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迈入了2017年，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已经有了72年，原本来说，72年了，各国史家完全应该在这一段历史的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至少不存在重大分歧吧。但是现在，各国史家依然无法达成一致。但对于进步人士（应该强调的是，本文所指的“进步人士”包括所有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以及站在他们身边的进步知识分子）而言，我十分肯定，如果我们继续为过去和现在争执的话，我们会失去未来。[1]也就是说进步人士的主要精力不能够放在过去上，而应该是当下，当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但是回答这个问题，讨论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某些问题还有有益的。
二战
76年前，日本在珍珠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大规模空袭，然后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击，懂那一段历史的读者对这些地名会很熟悉：巴丹，印尼，新加坡……这些地方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但是迈入1942年中期，以中途岛海战为标志，4艘航母的覆没大大平衡了战略力量的对比[2]，然后日本人又在和美军争夺瓜岛中以失败收场。实际上，可以看到，整个太平洋乃至亚洲的局势基本上是取决于美军，而不是中国或者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当然，在前期，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的配合也很重要[3]，但军事上，中国确实无足轻重。
很多人会认为如果中国崩溃了，那么日本就可以将兵力调出来，占领东南亚，澳大利亚……历史上东南亚很早就落入了日本手里。但是无论如何，即使日本将在中国战场的全部力量拿出来，也无法威胁澳大利亚和印度。原因是船舶运力不足[4]。日本无法支持进攻澳大利亚和印度所需要的物资补给，如果日本人登陆了澳大利亚，也许尼米兹会松一口气，因为这就制造了一个将日本精锐送进绞肉机中的机会，而这种消耗战，美军是占便宜的。
军事上中国的贡献很低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看了姜克实教授的《从日军月间死亡数统计看国﹑共﹑美军三者战力比较》一文就会发现当时中国军队在军事上的贡献确实只能居于次位。不过，中国抗战的贡献是政治上的，和苏联一样，只不过苏联在军事上贡献也很大，考虑到纳粹德国以及其附属国家强大的经济总量，如果苏联被打垮或者打的奄奄一息，那么欧洲的局势也会很难说，从这一点来说，欧洲战场东线还是西线更重要可以争论，但是欧洲战场起的是决定性因素这一点无法否认。政治上的贡献意思是苏联和中国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国被卷入战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一战一样，是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但是苏联是工人国家（尽管也有人指出是变质了的工人国家[5]），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6]。这两个国家的参战才赋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和人民民主的意义，这一点是需要注意到的。
那么，国共抗战的地位如何划分，军事上来说，国民党军在抗战上有无可置疑的地位（但实际上当美军参战后，即使国民党崩溃了，最后日本也无法保住成果），但是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是政治上的，唯一遗憾的就是中共和日共没能够将帝国主义国际战争变成国内阶级斗争，以此机会毁灭日本的帝国主义政府和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权。但是，即使没有在战争中毁灭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权，实践证明，中共在战争中，通过对群众的充分发动和阶级斗争[7]，以及对日作战积累的各种经验，中共获得了足以在战后毁灭国民党独裁政权的能力。和1941年底到1942年期间，美军对日军弱小目标打击对美军的锻炼一样，在敌后的斗争中，中共力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于群众基础，这和国民党是相反的[8]，国民党在战争中，他们的统治基础被破坏了[9]。两者的区别决定了解放战争中的胜利者的桂冠落到了解放军头上。
此外，我们还需要意识到的是，蒋介石政权在大陆和台湾的行为已经说明，中国大陆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和被国民党政权统治，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被国民党统治和被当时的中共控制，区别就大了。从这一点来说，蒋介石政权和日本的战争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并没有什么关系，谁来都一样，但是既然打起来了，中国以及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将罪恶的分赃战争（谁来榨取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农民的剩余价值）变成国内阶级斗争，这个任务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了一半，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极大地扩展了自身的力量，但是没能够实现击垮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和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任务，日本的帝国主义者们最后是被美军所打垮的，而蒋介石政权的毁灭，也是数年后的事情了。
另外，当前有一些批评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贡献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当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应该取得的战果抱着不合理的过高期望。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很多方面都无法和美军、日军以及国民党军比，取得历史上的成就已经很不错了。毕竟当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改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稚嫩的出奇。
当今一些民族主义者非常赞颂当年蒋介石的硬骨头，但是需要意识到，并不是因为蒋介石真的想和日军死磕，而是因为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了蒋介石不能够投降，否则会崩溃掉。蒋介石政权这样的独裁政权，和萨达姆、卡扎菲的独裁政权一样，都需要一种外部压力来维持内部的稳定，如果这个外部压力消失了，那么政权就会因为无数的内部矛盾崩溃。对日作战本身就是一种外部压力，所以蒋介石不敢退让，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就进行剿共，也许蒋介石自己对剿共能否胜利都没底，但是为了通过外部压力维持稳定，他不得不这么做。
开罗会议
此外，中共抗战还有一个隐秘的贡献就是直接或间接的救了很多平民和军人的性命，不论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有些人说正是因为敌后的游击战才会让日本人对平民大肆屠杀，但是姜克实教授早就指出，日本的那种畸形的、野蛮的军国主义教育才是根源而不是所谓的游击战。[10]而且即使没有八路军游击战，也会有国民党军游击战。之所以说中共的敌后抗战救了很多平民和军人的性命，看看姜克实的文章中的数据，日军一个步兵联队对国民党军正面作战时月均死亡46名，对中共军队月均死亡9名，对美军则是215名。也就是说，华北的敌后抗战搅得日军不得安宁，但是那也是日本的军国主义炮灰偷生之处，如果他们不因此被派去对付八路军，那么他们就有很大可能被派去绞肉机一般的太平洋战场，或者中国的正面战场以及印度，缅甸的战场，那么很多人就回不来了，就会凭空多一批失去了父亲或儿子的家庭，而日本对美是没有任何办法的，那些军国主义者的狂野梦想还是要失败。说到这个，很不幸的是，著名的围棋手尾原武雄九段就被征兵，幸亏他去了中国的敌后战场而不是正面战场或太平洋战场，否则人类会失去一个一流的围棋手，也许可以说八路军和新四军间接的救了一名顶尖围棋手的命，也许也是清楚这一点，尾原九段和藤泽秀行九段等日本围棋手就在中日正常邦交化中做了很多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谈到这里，关键在于接下来的时间，进步人士的基本任务，无可置疑，目标是消灭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消灭阶级和国家。现在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那些帝国主义者们以及意识到了他们之前一些做法的错误，现在从各国来看，他们的做法旨在减少进步人士行棋的步调，而不是简单地在肉体和精神上将进步人士消灭，因为很难在肉体和精神上将这些人彻底消灭，因为除非构造像1984这样的集权体制，很难彻底毁灭掉进步人士，但是1984体制也容易因为经济或者内部矛盾出问题因而不敢随便来。对此，当前进步人士需要采取比较高级的腾挪手段。
围棋中有一句话，“腾挪治孤从靠始。”这个时候，进步人士需要就是靠紧来腾挪，尽可能的获得借劲的机会。这个意思就是在不少时候有意靠紧帝国主义们的言论，但是又必须坚持原则来获得可能的借劲机会，像如果帝国主义们宣传对日仇恨，那么进步人士可以参与其中，但是将目光引导到日本的那些资本家那里。同样的，如果他们有意转移视线自揭部分伤疤，我们可以参与这一行动，但是要在原先的基础上揭下去，并且探讨背后的根本原因，例如，不管是美国的苦肉计还确实是阿桑奇费劲心机，维基解密揭露出来的美国的一些黑暗的行为出现在媒体后，进步人士不能够仅仅声讨这种行为，并且要深挖这些做法的根源，只有无产阶级认清了资产阶级政权的真面目，才能够极大地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样，像去年的杨永信事件，很多同志做的就不够，当时官方已经发出了一些对杨永信分子声讨的话，但是很多同志没能够借此继续下去，错过了一个借劲的机会。一切都是为了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进步人士本身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并且是其中的先进分子，否则不是进步人士，不管他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通过之前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教训来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的不能被别人教育的，否则必然存在谁来教育教育者的问题，能够教育所有无产阶级以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进步人士的只有无产阶级运动本身，不管是我们是亲身经历那些运动还是从间接的从书刊，报纸，电视上了解到。
萨德
对于腾挪，我来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最近中国的很多民族主义者因为“萨德”系统的部署，在网络上辱骂韩国人，并鼓吹对韩国采取强硬措施以及因此对朝鲜提供帮助，之前的一连串的事件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人的来头。进步人士需要做的就是借力打力，腾挪治孤，可以“跟进”他们反对“萨德”部署，但是反过来强调，部署“萨德”系统最重要的目的也许不是监控中国或者拦截朝鲜导弹，而是要用这种东西让韩国人和日本人对美国服服帖帖，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日本和韩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有些不安分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最应该反对“萨德”部署的是韩国人和日本人，中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应该反对“萨德”的部署，因为这是在给韩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套上新的枷锁，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该因此将矛头对准整个大和民族或者在韩国的高丽人，这一点是必须区别开来的。也就是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韩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够互相敌对各自的民族，相反，需要共同反对迎合美国或者独裁的金氏政权的韩国资产阶级，共同反对日本的资产阶级，尤其是那些想再将新一代拿去做实现自己野心的炮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其实不存在无产阶级民族主义，因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的运动是国际性的）。通过这样的腾挪手段，来使得进步人士在舆论上局部可以转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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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gust von Goeben/Akie。来源：马列之声。责任编辑：卢淼）
注释：
[1]：这句话是丘吉尔的名言，原文是“Of this I am quite sure, that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见丘吉尔的演说，The finest hour
[2]：见John B Lundstrom的Black Shoe Carrier Admiral: Frank Jack Fletcher at Coral Sea, Midway & Guadalcanal.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中译本，《航母舰队司令》，中国长安出版社，P399
[3]：见Black Shoe Carrier Admiral有关前期袭击战的章节。
[4]：船舶运力的问题，见周臻彦《船舶运力不足注定了日本在二战中进攻印度是不可能的》
[5]：对于苏联的变质，卢森堡早就提出了警告，她在1918年的时候就天才般的预测到了俄国革命的全部矛盾性。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P139
[6]：讨论当时中国是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需要回答中国自秦以后是不是封建社会，对于这个问题的质疑，可以见周臻彦《中国自秦以后不是封建社会》
[7]：根据地里面，尽管推行的是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但这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区别在于程度。
[8]：对于美军前期袭击战的问题，《航母舰队司令》，P54。
[9]：对于国民党统治基础的问题，这个我记得是萧功秦教授的观点，但是不太记得他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说的了。
[10]：这个我不太记得姜克实在那篇文章或访谈中说的，但是应该有这句话，而且从日本陆军和海军的作风来看，这一点应该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