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代反动派作为宣传孔孟之道的通俗读物《三字经》中有这么几句话:“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说的就是孔家店二老板孟轲童年的故事。
丧事仪式
公元前三七二年,孟轲出生在邹国一户破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在他幼年时,因为家离乱坟岗很近,因此,孟轲整天和邻居小孩一起,模仿专办丧事仪式的人,在乱坟堆里吹吹打打凑热闹。念念不忘昔日奴隶主贵族威风的孟母,见儿子如此“不成器”,真是犯了大愁,荒废了读经学礼,那可是件大事啊!于是她认为“此非吾所以居处”,领着儿子把家搬进了城。
孟母搬家
没想到城里车马穿梭,人声喧嚷,又把孟轲给吸引住了。他尽管手捧着经书,有口无心地念着,可两眼却直盯着窗外街道上热闹情景。孟母满心想指望孟轲将来能重振贵族家业,见孟轲仍然心不在焉,就以“断机杼”的方式,狠狠教训了孟轲一通,然后又搬家了。这回她把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时间一长,孟轲也摇头晃脑地哼起经书,拱手作揖学起礼来,嘴里还“子曰”、“诗云”地唠叨个不休。在奴隶主阶级反动思想的熏陶下,孟轲从小就立下了复辟奴隶制的志向。
孟轲生活的时代,正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战国时代。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诸侯国中的奴隶制政权先后垮台,地主阶级的新政权相继确立,法家的政治路线取得了统治地。尤其是比孟轲稍早的著名法家代表商鞅,在秦国迅速取得变法实效的事实,极大地鼓舞和推动者当时中原各诸侯国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事业。可是,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却对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刻骨仇恨;对奴隶制的崩溃、奴隶主阶级的失败痛心疾首,捶胸跺脚。他顽固地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拚命鼓吹复辟倒退的反动主张,公开提出“法先王”的反动政治路线,扮演了一个比春秋末期企图阻止社会大变革的孔丘更加疯狂的反动角色。
孟轲是个复辟狂。伴随着各诸侯国新兴地主阶级的节节胜利,孟轲的复辟野心更加恶性膨胀。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用一张投机商的嘴巴,东窜西跳地游说各国,叫嚷要“正人心,息邪说”,鼓噪“法先王”,向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路线发动了猖狂进攻。
孟轲气势汹汹地指责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为“不仁”。他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1]。一句话,要“法先王”,就必须在政治上施行“仁政”,如果“不以仁政”,则“不能平治天下”。孟轲鼓吹的“仁政”究竟是什么货色呢?就是要恢复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实禄,复辟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孟轲鼓吹仁政的“仁”字,与孔丘鼓吹“克己复礼”的“礼”字的性质完全一样,毫无区别。孟轲眼巴巴地看商鞅在秦国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实禄,忍不住破口大骂商鞅是“暴吏”、“民贼”;同时又发出世道衰微的哀叹,大肆宣扬一代不如-代的谬论,胡说什么:“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孟轲鼓吹“复辟”
在经济上念念不忘恢复奴隶制的井田制,也是孟轲鼓吹复辟倒退、推行“法先王”反动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孟轲反对“重耕战”,狂叫“善战者服上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他在游说过程中向奴隶主贵族献策说,想要恢复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并不难,只要先把那已被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打破的土地“经界”正起来,保管奴隶主阶级的世袭封地和奴隶占有制丢不了。完全抹煞了奴隶制的井田制从来都是以奴隶的血泪和白骨做根基的事实,不惜工本,极力美化井田制,说什么井田制可以使“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其目的无非是要给井田制蒙上一块骗人的遮羞布,以便让奴隶主阶级平平安安、名正言顺地重新获得“恒产”。
孟轲言必称尧舜,行必效先王,狂热宣扬尊孔读经,妄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儒家统治。他多次肉麻吹捧孔丘。什么“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2]。还把孔丘说成是“先圣”中的集大成者。因此孟轲公开提出要向孔子顶礼膜拜,熟读《春秋》、《论语》。在游说诸侯期间,孟轲这个不学无术的腐儒,还杜撰了一则《揠苗助长》的寓言,捏造一个农夫拔苗助长,结果弄巧成拙反而糟蹋了庄稼,影射攻击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事业。其实孟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根本不懂农业生产,不懂农民。他捏造的这个故事。不仅是对农民的歪曲,也是对法家的诬蔑,只能暴露出他的顽固和无知。
孟轲在反对以商鞅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革新事业的过程中,不仅全盘继承了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而且发展了儒家思想,形成了反动思想体系一一孔孟之道。其中“性善论”便是孟轲的新创造。
孟轲认为人性都是善良的,就好比水性总是向下流的道理一样。但是孟轲又马上强调这种“善性”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只有奴隶主阶级的“先王”、“贤臣”,才天生具备“善性”。由于这些“先王”、“贤臣”都是不用学习就能知道一切的“先知先觉”,因此他们是专门代表老天爷意志主宰人间世界的救世主。只要这些“先知先觉”以“不忍人之心”去“行不忍人之政”,那么治理天下就可以象在手掌上运转小玩意儿那样容易了。就这样,从天赋的道德观念出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反动谬论纷纷出笼了。在孔丘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孟轲是第一个把“天”和“人”结合起来,炮制“尽心,知性、知天”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反动思想家。“法先王”反动政治路线也正是以这个思想路线为理论基础的。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必然得出主观唯心论的修养方法。孟轲主张充分发挥“心”的作用,摆脱耳目感官的诱惑,使心中固有的“善端”发扬光大。他认为一旦达到这个境界,统治者就能成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圣者”、“神明”,而被统治者也会自觉服从统治,于是,天下太平,人的“善性”也保住了。
孟轲似乎为人类之“善”费尽了心机。其实不然,口口声声自称仁义礼智“我固有之”的孟轲,正是一个血腥镇压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刽子手。为了给各地复辟势力壮胆打气,他一会儿奔到滕国,一会儿又赶到宋国。一听说燕国大臣子之掌握了政权,实行封建变革,孟轲便大发雷霆,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无法无天,必须严加镇压。他急急忙忙从鲁国窜到齐国,褐力煽动齐王出兵伐燕。在孟轲的推荐和策动下,他的党徒匡章率领齐军对燕国进行武装干涉,扼杀了燕国一场方兴未艾的政治变革,极其残酷地把子之剁成了肉酱。
孟轲的“假慈悲”
鲁迅曾经深刻而又形象地揭露过孟轲的“性善论”是十足的假慈悲。他说:“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般觳觫(kú胡、su速)。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牛排是决不会‘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了”[3]。孟轲鼓吹性善论,是要掩盖奴隶主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要革命人民放弃对奴隶主阶级作殊死斗争,俯首贴耳地服从它们的统治。
然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法先王”的招魂幡并不能使垂死的奴隶主阶级起死回生。尽管复辟狂孟轲为此奔走呼号了一生,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一副狼狈相。在魏国,他向魏惠王鼓吹的那套“仁政”,开始魏惠王还有兴趣,后来看看并不管用,也变得爱理不理,孟轲没办法,只好灰溜溜地离开魏国。到了邹国,邹穆公对孟轲的“仁政”非但置之不理,而且干脆连饭都不给他吃。但碰壁并不能改变孟轲的反动立场。在邹绝粮后,孟轲忽然听到了鲁平公准备任用他的得意门生乐正子治理国家的消息,顿时喜出望外,勒紧裤带赶到鲁国,心里又打起篡权复辟的如意算盘。由于乐正子的吹捧,鲁平公很想拜访一下孟轲。谁知孟轲在鲁国早已声名狼藉,平公近臣臧仓当众揭发了孟轲不过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根本不是什么贤德之人,建议平公不要见孟轲。平公一听,便打消了起用孟轲的念头。这对孟轲来说,真好比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复辟计划全部落空了。恼羞成怒的孟轲一面咬牙切齿地咒骂臧仓,一面不得不自欺欺人地仰头悲叹:“我不能见鲁侯,这真是天命啊!”历史是无情的。不管孟轲采取什么办法,是骂,是杀,是骗,都扑灭不了革新的烈火,更阻挡不住历史车轮的前进。公元前二八九年,八十四岁的孟轲终于在到处碰壁的冷落处境中完结了自己的反动一生。
二老板
任何反动阶级总是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直到临终前,孟轲还是忘不了他那复辟奴隶制的宿愿。他学着当年孔老二编纂《春秋》、令弟子拼凑《论话》的样子,也让几个死心蹋地跟随他的门徒编纂了记载他反功言行的《孟子》一书,妄图在他死后也留下那么一本变天账,以便向进步势力反攻倒算。孟轲死后,他那一整套复辟倒退的反动理论纲领和策略,被历代反动派捧为至宝,成为孔孟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毒深广。随着尊儒反法反动思潮的泛滥,孟轲的身价也被历代反动派愈抬愈高,被戴上“亚圣”的桂冠,成了孔家店的二掌柜。但是,任何反动派的垂死挣扎都不能阻挡奔腾向前的革命洪流,孔孟之道决计成不了反动势力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是铁证。今天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来,孔孟之道的反动思想堤岸就被彻底冲垮,完全露出了它的复辟、倒退、卖国的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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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儒法斗争史话》曹思峰(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第1版),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编:毕非)
注:
[1]《孟子·离娄上》
[2]《孟子·公孙丑上》。
[3]《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