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起，经元、明、清三代，长时期没有出现中唐以后那种六镇林立、骄兵悍将当道、军阀割据的局面，辛亥革命以后却重新出现了这种现象。北洋军阀统治的时间虽不长，地方军阀半割据的状态，却延续了好几十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告一段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深思。
朱永嘉
在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的政治体制上，只要一旦时局稳定，战乱过去以后，历来是文武分职，文主武从。在科举与铨选制度上，历来是文优于武，武举不占重要地位，只有立国初年，将军才有显赫地位，接下来便是文官占据主流地位。明代的内阁都是文官，没有武官的地位。清代也是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在雍正时被军机处取代，康熙时的《大清会典》明文规定：“国家军旅之事，专任武官，其在行省者，以文臣监督，曰总督、曰巡抚。”总督、巡抚都是监察系统演化而来，是文人的职务。清代这个情况的改变是太平军起义失败后，湘淮军的统帅政治地位提高，他们出任地方督抚以后，军人地位有显著提高。然而他们出任地方督抚时，亦还是以文官的身份，但他们毕竟是带过兵的武官，在军队内部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同时各省的督抚，实际也掌控着一部分兵权。兵将相习，实际上蕴含着兵将之间的特殊关系。
晚清的练军，实际上还是想用湘淮兵勇的办法来改造原来绿营的军队，但并未根本改变原来的军事体制。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新编陆军实际上替代了原有绿营的军制。清廷练兵处曾于一九〇九年计划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到辛亥革命前夜实际练成十四镇，又十八混成协，又四标。新编陆军亦还只是初具规模，新军的军官大都出自袁世凯主持的保定军官学校，也有一部分是当时各地派往日本学习的，回国以后在各地主持军队工作，绿营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了。地方督抚有不少人与新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一支现代化的新军，清王朝已不能进行严密的控制了。
辛亥革命前，已有新军军官起事的案例。武昌起义，本质上便是新军的兵变。中下级军官思想的变化，逼着上级军官跟着转。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帝制，也改变了原来军政分开的体制。在辛亥革命后各省市易帜的督抚大员，大都转任民国的地方都督，他们要维护自己在地方的统治，必须紧紧地抓住手中的兵权，军与政也就合一了。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袁世凯下令实行军民分治，黎元洪虽发电支持，但各省督抚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辛亥革命后关内十七省都督中，十二人为军人，其中有六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袁世凯所以主张军政分开，在当时是为了扩张其北洋军阀在南方的势力范围，削弱孙中山革命党在南方的影响，受到南方都督们的抵制亦是势所必然。这时南北的对峙，扩大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辛亥革命以后，无法迅速出现全国统一的局面，却为军阀割据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条件。袁世凯死后，北方分裂为直、皖、奉三系，南方则有滇系和桂系，滇粤之间对立。总之各省都各自为政，中央政府形同虚设，那种情况下，中央政权成了空架子，而各地军阀势力的背后，都或多或少有外国势力在那里插手，结果是军阀之间混战不断。外国侵略，特别是日本侵华的危机日益加深，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局面下，为挽救民族危亡，势必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
军阀这个概念，是从海外引入的，主要是从日本引进的。在中国明确提出军阀概念是一九一六年左右，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说得比较明确的是谭平山。讨论这个问题的由头，是军队干政的问题。辛亥革命后，全国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袁世凯一系的北洋军阀的手中，受革命党影响，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都是南方的督军，他们与孙中山的革命党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袁世凯及后来的北洋军阀如段祺瑞、冯国璋等，要削弱孙中山对南方各省的影响，在理论上自然提出反对军人干政，这样才能限制孙中山在南方活动的地盘，切断革命党与军队的联系，限制军人参政的权力。事实上南方新军官兵在辛亥革命前后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革命运动，军人同政治关系问题凸显出来。袁世凯为了削弱革命党对新军的渗透，自然要限制军人参政。故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三日的大总统令称：“至军人入党，前经下令施禁，尤宜服从。”“如有军人受党证者，立即销毁，从严革究，以肃军纪，而维大局。”这条大总统令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影响。把国民党与南方都督军的联系切断以后，国民党很难再作有效的反抗。对于这一命令，南方的督军很难公开反抗。在理论上，袁世凯占先，即使蔡锷这样云南的督军，也承认军队与政党之间，一定要划清界限。他在致电袁世凯和孙中山时，亦表示：“集会结社自由，为文明国通例。惟军人入党，各国都有限制。鄙意同一集会，亦宜稍有区别。如现在南北军界统一会之类，系为维持大局起见，自为全国所赞同。至如政治集会，似不宜以统兵大员为之。诚恐以政见不同，遂至以武力盾其后，反足以劫持公论，而破坏和平。虽险象尚未昭著，而流弊似宜预防。”蔡锷的主张，在当时属于中间派。
袁世凯
袁世凯去世以后，北洋军阀自身的派系分裂。北洋内部分裂成以段祺瑞为代表的皖系，以冯国璋为代表的直系，而东北则是张作霖的天下，即所谓奉系。在徐州这一带则有张勋的辫子兵；在南方则有唐继尧控制的云贵，俗称滇系；有陆荣廷控制的广东和广西，对北洋政府出于半独立状态，并分别向四川和湖南发展自己的势力。在各种力量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哪一派也无法独自控制中央政权。军人干政的情况在北方也显现出来，围绕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的表决，府院之间也就是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的争论激化，于是有十一省的督军组成的督军团进京干预国会讨论参战的决议，一时成为闹剧。
到了二十年代初，北洋军阀内部皖、直、奉三系之间的战争不断，南方桂系、滇系与北方也纷争频仍，南北分裂，国民党提出联省自治。国家政局动荡不定的过程中，国人注意的焦点，自然从军人干政的问题转向如何讨伐军阀的问题了。如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的文章中，还在强调如何限制军队干政的问题，认为“国家的海陆军，都是为对外的国防而设。至于对内，非因特别事变的发生，是不能时常使用的。”“督军制度，固然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产生物，但是现在革命时代已过，此种临时组织，当然是宪法时代所断然不容存在的。”（《我的国内和平意见·裁兵问题》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而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则是军人政治化的倡导者，尽管孙中山在民初也曾经强调过军人不干政的原则，但由于革命屡遭挫折，孙中山不得不接受苏联的援助，在广东创办黄埔军校，培训军事人才，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党属的军队，并提出了军人参政，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的理论主张。同时南方的军事实力派也不断地有人加入革命党，从事革命战争。如冯玉祥便是一个典型，他说过：我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后来改变认识，决定全军加入国民党。
从二十年代初起，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理论界，也不再议论什么军人该不该干政的问题，而是把矛头指向军阀了，强调政党统率军队的重要意义：“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和党的制裁，才能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革命与武力》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向导》第一七九期）比较系统论述军阀问题的则是谭平山，他在一九二〇年初便发表了《军阀亡国论》的文章，他说：“我们的国家，变成军人专有的国家；我们的政治，变成军人独擅的政治了。所以军人在社会上，握了一种特殊的势力，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组织了一种特别的系统，这就叫做军阀。故所谓北洋系、西南系和东三省系、直隶系、安徽系、云贵系、广西系等就是南北军阀所专有的名词。”他还在文章中罗列了军阀的十二条罪状。
孙中山建军的思想，实际上是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思想。一九二三年底，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考察团访苏，根据蒋介石考察的建议，决定在黄埔创办军校，培训军事骨干，建立新式的革命军队。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举行开校典礼，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主持办校练军，建立党代表制和政治机关，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编成教导队，作为直属国民党中央的军队，称为党军，一九二五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黄埔军校由廖仲恺任党代表，戴传贤为政治部主任，在军校成立国民党的特别党部，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五人为执行委员，蒋介石兼任监察委员。教导团成立之初，团、营、连都设有党代表，在军队内还制定了一套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制度，以黄埔军校为基础，把这一套制度推广于其所属之各路国民革命军，并逐渐完成南方各路旧军队的改造，在南方确立了国民党的党军体制。
这是一种新的军政关系模式，蒋介石在《告全体将士书》中说：“国民革命军乃党之所有，任何人不可得而私也。”“政治工作为革命精神之所寄，其职责所在，必相与努力，促其完成，不得轻视。此为革命军真正命脉之一，慎勿等闲视之。”那时候蒋介石革命得很呢！在那个条件下，也只有以党治军，才能练成一支新军，逐步取代旧的军阀割据的局面。在军队内建立党的组织，那就必须把党的组织建在基层。
如何在连队建立党的小组，那时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蒋介石写信给周恩来，希望他能“先把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使士兵开小组会议时，完全自由发表其意见。”周恩来在第二天便通告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诸同志，具体规定了各连队要建立党部，每星期必须依章开会，党代表及常务委员负全责，连队党部每周至少开二次会，每次一小时或一小时半。党代表须亲自参加会议，执行委员轮流参加，组长在小组会议报告工作。那时国民革命军的党建工作，还是周恩来帮助蒋介石搞起来的，实际上这一段时间中共帮助国民党的建军工作，也为自己后来的建军工作奠定了基础。至于以后国民党军队的变化及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则不在这里说了。真正把党军制，也就是党指挥枪原则贯穿到底的还是共产党，国民党在这方面并不彻底。从根本上彻底消灭大陆各地军阀势力的历史使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担当。
朱永嘉（1931—），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著有《论曹操》《刘邦与项羽》《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读史求是》等。“文革”时担任上海市写作组总负责人，曾为王洪文讲解《后汉书·刘盆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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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永嘉。来源：选自《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责任编辑：卢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