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改革开放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成为一种“时髦”，据说苏联的崩溃证明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荒谬，需要西马加以补救和取代。

拒绝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历史与尊奉西方中心主义的潮流，统治着当代中国人的头脑。作为这股潮流的一部分，近30年来中国哲学界亦打出了“重新理解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旗号，热衷于用西马的话语和框架来嫁接、匡定马克思主义（集中表现在将其人道主义化）。在此过程中专家们也不忘模仿自己的外国同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及恩格斯列宁大加鞭挞。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刚刚被介绍进中国的时候，还是作为“资产阶级学说”和批判对象而被引进的；然而在今天，西马的形象和地位却在官方的默许和推动下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在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了国内理解马克思的某种规范和标尺。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代中国受到青睐，其深层次的原因便在于它适应了这个时代普遍的修正主义的冲动，在于它为检讨和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隐性话语支持。

“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而非地理概念。它是指20世纪以来西方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借用、吸收、改造和修饰马克思的学说以构建他们的理论，或者进行某种阐释和分析。西马的主流基于唯心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本体论上攻击马克思没有本体论甚至否认马克思有哲学，在认识论上反对反映论鼓吹主观决定，在社会历史领域排斥客观规律和经济决定作用，片面强调人、实践等主体性。西马多位代表人物还否认自然辩证法和物质第一性的原理，宣布要同恩格斯、列宁代表的所谓旧唯物主义路线“决裂”。

我们不否认西马有着自己产生的深厚历史背景，不否认它包含着局部和片面的真理性——它包含着若干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借鉴的内容。但作为整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发展的一部分，也不可能成为指导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亦没有驳倒直接承接于马恩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体系。传统体系固然存在不少不足，但要看到，它自身也在不断发展。

作为最复杂和精深的社会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后人中存在着许多不一样的解释和陈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一家。这个多少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派别用堪比黑格尔康德的艰深术语使一大批学究气十足的博学家们臣服在其脚下，高举“文本解读的马克思”大旗批判马克思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或者干脆“两耳不闻窗外事”，在书斋里埋头于诸如笔记辨识之类的纯粹学术性的思辨世界中。“与马克思一道超越马克思”是这些人异口同声的念想，在他们看来，“超越”竟只是纯粹思维领域的事。

如今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认西马为正统，瞧不起原来苏联那套家什儿。可费尽心机揭开西马高深莫测的外包装时，却发现那些把人说得一愣一愣的哲言，要么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寻找只言片语七拼八凑起来的结论；要么是拿（用马克思主义装饰点缀过的）资产阶级学说的观点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要么是抓住资产阶级学说的某个方面去反对资产阶级学说的另一些方面，然后套上“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帽子；更有甚者，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将自己包装成“马克思主义者”，背离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以破坏与瓦解工人阶级革命组织的抽象人道主义的“异化理论批判”对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

列宁曾经评价斐·雅·施米特博士的论文《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对马克思进行‘自由主义的’（确切些说，资产阶级的、怜悯工人的，因为作者大概是保守分子）歪曲的范例。”如今，大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提供了同样的范例，自以为超越了马克思，可最后连影子也没追上。而那些把基本原理当做“苏式古董”不屑一顾的西马信徒们，自以为求得了“真理”，得到的却是掺了大量添加剂，甚至已经变质的“真理”。

我们反对真理多元论，马克思主义就其科学性和真理性来说，是一元的，真理的一元性在于其客观性；从这个意义上，西马不配称为“真理”。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简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危机”，因而要求对它重新评价和阐述的各种思潮的统称。它包括欧美流行着的形形色色的自诩的“马克思主义”，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至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德、法、意大利等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20年代由一些西方共产党人对列宁主义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而兴起，继而由西方学者加以理论展开而发展起来的。其创始人是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哲学家柯尔施、布洛赫、“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梅洛——庞蒂，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等。

从严格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一个区域性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不是“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指一种反对列宁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主张某种资产阶级思潮解释、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所主张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要批判性地重新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思想。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1.强调反对教条主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发挥产生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教条主义。因而反对教条主义就成为首要的任务。他们的口号是“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西马主张用各种新兴的理论和运动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符合现时代理论和实践需要，但这种“补充”往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篡改”。

2.分割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虽然观点上有分歧，但都有十分明显的共同特征，这就是：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应现时代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危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应当有多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存在；提出“两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分为“青年马克思”(1844年或1844年以前的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1844年以后的马克思)。大都赞颂“青年马克思”，贬低“成熟马克思”并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派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或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面，或是强调另外一面，都分割了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歪曲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内在统一分割开来。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只强调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一面，把革命的批判性作为其最根本的特征，法兰克福学派干脆以“批判理论”为名，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批判的理论。他们作了一个统计，马克思有八本书的标题或副标题都是“批判。只是后来受到所谓恩格斯的影响才把注意力转向科学的实证的方面。所以，他们认为现在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批判的一面。

西马的主流路径是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特别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以后，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定该书是马克思主义的“真髓”。他们把早期马克思和《资本论》问世后的马克思对立起来；把马克思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和列宁主义。在哲学上，他们用“实践一元论”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物质一元论；用“总体性”辩证法取代唯物辩证法；用“创造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们把人的主观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首要因素，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否认客观辩证法与历史发展规律，把辩证法解释为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并将其局限于人类实践领域。

按照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与前面的的流派刚好相反，他们强调科学的、实证的一面，反对革命的批判一面。比如说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就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他的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批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讲的对黑格尔体系的分解——拒绝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拯救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能分解，因为他的辩证法和唯心主义是分不开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马克思的著作凡是同黑格尔沾边的都是不科学的、前科学的，只有同黑格尔彻底划清界限的才叫科学。有人问阿尔都塞这个界限怎样划分，他说划到1858年；别人又问他，对《资本论》怎样看，他说这当然是马克思成熟的著作；有人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阿尔都塞又改变说法。最后他认为马克思同黑格尔划清界限的著作即科学的著作只有两本书：《哥达纲领批判》、《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种划分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割裂已经走到了极端。

西方马克思主义肢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肯定前者而否定或贬低后者。

例如，西马“人本主义”的主流派认为，矛盾只存在于人们心理以及体现人们心理的社会生活中，而不存在于自然界。因为自然界本身是没有矛盾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和“背弃”，是把辩证法“神秘主义化”。“科学主义”的各流派，如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肯定矛盾是“荒谬的”，列宁关于“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的学说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的：辩证法只是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的方法而已。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则把辩证法说成仅仅是整体重要于部分，以及必须注意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的一种方法。

在认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都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人本主义”的各流派认为，人通过实践既认识了现实，又创造了现实，因而主观与客观是同一的，不能有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之分;恩格斯和列宁肯定客观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就“否定”了人的“能动性”，“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的“同一”，因而是“形而上学”。葛兰西曾说：“向人类的外部去寻找现实和实在，这也是宗教地、形而上学地理解实在。……没有人，宇宙还有什么意义?”“科学主义”的各流派则以实证主义的不可知论或康德的先验论反对马列主义的反映论。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中具有先验的“结构”，因而“思想客体”并不反映“实在客体”;并认为真理的标准问题是一个“不真实”的“虚假”问题。

3.把马克思主义与其它流派相结合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利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来同马克思的理论相融合，强调用资产阶级思想中的某些观点、理论去“补充”、“革新”马克思主义，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结合在一起的混合物。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新发现”和“重新刨造”马克思主义时，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两股倾向一致强调借用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就。例如，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就是在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韦伯、席美尔、狄尔泰等人的影响下写成的，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都是分别从他们那里借用过来的；葛兰西的《狱中笔记》借用了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的许多术语和概念。胡赛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资产阶级学者，新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结构主义等哲学流派，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借用一些概念范畴，而且用某一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

西马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各取所需、各作其解，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分割开来，这就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功能、作用的正确发挥。

4.远离政治，学院化特征明显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除其创始人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出任过组织工作以外，其他理论人物基本均为大学教授和学院派。二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一种脱离革命实践的学院式的研究。这种倾向与他们的“新工人阶级”理论有直接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工人阶级概念已不复存在，而“青年学生”被认为是新的力量，白领工人成为新的工人阶级。

“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建立了各种名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但大都并不想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们虽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从不企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其他组织，大多数人也不参加现有的任何党派活动。有些人如列斐伏尔，虽然在组织上参加过共产党，伹在思想上却同党的路线和观点并不一致，甚至根本对立，他们也不去接近或参加任何群众运动。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虽然提出了许多激进的主张，但当激进的学生找上门来时，却躲得不见踪影。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极大多数不是实际的活动家，而只是一些学者、教授．卢卡奇，柯尔施、列斐伏尔、戈德曼、马尔库塞，阿多诺，都拥有大学的教授职位，萨特虽然没有教授的头衔，但也是在大学里发迹的，在大学里作为作家获得成功后才离开了大学。他们的学说也主要只是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发生影响。有人曾经说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大学里作为一种学说和思潮而存在着，出版的都是一些纯理论和文化方面的著作。”这个说法，显然忽视和抹煞了欧洲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革命活动，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如果用来说明他们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学院性，那倒是不错的。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23年卢卡奇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发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到4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是反映了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用黑格尔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

第二阶段，是从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这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除了在反映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方面，出现了用弗洛伊德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及用存在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和思想路线外，又出现了反映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的流派，这就是用新实证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及用结构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值得一提的是，人道主义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路线。

第三阶段，是从60年代末到现在。这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除了表现出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新的社会思潮如后工业社会思潮、获得了新的意义的重要学科如语言学等等结合起来的趋向之外，还出现了用分析哲学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流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总共包含了6个基本流派或思想路线：在人本主义方面，有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在科学主义方面，则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在1968年西方社会运动中，西马成为指导社会运动的重要思潮而接受实践检验，这场运动以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学生工人联盟的瓦解为终点。事实证明，经院哲学的西马是无力指导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的。经院哲学的特征是与他们放弃对经济基础的考察有关的。70年代以来西马已经式微，原有队伍里面大多数人已经不自觉或自觉地按照“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后现代”的背景进行思考了。

四、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直接发端于对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探讨，它产生的理论背景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和理论分歧，它研究的问题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中心问题，它的活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因此，它实质上是一种左翼激进主义思潮，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潮。

但批判资本主义的，未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但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却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折衷混合，这不能不得出荒谬的结论来。例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把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相结合的结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而阿尔杜塞在《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中把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某个唯心主义流派的结合，只能是一种世界观与另一种世界观的折衷混合，它所导致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真理多元化。

应当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和社会实践的结果，只有与时代同步，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中才能获得生机与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某些问题可供参考。然而，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是通过一条折中主义的错误道路来企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的，并从中制造出了马克思主义自我的分裂。西马不过是另一种面孔的“伯恩施坦主义”。他们修正的已不是个别的结论和说法，而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和唯物辩证法，抛弃了整个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地位）等若干基本原理，把自己的歪曲和臆见说成是马克思的，然后再把马克思的说成是自己的，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

在其主要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看成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试图向后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倒退回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学说，向前寻求与晚近的社会学方法(主要是韦伯的启发)相结合，从而达到修正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目的。对黑格尔的批判的、哲学的和反思性的遗产的继承，使得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拒绝了马克思主义通过经济基础解释和改变社会的传统方法，甚至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普遍科学。他们并不想浪费时间去讨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即一种认为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具有同样的辩证性的教义。他们一门心思想建立的是一种社会理论，而按照他们的观点，这种社会理论主要是一种文化理论和意识理论。这基本就阻绝了它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他们的理论表现出脱离经济政治斗争，脱离广大无产阶级，而转向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文化哲学的批判的倾向。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展望，未能跳出理性主义圈子，往往因未能触及问题实质而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色彩。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自诩要回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并努力思考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迫切问题，探索西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为什么到头来成了连高尔曼都说是“非唯物主义的”呢？问题出在指导思想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形势、解决问题的指导线索，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按照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这个或那个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补充和结合马克思主义而成的折衷主义混合物，从而这样那样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脱离于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之外的东西，对各种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是必然的；但是，这种吸收和借鉴是为在消化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体质，促进自身有机体的发展成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做法更大程度上像是在拆卸组装零部件，把一些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结合在一起，把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割裂得支离破碎。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渗透掺杂十分严重。我们并不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唯一真理”的化身，也不认为它“打倒”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待这样一种庞杂的折中学说，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细心甄别、批判和借鉴，而不是盲目推崇、唯“西马”首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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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列之声。责任编辑：卞中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