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部叫做《红色药丸》（The Red Pill）的纪录片，向人们呈现了一种超乎你想象的运动： “男性权利运动”（The Men's Rights Movement,MRM）。这一运动的参加者叫男性权利运动活动人士 （Men's Rights Activists,MRAs）。刚接触这部纪录片时，或者刚听到这些名词时，你的反应可能和我一样，什么，还有“男性权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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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尤其如果你还是个女性的话，你脑海中可能会立马跳出女性是如何被父权社会压迫的一系列例子，心中可能也会涌动曾因性别遭受不公对待而郁积的感情。在介绍这部纪录片和这个运动之前，我认为很有必要先复习一下有关性别这一社会结构的“常识”，父权制（Patriarchy）和性别主义（Sexism）。因为到后面你会发现，MRM在义正言辞地挑战这一社会共识。

父权制指的是一整套的社会系统，在这套系统中，男性占有主要的权力、控制财产，并在政治、道德权威、社会特权等一系列领域中居于主宰角色，而女性被排斥在外。

在家庭中，父亲和长者享有对妇女和儿童的权威（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而性别主义是一种基于性别的偏见，它根据一个人的性别而对一个人区别和歧视对待。虽然两个性别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但性别主义的主要受害者是女性和女孩。

超过80%的美国国会议员是男性，美国至今没有产生一位女总统。超过95%的世界五百强企业的CEO是男性。尽管占据市场劳动力的一半，女性依然集中在低收入的职业和低收入的岗位，做着同样的工作却拿着更少的薪水。女性从事无偿家务劳动的时间是男性的两倍，而家务和育儿劳动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女性是强奸、家暴等各种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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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性别主义歧视女性，也歧视男性；父权制压抑两个性别，虽然它的主要受害者当然是女性。作为女权主义者，这是常识。所以你心想，是哦，肯定是会有一些男性权利议题值得倡导的。那么，让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个MRM到底在呼吁些什么？

为什么MRAs认为需要倡导男性权利？

最根本的原因是，男性权利活动人士认为，男性拥有权力、特权，而女性如何被压迫的 “常识”，是一个谎言。他们认为，这是女权主义洗脑的结果，而很不幸地是，女权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范式，主宰了人们的认知。其后果就是：男性成了受害者，男性已经处于弱势地位。

MRAs不认为男性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中享有制度性权力和特权，并相信相比较于女性，男性成了受害者并居于弱势。他们认为大众都被服用了一种蒙蔽人的蓝色药丸，这种药丸妨碍你看到事实的真相。而MRAs们则为你们提供了一种帮你看到真相的红色药丸。下面我就冒昧呈现一下MRAs希望我们看到的真相：男性是如何处于弱势、如何被社会压迫的。此外，我还会在下一节总结MRAs感到男性被压迫和不公对待的主要议题。

首先，MRAs打包呈现了男性的“悲惨”，以证明男性在社会中处于弱势：

死于战场者99.9%是男人，

死于他杀者76%是男人，

死于自杀者75%是男人，

死于工伤者94%是男人，

监狱和军队里90%是男人，

遇到沉船、坠机等事故，总是女性和儿童优先被营救。

男性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从大学退学，男孩在学校的表现全面落后于女孩，男孩更容易无家可归、得癌症，更容易年轻就丧生，更容易被逮捕、判刑、坐牢。男性失业、无家可归、男性健康问题，以及男孩被虐待的问题，都是社会的大问题。（这不禁令人也想起了在国内一些人经常鼓吹的“男孩危机”，了解更多点击阅读：“男孩危机”：男权的旧日怀旧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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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红色药丸》的纪录片里，看到MRAs 激动而痛心地呈现这些男性悲惨/牺牲时，有一些让我觉得男性确实是作为受害者（如对男孩的体罚），有一些让我感到他们好像弄混了原因和结果（他杀、沉迷色情和游戏的例子），有一些让我摊手（如自闭症的例子，难道这也是歧视的结果？），还有一些让我忍不住想说： 靠，这也能说明男性受害啊 （如政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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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伤和战争的问题为例，MRAs普遍援引WarrenFarrell 在其《男性权力的神话》中论述的一种理论：男性被视为一种可以随意处置的资源。Farrell认为，可能是因为进化意义上的考虑（人类的繁衍的需要），女性实际上被视为一种更有价值的资源，因而需要被保护，而男性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在美国社会中有这样一种倾向：让男性从事更有危险的工作，如战士、消防员、矿工等。

而且，问题在于，只有将男性看作一种同质性的群体，你才会将男性作为一个整体都看作战争的牺牲品和受害者。男性因为参与战争、做保护者的角色，同时也拥有权力、资源，甚至制造战争，不是吗？绝大多数战争都是男性制造的吧？所以男性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压迫者/问题的制造者？男性的这些“遭遇” 到底是因还是果？

而关于让男性去从事危险工作，这是一种牺牲，但同时也是一种特权，不是吗？与其他底层的工作相比，这样的工作一般收入相对较高，而长期以来，女性以不适合做这种工作为由，被排斥在外。MRAs不应该忘记，底层女性从古至今都没有做家庭主妇的奢侈，她们要工作帮助挣钱养家。我相信，如果有机会，女性完全不介意从事危险的工作。毕竟，那与在工厂里手洗衣服或是在快餐店打工那些薪水不足以饱腹的工作相比，已经算是好机会。政客就更不用说了，得，不让你们自我牺牲和受虐了，快让出位置给我们女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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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一个MRA在《红色药丸》纪录片里理直气壮地反问：“父权制在哪里？我们男人可是去赴死的人，而且是为保护你们女人，保护家人和朋友而死！这就是父权制给我们的第一特权！”我心想，如果男人不制造战争，你们从一开始就不需要去送死。并且，如果说死于工伤者94%是男人，那么死于孕产的100%是女人；只有少数男人需要去战场或者有可能死于工伤，但几乎每个女人都要怀孕生产，而且是一生都在不断地怀孕生产（至少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男人保护了家园，但女人繁衍了整个人类！

此外，当女性根本不被允许接受教育的时候，甚至没有人觉得这是问题，没有人称之为女性危机。而当男性在学校里表现不如女性时，所有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地惊叫，“天哪，男性危机！”难道MRAs看不到男性在政治、商业等各个领域的垄断地位吗？为何他们没有意识到更为显然的 “女性危机”？我想只有一种解释说得通，那就是他们认为男性本就应该优于女性，至少绝对不能有任何一点不如女性。

其实，《红色药丸》纪录片的导演Cassie Jaye也有过和我一样的反应。她说：“当Warren Farrell 在演讲中说男性是如何如何被压迫的时候，在场的女性包括我自己都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很显然，我们遭受的要多得多”。但同时我也明白，即便女性比男性所受的压迫要多，只要男性有受到一点压迫，他们也有权去就所受的压迫，争取权利。只是，MRAs需要首先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和证据，证明男性确实被压迫、被歧视了。

MRM提出了哪些权利议题？

除了上一节中所列举的男性不利处境，MRAs 认为需要倡导男性权利，还因为他们认为在一系列领域，男性的权利都遭到了侵犯。这些议题包括：家庭法、生殖问题、家庭暴力、强制军队服役等等。这里我将简单介绍几个有代表性、也是MRM最为关注的议题（或者说主打牌），以及外界和女权主义者是如何看待他们对这些的议题的解读和诉求的。

儿童抚养权问题

抚养权问题是MRM关心的核心议题之一，其中有一些专门的“父亲权利小组”。MRAs 认为美国的家庭法庭（Family Court）歧视男性，尤其是在儿童抚养权判定和离婚的问题上。他们试图改变家庭法，例如倡导将联合抚养权作为一种默认的安排，除非有证据证明一方父母不适合抚养孩子。他们借用女权主义的“权利” 和 “平等” 话语，将抚养权论述为一种基本的人权。

而批评者认为，实证数据并不支持家庭法庭歧视男性的观念，而且MRAs有意曲解了数字：虽然母亲获得了大多数抚养权，但MRAs忽略了多数父亲主动放弃了抚养权这一事实。数据显示，男性只在30%的离婚案中，争夺了抚养权，而15%的离婚案将抚养权判给了父亲（正好一半）。

“真正欠债不还的人是那些不让慈爱的父亲与子女团聚的女人”——父亲权利运动宣传海报

《红色药丸》纪录片所采访的MRAs 着重强调了抚养权的问题，纪录片也花很多时间分享了许多听起来对父亲确实不公、也令人悲痛的抚养权判决案例。导演Cassie
Jaye也就这一问题征询了南加州大学社会学和性别研究教授MichaelMessner. Messner 的回应是：

首先，我不认为这里的许多假设是正确的。毫无疑问，我相信肯定有一些男性在法庭的决定或者抚养权争夺案中，遭遇了不公。但是如果你看一下整体趋势，在异性恋家庭中，女性依然在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和儿童照料劳动，而且父亲缺席、参与不足的情况依然很常见。我想父亲权利小组中有一部分人，应该是曾经并未平等参与育儿，但在离婚以后，突然想要作为父亲的“平等”权利。

所以，解决方案在我看来是需要回到女权主义的视角：我们需要争取全面的性别平等，包括离婚前。只有男女在离婚前做到了育儿的平等，离婚后在父母双方监护权上的分配，才会更平衡。

无论如何，MRAs认为美国的家庭法庭对男性有根深蒂固的歧视。导演Jaye也被MRAs说服，认为抚养权问题是男性被严重歧视的、男性权利运动中很正当的一个议题。我相信一定有父亲被歧视的判决。但是，我不认为程度有MRAs所宣称的那样严重，因为确实如学者所指出的，大多数的抚养权归属都是父母双方私下达成的、不需要法庭的裁决。而且在女性承担绝大多数育儿劳动的现实情况下，多数的儿童抚养权归属女性，自然是理所应当。

男性作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问题

MRAs认为女性对男性的家庭暴力问题一直被忽略而且低估，部分是因为男性不愿意将自己视为受害者 （女权主义也认为，男性家庭暴力受害者遭受更多的污名，所以更不容易报告）。

MRAs坚称女性和男性同样甚至更为暴力，因此在家庭暴力问题存在 “性别平衡”（domestic violence is sex-symmetrical） 。意思是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和男性对女性的施暴，是相当的，而非大众所认为的、以及女权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家庭暴力主要是男性施加于女性、女性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

MRAs援引社会学者Murray A. Straus 和作家Richard Gelles 的研究，作为家暴性别平衡的证据。他们认为，司法系统总是轻信女性对其男性伴侣家暴的指控。他们还批评对受暴妇女的法律、政策和实践保护，并呼吁建立针对男性的家暴庇护所、要求法律系统认识到女性对男性的家暴问题。

包括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学者Michael Kimmel在内的一些人认为，MRAs援引的数据和研究是有问题的，并否定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性别平衡说。他们还认为，现在的资源之所以主要聚集在女性家暴受害者，是因为过去曾有不少势力试图淡化男性对女性的暴力问题、减少对受暴妇女的帮助和服务。

《红色药丸》的纪录片所援引的数据，确实让人感到有违常识：根据2010年美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 （CDC）关于亲密关系和性暴力的调查，1/3的女性和1/4的男性，在一生之中会在亲密关系中遭受至少一次肢体暴力。2014年CDC的报告估计，在过去一年内超过5400万的男性和4700万的女性曾是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者。正是因为这个数据，导演Jaye也接受了MRAs的家暴性别平衡说。

然而，我认为这一数据不足以支撑性别平衡说。而且按照MRA Erin Pizzey 所说，在家庭暴力的发生过程中，暴力往往是双向的，也就是受暴者也不可能完全不还手。那么，如果一对暴力关系中的主要受害者，往往是女性，在受暴过程中还过手，按照CDC的定义，这个男性也将被算作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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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我相信多数女权主义者也会同意的那样，我承认缺少对男性家暴受害者的庇护所，确实是一种对男性的忽略和歧视。根据该纪录片所援引的数据，截至2016年，美国全国有超过2000个接收女性的庇护所（这些庇护所基本不接收男性），却只有一所专门针对男性的庇护所。我也认同MRAs所指出的：媒体将家暴描述为一个仅仅是女性的问题、警察和司法系统总是默认男性是家暴加害者，以及由于默认女性是不暴力的的偏见从而对女性施暴者更宽容的的做法，是对男性的歧视。

女权主义运动为男性权利做了哪些事？

在MRAs的口中，女权主义（者）是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靶子和敌人。他们也拒绝承认女权主义其实也关心男性权利议题，并积极为争取男性权利做过贡献。很遗憾，纪录片《红色药丸》也完全忽略了这个部分。所以，我找到其他资料，简单呈现一下女权主义曾为男性争取权利做过的事。

最基本的，正如我们所具有的共识，父权制压迫女人，也禁锢男人。通过与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不懈地斗争，女权主义运动正不断将女性和男性从性别刻板印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此外一些例子还包括：成功扩展了强奸的法律定义，把男性也包括进来，而不再仅限于女性（MRAs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为父亲争取同等的育儿产假（例如瑞士）；呼吁人们关注父权制对男性的心理伤害（如贝尔*胡克思的工作）；倡导通过《1993美国家庭与医疗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of 1993, FMLA），该法案所包括的产假、病假、工伤假等的受益对象都包括男性。

男性也可能成为受害者，没人应该遭受虐待

美国社会对男性权利运动的反应

用纪录片《红色药丸》自己的话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并臭名昭著的一个运动。也正如导演Jaye在每天阅读该运动主要网站男权之声（A Voice for Men）时的感受，MRM的网站、博客、帖子充斥着厌女和仇女的言论。以至于美国的不少媒体也将其总结为，一个仇恨的运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运动，覆盖从最保守到相对不保守，从极端仇恨女权主义到亲女权主义的一个光谱。

很多学者认为，MRM，至少一部分MRM，是对女权主义的抵制和反冲。研究男性气概的学者Jonathan A.Allan将MRM形容为一个反对女性和女权主义的反应性运动。他认为，MRM至今没有形成在反女权主义之外的独立的理论和方法。

MRM涵盖许多领域，其中也不乏一些正当的议题。但总的来说，多数人认为，男性权利运动在夸大男性被压迫和处于弱势的现实，并借助“男性被压迫和争取权利” 的话语，发泄其对女权崛起的不满和不适。多数MRAs为中产阶级异性恋白人男性。

正如在被问及如何解释这样一场运动的存在时，女权主义者Katherine Spillar 所说的：

MRM是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冲。在女性刚开始获得一些权益的时候，MRM就开始了，一些男性因为一些机会开始对女性开放而感受到威胁。这或许是因为一些男人觉得现在他们不得不和更多的人去竞争一个工作，或者是因为现在他们不再能进入最好的学校，抑或是女性在学校里比自己成绩好。想想吧，爷爷那一辈多爽啊，男人的所有需求（连衬衫都有人帮他熨好）都被满足。但是，醒醒吧，世界已经变化了。

《愤怒的白人男》一书的作者，社会学者Michael Kimmel 也认为：

MRM是一种源于感到自己成了受害者的政治动员。正是这种受害者心理让MRM声称男人成了歧视的受害者。但是这个运动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因为如果你环顾四周，事情并不是你说的那样。拜托，我们并没有一个异性恋解放运动。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运动当然不会有很大吸引力，因为处于优势地位的、有特权的人是很难被组织起来的（注：社会运动理论认为，一个群体被组织动员起来的前提是对现状非常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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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M在美国遭到了许多女权主义活动者的抵制，网上也充斥着女权主义者和MRAs互相攻击和批评的文章和视频。女权主义活动者Brian DE MATOS 在一次对MRAs聚会的抗议中所说的话，很好地总结了多数女权主义者是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的：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抗议这些认为自己有权压迫女人的厌女症混蛋。不要把妇女拥有投票权等同于压迫你们（对拥有特权的人来说，平等的感觉像是压迫）。每个人都有苦难，没有人能例外。所以，别以为你们作为男人经历点痛苦，就不得了了，就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全宇宙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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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红色药丸》这部纪录片

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说，这部纪录片表现出了足够开放的态度，并富有同情心。不少评论者也认为，该片激起了一些重要的但常被忽略的议题的讨论。

纪录片《红色药丸》海报

但是该片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认为导演的视角/理解业余而不扎实。洛杉矶时报的Katie Walsh认为该片缺乏一个逻辑一致的论点，因为它建立对一些基础性理论的误解之上，而这些理论对理解父权制如何控制剥削男性和女性的资源至关重要。

她认为，男性确实面临一些悲惨而紧迫、需要去解决的麻烦，但这种缺乏批判性、偏袒一方的呈现以及没有能力就如此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形成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只会加剧男性权利运动与女权主义运动的分裂。

Walsh所谈的偏袒一方，正是另一个评论者所指出的：该片没有呈现男性权利运动负面的一面。在我看来，它也没有对女权主义运动与男性权利议题的交织有客观而全面的呈现，没有提到女权主义对男性权利问题的论述，以及女权运动为争取男性权利做过的贡献。很显然，导演在情感上最终倒向了男性权利运动活动者。

片子花大量篇幅呈现了女权主义活动者对MRM活动的抗议和搅局，这让作者非常失望，她认为女权主义者侵犯了MRAs的言论自由。在片中，女权主义活动者的形象只有一面：疯狂的、暴戾的、试图噤声男性权利运动的专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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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导演Jaye追索男性权利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历程，之所以以她认同MRM并放弃女权主义的身份而告终，与她对MRAs所言及所援引的数据缺乏批判思考和评估的能力，有很大关系。例如，促使她对女权主义运动失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接受了家庭暴力性别平衡说，并对男性受暴者获得的关注和资源之匮乏感到失望。可是，这也不全是女权主义运动的错，除非她认为女权主义应该为所有不如意的性别权利问题负责。

无论如何，我欣赏导演Jaye的同情心和努力，也感谢她将这场争议性的 “运动”介绍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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