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燕京学堂】当代“士林”的标准像

黄纪苏：【燕京学堂】当代“士林”的标准像-激流网燕京学堂

六月的一个下午，阳光暴烈得像五雷轰顶。我去参加一个会，讨论北大的什么“燕京学堂”。会议通知写得太“价值中立”了，让人看不明白会议组织方到底想干什么。“燕京学堂”当然不看也明白，虽然说得高大上，又是要“构建中国文化主体”，又是要落实“中国梦”，其实就“办班”“创收”那点事。所以我跟会议联系人说，如果开批判会，我还有点儿兴趣，如果是捧场，则我真不知从何说起。

其他与会者们议论“中国学”、“国际化”、“苏某某书院”的时候，我跑了神儿，跑毛主席那儿去了。据说解放初中科院要设立院士制度，报告打到中央，毛主席批道：我看不必“院士”了，还是“进士”吧。如果这“燕京学堂”的报告打到毛主席那儿，他会怎么批呢？他很可能把烟一掐，说：好啊！就办一个劳改农场！毛时代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确走得太过了，教训应该记取。但话说回来，今天的知识精英走得是不是也太过了呢？

这三四十年发展的基本动力是拉大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知识精英主要负责鼓吹。1980年代他们光鼓吹没践行，之所以没践行，一是因为鼓吹的工作量太大，没时间忙别的。二是因为那年头的万元户实在没啥当头，就说当时很流行的养殖专业户吧，你要产出木耳，你先得往家里投入一大堆马粪，多味儿啊！再如趸西瓜，弄车“早花”或“蜜宝”堆马路牙子上，你得支张钢丝床日夜看着，俩月下来人晒得跟“黑绷筋儿”似的。知识分子也许乐意在诗社里当“麦田的守望者”，像这种近乎重返五七干校、二次上山下乡的先富，还是算了吧。因为光动嘴不迈腿，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比较像知识分子，还延续着《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及其文友吟诗作文高谈阔论的传统，其实挺可爱的。不过，也正是因为没迈腿，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却没几个进入“先富”一族的，这让他们的勃勃雄心从胸腔一直失落到了腹腔。在很多人记忆中宛如联欢晚会的1980年代，到了该合唱“难忘今宵”的时候，竟然莫名其妙地起了场“风波”。知识精英后来分析了各种原因，却省略了自己内心失落这个原因。他们以为心里的事只有自己知道，哪料到政治精英也心知肚明——只是“双英”就跟合计好了似的，嘴上净东拉西扯别的。知识精英很看不起的政治精英，其实才是他们真正的知心人，比他们最看得起的西方人——套用近来高雅女性的择偶术语——“更懂”他们。1990年代以后，政治精英先是掀起市场大潮，请众多知识分子激情冲浪。知识分子到了漩涡一样的钱眼儿里，只剩了原始的生命呼吸，哪儿还有闲工夫发其他“杂音”、“噪音”啊，从前用嘴干喊的号子像“市场市场”、“私有私有”，如今直接落实为手脚的猛蹬紧扒拉。后来政治精英又从经济高速增长收来的钱款里，拿出一部分给没下海的知识分子发了安定团结费，让他们拉上窗帘聚精会神“凸显学术”。再后来，随着中国国运的盛大崛起，又给他们发载歌载舞费，什么“长江学者”、“长城学者”，什么“百人工程”、“千人工程”，名目繁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知识精英“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学院的”昔日形象，应该说一去不复返了。

说知识分子从前像要饭的，实属夸张。说知识精英今天像要饭的，还真有点儿“照相写实主义”。阔得直冒烟的知识精英，跟要饭的都哪儿相像呢？一是手法像，二是眼神像。先说手法。马路边、地铁里要钱的一般带两件利器，一件是他手里牵着的残疾人，有的赤身裸体、缺胳膊断腿儿跟块腊肉似的，惨不忍睹；另一件是肩上挎的小音箱，放的是如怨如诉的《江河水》。在这样的道德制高点和视听冲击力面前，确实有岿然不动的，但也总有乖乖掏钱的。知识精英去国库要钱也这路子，只是还没这讲究。他们捧着两页“国家重大人文社科基金”申请报告什么的，对着接待厅的大镜子一通南腔北调、慷慨陈词，结论不约而同：不给钱文化会亡。很难说他们是在行骗，因为国库保管员还兼着他们的辅导员，回回发钱的时候都不忘叮嘱他们下次把报告再整漂亮点儿：用PPT演示，英文肯定要有，再弄点数学公式、回归模型什么的——“中国梦”千万别忘了提。据说有位名校什么管理学的“学科带头人”通过东“演示”西“演示”，个人平均年收入接近了千万。自然科学看来也没少注水。我参观南方的某交通工具研究所，其负责人指着一个关键部件说，国家领导人来参观时拿着它问花了多少钱，他们说不到一亿。领导人感叹道，其他地方也曾申请研发这个东西，开口可都是百亿。再说第二点相像——眼神儿。知识精英见了钱以及权、势等代金券，眼睛马上就没了余光，甚至还没乞丐淡定。由这样的眼神儿统领，他们的言谈话语、举手投足乃至所有的奔走营求，全围绕这一体三样系统工程学般地展开，连半个多余的废动作都没有。财富已不仅是他们的外部环境，也已成为他们的内心秩序，成为他们集体兴趣的焦点、个人奋斗的终点、理解大社会管理小世界的基点。他们的人生和心迹变得越来越枯燥单薄，就像纸币一样从一台点钞机跑步进入一台点钞机。到后来，就像网上观察家说的，连长相都越来越接近“前台经理”了。中国的市场化从经济领域膨胀到整个社会，财富价值观横扫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富贵不能淫”这持续了两千多年的读书人传统不数十年而全线崩溃。记得七八年前见某大牌学者，房子都买了五六套了，还一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样子，嫌没“安全感”呢。

再说燕京学堂的“文化主体性”。记得1980年代起，名称的英译全国统一都用汉语拼音，唯独北大坚持民国范儿的Peking University——当然还有Tsinghua。如今办个创收班，名字也非要起出司徒雷登的感觉来。在这点上，他们真不如当年的胡适、傅斯年先生。胡、傅二位对教会大学的态度也许偏激了些（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翻翻夏志清、王世襄等人的回忆），但他们要建设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那志气或骨气你不能不佩服。面对此次质疑，北大领导又是介绍“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活动现场”，又是援引“哈佛大学校长去秋在新生入学式上的讲话”，听着就像肯德基炸鸡海淀分店的经理刚从路易斯维尔总部集训归来，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前些时徐州某高校毕业典礼，教育部代表、校领导和广大师生一色峨冠长袍，跟横店影视城排古装戏似的，遭到舆论的哄堂爆笑。不过平心说，徐州的做法虽拙劣，比燕京学堂还是略胜一筹。怎么讲呢？致力于“实现中国梦”的“燕京学堂”，及其在一手中国用英语讲授的二手中国即“中国学”，不傻的都知道是忽悠，但其中流露出的殖民地文化心态却一点不假。这种心态，从198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中后期，盛行了整整20年，在美元（黑市）/人民币汇率达到一比十几时，在谁都想弄本外国护照，蛇头、纸婚、疯狂英语的生意真快疯了时，达到了巅峰。记得世纪之交的时候，北京开了个普普通通的文化讨论会，因为有几个外国学者与会，于是规定英语为“工作语言”，中国的发言者也必须说英国话，这位朋友不会英文，问能不能用中文，组织方说可以用其他外文，结果这位朋友只好用比利牛斯一带的语言对牛弹琴。这六七年来，随着西方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此消彼长，这样的心态逐渐失去了物质支撑，已没有原先那样的势焰了。许多个人和团体紧跟美元/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及时地将自己的“文化主体”从纽约第五大道顺风快递回紫禁城一带。如此说来，“与时俱进”的徐州这所高校，比起没完没了还“燕京学堂”的Peking大学，倒更有资格率先进入“211工程”。

回迁紫禁城的文化主体，与滞留纽约的文化主体，其实相同要大于不同：都是哪儿钱多就四蹄生风奔哪儿、哪儿得势就换上拖鞋坐哪儿，还是嫌贫爱富做人上人那一套。这套精英路线，在改革开放初、中期确曾以差距为激励，使亿万个体的你追我赶聚变成整个民族的日新日进，这没人否认。但同样没法否认的是，这一套过犹不及，合理性早透支成负数，走到了历史的反面。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有多大的社会差距，就会造成多强的社会欲望，就得准备多多的资源来满足这欲望。精英主义路线一味地扩大不平等，强化等级制。其结果，官产学媒上层黑社会得以不断掠夺资源，牢牢垄断机会。而下层则（恕我套用一个经济学术语）“输入性”欲望爆满，机会却少的可怜：靠逼着陪着子女头悬梁锥刺股以改变命运，靠三点钟揉面、七点钟开店而进入上层，其成功的概率已接近天天买彩票十年中大奖。受阻的欲望转化为自残性的焦虑、抑郁、狂躁、妄想，落实为同类间（他们只够得着同类）的摩擦、冲突、杀人、放火，基本还没对上层精英的人身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不过有着动物般直觉的上层，在自己翘腿撒过尿的地方嗅到了“革命”的危险。不少人赶紧排队申请国外投资移民。排队的时候，精英们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手捧于丹国学，批评“国人”太过“浮躁”，老百姓破不了“我执”，错过了“岁月静好”。他们也不想想，人民要都自得其乐，价值观上都不向他们看齐，就凭他们那样的吃相，怎么可能拥有百万千万臣民一样的粉丝呢？小胡同里的美少女又怎么可能不跟左邻右舍的美少男在春风里弹琴唱歌、眉来眼去，而心甘情愿走进他们的豪华卧室，跟一大口袋动物脂肪盖一床被子呢？前面说精英路线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反面，意思就是再这么干，社会就散架了。问题是精英们已经干习惯了，越干越上瘾，况且除了干这个他们确实也不会干别的。这可是个中国的真问题。

还是回来说士林。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士林。富丽堂皇、庭院深深、彷佛专门为培养当代李后主和跨国李天一的燕京学堂，可谓士林两极分化的标准像。士林的两极分化，有市场化的外部环境和官僚化的内部环境前拉后推，在近二十年里愈演愈烈。士林上层称呼上从传道解惑的“先生”“老师”一变为周扒皮式的“老板”，再变为张宗昌似的“老总”——资本主义走着走着，就走出了封建主义。那些念念不忘“规格”、“待遇”、“价位”的学术精英兼学术官僚，恨不能把自己和上司的办公室布置成养心殿加储秀宫：嫌老板台不够抒情，套间里再摆张电动席梦思；嫌电动席梦思不过瘾，再装口冲浪大浴缸。就连工间的吃饭拉屎这类最容易跟群众假亲热的面子事儿，他们非但不干，还要把厕所分高、低两档，食堂分上、中、下三等。仅仅跟群众拉开“档次”还不够，他们还要用辱骂群众、折磨群众来强化自己的成就感。这些小时候连县城都没去过的苦孩子，如今一个个脑满肠肥样、富贵荣华相，终于混成人上人，让他们每天当几分钟人民，对群众和颜悦色一次，那不但是对自己十年寒窗的背叛，也是对领导多年栽培的亵渎。我真纳闷，他们成天忙乎“反和平演变”的这项目那课题，怎么不先就近研究研究自己是怎么从白毛女畸变成黄世仁的呢？

将“精英经历”、“世界领袖”之类写入燕京学堂广告词的北京大学，的确很容易跟街上的“大富豪宾馆”、“维多利亚削面馆”混为一谈。论境界真是一模一样，论趣味还不如有些铺子——我家附近一家小饭馆楹联：该吃吃，该喝喝，有事别往心里搁；泡泡脚，看看表，舒服一秒是一秒。不过，北京大学又真有卓尔不群的另一面。知识分子对眼皮底下的不公普遍噤若寒蝉甚至同流合污（不公越远，他们越热火朝天），早已习惯了在沉默中灭亡。而北大的一些师生这次却挺身而出，选择在沉默中爆发。这才是令人怀念的“北大精神”，这才像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贤呆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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