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荷兰电影导演。1898年11月18日生于奈梅亨，1989年6月28日卒于巴黎。他在世界各地拍摄纪录片，如纪录比利时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博里纳日》、反映西班牙战争的《西班牙的土地》、表现中国抗日战争的《四万万人民》和纪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识你的敌人：日本》等。战后，在苏联、波兰、巴西、中国、法国、意大利、马里、古巴、越南等国拍摄了大量纪录片，如《和平一定在全世界胜利》、《世界青年联欢节》、《激流之歌》、《五支歌》、《塞纳河畔》、《天空、土地》、《愚公移山》等。由于他在世界各地拍片，故有“飞行的荷兰人”之称。1946年因拍摄澳大利亚工人拒绝为荷兰船只装卸武器的影片而被荷兰政府禁止出入荷兰，禁令直到1966年才撤销。1955年获得世界和平奖金，1978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1986年又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周恩来一直非常支持伊文思夫妇的工做

1971年伊文思与罗丽丹一起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提出要在中国拍摄大型纪录片，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

1972年-1975年 偕法国电影工作者罗丽丹在中国拍摄大型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摄制组的足迹遍及大庆、上海、南京、青岛、新疆等地，广泛接触了我国的工人、农民、渔民、教授、学生、解放军战士、售货员、演员、手工艺艺人。《愚公移山》由12部各自独立的影片组成：《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上海汽轮机厂》、《一个妇女，一个家庭》、《渔村》、《一座军营》、《对一座城市的印象》、《球的故事》、《秦教授》、《北京京剧团排练》、《北京杂技团的训练》、《手工艺艺人》。伊文思以直接的形式表现了各阶层在那段历史时期的生活、劳动、学习、等情况。在拍摄过程中，伊文思坚持深入现场，以熟悉生活和拍摄对象。整部影片共放映12小时，其中最长的是《上海汽轮机厂》(131分钟)，最短的是《球的故事》(11分钟)。在此期间，伊文思和罗丽丹还在访问新疆之际拍摄了两部短片：《新疆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族》、《新疆和维吾尔族》。

1976年 《愚公移山》先是在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国家艺术影院上映，放映周期很长，引起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评论家的好评。

“文革”时期，外国人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拍摄纪录片，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的有两部。一部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另一部是伊文思及其夫人罗丽丹拍摄的《愚公移山》。同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短短22天的行程不同的是，伊文思的《愚公移山》历时5年完成，片长达12小时，这12集的系列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许多纪录片，从抗战到“文革”，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中国的重要性比安东尼奥尼更大。

“文革”十年在影像资料上留下了诸多空白，安东尼奥尼在1972年拍摄的《中国》则成为了东西方都重视的珍贵史料。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待了22天，留下了这部3小时40分钟的纪录片。但很少有人知道，另一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Joris Ivens)从1972年开始，花了三年在中国拍摄长达12个小时的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

伊文思1938年就到中国拍摄记录抗战的电影《四万万人民》，和周恩来关系深厚。《愚公移山》拍摄于“文革”间。

相比安东尼奥尼《中国》的巨大影响，伊文思则是被人遗忘了。在北京举办的新人电影节上，《愚公移山》的部分章节再度放映，伊文思夫人玛索琳娜·罗丽丹·伊文思作为嘉宾出席，回忆了《愚公移山》的往事。

周恩来说，不要拍红色的中国

1938年，伊文思在当代历史电影公司(伊文思和海明威等美国知识分子组成今日历史电影公司，后改名当代历史电影公司)和华侨的资助下，经香港到达汉口，拍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有关宋美龄、周恩来的镜头都收录其中，还有收复台儿庄的画面，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伊文思也在那时和周恩来结下私交。1958年，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两部纪录片：表现新中国初期中国人生活的《早春》，反映北京市民抗议英国帝国主义武装侵略黎巴嫩示威游行的《六亿人民的怒吼》。

玛索琳娜回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夫妇是“被禁止到中国来”的，人们认为他们属于“民主派”。1967年伊文思夫妇到中国拍摄关于越战的电影，却不敢与自己熟悉的中国朋友相见，即便行走在老朋友住的街道上，也不去敲朋友的门，怕给朋友惹麻烦。

1971年末，伊文思夫妇又来到中国。周恩来见到故交便

问：“为什么不带着摄像机一起来?”伊文思答：“不知道带摄像机来是否合适。”当时整个西方都有反对中国的声音，周恩来邀请他们到中国来拍摄纪录片，并说：“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回来拍电影，但是不要拍一个红色的中国，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我们知道欧洲人认为，在中国一切都很糟糕，但这并不是把中国拍得很美好的理由。”玛索琳娜说，周恩来一直强调不要把中国拍得完美无缺，这帮助了伊文思夫妇争取到高质量的现实。

和安东尼奥尼不同，伊文思夫妇没有带自己的团队。他们用中国的团队、中国的摄影师，计划长期工作。

伊文思希望拍摄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伊文思夫妇曾经的翻译陆颂和回忆，伊文思曾到清华拍摄教育改革，学生接受采访时都说自己是工农兵，他觉得不真实，最后没有用这一段。在新疆拍摄，当地居民把冬天穿的皮袄子都挂在外面，看见外宾来了就掸掸皮袄上的灰，伊文思立刻阻止，说皮袄在外面放了一个冬天，有灰才是自然的。

在拍摄《上海第三药店》(《愚公移山》的一部)时，伊文思夫妇花了很长时间让药店的员工熟悉自己。药店的员工的确对伊文思非常坦诚，其中有一位过去是药店的主人，药店收归国有之后成了普通员工。他对镜头老实说了一些在当时有些敏感的话：自己拿的工资比一般员工高，但是现在已经不参与药店的经营讨论：“我过去是资本家，经营药店总是有资本家的想法，比如有些需要的药想多进一些，他们觉得这样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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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文思。责任编辑：卢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