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奥·倍倍尔的信》

1873年6月20日于伦敦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亲爱的倍倍尔：

我先复您的信，因为李卜克内西的信还在马克思那里。而他一时又找不到那封信。

不是赫普纳，而是约克代表委员会写给赫普纳的信，使我们很担心：党的领导——很不幸，它完全是拉萨尔派的——会利用您被监禁的机会把《人民国家报》变成某种“诚实”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约克的行动已明显地暴露出这种意图，而由于委员会攫取了任免编辑的权利，所以危险性无疑是相当大的。赫普纳将被驱逐①，这就为实现这些计划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情况究竟怎样；因此，便给您写这封信。

您不应当忘记，对于约克来说，赫普纳，尤其是辛弗特、布洛斯等人所处的地位，远不如您和李卜克内西作为党的创始人所处的地位，您可以干脆不理睬这种无理要求，但未必能够要求他们也这样做。党的领导毕竟有某种形式上的权力来监督党的机关报：这种权力虽然您没有行使过，但是这一次，他们无疑会利用它，而且用来危害党。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做我们所应做的一切，并竭力加以阻止。

赫普纳可能在个别地方犯了一些策略上的错误，这主要是在接到委员会的信以后。但是，在实质上我们应当坚决承认他是对的。我也不能责备他软弱无能，因为如果委员会明确示意要他退出编辑部，不然他就得在布洛斯的领导下工作。那末，我看不出，他还能怎样抗拒。他不能在编辑部内筑起反对委员会的街垒。在他的上级领导发出这样坚决的信以后，我认为，甚至赫普纳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您所引用的、早先给我留下不好印象的短评，也是可以原谅的。

不管怎样，从赫普纳被捕和不在莱比锡时起，《人民国家报》远不如从前了。如果委员会不是同赫普纳争吵，断然要求《人民国家报》采取另外的编辑方针，不刊登科学论文，而刊登《新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式的社论，并且以采取直接的强制措施相威胁，而是给他以全力的支持，那末，委员会的做法会正确得多。我根本不了解布洛斯，但是如果这个委员会正是在这个时候委任他，那末可以推测，委员会一定是找到了一个合乎他的心意的人。

至于党对拉萨尔主义的态度，那末您自然能够比我们更好地判断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特别是在个别场合下。但是，也应当考虑到下述情况。当人们像您一样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和全德工人联合会②竞争时，就会容易过于看重对方，并且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都首先替对方着想。实质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二者合起来，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也只不过占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根据我们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一批批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广大群众中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如果能够只是把群众争取过来，而不要他们的地方首领，那也不错。然而附带总还得接受一大批这样的首领，这些人被过去自己公开发表过的言论、甚至被自己过去的观点所束缚，总是首先证明：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倒是社会民主工党在宣扬真正的拉萨尔主义。这就是爱森纳赫的不幸，这在当时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分子无疑是危害了党，而且我不知道，要是没有那些人参加，党在今天是否就不会如此强大。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如果这些分子得到加强，这将是一个不幸。

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现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宁派正是如此：他们是一切分裂的制造者，可是叫喊团结比叫喊什么都响亮。这些团结的狂信者，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想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稀里糊涂的粥里，但是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锅里，就会陷入更加尖锐的对立之中（在德国，最好的例子是那些宣传工人和小资产者调和的先生们）；或者就是一些无意（如米尔柏格）或有意伪造运动的人。正因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在我们的一生中，任何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都比不上这些大嚷团结的人更多。

自然，任何党的领导都希望看到成功，这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尤其像我们这样的政党，它的最后成功绝对不成问题，它在我们这一生中并且在我们眼前已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所以它决不是始终无条件地需要一时的成功。以国际为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吓得要死的资产者认为它是个万能的东西。国际的大批成员以为，这样的情形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深深地知道，气泡是一定要破灭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已经有恃无恐，滥用国际，希望会容许他们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们没有容忍这种情况。我们很清楚，气泡总有一天要破灭的，所以我们尽力不使灾祸拖延下去，而使国际纯洁无暇地从这个灾祸中脱身出来。气泡在海牙破灭了③，您知道，大会的多数代表都怀着沉重的失望心情各自回家去了。而几乎所有这些希望在国际中找到博爱和调和的理想而感到失望的人，在自己家里进行了比在海牙剧烈得多的争吵！现在，喜欢争吵的宗派主义者竟然宣扬起调和来了，而且还诬蔑我们好争吵，说我们是独裁者！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调和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暴发，那末结果将会怎样呢？宗派主义者，即巴枯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做许多更加愚蠢而无耻的事情；最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就会厌恶地转过身去；气泡就不会破灭，但将由于被针刺破而慢慢地缩小。因为没有了原则，而仍要带来危机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则会变成无耻之徒的闹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光荣地摆脱开腐败分子（出席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公社委员们说，从来没有一次公社会议像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所进行的这一审判那样，会给他们以如此强烈的印象）；我们让他们在十个月中尽一切力量撒谎，诽谤，搞阴谋，而结果怎样呢？他们，即国际大多数所谓代表现在自己声明说，他们不敢出席下一次的代表大会（详见和这封信同时送交《人民国家报》的那篇恩格斯《在国际中》的文章）。如果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采取行动的话，大体来说，我们还会这样做；当然，策略上的错误总是可能犯的。

无论如何，我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将来会自己来投靠你们，所以，在果实成熟以前，就像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

不过，老黑格尔早就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④。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都是在分成各种不同的党派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在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

您也不应当忘记，如果《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比《人民国家报》的订户多，那末原因在于每个宗派都必然有一种狂信心理，而由于这种狂信心理——特别是一个宗派刚在某个地方出现（例如全德工人联合会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它一时获得的成功，要比没有任何宗派怪癖而只代表真正运动方向的政党，所能获得的大得多。然而狂信心理是不能持久的。

我必须就此搁笔，因为邮班就要截止了。再匆匆说一点：马克思在法译本⑤的工作结束（约在7月底）以前，不能着手对付拉萨尔⑥，而且他迫切需要休息，因为他过于疲劳了。

您坚韧不拔在忍受监禁，而且还在进行研究，这太好了。我们大家都为明年将在这里看到您而感到高兴。

衷心问候李卜克内西。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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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赫普纳因被控进行“有利于国际的活动”和出席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底被判处四个星期的监禁，1873年春被驱逐出莱比锡；他在莱比锡郊区住了一个时期，但在那里遭到警察局的迫害，不得不迁居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

②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1869年成立的并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合并后通过的党的纲领称之为《哥达纲领》。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对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采取了妥协退让态度，至使合并后通过的纲领中依然保留了大量的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之前，马克思就对两派合并后的纲领草案中蕴涵的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个批判文章就是有名的《哥达纲领批判》。

③海牙代表大会是在1872年9月2-7日召开的。代表大会以国际的决议，把1871年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如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同宗派主义作斗争的决议肯定下来。这次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同那些摈弃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纲领原理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同盟者进行激烈斗争的形势下筹备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筹备海牙代表大会、在团结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们的积极参加下，总委员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将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修改国际的章程和条例的建议，并拟定了新的章程草案。

从1872年6月25日起便开始讨论章程和条例中应当修改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准备新的章程草案过程中起了领导作用，在他们周围团结了得到各地革命分子支持的大多数总委员会委员。讨论到8月底才结束，通过了新的章程和条例草案，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被作为第八条列入草案；决议的条文重新作了校订。此外，草案还列入了明确和扩大总委员会职能以及防止资产阶级分子钻进国际等条文。

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十五个全国性组织的六十五名代表。海牙代表大会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群众性工人政党这些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列入共同章程（第七条a），并就组织问题作出了决议，这都说明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们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将来各国建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④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节《教育的真理》。

⑤指《资本论》第一卷的法译本。

⑥1872年至1873年，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不止一次地请马克思为《人民国家报》写一本小册子或文章，批判拉萨尔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