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第一师范

本文摘自《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建，1903-1921》一书，即将于2016年上半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考察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培育中共第一代创始人和关键人物上的作用。1910年代，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李维汉等，都曾在此校就读。一所内陆省份的师范学校何以能培养这些后来成为中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毕业生？1910年代那些寻求现代教育的学生，如何在这所现代学校中种下革命的种子？

1913年初秋的一天，湖南省会长沙，一群年青人惴惴不安聚集在第一师范学校门外。他们前来查看张贴于墙上的录取名单。由低分到高分，名单要分批贴出，分数最低的一批最先张贴。每当一批新的名字贴出后，人群中就爆发出抑止不住的兴奋与失望。最后，除了前三名外，所有被录取学生的名字都已贴出。据说，此刻在校内一间装饰简朴的会议室里，教员们正在激烈争论前三名应该如何排序，尤其是蔡和森（1895–1931）的文章是否应该给予最高分。这时，会议室门开了，一位新近归国的专攻理学的着名学者走了进来，他就是杨昌济（1871–1920）。其实，他是来婉拒一师之聘的。然而，一看见他走进来，人们马上就请他读一读蔡和森的这篇文章，并提出自己的评价。读完之后，杨昌济震惊了，他掩盖不住自己的兴奋。谁能写出这样一篇令人振奋的惊人之作呢？这样的考生毕业后必将成为国家的栋梁。结果，不仅蔡和森被定为第一名录取，而且杨昌济本人也决定留下来，在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也向杨昌济发出了聘书，那里也进行了类似的选拔录取。毛泽东（1893–1976）于春天早些时候被取为这所学校的第一名。第二年，这两所师范学校合并为一所。于是，在中国的这片偏远内地，两位英才学生和他们这位令人钦佩的老师汇聚到一起。这将被证明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意义重大。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处于在危机与革新的十字路口。一些致力于现代化的促进者们，创建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想要培养拥有为国服务所需知识和技能的学生。对这些学生的教育，要包括中国、欧洲和日本学校教育的最好要素。湖南第一师范的历史，就是传统中国教育和现代西方教育的精华织锦。中国传统教育构成了这所学校的基调，而西方观念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状态与精神面貌，则深刻地影响了它的办学宗旨和教育实践。动荡不安的20世纪的这些意识形态，交织成了一幅色彩缤纷错综复杂的图景，折射着不同的阶级、力量和社会议程，第一师范就身处其中。第一师范的课程和文化，那些出自前代社会革新派的教师，还有学生的经济和社会背景，本书通过对这些的考查，深入研究这幅图景。这所学校创造出来的这个群体，它那些综合在一起的道德、智力和制度特征，对此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的一些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CCP）的创建者、主要思想家和领袖人物。他们之中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1876–1935）、张昆弟（1890–1930）、陈昌（1894–1930）、萧三（1896–1983）、李维汉（1896–1984）和罗学瓒（1893–1930）。这样一所貌似普通的师范学校，何以能培育出如此之多的激进知识分子？什么特殊因素在起作用？那些新精英的教员们对自己学生的精神智力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1910年代和1920年代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激进主义的成长原因是什么？新式学堂和教育革新如何与激进主义的兴起相交织？总之，这所尚不为人们清晰认知的学校，何以能够对那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奠基人物以及此后中国领导者的年轻人的事业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蔡和森（1895—1931）

许多学者考查过共产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在西方，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和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建立了一种正统的叙述，认为1917年的俄国革命激发了中国激进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以自己的研究让这幅图画复杂了一些，他考查了无政府主义对中国共产主义出现的影响。查彼得（Peter Zarrow）将中国共产主义的源头回溯到中国丰富的政治思想传统，尤其注意到道家思想。

这些学者对20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运动有深入的思考，但他们的研究集中于为数不多的精英知识分子身上。然而，这些知识分子的激进观点如何转变为群众运动？如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传播开来呢？

西方学者除查彼得外，常常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与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的联系。那么，中国学者如何呢？金观涛和彭大成将中国共产主义视为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改造。然而，20世纪前20年的教育革新，以及湖南第一师范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基调已经有了明显的西方动力与要素，一师向学生传递的哲学和伦理已将修身和人性这样的儒家价值观念与诸如康德的伦理学、格林（T.H.Green）的自我实现概念、卢梭的人道主义和自由观点以及斯宾塞的功利主义等西方因素融合，并将这些与变革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毛泽东和他的同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涌现，由此走上了变革之路。

关于中国的现代教育和教育革新，出版过许多研究着作，但绝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教育转型和社会转变，对新式学堂的政治作用都注意不多。新式学堂对清代后期和民国前期政治文化的巨大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探讨；教育革新运动在培养知识分子激进派和政治激进主义上的关键一面，更是少为人知。绝大多数学者将这二者视为颇有区别。尽管后期的史蒂芬·阿弗里尔（Stephen C.Averill）对1920年代江西从城市到乡村的革命转变的研究，显示了这种联系，但并没有什么后继的深入。丛小平近来出版了研究中华民国师范学校的出色着作，关注这些师范学校在席卷中国社会的改变中所起到的社会和政治作用，但她主要考察1930年代这些学校的一般情况，未谈1910年代的师范学校，也没谈湖南第一师范。

在追溯湖南教育革新的轨迹时，一些研究者如查尔顿·刘易斯（Charlton Lewis）和周锡瑞（Joseph Esherick）考查了辛亥革命的多种原因，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Platt）则关注从19世纪后期开始至20世纪前20年中国地方主义的发展，将湖南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不过，这些论着都没有涉及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本书则要展示现代学校怎样参与了新观念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传播，这促进了激进主义的兴起，为精英人士中新的政治运动提供了背景和动力。

在中国的现代学校中，传统观念与新输入的思想相碰撞相融合，塑造着一代新学生。这导致了什么独特的变化？通过研究施存统（1899-1970）这位从传统家庭出来的共产主义者，叶文心（Wen-hsin Yeh）展示了现代学校如何培育和传播了新的思想观念。叶文心在《地方道路：文化、空间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一书中，
使用了一种独特的空间思路来考查浙江的文化、地理、教育结构和历史对一群激进人士的影响，关注这位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员之一，他后来脱离了共产党主流，接受了民主中间派的观点。这个思路显然受到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区域系统理论的启发，而将其延伸至文化领域。但不同于施坚雅，叶文心强调说，中国的传统反抗和它的现代革命并不仅仅植根于外围和边缘区域，浙江独特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环境也促进了施存统和其他参加“五四”运动“者的激进化”。

通过对“五四”运动前后地方激进人士的乡村背景考查，叶文心揭示了早期中国共产主义一个被人忽略的重要部分。她的结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早期岁月是由城市激进主义所支配，但到了后来，革命性的共产主义就从保守的、受制于儒家思想的乡村中国生长出来。叶文心这种创新的空间思路得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然而，《地方道路》一书却用一种狭窄的观点看待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未能区分浙江的文化传统与湖南的文化传统。她的研究思路可以拓展，来对20世纪20年代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相联系的那些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化进行考查，这些人成为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杨昌济（1871–1920）

1901年，作为新政的一部分，清政府颁布了教育革新方案，但湖南的官员几乎没有反应。真正的革新开始于1903年——这一年第一师范出现了，并在当时不稳定的政治氛围中起伏前行。革新的努力之一，就是1905年采用了日本特色的课程设置。自由派人士谭延闿（1876–1930）担任湖南督军后，他的政权就鼓励进一步的革新，直到这种努力被一个军阀统治的混乱时期所阻断。1910年代后期，新文化运动开始影响一师的教育，尽管湖南和全国的局势动荡，但这所学校却繁荣起来。

如同许多新式学堂一样，湖南第一师范传播着新观念。它的学生多半来自相对贫朴的家庭，毕业于穷乡僻壤的初级中学，强大的地方上层人物支配着那些地方的保守文化。民国初年，这些学生来到长沙，看到的是一座开放不久却迅速接受着外来影响的城市，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政治动荡。

他们走进的这所学校，可说是一种混合之后的产物：一方面是仕宦传统的古老书院，另一方面则出自几所日本特色的新式学校。主持学校的是一些诚挚的革新人士，他们从中国、外国、传统和当代来源中融铸出了一种混合型的教育理念。教师们指导学生进行身体和精神智力两个方面的严格训练，既强调道德培养，也突出社会政治上的责任感。

就读于一师的这些学生，他们周围的历史、政治和精神环境中既有属于全中国的因素，也有专属于长沙乃至于一师自身的因素。比如，整个国家经历了清代（1644–1911）晚期和民国初期的变革、混乱和耻辱，激进的意识形态变化塑造着社会精神环境。由于自己的国家一直受制于外国势力的意愿，长沙的这些激进人士面对的是国家的危机和道德的危机。他们决心找到西方之所以能够征服中国的那种秘密武器，以此来拯救中国。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都在这么做，只是各地的寻找形式颇为不同。

湖南这个内陆省，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化最为老成的省份之一。它相对孤立，由一些保守的上层人士统治，对外来事物恐惧，经济上又落后。正因为这样，它反而成为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内的现代西方观念的一个精神温床。中国普及西方知识的伟大人物之一魏源（1794–1857），就来自湖南。他第一个催促中国人采用西方的技术。他那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了19世纪自强运动的一种驱动力。这场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曾国藩（1811–1872）和左宗棠（1812-1855），也是湖南人，他们都认为中国必须既由内而自强，也必须向西方学习工业和技术。在湖南，这场运动使得吴大澄（1835–1902）这位1892年至1894年的湖南巡抚，将湖南这个排外主义的中心转变为用工业和新式学堂来促进自强之地。

长沙城既是湖南省会，又是这一区域的主要商业城市，与相邻地区有着很强的经济联系。商人和居民都受益于一个发达的河流运输网络，北至汉口南到广西，湖南省以此与它们联结起来。

1918年3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合影，四排右二为毛泽东

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全都来自湖南偏远的农业县区，那些丘陵地区土地贫瘠，灌溉不足，人口分散而稀少。来自这些地区的人通常相当保守，脱离了思想创新，倾向于对儒家传统的坚信。这些来自内陆腹地的年轻人抵达长沙之后，在一师遇见的课程设置，影响了他们的观念和行动，将他们转变为激进派。这些年轻人的激进化看来证实了威廉·斯金纳的理论，即外围地区和区域边缘为中国传统的反抗和现代革命提供着人员。不过，如同叶文心所指出的，内陆省份的激进主义不能仅仅以内陆民众表达他们的失望来解释。就第一师范的情况而言，激进化是因湖南独特的历史和精神环境而出现。这包括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因此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士绅阶层，也留下了减缓西方渗透的排外——直至1900年以后为止，而更重要的是湖南的地方文化传统和新式学堂体系的特点。

尽管长沙作为一个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是在1904年才开放，但到毛泽东这批学生于1914年到长沙时，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新的观念和知识几乎淹没了这些学生，在乡村地区几乎看不见的西方列强的巨大影响在长沙城里相当明显。家乡与学校，过去与今天，不同世界之间的鲜明差别，再加上国家的危机和道德的危机，这一切刺激着他们深入的思考。他们中许多人变成了文化上的打倒偶像者，然后是共产主义者。

湖南的局势对于这种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方的渗透，太平天国起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阀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的影响都触目惊心。湖南自身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统。湖湘文化极为强调经世致用，以此作为对经典儒家传统的概括。以王夫之（1619–1692）为开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1865—1898）和杨昌济这样的湖南人，都对这种观念做出了贡献。在19世纪初期，经世思想是由湖南学者在儒家书院里讲授的。1827年，魏源和贺长龄（1785–1848）编了一本厚厚的文选《经世文编》，倡导经世观念。

到了19世纪中期，杰出的领袖人物曾国藩又在自己的研究中增加了经世观念，意在重建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

在第一师范学校，这个文化传统因杨昌济而得到了强化——这位着名的新儒家学者已经决定留在这所学校教书了。杨昌济很崇拜王夫之和魏源，但也是一位具有西方学问的学者，曾在日本、英国和德国留学超过10年。作为湖南第一师范的伦理学教师，他成为这所学校最有影响和最受尊重的教员之一。他鼓励他的学生研究西方思想和制度的各个方面，但却从来不让他们忘记自己国家的遗产。他引导自己的学生阅读激进的西化与打倒偶像的杂志《新青年》，同时也让他们接触“船山学社”的学者，这些人想在中国传统中，在17世纪早期那位伟大的湖南学者王夫之（王船山）的着述中，找到自己国家得以重生的启示。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来源是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1840–1917）。刘人熙于1914年创建了长沙“船山学社”，也是它的主要讲师。他阐述需要一种能让传统发扬光大的民族复兴，第一师范的学生经常去听他的讲座。在这样的背景中，包括蔡和森和毛泽东在内的这些严肃思考的年轻人，关注的就是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类沉重问题。1918年，他们组建了一个叫作“新民学会”的严密组织，它在湖南的“五四”运动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民学会”的74位成员中，一半以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员。

就在1918这一年，第一师范的学生派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代表团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学习社团，了解西方社会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前往北京帮助组织这次赴法，在京期间与京城激进人士建立了联系。长沙、北京和巴黎的改革中心之间，信件和文章频频传递。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这些激进人士提供了一个可以模仿的具体范例，他们相信列宁主义对于中国也是一条可行之路。接下来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政治动荡的风暴。

旅法勤工俭学带点耻辱地结束了——蔡和森与其他中国学生因参加里昂的抗议活动而被驱逐出境，人们学到了这次教训。他们回到国内，参加了关于国家未来的“五四”辩论。

湖南一师校歌

“五四”运动得到了许多研究，它常常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转折点，是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观点认为这场由打倒偶像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开始时是爱国主义的表达，然后发展为对儒家传统的猛烈攻击，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西方一些学者超越了这些主题来进行考查，去分析中国文化思想转变的一些更深层问题。在对严复（1853–1921）的研究中，本杰明·史华兹描绘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体系自我转化的一种内在动力学。张灏对梁启超（1873–1929）的研究也考查了中国传统——这里是理学传统——的内在变革，证明中国的现代文化和思想转变开始于1890年。

不管学者们对“五四”运动的解说有什么样的分歧，但无人否认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至关重要。然而，绝大多数研究是在国家层面上考查这次运动，关注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发生的事情。本书对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关注，将展示“五四”观念如何改变了一师学生的学习，而新的环境让他们接触到一些最新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是“新民学会”这些激进人士转向共产主义者的决定性催化剂。

一系列的复杂影响促成了一师学生的思想转变，但中国国内对这一时期的研究通常围绕着毛泽东来进行。这类研究典型地展现了一种历史观，认为湖南激进人士的思想、行动、生命和记忆发展成为了毛泽东思想，这种历史观最终成为官方正统观点。而在中国大陆之外，尚没有学者去考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这段历史。

本书的研究对中国革命的来源做了新的考查。湖南的“五四”运动不同于上海和北京的“五四”运动。比如，湖南知识分子中爆发了对政治行动主义的众多争论。一些人认为行动主义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文化启蒙，而另一些人则想要更新社会。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只是众多竞争派别中的一个。在“五四”运动中，各家思想的支持者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

“新民学会”于1920年分裂之后，它成员的主体接受了共产主义。许多人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者和重要领袖，包括蔡和森与毛泽东。绝大多数“新民学会”成员的命运是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中被国民党所杀，然而这些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影响仍在继续。

1895年至1919年期间，一些早期民国领袖人物如蔡元培开创的教育革新，产生了一些新的学校，它们成为了传播新的革命观念的渠道。它们还培养了一些具有新技能的年轻学者，他们想为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在中国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之际，这样的学校就涌现了独特的学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培育了几个核心圈子中的一个，这几个核心圈子于1921年合并，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共产党少数派。由于人的数量和共同的经历，来自长沙的这些激进人士成为塑造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最有影响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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