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天命而用之”——荀况的法家思想人定胜天的浮雕

荀况（约公元前三一三--前二三八年）是从儒家营垒中冲杀出来的法家代表。战国末期，他曾以鲜明的立场同孟轲之流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可是，荀况这种从儒到法的革命性转变，却遭到历代儒家卑劣的歪曲与攻击。他们一方面把荀况的法家思想斥责为“悖圣人之意”的异端邪说，另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把荀况和孟轲之流的斗争歪曲为“同门异户”的“内部之争”。其实，荀况与孟轲，一个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呐喊者，一个是没落奴隶制度的吹鼓手；一个进步，一个反动。彼此之间，从来就是黑白分明，泾渭难混。荀况的法家思想光辉，决不是历代儒生所能掩饰的。

荀况画像

荀况是战国时赵国人。那时战国七雄并争，较早实行封建变革，一度强盛的齐国由于抛弃了法家路线，逐渐衰弱了下来，“齐宣王褒儒尊学”①，在都城临淄的稷门之下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学宫，聘请当时有名气的学者讲学，成为战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年青好学的荀况也来到齐国游学，他的政治生活就从稷下学宫开始了。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战场，琅琅书声，掩不住新旧思想的激烈搏斗。在同一个讲堂上，法家慎到讲过学，道家宋钘传过经，儒家“亚圣”孟轲也放过毒。荀况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来到稷下学宫以后，没有走死读书的路。他认真钻研各个学派的学说和思想，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影响，并且经常走出去，到社会的大课堂中走走看看。他曾风尘仆仆地游历了齐、楚、赵等国，走万里路，读万卷书，用事实来认识和检验各家的学说。当时的社会，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国的变法风起云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事业蓬勃发展，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天天土崩瓦解，现实的一切都是对孔孟之道的严厉的批判。尤其是从齐威王执政时崇法而兴到了齐宣王尊儒而衰的历史教训，使荀况看清了形势，立志做一个时代的先锋。尽管荀况在齐国曾“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受到过儒学的熏染，但他在社会现实的教育下，终于从儒家阵营里勇敢地冲杀出来，在稷下学宫树起了法家的大旗。学术上的地位，使他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主讲。许多有志青年都拜他为师，韩非、李斯就是他亲手培养的。他带领学生们去各国游学，一边学习变法经验，一边传播革新思想。晚年，他定居楚国兰陵，挥笔奋战，著书数十万言，那就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名著《荀子》。

鲁迅说得好：“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荀况和孟轲差不多是同时代的，由于离的近，看得清，他抓住孟轲这个黑靶子，用战斗的法家思想武器，向着儒家“畏天命”、“法先王”、“性善论”等一系列反动思想猛烈开火。同时在批判孔孟之道的战斗中，进一步为法家奠定了理论基础。荀况这么一个法家思想家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春秋末期以来，新兴地主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付出了血的代价，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当然还有许多含混不清的难题，新兴地主阶级要继续前进，迫切需要有人总结、解答这些问题。荀况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承担了这个任务，挺身出现在先秦法家思想界的前列。

当时，科学水平的低下，使人们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认识不清。孔孟之道利用这一点大肆宣扬反动的“天命论”，为维护奴隶主统治服务。荀况却针锋相对地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无神论思想，在哲学领域向孔孟挑了战。孔老二不是摇头晃脑地哼什么“天何言哉？万物生焉，四时行焉，天何言哉”的谰调吗？吹嘘老天爷真伟大，一言不发，就叫万物照着他的意志转。孔老二不是还掐着指头恐吓说“君子有三畏”吗？其中第一条就是“畏天命”。在孔孟看来，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世间一切的绝对权威，它的意志决定着人间的治乱、吉凶、生死、祸福，从而也就安排了奴隶主贵族在人间的绝对统治。奴隶们的造反，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变法，都是违抗“天命”，都得遭到雷劈电击的“天罚”。新兴地主阶级要建立自己的统治，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天换地，就必须大胆否定反动的“天命论”。荀况的《天论》的问世，正是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的需要。在《天论》中，他大声疾呼：“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有着自己运动变化的规律；天也没有对人间发号施令的权利。什么“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统统是孔孟的骗子经。他又说，浩瀚的太空，日、月扬辉，星河灿烂，禹当国王是这样，桀当国王也是这样，“治乱非天也”，人的生死、富贵取决于人们能否“强本而节用”，能否遵循正确的途径办事，根本不存在着“天命”，又何必去“畏”、去“顺”呢！

人定胜天

对天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荀况响亮地回答：“制天命而用之”。就是说，人类要改造自然、利用自然，首先必须征服自然。物质生产的方式和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荀况看到当时人们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日益显示出对“天”的能动作用，人定胜天的思想，正是在战国末期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在《富国》篇中，荀况把“制天命”的思想讲得更具体了。他批评一些人“为天下忧不足”靠天吃饭的思想，这些人觉得老天恩赐的现成的东西太少了，不够吃，不够用，是个很成问题的“公患”。荀况批驳说，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人有一双手，什么办不到？在大地上，人可以种五谷，种各种疏菜，种瓜桃枣李，头年的收获中，只须取很少一部分当种子，第二年就可以获得新的丰收。人还可以养飞禽走兽，养鱼养鳖；还能种麻养蚕……天地间的万物，只要“人善治之”，就能使人类丰衣足食。荀况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也是他先进的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认为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的，依然是人，而不是天。只要用一条法家路线“善治之”，就能推翻奴隶制，建立封建制，“天不能死，地不能埋”②，而“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的法家耕战政策，就是“人定胜天”的保证。“制天命而用之”，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战斗口号！过去法家西门豹治邺不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吗？地主阶级处在生气勃勃的上升时期，他们是敢于改天换地的。人定胜天的理论，有力地驳斥了孔孟宣扬的“天命论”，对于新兴地主阶级能动地变革社会，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鼓舞、促进作用。

在当时的社会中，对人类来说，既然天不可“畏”，那么什么可畏？荀况说：“人妖则可畏也。”因为这些“人妖”“楛耕伤稼”，破坏生产：“籴贵民饥”，鱼肉人民；“政令不明”，统治黑暗，很明显，这群“人妖”，就是儒家，就是奴隶主贵族。他们是社会前进的绊脚石，许多灾祸，都是这些人兴妖作祟的结果。荀况所处的时代，奴隶主阶级已被打得丢兵弃甲，封建制政权在各诸侯国基本建立，但奴隶主复辟的温床还到处存在。荀况看到了这个严重的威胁，他的警惕性是很高的。

“人妖”的存在，也有力地揭露了孟轲所谓的“性善论”，孟轲胡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实质上，孟轲认为“性善”的，只有奴隶主贵族。新兴地主阶级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则被攻击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轲从“性善论”出发，鼓吹“仁政”，为奴隶制复辟服务。荀况尖锐地揭穿了欺人之谈的“性善论”，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性恶论”。他冲破上智下愚的儒家定律，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人的本性是恶的，善是通过后天的实践和学习而获得的。他认为“君子之于小人，其性一也”，“小人”只要不断学习和努力，就可以“化性而起伪”，变为“君子”。虽然他离开人的阶级性抽象地谈人的善恶，没有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但他认为“君子”与“小人”本性一样，可以互相转化，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革新思想。从“性恶论”引出了荀况的法治思想，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必须“明礼义，起法正”，“重刑罚”。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时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性恶论”强烈地提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要求，并驳斥了反动而虚伪的为奴隶主阶级涂脂抹粉的“性善论”，这就是它的历史作用。荀况，对儒家的反动内幕有比较透彻和比较深刻的了解，他把孔孟之徒斥为“贱儒”、“瞀（meo冒）儒”。在《非十二子》一文中，他那支犀利的笔，几乎扫荡了孔老二嫡传的各派。他最清楚“仁政”、“礼治”是什么货色，那是亡国倒退之道，“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③。荀况崇尚“法治”，认为“行法志坚”，“则可谓劲士”；“重法爱民，则能成为霸主”。他主张论功行赏，废世卿世禄，赏罚分明才能算“王者之政”。荀况也谈“礼”，但根据他的法治思想作了全新的解释，赋予浓厚的法的内容。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④。在这里“礼”就是法治的总纲。这是与孔孟“克己复礼”截然不同的一条政治路线，即靠“法治”，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一统天下。

商鞅变法

“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奴隶主阶级几百年的统治，有自己一套“法”，新兴地主阶级虽然年青，但在百年的斗争风浪中，也创立了自己的一套“法”。荀况的历史观是“法后王”。《荀子》一书开宗明义第一篇就写着“青，取之予蓝，而青于蓝”。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是后来者居上。“先王”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他们的业绩十分渺茫，“后王”的业绩才是“粲然”可见，靠得住的。“法后王”就是厚今薄古，革新前进。

“欲观千岁，则数今日”，荀况的思想理论研究，完全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现实斗争服务的。他不是闲逸清高的学者，而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他一生奋战在时代的激流中，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几十年前，秦国发生了“商鞅变法”的大革新，如何看待这个运动，否定，还是肯定，儒法两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信而好古”的孟轲叹息“世衰道微”，把“商鞅变法”骂得一无是处，诅咒“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儒者不入秦”，儒家之徒们对秦国的实际无一了解，但众犬吠声，他们都跟着孟轲瞎鼓噪。为了反击儒家的叫骂，为了对秦国的革新运动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荀况毅然带着学生们专程赶到被儒家诬蔑为“好利而无信”的“虎狼”之国——秦国，对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进行实地考察。

商鞅大战群儒

春风，快马，大道。八百里秦川奔来眼底，多么富饶妖娆，这就是商鞅变法后的封建制秦国啊，那生气勃勃的景象，使荀况心绪也随着绵延的山峦起伏难平：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这不就是地主阶级的“后王”远远超过了奴隶主阶级的“先王”的铁证吗！这里的老百姓朴素勤劳，这里的官吏“明通而公”，封建制比奴隶制大大优越！秦国丞相，法家范雎让他谈谈“入秦何见”的访问观感。荀况从心底赞叹说：“治之至也”。秦国，将要接近新兴地主阶级法治的最高理想了，这是大有希望的国家，这是各封建诸侯国学习的典范，荀况在这里看到了封建大一统国家即将诞生的曙光，他满怀激情地对秦昭王说，秦国已经具备了统一六国，实现“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有利条件。秦国之行，使荀况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回来后，他满怀战斗豪情，写下《强国》、《王制》等著作，为商鞅变法的胜利大声叫好，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秦国的变法实践就是荀况“法后王”的理论的现实基础。“后王者，天下之君也”，“法不贰后王”。“法后王”就是要以秦国为榜样，以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专政，进而实现大一统。荀况寄无限希望于秦国。历史终于证实证荀况的预见。在荀况过世不久，他的学生李斯辅佐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在当年荀况向秦昭王建议统一四海的地方，宣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诞生了！

李斯辅秦：一统天下

当然，荀况作为从儒家营垒中冲杀出来的法家先导，仍不免带有某些儒家思想的痕迹。例如：他尖锐地批判了孔孟的反动复辟路线，却没有象韩非那样指名道姓地痛斥孔丘；他叛逆了儒家，痛骂那些“贼儒”、“陋儒”、“腐儒”、“俗儒”，但自己还曾以“正儒”自居，不肯摘掉儒家的帽子，等等。但是瑕不掩瑜，荀况毕竟是一个杰出的法家，他的革新进步的光辉思想，哺育了韩非、李斯等一代法家斗士，为确立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荀况的历史功绩是永远磨灭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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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思峰[编著]。来源：摘自《儒法斗争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第1版，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编：畢非）

注释：

①《盐铁论·论儒》。

②《荀子·儒效》。

③《荀子·富国》。

④《荀子·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