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墨的批判：孔墨究竟是什么立场？

孔墨的批判：孔墨究竟是什么立场？-激流网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1973年8月5日）

孔墨究竟是什么立场？

到了现在要来论孔子与墨子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是大师，有不少的门徒，尤其孔子，二千年来是被视为了天教主的，关于他们的事迹和学说，自然不免有不少的美和傅益。譬如我们读一部《新约》，便只见到耶稣是怎样的奇，不仅难治的病着手成春，而且还有起死回生的大力。孔墨虽然没有这样被人神化，而在各自的门户内是充分被人化了的。因此，我们如未能探求得他们的基本立场之前，所关于他们的传说或著作，我们都不好轻率地相信。那么又什么资料上来探求他们的基本立场呢？很可庆幸的是他们态度差不多完全相反，我们最好从反对派所传的故事与批中去看出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反对派所传的材料，毫无疑不会有溢美之辞，即使有诬蔑溢恶的地方，而在显明相互的关系上是断然正确的。因此我采取了这一条路，从反对的镜子里去找寻被反对者的真影。

墨子后起，他是反对孔子的。在现存的《墨子》书里面有《非儒篇》，那里面有几段关于孔子的故事，我觉得最有研究的价值。

第一个故事：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

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

景公曰：“以孔丘语寡人者众矣，俱以为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

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于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虑周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之类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丘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

景公曰：“呜乎，贶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丘之与白公同也。”

这个故事，在年代上有些大漏洞。楚白公之乱见《左传》哀公十六年。这一年的四月孔子死。七月白公胜发难。齐景公呢，已经死去十二年了，晏婴比景公还要死得早。因此以前的人便都说这是墨子的“诬罔之辞”，那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诬罔就算是诬罔吧，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墨子是赞成“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的，孔子呢，则和这相反，“劝下乱上，教臣杀君”。更说质实一点吧，便是墨子是反对乱党，而孔于是有点帮助乱党的嫌疑的。这是极有趣味的一个对照。

第二个故事：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悦，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

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傲倨）而自，顿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音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崇）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荧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

公曰：“善。”

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

孔丘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鸥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闻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亿术数。孔丘之谋也。

这段故事的前半也见《晏子春秋》外篇，但《晏子春秋》一书很明显地是墨子学派的人所假托的。晏子反对孔子的说话完全是墨子的理论，《公孟篇》云：“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此足以丧天下。”）这四政和这儿的傲倨自顺，好乐淫人，立命怠事，崇丧循哀，是完全一致的。这段故事当然也是在做小说。但最重要的还是在后半，同前一个故事表示孔子在帮忙白公胜一样，他又在帮忙田成子。这事恐怕倒近乎事实，另一反对派的庄子后学，在《盗跖篇》里也提到过一些影子：“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但在《论语》里面所说的情形便完全不同了。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沫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

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宪问》）

这纯全是忠于主上，而反对乱贼的立场。但我们如要做一个公平的批判人，就宁肯相信《墨子》和《庄子》，而不肯相信一些孔门后学的。因为“三占从二”，我们当从多数。这是一。凡是扶助或同情乱党的人，他的子孙后进是谁也要替他掩盖掩盖的，这是二。

第三个故事：

“孔丘为鲁司寇，舍（捨）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

这故事颇残缺，“决植”两字上当有夺文，不过意思是可领会的。决假为抉，植是户旁柱，相传“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决植”大约就是当季孙逃走时，城门掩上了，逃不出，而孔子替他把城门挺开了？这位千斤大力士，照墨子看来是心术不正，所以他的弟子们也就跟着他学，到处捣乱。以下是这三个故事的总批评：

“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莫大焉。夫为弟子后生［于］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智弗及而后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我们真应该感谢墨子或其后学，有他们这样充满敌忾的叙述和批评，不仅表明了孔子的真相，而且也坦露了墨子的心迹。一句话归总：孔于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这不是把两人的根本立场和所以对立的原故，表示得非常明白吗？

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陈成子以大量贷出而以小量收回，因而把齐国公室的人民尽量争取去了，这是很有名的故事。季孙氏在鲁也有类似的情形，他礼贤下士，“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韩非·外储说左下》）。就拿白公胜来说吧，令尹子西分明称赞他“信而勇，不为不利”。就是反对他的叶公也只说他“好复言而求勇士，殆有私乎？”如此而已。“好复言”应该是说话算数的意思，也就是所谓“信”了。他作乱的一年恰巧是孔子死的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左传》把那时的情形叙述得相当详细。他在七月发难，把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都杀了，同时也把楚惠王捉着了。石乞劝他杀掉楚王，他不肯；劝他焚府库，他也不肯。结果惠王被人盗去，府库为叶公所利用，他竟一败涂地，“奔山而缢”了。关于焚府库的一节，《吕览·分职篇》有更详细的叙录，今揭之如次：

“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其府库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则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叶公入。乃发太府之货与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

据这故事看来，白公这个人实在还太忠厚了一点。石乞倒确是一位好汉。白公死后，他被人生擒，人们要他说出白公的死所，当然是准备戮尸，石乞不肯说。不说便要烹他，他也不肯蝉。结果他被人烹了。他倒确是一位智勇兼备的人。假使他果真是出于孔子的推荐，孔子不要算是很有知人之明的吗？

以下我们再把孔门弟子帮助乱臣贼子的罪状追究一下吧。

第一，“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

这是鲁哀公十五年的事，在孔子死的前一年。那时候的卫君彻，是蒯聩的儿子。卫灵公不喜欢蒯聩，把他赶出国外去了，死后卫国立了他的孙子彻为卫君，在位都已经十二年了。蒯聩施用阴谋回到岡里来。劫持着孔悝，夺取了他儿子的君位。子路在做孔悝的家臣，他因为反对蒯聩，被蒯聩的人把他砍死了。后来把他的尸首也煮成了肉酱。消息传来的时候，据说孔子正在炖肉吃，他连呼“天祝予！天祝予！”（祝者斫也），叫人把炖的肉也倒了。这事，在庄子后学也在加以非难，《盗跖篇》云：“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可见墨家和道家是同情蒯聩，而儒家是同情卫彻的。这在我们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但要说“季路辅孔悝乱乎卫”或“欲杀卫君（指蒯聩言）而事不成”，不仅和当时的情形不甚相符，而且是有点类似于鞭尸戮墓了。

关于子贡的参加，《左传》和《史记》等书均不曾言及，但除这《非儒篇》之外，《盐铁论》的《殊路篇》也说到子贡。“子路仕卫，孔悝作乱，不能救君出亡，身菹于卫。子贡、子皋（羔）遁逃，不能死其难。”《盐铁论》或别有所本，大约在当时，子贡在卫也是担任有什么职守的吧。

第二，“阳货乱乎齐。”

阳货一名阳虎，这人在孔门弟子是没有把他当成孔门看待的，而且也把他说得很坏。但其实倒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孟子？滕文公篇》引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真不失为千古的名言。《盐铁论？地广篇》引此二语作为“杨子曰”，因此有人遂疑阳货即杨朱（宋翔凤《论语说义》中有此说），但在我看来，无宁是杨朱的兄弟杨布。《韩非？说林下》云：“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朱曰：子毋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子岂能毋怪哉？”这两弟兄的性情一缓一急，颇有点像宋时的程明道与程伊川。古者布与虎间音，而布作钱币用，与货同义，是则布与货是一字一名，虎是假借字了。以时代说来没有什么龃龉，性格也还相符。

阳虎本作乱于鲁，《左传》定公八年及九年载其事。八年冬十月，阳虎欲去三桓，入于灌阳关以叛。翌年六月伐阳关。阳虎出奔齐。他到齐国，请齐国出兵伐鲁，齐景公都打算答应他了，鲍文子以为不可。鲍文子说他“亲富不亲仁”，又说齐侯富于季孙，齐国大于鲁国，正是阳虎所想“倾覆”的。于是齐侯便听了他的话，把阳虎囚禁了起来。他逃了两次，终竟逃到了晋国，投奔赵氏。《左传》在这儿加了一句孔子的批评：“赵氏其世有乱乎！”这意思当然是很不满意于阳虎了。

以上是节取《左传》的叙述，照这情形看来，阳虎无“乱乎齐”的痕迹，因而《孔丛子？诘墨篇》便引作“乱乎鲁”，孙诒让以为“当从《孔丛》作鲁”。然在《韩非？外储说左下》有下列一段关于阳虎去齐走赵的故事。

阳虎去齐走赵。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

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

据此，可见阳虎居齐，为时颇久；而他之去齐是因为“得罪”，则“乱乎齐”似乎也是事实，只这事实的真相是怎样，可不得而知了。唯《韩非·难四篇》亦言齐景公囚阳虎事，则与《左传》所述相同，或者是传闻异辞的吧。

此外，同一《外储说左下》篇，还有批评阳虎的一节：

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弑）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

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主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也。

这批评可以算得公允。“兴主之强，几至于霸”和《左传》的“赵氏其世有乱乎”完全相反，仲尼的那句评语不是七十子后学的蛇足，便可能是刘歆弄的花样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又一可宝贵的二句“阳虎议”一一“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弑之。”这确实是含有些革命的精神在里面的。这种精神不失为初期儒家的本色，例如孟子也说过这样的话：“君有过则谏，反复而不听则易位”，和这两句阳虎的主张是很相仿佛的。

第三，“佛肸以中牟叛。”

佛肸是晋国范氏的家臣，他以中牟叛，大约是在鲁哀公五年。《左传》在此年夏言：“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赵氏与范氏敌对，因卫助范氏故伐卫，因中牟叛晋故围中牟也。关于这事，《论语·阳货篇》有纪录：

佛肸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要找老师去帮忙，老师也很想借这个机会去行道，“我难道是个硬壳葫芦儿？只能挂着做摆设，不能吃的吗？”急于想用世的孔老夫子的心境，真是吐露得淋漓尽致。这样袒护乱党的行径，连子路都不大高兴的，公然逃过了儒家后学的掩饰而收在了《论语》里面，实在是值得珍异的事。而且同在《阳货篇》里面还有公山弗扰的一节：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左传》作公山不狃，以费畔事系于定公十二年，然在《孔子世家》则系于定公九年阳虎奔齐之后。公山与阳虎同党，阳虎于定公八年“入灌阳关以叛”，公山当亦同时响应，其定公十二年之畔，盖定而复反者也。定公十二年时孔子正为鲁司寇，则召孔子事当在八年。此事虽记于《论语》，而《非儒篇》不及，盖因公山氏非孔门弟子之故。

第四，“漆雕刑残。”

《孔丛子·诘墨篇》引作“漆雕开形残”，形与刑通，漆雕之为漆雕开，殆无疑问。唯因何而“刑残”，事无可考。《韩非·显学篇》儒家八派中有“漆雕氏之儒”，又言“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虽同一有姓而无名，亦当是漆雕开。王充《论衡·本性篇》，载漆雕开言“人性有善有恶”，与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诸儒同，可见漆雕开确曾成一学派。《汉书·艺文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三篇”，班固注云“孔子弟子漆雕启后”，启即是开，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後乃衍文。盖启字原作启，与后字形近。抄书者于字旁注以启字，及启刊入正文，而启则误认为后，更转为後也。这一学派既尚勇任气，藐视权威，自然是有遭受“刑残”的充分的可能。且此事，既与子路乱卫、阳货乱齐、佛肸衅晋等并列，必然也是所谓叛乱事件，那是毫无疑问的。

尤可注意的，初期儒家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近于任侠的别派而为墨家所反对。近时学者，每以为侠出于墨，或墨即是侠；有此一事也就是强有力的一个反证。任侠之轻死虽有类于墨氏的“赴火蹈刃”，但他们的反抗权威却和墨家的“尚同”根本相反，我们是须得注意的。

又《孟子》书中言：“北宮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公孙丑上》）这和漆雕氏之议很相近。孟子又说，“北宫黝似子夏”，大约这位北宮黝也就是漆雕氏的后学，是一位儒家了。

以上，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例，见于《非儒篇》者一共七项。墨家既一一列举出来加以非难，在墨家自己当然是决不会照着这样做的了。这不是很鲜明地表示着了儒墨两派的基本立场吗？至少在初期，这情形，是无可否认的。所揭举的事实虽然不尽可靠，而《非儒篇》也不必就是墨子所写下来的文字，然把两派的立场实在是画出了极其鲜明的轮廓。以前推崇孔子的人，因为孔子已经成为了“大成至圣”，对于这些材料一概视为诬蔑，全不加以考虑。现今推崇墨子的人，把墨派几乎当成了不可侵犯的图腾，对于这些材料又一概视为痛快，也全不加以考虑。这些态度，我认为都是有所蒙蔽，非把这蒙蔽去掉，我们是得不到正确的认识的。

自汉武帝崇儒术黜百家以来，孔子虽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他构生前其实是并不怎么得意的，《龙子？让王篇》说他“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吕览？慎人篇》亦有此说。注云“藉犹辱也”，足见孔子在当时，至少有一个时期，任何人都可以杀他，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他的。这和亡命的暴徒有何区别呢！因此，我们要说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而墨子则和他相反。这在孔门后学或许会喊冤屈，而在墨家后学是应该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儒者要喊冤屈，这可能性很大。就是孔子在生当时，他的门徒已经在替他粉饰了。《论语》里面有下列一段故事，值得我们叙录。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子罕》）

这个故事不仅表示了孔子的态度，也把过渡时代的当时的时代性，表示得很清楚。臣是奴隶。在奴隶制时，主人死了奴隶大多数是要殉葬的，即使不殉葬总必然有一些特殊的行动。孔子生了病，子路以为会死，故尔把门人来假装成奴隶。这在子路或许是沿守旧制，想替孔子撑撑门面吧，也就和现今都还在烧纸人纸马那样。然而竟惹得孔老夫子那样生气，那样愤慨，痛骂了子路一顿。

我顺便要在这儿解释一下“门人”和“弟子”之类的字眼。这是春秋末年的新名词。那时沿守旧制的，有时也称为“徒”，称为“役”。门人服侍先生，和奴隶的情形差不多，不过是志愿性。而非强制性而已。“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先生出门的时候，弟子要“仆”（即是当车夫），要任徒卫。但究竟不是徒，不是役，年稍长者先生视之如弟，稍幼者视之如子，因而有“弟子”之名。保守的子路，似乎不懂得孔子正以有“二三子”为新时代的光荣，而他偏要使同学们退回到旧时代的躯壳里去，竟挨受了那么一顿臭骂，那是罪有应得的。

但在于路或许还是出于无心，而在孔子死后，有心的粉饰更是层出不穷了。所谓“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至少在这些方面是没有什么夸张的。一方面有墨家道家的攻击，另一方面以前的“窃国者”已经“为诸侯”了，乱党同情者的帽子是不好久戴的。故尔在《论语》里面也就有“陈恒弑其君，请讨之”的完全相反的记事，也更有“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之类的有道无道的放言，矛盾固然是矛盾，但我们与其相信神道碑上的谀词，无宁相信黑幕小说上的暴露。到了孟子手里粉饰工作更加彻底了，如“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寺人瘠环”，大有不择木而栖的情况，也被斥为“好事者为之”，而另外说出了所主的两位正派人物来。到底那一种说法近乎事实，无从判断，但孟子是惯会宣传的人，他的话要打些折扣才行。举如他所说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也就是一个最适当的例。《春秋》或许真是孔子所作的书吧，但那样简单的备忘录，在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当中记下了“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与其说足以使“乱臣贼子惧”，无宁是足以使暴君污吏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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