊人的进步。跟资本主义不受限制地统治着的国家的情况相比，甚至也是大大的进步。这是方向正确的良好开端，我们还要全力始终如一地继续推进。你们在国外的人可以相信这一点。因为苏维埃国家生存的每一天都更清楚地证明：我们离开千百万的妇女是不能前进的。想想看，这在农民足足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国家里，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小农经济就是束缚着妇女的各个小小的家庭。关于这方面，你们了解起来比我们容易并清楚得多。但条件是你们无产阶级妇女终于能抓住客观的历史时机来争取政权、争取革命。尽管有很大的困难，我们对此也并不绝望。

“我们的困难愈多，我们的力量愈大。事实的压力将逼着我们向前去寻求解放妇女群众的新措施。与苏维埃国家一起干，合作会起很大的作用。当然，那是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合作，而不是象改良主义派所宣传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合作，那些改良主义派先前的革命热情早象廉价的醋一样蒸发掉了。个人的倡导必须与合作同时并进，这是一种逐渐变成社会活动并和社会活动溶合起来的倡导。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妇女的解放将通过共产主义的发展而获得实现，即使在农村也是如此。我把我对这方面的最高希望寄托在我们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上。那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呀！而实行起来的困难是大的，非常大的。必须唤醒、培养群众的最大的力量，以完成那个事业。千百万妇女的力量一定会起到协助的作用。”

在最后十分钟内，有过两次敲门声。列宁继续讲了下去。这时他打开了门，向外面喊道：“我马上就来！”然后，他转向我，边笑边接着说，“你知道，克拉拉，我将利用我和一位妇女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当然，我要提到这位著名的女雄辩家来解释我的迟到。虽然，实际上这次话讲得这么多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此外，我将证明你确实善于认真地倾听。也许我就是受了这一点的鼓励，所以滔滔不绝的吧。”

列宁一边这样打趣着，一边帮我穿上大衣。“你必须穿得更暖一些，”他关心地说。“莫斯科比不得斯图加特。必须有人照顾你。别着凉。再见！”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

大约在两星期之后，我跟列宁作了另一次关于妇女运动的谈话。列宁来看我。几乎跟往常一样，他的访问是没有预料到的，极其繁重的工作中间的一个临时的中断，这种工作终于使这位胜利的革命领袖累倒了。列宁看起来非常疲劳和烦恼。弗兰格尔的失败还没有确定，而大城市的粮食供给问题，就象一个无情的斯芬克斯[9]似的面对着苏维埃政府。

列宁向我问起指示或提纲进行得如何。我告诉他，我们召开了一个大的委员会，目前在莫斯科的全体妇女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并且她们已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纲已经草成，现在则要由一个小的委员会来加以讨论。列宁说我们必须努力做到使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必要的认真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单凭这个事实就可以克服同志们的许多偏见。此外，女同志们首先必须着手工作，而且要努力工作。不要象和善的老太婆那样含含糊糊地讲话，而是要象战士那样的讲得响亮，讲得清楚！”列宁兴奋地嚷道。“代表大会不是象小说里所说的沙龙[10]那样，妇女们可以在那里面以其魅力而出风头。它是一个战场，而我们就在那里面争取进行革命活动的知识。要证明你们善于战斗。当然，首先是对敌人，但必要时也施于党内。这是千百万妇女的问题。凡是有助于争取她们的一切建议和方法，我们俄国的党总是赞成的。假如她们不和我们在一起，反革命势力或许就能领导她们来反对我们。我们必须经常想到这一点”。

“妇女群众，我们必须争取她们，不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遭遇多大的困难。”我懂得了列宁的想法。“这里，在革命当中，由于它那非常活跃的生活，它那迅速有力的脉搏，我已想到在劳动妇女群众中间进行大规模国际活动的计划。你们大规模的非党妇女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特别促使我想到这一点。我们要把那个想法从一国的计划转变为国际的计划。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深深地震动了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广大妇女群众，这是事实。她们的心情激动，她们动了起来。她们现在面临着怎样维持生活和怎样充实生活这样一些令人感到十分痛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他们大多数先前几乎没有梦想到，只有少数人才清楚地理解。资产阶级社会不能令人满意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办到。我们必须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广大妇女群众认识到这一点，并为此筹备一次非党的国际妇女代表会议。”

列宁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似乎转向内心，嘴紧紧地闭着，下唇微微突出，他以这样的姿态考虑了我的建议。然后他说：“是的，我们必须这样干。这是个好的计划。但是好的计划，即使好到绝顶，如果不好好地实行，仍然是不起作用的。你是否考虑过实施的办法？关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

我把我的意见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列宁。首先必须成立一个由那些与共产国际各支部保持经常和密切联系的各国女同志所组成的委员会，来筹备、召开和利用代表会议。这个委员会是否应该立刻正式地和公开地开始工作，那是还要加以考虑的策略问题。总之，委员们的首要任务，将是同被组织在工会里的女工领袖们，无产阶级妇女政治运动的领袖们，各种资产阶级妇女团体的领袖们，以及著名的女医师、女教师、女作家等等，不断地保持接触，并在各国成立一个全国范围的非党的筹备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应由各国委员会的委员推派代表组成，它负责筹备及召开国际代表会议，并决定它的议事日程以及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根据我的意见，代表大会应首先讨论妇女的就业权利。其中将包括失业问题、同工同酬问题、法定八小时工作制和妇女保护法问题、工会和职业组织问题、便利妇孺的社会设备问题、帮助家庭主妇和母亲的社会团体问题等等。议事日程还应包括：妇女在婚姻法和亲属法中以及在政治的公法中的地位。我详细解释了这些建议，然后继续建议各国委员会可以怎样利用在报纸上和会议上的有组织运动，充分地做好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这种运动的特别重要意义，在于尽可能引起最广大的妇女群众的注意，诱导她们认真地处理那些将在会上讨论的问题，并促使她们注意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各国党。这个运动应该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的和劳动的妇女中间展开；它必须保证各有关团体的代表们以及从公开的妇女会议上产生的代表们能出席会议并共同合作。代表会议必须“代表人民”，它与资产阶级议会的意义截然不同。

当然，在筹备工作中，共产党的妇女们必须不仅是推动的力量，而且是领导的力量。我们各支部必须大力支持她们。当然，这一切也同样可以应用于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代表会议本身的工作及其广泛的利用。共产党对于议事日程一切问题的提纲和决议，必须提交代表会议，要做到原则明确，道理客观公正和科学地掌握当前的社会条件。这些提纲应先由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和通过。共产党的决定和口号必须成为代表会议工作的中心，群众注意的中心。代表会议之后，必须通过宣传鼓动把这些口号传达给尽可能广泛的妇女群众，使它们有助于决定妇女的国际性群众行动。对于在各委员会和代表会议上的所有女共产党人说来，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当然就是坚决而紧密地团结一致，根据明确的原则和不可动摇的计划性实行合作。谁也不准自行其是。

在我讲话的时候，列宁频频点头表示赞同，或简短地讲一些表示同意的意见。“据我看，亲爱的同志，”他说，“你对这问题的政治方面以及组织的要点，都考虑得很周密。我坚决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一个代表会议是能做重要工作的。它也许使我们有可能把广大的妇女群众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大批的各种职业的妇女、产业女工、家庭女佣人、女教师和其他女雇员等等。这就好，很好！我们想想大规模经济斗争或政治罢工时的情况吧。有了自觉地起来反抗的妇女们参加进来，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会增加多大！当然，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懂得怎样争取和团结她们的话。好处是大的，非常大的。可是有几个问题要你考虑。也许有些政府当局会非常恶意地看待代表会议的工作，他们会设法加以阻挠。但我以为他们未必敢实行残暴的镇压。他们的勾当不会把你吓倒。可是你是否耽心各国委员会和代表会议里的共产党人，会受占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派的委员们的控制，受他们必然牢不可破的惯例的支配呢？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是否真的信任我们女同志们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相信能从她们中间组成决心光荣地斗争到底的一支突击队呢？”

我回答列宁说，各国当局不见得会对代表会议采取什么暴行。以阴谋诡计和残暴手段来对付代表会议，只会替它、替我们进行宣传。非共产党分子的数量和惯例，我们对付得了，因为我们共产党人在理解和阐明社会问题方面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优势，我们有要求及其解决办法的一致性，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其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先驱工作。个别同志在训练和老练程度上的缺点和不足，可以用系统的准备与合作来弥补。我盼望我们俄国的同志们在这方面做出最好的成绩来。她们将成为我们整个队伍的钢铁核心。有了她们，我就自信有胆量敢于进行代表会议以外的斗争。而且，即使我们得到的票数不如人家，我们从事斗争这一事实也会把共产主义推进到显著地位，也有极好的宣传价值，便于建立以后工作上的接触。

列宁衷心大笑。“你象以前一样，始终热情地对待俄国的女革命家。是的，是的，旧日的热情没有降低。我相信你的意见是正确的。经过一番剧烈的斗争，即使失败都是对劳动妇女未来利益的一种便利、一种准备。总而言之，这是值得冒险的事业。我们决不至于完全失败。不消说，我希望胜利，从心底里希望胜利。胜利将是我们力量的显著的加强，我们阵线的巨大的扩充和巩固，胜利将给我们队伍带来新的生命、运动和活力。那总是有好处的。而且，代表会议也会引起和增加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朋友们阵营中的不安、动摇、敌对和冲突。想想那些将与‘革命的暴徒们’共聚一堂的人们，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在她们的领导之下则将会有从谢德曼、迪特曼和列金的阵营里来的诚实而驯良的社会民主党妇女；受过教皇祝福的或信奉路德的虔诚的基督教徒，真正的枢密顾问官的女儿——以及刚任命的政府参议小姐们，文雅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和热情的法国女权主义者。这么一个代表会议将会提供怎样一副资产阶级世界的混乱和堕落的情景啊。将反映出怎样一副毫无出路和无望的情景啊！这么一个代表会议将加强反革命势力的分化，因而削弱它的力量。敌人的力量每削弱一次，我们的力量就同时增强一次。我同意召开代表会议……。我们将大力加以支持。那就开始干吧，愿你们斗争顺利！”

我们接着谈起德国的情况，特别是谈起旧的“斯巴达克团[11]团员”同独立党[12]左派之间的即将召开的“统一大会。谈完以后，列宁就匆匆离去了。走的时候同志式地问候了他必须经过的一间房间里几个正在工作的同志。

……我满怀希望地开始了筹备的工作。

不幸地，由于德国和保加利亚女同志们的态度，会议没有开成，当时她们是在俄国境外从事最出色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他们拒绝参加代表会议。当我告诉列宁的时候，他回答道：“可惜，非常可惜！这些同志错过了为广大妇女群众开辟一条有希望的道路的绝好机会，因而也就错过了使她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机会。谁知道不久是否还会有这样一个有利的机会呢？打铁必须趁热。可是任务本身还存在着。你们必须设法接近那些已给资本主义逼入可怕的苦海的妇女。你们必须，必须想出办法。这种必要性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群众活动，那就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因此，归根到底，苦难深重的妇女是会被迫起来反抗的。”

革命的无产阶级失去了列宁的第一年。它已经证明这位领袖的伟大成就的力量，这位领袖的杰出天才。它已经使我们感觉到我们所遭受的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礼炮的轰鸣声哀悼地宣布，一年以前列宁永远闭上了他那高瞻远瞩的眼睛。我看见心情沉重的蜿蜒不绝的男女劳动人民，排着队经过列宁的长眠之处。他们的悲痛就是我的悲痛，千千万万人的悲痛。但从那刚刚觉醒的痛苦中，非常强烈地浮起了记忆，浮起了一个现实，冲淡着目前的悲哀。我听见以前列宁对我讲的每一句话。我看见他面貌的每一种变化。我必须写，必须！旗帜在列宁墓前垂下了，那些染着革命战士鲜血的旗帜。花圈被放下来了。没有一个花圈是多余的。而在这些之外，我又加上了这几页微不足道的文字。

1925年1月底于莫斯科

注释

[1] 指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译者

[2] 弗洛伊德（Freud，1856—1939年），奥地利资产阶级的所谓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译者

[3] 拉丁语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是古罗马政治家加田（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149年）的口头语。他为了向罗马人提醒迦太基的威胁，每次发言都要加上这样一句话。这里用迦太基比资产阶级社会。——译者

[4] 古以色列国王。——译者

[5] 唐．璜（Don Juan）西班牙传说中玩弄妇女的风流荡子。——译者

[6] 邓南遮（D’ Annunzio，Gabriele，1863—1938）——意大利资产阶级作家。——译者

[7] 印涅萨．阿尔曼德（Apmand，Inessa，1875－1920）——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布尔什维克，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译者

[8] 五到十二世纪印度的一种在柱头静坐以修行的禁欲主义苦行者。——译者

[9] 希腊神话中狮身人头的怪物，据说它常常拦住路过的行人，提出一个谜语要人解答，如果解答不出，就把他杀死。谜语是：什么样的生物在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晚上用三只脚走路？后来艾迪泼斯解答了这个谜语，说这是人，因为人在婴孩时爬着走，以后站着走，到了老年就要拄着拐杖走了。斯芬克斯见谜语已破，愤而投尼罗河自杀。这里比喻苏维埃政府遇到生死攸关的困难问题。——译者

[10] 法文Salon的音译，意为客厅。在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人在那里接待宾客并共同讨论文学艺术或政治问题，从而成为一种从事政治和社交活动的场所。——译者

[11] 斯巴达克团即德国左派组织，系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蔡特金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1916年1月创立。1917年斯巴达克团团员参加持中派立场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而保持其组织上的独立性。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他们同“独立派”决裂并在同年12月成立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是借用古罗马奴隶起义领袖的名字。列宁对德国左派的错误的批评，参见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载《列宁全集》第22卷第298—313页），《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载《列宁全集，第23卷第18—72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