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向读者说明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指“处于空想性质或阶段的社会主义”，而非“你在空想啥社会主义”。前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上一种不成熟状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概括，后者则是你妈和你班主任对现实中“不成熟”“还年轻”的你的指责。前者的口号是“推翻旧制度开辟新世界”，后者的台词是“别胡思乱想快去写作业”。两者的水平和境界是截然不同的。

马克思靠谱

为啥要聊“空想社会主义”？原因正是上段中揭示的：现实生活中实际有不少人都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空想”的东西，或者说，“社会主义”就是用来“空想”的：“人人平等，大家都一个样，这可能吗？”“所有人都不顾自己、一心为公，这样美好的制度能实现吗？记住人都是自私的。”“小姑凉，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以后找个好人嫁了，别整天寻思这些没边没际的东西！”无怪乎，在个人主义风行肆虐的今天，“社会主义”被贴上“空想”的标签也是毫不意外的。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崇高的理想常有，能理解和欣赏此理想的人却不常有，这也是如今的世态。不过，毛主席说“世界上就怕认真”，稍认真一下就会发现，当下很多误会社会主义是“空想”的人，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本身就停留在“空想”阶段。换个说法，持“空想社会主义”理解的人容易把社会主义当成空想。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到更高阶段所产生的成熟状态的社会主义，其所以“科学”正是因为它超越了“空想”，去除了早期阶段社会主义中唯心、不成熟和幻想的成分，运用最扎实的经济学分析和哲学-历史研究为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坚实基础；进而，“科学社会主义”正确的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向和实现这一发展所依靠的力量。观看历史，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naive到成熟的演进。对这一历史的回顾，将表明社会主义可以不是空想，并且它已经不是空想（科学社会主义出现后），而是早已成为了替代现行制度的可行选择。

一、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第一声抗议

当我们说到“社会主义”时，我们说的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那种主义。也就是说，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仅指以资本主义的存在为前提、批判资本主义的主义。因此，我们在追溯社会主义的历史时，仅从资本主义产生后开始算起，资本主义以前反抗不公、追求理想社会的思想不在考虑之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后者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初期

翻翻历史就知道，欧洲资本主义的开端是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新兴的商人阶级开始在文化上反抗封建制度，以“人文主义”反对神权，号召人性解放；“文艺复兴”在16世纪达到全盛，此时又紧接着发生了建立新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直接制订了适合自己需要的新宗教教义。这一时期也是开辟新航路的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加强了世界各地的联系，也给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和侵略扩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尽管此时资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扩大已经给欧洲社会增添了新的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资本的贪婪、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不劳而获者的富裕和劳动人民的贫困扎眼地显露着，“社会进步”的外表下底层群众被时代抛弃，不少人的处境比封建时代更加悲惨。伴随着新社会压迫的出现，最早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和反抗的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了，时间是16世纪初——什么？！五百年前？！是的，你没看错！在16世纪，资本主义都还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反思它的社会主义就产生了，就是这么早！

1516年，才华横溢的伦敦大律师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写出了一本牛逼哄哄的书——《乌托邦》，从此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用“乌托邦”一词代指理想社会就是他发明的）。《乌托邦》是一本虚构的游记，假托一位航海家之口描绘了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共同劳动、没有贫富差距、每个人自由而幸福的生活的海岛“乌托邦”（意思是“子虚乌有的地方”）。莫尔在书中借着对“幸福海岛”上美好制度的赞扬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并更进一步提出大胆的见解：“私有制是万恶的根源”（哇塞！）。他相信只要私有制继续存在，“那么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将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重负下”。这样，社会主义思想在它产生的一开始，就被它的天才的创始人们提到了废除私有制的高度。

就在莫尔发表《乌托邦》8年后，一位出身工匠家庭的基层教士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 1489-1525）在德国缪尔豪森发动农民起义，推翻了该城的贵族统治，成立革命政权“永久市政会”，并担任主席。闵采尔对基督教义进行了适应平民、矿工和农民要求的改造，主张推翻私有制和一切不公的制度，建立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由全体人民共同掌握政权的“千年天国”。闵采尔亲赴前线进行军事指挥，号召工人（主要是矿工）与农民联合起来一起进行斗争，并在长期的革命运动和布道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留下了《呼吁书》、《书简》等著作传世。1525年5月，曾经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在贵族的镇压下失败，闵采尔被俘后壮烈牺牲。

二、16和17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

莫尔和闵采尔作为16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两位大佬，分别代表了空想社会主义流派在后续发展中的两种不同类型：

“闵采尔式”是早期无产者进行反抗的群众运动的直接产物，其代表人物主要出身于下层，虽然受到过“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新思想的影响（如闵采尔年轻时曾在大学学习过哲学和神学，并阅读过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但促使他们转向社会主义的动力主要是现实的阶级斗争而非人文主义理论。这一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底层平民有着广泛和直接的接触，通常都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旧政权来建立新社会，并在革命战争、政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不少闪光的思想。

“莫尔式”是早期无产者进行反抗的群众运动的间接产物，即恩格斯所说“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的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其代表人物主要出身于中上层，接受过比较全面的人文主义教育，往往都熟悉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文艺复兴”的直接启发下开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闵采尔式”则直接受惠于宗教改革）。他们往往个性自由、热情叛逆，正直不阿，同情劳动人民并义愤于遍布社会的苦难（莫尔律师就是因为太正直了结果得罪国王被砍了头）。但受制于自身的阶级局限，他们一般都不赞同进行暴力革命，而希望以建立示范区等方式和平改造社会。由于这一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通常出自有教养阶层，他们便因此给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带入了较高的理论素养，这为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相当多的思想材料。

两种不同类型的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分离，反映的是早期阶段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相互分离，理论不掌握群众，群众也不掌握理论，双方各自摸索前进。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成熟的思想和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不成熟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状况决定的。在15到17世纪时，资本主义尚处于简单协作时期，同时也是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各国封建主义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成长。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们还看不到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全貌，对正在发生的社会巨变仅存一种朦胧模糊的认识；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普及，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劳动力的主体，这也使得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们还不可能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依靠力量），因此，“莫尔式”主要诉诸思想批判，而“闵采尔式”的群众运动也主要依靠农民。

总之，16到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是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早期无产者的出现而出现的思想体系，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背景下发展起来，并受到古希腊柏拉图思想、原始基督教和各种“异端”反对派思想的影响。在表现形式上，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通常都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游记为形式（闵采尔则是面向信徒的布道书），文学想象和主观描绘较多，缺乏扎实严谨的研究和专门性的理论著作；而在思想内容上，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普遍吸收了人文主义思想和理性原则，同时带有较强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色彩（平均主义是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直接反动，往往主张所有人的绝对平均；禁欲主义是对资产者和贵族的贪婪及纵欲的直接反动，也是受到古希腊斯巴达社会制度及原始基督教义影响的产物）。

由于直接号召以革命手段建立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差异的新社会，“闵采尔式”比“莫尔式”走的更远，也更加超越阶段（以至于恩格斯说“他所幻想的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中过于缺乏基础，甚至这些物质条件正在准备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是刚刚相反的”），因而也更加“空想”。由此不难理解，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闵采尔式”一直都是少数派，而主流派则始终是“莫尔式”。

在16到17世纪，莫尔之后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有意大利教士康帕内拉（1568-1639，其著作《太阳城》也是游记体裁，描绘了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理想城市“太阳城”）、法国律师维拉斯（1630-1700）等人；而闵采尔之后还有英国“掘地派”领袖温斯坦莱（1609-1652，其领导的“掘地派”又称“真正平均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主张以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社会主义）等人。

三、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

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世纪，欧洲各地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潮流，资产阶级在文化上取得了对封建势力的空前胜利。同时，18世纪时欧洲资本主义普遍由简单协作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加巩固，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增强了。于是，18世纪就成为了欧洲资产阶级准备革命和进行革命的时期，与此适应，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也普遍革命化（包括闵采尔式和莫尔式），产生了更加激进的“空想共产主义”（马、恩在一些场合中提出，在改造社会的方案上主张保留私有制下进行渐进过渡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而主张立即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社会的是“空想共产主义”，二者都属于广义上的空想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继续深入探索的人物主要有梅叶（1664-1729）、摩莱里（1720-1780）和马布利（1709-1785）。这三位都生活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其中梅叶虽然是为教会服务的神甫，本人却不信仰上帝，他写作了巨著《遗书》，痛斥宗教神学和封建制度，并号召法国的劳动群众团结起来，驱逐国王，打倒一切压迫者，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梅叶的《遗书》后来受到伏尔泰作序推荐，影响甚广。伏尔泰说：“读它的时候，我吓得发抖”，可见该书给人的震撼力）；摩莱里虽然出身贫民，但长期从事理论活动，发展出了一套哲学体系，并在其名著《自然法典》中表述了自己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人们应当共同劳动，共同使用土地资源，共同享受劳动产品，他还认为原始氏族公社是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主张普遍平均的共产主义制度（此外，摩莱里第一次提出了需求原则，认为人类联结成社会正是为了满足需求，这一思想成为马、恩后来提出“按需分配”原则的先声）；马布利出身贵族，年轻时曾担任修道院院长和政府要职，后辞官全力研究社会科学，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认为私有制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根源，劳动是光荣的从而人人都应当劳动，他还拟定了迈向未来共产主义所要实施的各项法案，但他反对人们改善物质生活的欲望，主张“苦修苦练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马布利在当时可是与孟德斯鸠和卢梭同样驰名的学者）。

而在实践上继承闵采尔传统的，则是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家弗朗索瓦·巴贝夫（Francois Noёl Babeyf，1760-1797）。巴贝夫出生在法国毕卡迪省的一个贫苦农家，15岁丧父，从此中断学业，开始独立谋生。虽然有着各种艰难困苦，他依然坚持自学了大量哲学、历史和科学著作，并特别受到摩莱里《自然法典》的影响，形成了空想共产主义思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巴贝夫积极投身革命，逐渐成为大革命中代表底层贫民的“平等派”的领袖。在斗争中，巴贝夫起先反对封建贵族，后来又反对罗布斯比尔、热月党人和督政府，几乎得罪了每一个资产阶级派别。1796年，他主持建立了“平等派”的起义领导组织“平等派密谋革命委员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督政府的统治。5月，因叛徒告密导致起义失败，巴贝夫被捕后牺牲。在思想上，巴贝夫学说的核心是“平等论”，他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本来平等，是私有制的产生才造成了人间种种不平等；他主张通过密谋和暴力的方式推翻剥削制度，实行革命专政并最终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农业为中心的、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和平均分配的“国民公社”。巴贝夫的“共产主义”虽然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特点，理论体系也相当粗糙和肤浅，但其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使其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称其为第一个“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

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背景是发生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进入准备期（由于法国既是启蒙运动的中心区，又是大革命的发生地，思想解放，社会氛围宽松，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几乎全部出现在法国）。在思想内容上，这一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接过了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和“平等”观念并赋予了其超越资产阶级内涵的内容，以理性主义和平等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同时，他们拓宽了“平等”的内容，使平等的要求不再局限于政治权利，而是广泛到包括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地位（此外，由于启蒙思想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已经普遍转向无神论，放弃了早期对基督教义的坚持和利用；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在表现形式上，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文献的体裁已经普遍抛弃了16和17世纪的文学游记形式，而是直接以理论专著的面貌出现，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原则、方针政策进行深入、严肃地探讨，从而比起前一阶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理论探究之外，巴贝夫等人的群众运动在继承和发扬闵采尔革命传统的同时以法国大革命为实践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政党建设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但受制于此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仍然带有普遍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禁欲主义的特点。同时，尽管出现了理论与实践一定范围的融合，“莫尔式”和“闵采尔式”的隔离在这一时期仍然是普遍现象。

四、19世纪前四十年：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三阶段（理论进展部分）

终于轮到了马克思大爷生活的世纪！经过了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欧洲终于在19世纪进入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的统治终于确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终于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世纪前四十年，尽管劳资两大阶级相互对立的局面已经普遍出现，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还只有初步的暴露（1825年才在英国发生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解决这种矛盾的手段也还在酝酿之中。因此，这一时期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必然是这种尚不成熟状况的产物，具有一定不成熟性。同时，由于生产和阶级状况已经发展到了足以产生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最高程度，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论“莫尔式”的还是“闵采尔式”的）均到达了自身理论和实践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进入全盛期。全盛意味着达到极限，空想社会主义在此后已再难有新的进展，在四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各类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要么趋于没落，最终消亡；要么走向反动，成为阻碍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的落后思想。

巴黎公社起义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进展是著名的三位大佬：法国的克劳德·圣西门（Claude Saint-Simon ，1760-1825）、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

圣西门

圣西门本是一位身份显赫的贵族，早年受启蒙运动影响萌发新思想，报名志愿军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圣西门积极投身革命，号召人民拥护国民议会，并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贵族头衔，自称“公民包诺姆”（意为“庄稼汉”、“老百姓”）。法国大革命结束后，圣西门发现启蒙学者所允诺的“自由、平等、博爱”并没有在新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兑现，相反，资本主义的罪恶前所未有的显露出来，社会矛盾日益深重（恩格斯说：“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副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圣西门意识到，这不是自己所希望的革命，从此他开始游历欧洲、遍访学者，广泛阅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希望以此回答心中的困惑，找到一条指引人类文明真正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他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激烈批判，成为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1802年，圣西门出版《日内瓦书信》，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随后，他又相继出版了《论实业制度》（1821）和《新基督教》（1825）等著作。圣西门认为，“人人应当劳动”，不劳而获是罪恶的，应当以一种“实业制度”去代替那“黑白颠倒的世界”（圣西门希望以由“科学和工业”组成的“实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而科学和工业又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新基督教”联结起来）。此外，圣西门在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所有制是社会基础的见解，第一次提出了社会阶级划分的思想，第一次阐明资本主义只是以新的剥削制度取代了旧的剥削制度，第一次用历史的观点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么多“第一”！），同时，他的“实业制度”思想也内含着“社会主义应当把对人的统治转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的理念，并有着“消灭国家”的意味。圣西门曾向当时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写信，劝说后者放弃称霸欧洲，和自己一道去建设新社会。遭到拒绝后，圣西门没有气馁，继续著书立说，希望能找到有识之士支持自己的计划。

傅立叶

傅立叶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中学毕业后子承父业经营商铺，后失败破产，长期在企业中担任职员和经纪人。长期的商业活动使他了解到资本主义商业的欺诈和投机，感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劳动者的无权。1808年，傅立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简称《四种运动论》），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傅立叶发扬了法国人特有的风趣幽默，以令人拍案叫绝的笔法对资本主义的“文明”进行了淋漓尽致地嘲讽和揭露（恩格斯称他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抓住了资产阶级在革命前的巧言许诺和革命后的丧德败行，辛辣地讽刺了启蒙的破产和资产阶级的虚伪，所谓“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傅立叶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在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中首次熟练运用了辩证法，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已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四个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身的上升期和下降期，都要经历兴起和衰亡，最终被更高的阶段取代。傅立叶首次描述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导致危机的不可避免，并首次强调了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四种运动论》之后，傅立叶相继出版了《宇宙统一论》、《文明制度的批判》等书，而他在1828年出版的《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简称《新世界》）则是代表他思想最高成就的著作。在实现理想社会的方式上，傅立叶设想了一种新型协作组织“法朗吉”（意为“严整的步兵队伍”，傅立叶以此表示新制度下有组织的生产），里面人人劳动，男女平等，免费教育，工农结合，没有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现实了完美和谐。为了使梦想能够实现，傅立叶在各大报纸上广泛登载启事，呼吁有善心的“百万富翁”来支持他的设计，为此他每天苦苦在家等候，最终在无望的等待中离开人世。

欧文的“新和谐村”

欧文是英国著名企业家，年仅20岁时就因其经营才能在实业界崭露头角。但是生性善良、有着高尚品格的欧文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工人的贫困和资本家在工业革命中浑水摸鱼、大发横财的现象深为不满，他认为工业革命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完全可以作为实现更加和谐、有序的新社会制度的基础。为此，他在1800年担任苏格兰新拉纳克棉纺厂的经理时按照自己的意图对工厂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他改善了工人的工作条件、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人工资，创办工厂幼儿园、师范学校、互助储金会，为工人建筑宿舍。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产4个月时，歇工的工人依旧可以拿到全额工资。即便如此，新拉纳克厂的价值还是比欧文接管以前增加了一倍还多，欧文自己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新拉纳克的成功使欧文大受启发，他在1820年写成《致拉纳克郡报告》，提出了建立财产公有、权利平等和共同劳动的理想社会计划，标志着欧文正式形成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从20年代起，欧文广泛宣传自己的主张，聚集了一批信徒。1824年，欧文及其信徒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创办了“新和谐”公社，希望成为自己社会理想的“示范典型”。1829年，公社不可避免地失败，欧文回到英国，继续进行其社会实验，组织了一系列生产合作社和“公平交换”的劳动市场（欧文的“劳动市场”实行借助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制度）。欧文的激进思想使他日益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挤，达官贵人及自己的企业家同伴们都不再像昔日那样尊称他为“慈善家”，而是开始对他进行日甚一日的攻击和抵制。欧文被逐出了上流社会，他从此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中开展活动。1833年，在欧文的主持下，伦敦召开了全国合作社和职工代表大会，成立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总工会——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欧文任联盟主席（在资产阶级和国家的强烈反对下，联盟于1834年8月被迫解散）。由于始终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欧文在晚年逐渐脱离工人运动。

作为第三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理论既摆脱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只是空想未来却提不出具体途径的局限性，又较为彻底地克服了之前时期空想社会主义一贯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缺陷，还对资本主义发生危机和社会主义来临的必然性做出了初步科学的论证，并提出了社会历史观和未来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表现出了高度的理论水准。

19世纪20和30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环球》最早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借以表达他们对资本主义中盛行的个人主义的不满，而向往新制度中的集体主义。此后，“社会主义”一词广为流传，成为整个反抗资本主义的新思潮的共同称呼。此时，距莫尔发明“乌托邦”已经过去了300年。

五、19世纪前四十年：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三阶段（群众运动部分）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欧文派各自在思想界发生影响，而在法国和德国的工人中，一支独立的思潮正在伴随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走上前台，这就是以法国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1805-1881）和德国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1808-1871）为代表的19世纪“空想共产主义”。

既然名之“空想共产主义”，三四十年代的法德激进工人运动与18世纪的“空想共产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继承并发扬了18世纪末巴贝夫起义的革命传统，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的一次重大的政治示威，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工人阶级“直接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代表。

布朗基

布朗基出生在法国小城普格德尼的一个官吏家庭（一枚标准“官二代”），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果敢坚毅的性格。早年加入密谋推翻波旁王朝的革命组织“烧炭党”，后进入大学学习医学和法律，期间多次组织学生运动，并逐渐成长为一名民主主义战士。1829年，24岁的布朗基担任了圣西门派创办的《环球》杂志的记者，开始接触圣西门和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最终信奉了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1830年7月革命爆发，布朗基随即离开《环球》，“拿起了枪杆，戴起了三色帽徽”，积极参加革命。1831年，他在一次游行中被警察逮捕，关进了监狱，从此结下了他与监狱的“不解之缘”——这位意志坚决的革命者便在随后的生命里经常性的“光顾”法兰西的各大监狱。1834年，布朗基发表《谁做的汤应该由谁来喝》一文，提出了土地、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公有的平等思想，主张消灭剥削，用协作制来取代私有制，标志着他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最终确立。1835年，他组织成立了秘密准备起义的团体“家族社”，但第二年便因有人告密而全员被捕。获释后的布朗基吸取教训，认为起义的成功需要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纪律严格的密谋者核心，于是在1837年建立了新的领导组织“四季社”，重新开始革命活动。此后，他领导了1839年巴黎人民起义，并在1848年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几乎成为法国激进工人运动的代言人。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布朗基因在监狱之中而没有参加，但信奉他思想的信徒仍然在公社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公社的一次会议上还将布朗基选举为名誉主席。在布朗基的一生中，他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狱中度过，他以渊博的学识、坚强的性格、长期“被监禁”的命运、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资产阶级议会所采取的尖锐批评的态度，在法国的工人阶级中赢得了崇高威信。1880年，布朗基一生中最后一次获赦出狱，75岁高龄的他在重返自由后立即主持创办了宣传革命的《不要上帝，不要老爷》报，并在工人集会上作了拥护红旗反对三色旗的最后一次演讲。1881年，布朗基因病逝世，法国人民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安葬活动，仅前来送葬的人就有近二十万。最后，布朗基的遗体被安葬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内，墓前是巴黎工人修建的纪念碑。

魏特林

魏特林生于德国马格德堡的一个裁缝家庭，早年受生活所迫，当过童工、帮工和学徒，感受到资本主义的罪恶。1835年流亡巴黎，参加了半密谋组织“正义者同盟”（没错，就是马克思后来改组的那个，当时还叫“流亡者同盟”，1836年才改名“正义者同盟”），逐渐成为同盟领导人之一。在巴黎期间，魏特林广泛研究了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于1838年发表《人类的现状和未来》一书，从人生来平等的原则出发论证财产“共有共享”的合理性，并号召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通向社会的新秩序，成为他共产主义思想的告白书。1841年，魏特林移居瑞士进行活动，在瑞士的钟表业工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次年，他发表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简称《保证》），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全面阐述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提出“不能走改良的道路，必须用强力推翻统治阶级”，引起巨大轰动。《保证》出版后在德国工人中争相传阅，反响热烈，被马克思称赞为德国工人“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魏特林因此书获得了盛誉。然而，自负和傲慢却因一时成名在他身上膨胀起来，魏特林作为手工业者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也越来越暴露。昔日旺盛的战斗精神逐渐变为固执己见的争辩和猜忌，他开始与同盟中的其他领导人发生激烈冲突，并发展了自己的小宗派。1843年，魏特林的第三本著作《贫苦罪人们的福音》出版，思想境界已比前两部大为逊色，他在新书中给共产主义涂上宗教色彩，鼓吹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精神完全一致，并主张在尘世建立天国。1845年，因长期进行宗派活动，魏特林被正义者同盟开除。一年后，他来到布鲁塞尔，首次会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为不承认用科学理论进行指导的必要性，以及主张不经过民主革命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魏特林受到了马、恩的严厉批评，双方不欢而散。1848年后，魏特林流亡美国，逐渐脱离工人运动，最终在纽约逝世。

三四十年代的“空想共产主义”是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相比于同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能以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来考虑社会的改造问题，不太强调对未来社会的详细规划，有的还反对作这种规划；在实现理想的方式上，他们一般都反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宣传、教育和典型示范，而是号召通过暴力手段直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在依靠力量上，他们都不寄希望于上层人物的同情和支持，而是普遍将目光转移到人民群众上。这些都是他们比起以往的空想者们较为进步的地方。需要说明的是，布朗基在法国领导的运动在革命政党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探索，他也因此被马克思称为“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他关于建立纪律严明的革命家核心组织的主张直接启发了列宁的建党学说）。但是，布朗基过分强调密谋组织的作用，希望依靠少数革命骨干直接进行起义的思路是错误的，这也使得他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布朗基在革命运动中不是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来进行大众阶级斗争，而是习惯于挑选一干精干力量组成“布朗基战斗队”进行突击（怎么感觉和孙中山搞暴动一个套路呢？），这就夸大了少数“优秀人物”的作用而贬低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而风火一时却难成气候。布朗基式密谋活动将革命简单理解为起义，又将起义简单理解为少数人的暴动，体现出思想认识上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倾向。而魏特林作为显赫一时的早期工人活动家，在自己的主张得到一部分工人群众的响应后便开始进行制造分裂的派别活动，反映了工人运动初期受先前手工业者带入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影响而可能发生的派性行为，同样也是当时空想社会主义运动不成熟的体现。

在总体上，马克思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空想共产主义”评价为“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

总结·社会主义五百年：随着历史的发展艰辛跋涉

毛主席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深、最后的压迫制度，资本主义在其产生的一开始就激起了尖锐地反抗。在16世纪和17世纪，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出现了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等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闵采尔同时也是后来“空想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在18世纪，在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浪潮的席卷之下，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等“空想共产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涌现出来，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呈现越战越勇的态势；到了19世纪，机器大工业和产业革命造就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对立，同时法国大革命结束，革命形势退潮，资本主义统治稳固下来，理论界的革命倾向开始退却，和平示范取代暴力革命成为主流，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三位大师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最高水平，进入全盛；而在三四十年代的欧洲大陆，新的阶级形势正使新的群众运动呼之欲出，在法国出现了英勇的革命家布朗基，在德国则有魏特林等人领导的工人运动，将18世纪的“空想共产主义”发扬光大（你或许要问：为啥只是法德？这个时候英国在干什么呢？答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正在进行著名的“宪章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这场以争取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运动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因而没有被算到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内）。

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旨在彻底改造世界的主义，它要求建立与以往社会有着根本不同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独特之处：在理论上，社会主义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要求被群众掌握从而变为大众运动；在实践上，社会主义的实践又需要很强的理论前瞻，需要克服自主行动中的各种自发倾向，使由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利益分散的群众整合为一种全新的变革力量。可以说，社会主义自身要求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尽管在第一代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就表现出了重理论的“莫尔式”和重实践的“闵采尔式”的分离，但随着运动逐渐向前发展，这种理论与实践、先进思想与群众运动间的隔离就日趋缩小起来：它们在第二代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融合，而到了第三代，一边是实践家布朗基和魏特林等人直接受到了同时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一边是理论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开始大量聚集信徒在各地开展社会主义试验，直接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欧文在后期还亲自介入工人运动，并领导成立了英国第一个全国工会。这一发展过程已经在预示着19世纪四十年代末，一种将理论和实践完全结合、以先进理论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理论的新的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将要出现——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完全成熟、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充分暴露时期的产物，也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产物。它抛弃了以往社会主义中种种唯心主义的成分，以唯物主义作为基础，科学的阐释了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系统地揭露了现今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病，从而坚强有力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前景；同时，通过对机器大工业时代阶级状况的科学分析，它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所依靠的坚实力量——工人阶级，并指明了工人阶级夺取胜利的正确道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从此，空想社会主义时代结束，科学社会主义时代来临。

19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新的历史条件的出现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逐渐产生，曾经盛行一时的各空想社会主义派别逐步没落，有的则走向反面，发展为封闭的小宗派，成为工人运动的阻碍。例如，30年代后圣西门派重新捡起基督教和神秘主义，组织起一个等级森严的圣西门主义“教会”，统一着装、共同饮食，倡导对自己老师学说的无限信仰，发展起一套宗教仪式（传道方式、赞美诗、互相忏悔等），并日益脱离实际的阶级斗争；不久，强调继承老师经济思想的大弟子巴扎尔退出教会，门派分裂；此后，相当一部分信徒转而加入傅立叶派，圣西门派逐渐瓦解。而在英国，欧文派在30年代后也陷入了深刻的内部矛盾，派内围绕是否参加宪章运动、是否提出激进诉求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一大批信徒不顾老师的反对加入宪章运动，欧文派陷入分裂。40年代后，欧文主义完全丧失了革命意义而演变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理论，欧文的信徒们也逐渐蜕化为纯粹的宗派分子。

救救韩德强，救救那些孩子 

各空想主义派别在40年代后的命运，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和伊加利亚派，就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

1847年，原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半秘密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改组，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工人政党。1848年，由马、恩起草的同盟宣言《共产党宣言》发表，它如黎明的钟声宣告了黑夜的结束，它用充满力量的文字昭示着新纪元的到来：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如果有人再问你“空想啥社会主义？”你就可以充满自豪地告诉他：

“空想社会主义的时代早已过去，我们学的是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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