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自由主义——德国的故事

今年寒假，我读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的诞生》，并被里面描述的生命政治所吸引。生命政治，按福柯的话说，“今年的课程已经确定:全力以赴地形成一个导论。其主题是"生命政治"。我用这个词,意在表明一种始于18世纪的行为,它力图将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种族……等等问题合理化。一群活着的人组构成人口,这一特定现象,使得治理实践必需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意识到,自19世纪以来,这些问题占据的地盘已经扩张,到今天,它们已经构成了诸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我不是专门研究福柯的人，在之后的几篇文章里，我只会对书中提到的几种自由主义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秩序自由主义——德国的故事-激流网生命政治的诞生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介绍的是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尤其强调的是二战后发生在联邦德国的种种变化。

我国对秩序自由主义这一术语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为了控制篇幅，我在这里直接引用赵冠弢在《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辨析》一文中的定义：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或者叫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是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学派在德国本土化的产物，是战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联邦德国成功实践的范例，是当时联邦德国事实上的国家经济学，以及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和发展的主要理论供应者”。(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以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为基本理论渊源和核心，主张自由经济原则和国家有限干预原则，强调依靠法治与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并保障市场的完全竞争(它在实践中渐次吸收融合了当时其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并逐渐成型(是一种以弗莱堡学派为核心，吸收借鉴多种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综合的产物。在本文中，我有的时候会使用这一术语，有的时候会使用新自由主义这一提法。

福柯指出，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与英美等国自由主义理论的繁荣不同，德国的自由主义“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直至1933年实行的计划化和中央集权化经济，凯恩斯类型的经济统制论，以及综合以上四种要素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德国新自由主义设法在阻碍自由主义发展的上述五个要素中找出反自由的经济——政治常量（即资产阶级社会国家化地、技术化地管理经济），以期通过确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来为国家提供正当性并掌控国家。

西德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是瓦尔特·欧根(1891——1950)。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历山大·罗斯托夫、缪勒·阿尔玛克、伯姆·罗普克以及曾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的艾哈德,是其主要代表人物。西德新自由主义的活动中心是弗莱堡大学,又称弗莱堡学派。欧根等人在1937年出版了新自由主义丛书《经济组织》,制定新自由主义理论,创立了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实行法西斯经济统制,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备受摧残,其代表人物风流云散,有的逃亡国外,有的与纳粹同流合污,有的则参加反法西斯的运动,被党卫军投入监狱。

而二战后联邦德国的复杂局势加剧了这种必要，降低了新自由主义生根发芽的难度。希特勒在战前、战争期间所搞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声名狼藉,西德公众反对“统制经济”,渴望获得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旗号对选民颇具吸引力。其次,希特勒法西斯军国主义不仅给世界人民,也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后,物价飞涨,商品奇缺,黑市猖獗、哀鸿遍野,西德居民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德国的新自由主义与传统的自由主义有联系又有区别，新自由主义基本上保留了老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等理论,但强调了必要的国家干预仍然属于自由主义经济学。

我们也可以从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第七次联邦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感受到德国当时面临的威胁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想沉沦于对自己的历史不觉悟的蒙昧之中,那么就不应该在被误以为可以公正地分摊贫困的社会主义实验中浪费精力,而必须自己战胜贫困。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创造巨大的购买力,就是‘为了人人都富裕’”和“因为没有消费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必然是无的放矢。”都可以表明，德国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已经是吸收了凯恩斯“消费不足论”的产物。而艾哈德总理反复渲染的社会主义威胁，比如“社会民主党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虽不再有勇气鼓吹计划经济了,但也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把这种教条从后门重新悄悄地塞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制度中来。因此,为不使我国人民对这种可能使他们的幸福和自由毁于一旦的危险保持清醒,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和“看一看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式和方法,人们只要想象一下苏联的统治,就可以证实,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并没有增加一个民族的财富,甚至于却导致了对人民的剥夺,相反被斥之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国家和人民的鲜明例证表明,恰恰是那里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迅速扩大被用在了人的福利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冷战时期与苏联阵营竞争的需要。（笔者注：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人在这次演讲中讲述的观点，很容易与我国八十年代以来的种种变化联系起来，比如：赞成“为了人人都富裕”这个题目的人,肯定是向往市场经济的!）

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依然像它的诸多前辈一样，走上了不同于英美的道路。不过，这种模式还是坚持了市场竞争和私有制的价值观。弗莱堡学派的理论是以市场秩序是宪法秩序为前提,定义和阐述了受宪法选择制约的机构结构,这种市场秩序的宪法观念后来一直是弗莱堡学派的研究传统。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不是自由放任自由主义主张的“守夜人政府”(最小限度的政府),而是作为“竞争秩序的监护人”的强大但受宪法制约的政府:一方面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来抵制垄断和特权利益集团对有效运营的市场的危害,其基本原则是“政府绝对不能授予特权”;另一方面政府又必须被宪法限制在仅使用与自由和市场相适应的政治机构手段来实现这一任务,“政府应该影响经济的形态,但是本身不能管理经济进程”。通过保护经济秩序,政府的作用是提供自由和公平的竞争。这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政府建立和保护经济秩序,但是政府并不控制经济过程。不过，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亚当斯密的影子，弗莱堡学派的竞争秩序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的延续，尤其是“秩序”的概念。而竞争则是古典自由主义一贯推崇的核心价值之一。就像艾哈德说的那样：“沿着竞争之路,进步和利益的社会化得以最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