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与哲学】按语：文章的作者是在广东工厂工作多年的一位工人兄弟侯大哥，侯大哥长期参加珠三角地区劳工NGO机构的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工友志愿者到各个医院去探访工伤工友，给工伤工友以温暖的安慰和法律援助是珠三角地区劳工机构的常规活动之一。侯大哥用饱含深情地笔触，通过讲述他自己亲自探访并记录的工伤工友邓大姐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了，在中国现代化城市经济腾飞的背后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所付出的血肉和青春……文章篇幅不长，但是深刻暴露了中国农民工恶劣的劳动条件、艰辛坎坷的维权状况以及底层妇女婚姻家庭不幸的惨淡现实的冰山一角。根据联合国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逾220万劳工因从事危险工作而身亡，另有1.6亿工人因生产程序不当而患病或受伤。中国尤其以工伤的规模、数量、频率与工人工伤维权的艰难困境而令人触目惊心！中国政府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早有数据统计，每年全国至少有70万起因工致伤致残的事故，其中80%以上是农民工。这些还不包括难以估量的不能够被有关部门认定和统计在内的工伤事故。据广东一家劳工机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调查估算：“在珠三角，每年至少发生断指事故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正如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她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所说，在中国类似深圳这样繁华的大都市，象征着城市腾飞奇迹的高楼大厦，它们的地基是用农民工的血肉、白骨凝聚而成！

对于工伤工友来说而言，文字和数据所承载的殇痛是外界远远无法想象的，工伤是劳动者所受压榨与剥削最最惨酷一页！不仅给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造成物质上劳动能力（即收入来源）的损失，也给劳动者的身心造成了无可想象的痛苦……同时，我们也希望，如作者侯大哥在文章末尾所期许的那样，劳动者之间彼此无私的爱和团结，能够早日为饱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兄弟姐妹带来新生活的希望和出路。

---------枕寒流（2017年6月30日）

因为一篇关于她的投稿，他们再次相逢了

摘要：她的手被工厂的机器卷进去，整个人被吊起，却无人及时救助；受工伤后，前后五次手术，住院五年，依然拿不到赔偿。多年之后，我与她没有了联系，但却总会想起她的故事，心里也时常在自问，“邓大姐，你过得还好吗？”

邓大姐是我在医院探访工伤工友时认识的，我见到她时，她还坐在病床上，有点警惕地看了我一眼，但还是礼貌性的冲我微微一笑。

我注意到她拖着一只不能动弹且满是伤痕的手，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医院探访，像邓大姐这种情况的工伤工友，医院里有很多，当时也没有觉得有特别之处。

后来我开始和她聊天才知道，她已经在医院住了5年，手还没有治好。离开医院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只是因为邓大姐，还有其他工伤工友的经历都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

这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东莞，远看是一副美丽的现代画，近看，其实是一座血淋淋的鬼城。

后来我就想，这些为城市做贡献而遭受切肤之痛的人，总是会很快就被人遗忘，甚至唾弃，我应该做点什么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现代化城市背后的真实故事。于是我就和朋友商量着做一些工伤工友的访谈，将Ta们的故事记录下来。

决定做这件事情后，第一个出现在我脑海的人就是邓大姐。

我被机器轧到手，整个人被吊起来

那天下着雨，我们去到了邓大姐住的地方。她住的房子在一楼，想必是因为租金便宜。进去后，我唯一的印象是：黑暗，潮湿。虽然外面还是白天，可进去后一片漆黑，直到邓大姐开了灯，我才看清楚房间的环境。

我环视了一下这个狭窄的单间，当时就想：“这就算是小偷进到邓大姐家里，都会绝望到死。”整个房间只有一张床、几张凳子，我看最值钱的东西就是电饭煲和煤气灶了。

邓大姐招呼我们坐下来后，就和我们聊起了她的工作和生活。

邓大姐的前一段婚姻并不幸福，甚至可以说是悲惨。她忍受了前夫将近20年的家暴，好不容易把房建好，把孩子养大，后来因为得了一场久治不愈的病，被她前夫起诉离婚了。（详细请戳此处）

离婚后，她不得不再次踏上了南下打工之路。然而命运对邓大姐似乎过于残忍，逃离了前夫的魔掌，却又遭遇了更深的苦难。

2010年3月8日，邓大姐进了一间工厂，一个月加班加点累死累活也就两三千块钱，但是只要能养活自己，邓大姐并不怕吃苦。只是这间工厂特别的不规范，机器陈旧，经常出现故障。工厂也不给员工做安全生产的培训，更没有人告诉TA们那机器是会“吃人”的。

那是一个星期天，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加班日，却不料差点夺走了邓大姐的生命。

邓大姐用的机器是烫起毛机，机器上的线断了，她下意识就伸手去拉一下那条线，这时袖套就被机器的轴承卷进机器里了，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机器把邓大姐的手也一起卷了进去，把邓大姐整个人都给吊了起来。

一切发生的太突然，邓大姐旁边的女孩儿又是新来的，整个人完全被吓懵了，待在那里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另一台机器旁一个有经验的员工赶紧过来把机器关掉，邓大姐这才捡回一条命，要不然，这机器肯定会把邓大姐整个人吸进去碾碎。

邓大姐被卷进去的那只手惨不忍睹，手腕那一节骨头被机器轧的粉碎。这时候，捡回一条命的她仍然被吊在机器上，组长为了让她舒服一点，就抱着她的腿，使她舒服一点。而此时的邓大姐已经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疼了。

让人更气愤的是，发生生产事故后，工厂的领导一个都没有来，只有一个机修在拆机器。她的血就在机器上流着，滴到地上，地面都被染红了一大片。旁边的人都被吓傻了，都在旁边看着，不知所措。

隔了一段时间，邓大姐才从机器上被放下来，那时候她还看到自己的手指头在动，手臂和手掌也都还连在一起。邓大姐就叫厂里的人打120，可没有领导的命令，没有人敢打，最后还是用厂里的车把邓大姐带去医院。邓大姐要求去东莞市人民医院，但是厂里就是不送她去大医院，硬是把她送到了医疗水平很差的麻涌医院。

前后五次手术，住院五年仍拿不到赔偿

邓大姐手上的伤是三个地方，分别做了两次手术，受伤那天就做了一次手术，手腕是后面才做的。她的手术做得太晚了，里面的碎骨又被医生给剪掉了，因为那骨头已经不能生长了。

邓大姐开始不懂，医生只说伤了神经，恢复要慢一点，后来邓大姐才知道，这个医生把她的手接反了，她的手变得畸形，还疼痛难耐。

后来邓大姐就自己到广州的几家医院去看了一下，但是厂里觉得她在广州的医院消费高，居然不让她去那边做手术。还说邓大姐这手术没做好是属于和麻涌医院的医疗纠纷，竟不管邓大姐了，无奈之下，邓大姐又带着伤病和麻涌医院打官司。

之后，邓大姐又陆续到了几家医院去做治疗，工伤已经5年多，前后做了5次手术，还是没有完全治好。

现在那家工厂已经搬走了，厂里每个月只给邓大姐支付工伤前的最低底薪920元的工资，比东莞最低工资还少，这根本不够开支，工厂却说她没有上班，只能给工伤前的底薪。

而她申请的工伤赔偿依然遥遥无期。

如果没有他，我可能已经跳楼轻生

当我们问到，以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她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李大哥，原来是在老家工地上干活的，邓大姐受伤之后他从老家赶过来照顾她。工伤这几年李大哥白天出去工地干活，晚上回来照顾她，如果邓大姐有什么特别的事李大哥就不去工地了，就在家照顾邓大姐。

“刚受伤的时候我很绝望，感觉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如果没有他，这五年那么长，我可能早就已经跳楼了。我现在就想等我拿到赔偿，我们就一起回去湘潭生活”，邓大姐说。

我们聊着聊着就到了中午11点，邓大姐拿起锅要做饭。看着她做什么都很不方便，我就想帮一下她，可是被邓大姐拒绝了。她说她要练习一只手生活，这是她必须面对的。

她一只手慢慢地把米放进锅里，再慢慢地放到水龙头下边，再一只手慢慢地淘米。正常人一次做好的事她需要两次去做，看着还是挺心疼的。

准备做菜的时候，我又说让我来做菜吧，她还是不肯让我做。她从桌下拿出了已经切好的肉和菜，告诉我，这些是早上李大哥出门之前就给她准备好的，因为她一只手不方便切菜，李大哥每天都是这样给她准备好。

我很欣慰，看得出这位还没见过面的李大哥是一个很细心，很朴实的人。

中午12点多，李大哥才从工地上下班回来，穿着一身迷彩服，上面沾满了泥土，他人个子不高，很瘦弱，看到我们有点羞涩地笑了一下，说话也很温和。他跟我们打招呼后，摘下头上的安全帽，不长的头发被帽子套得乱糟糟的。脸上布满岁月的痕迹，他用自己的善良和无私支撑着邓大姐度过受工伤后的这五年。

邓大姐曾遭遇过那么多的不幸，直到遇到李大哥，我想才算是她一生中幸福的开始吧，我从心底希望邓大姐赶快好起来，也希望他们能在一起幸福地过完下半辈子。

后来我离开了东莞，期间手机坏了，也就没有了邓大姐的联系方式。现在我依然会时不时想起邓大姐，不知道她的工伤好了没有？不知道她应得的工伤赔偿拿到了没有？不知道她和李大哥回湘潭买房子的愿望实现了没有？

邓大姐，你过得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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