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鲁迅后期杂文的辩证法

鲁迅的著作概括了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充满着唯物辩证法。这是鲁迅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鲁迅后期的杂文，从中学得战斗的本领，把我们的批判武器磨得更加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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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利，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鲁迅能够具体切实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对中国社会矛盾进行透辟的分析，使他的后期杂文几乎篇篇都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鲁迅后期杂文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紧密地为现实斗争服务，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鲁迅从年轻时起，就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漩涡中。他参加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后的阶级分化，经历了大革命失败时的严峻考验，晚年率领革命文艺战士英勇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并且与执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周扬一伙作坚决的斗争。革命斗争使他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丰富的斗争实践又为他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矛盾，提供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鲁迅善于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考察矛盾的各个方面，全面地看问题。他十分强调对敌、我、友三方面都要熟悉，“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鲁迅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不但看到事物的正面，而且看到事物的反面；不但看到革命阵营，而且看到反动营垒；不但看到公开的敌人，而且看到暗藏的“蛀虫”，在白色恐怖中，能预见光明的前途；在胜利的形势下，能觉察暗藏的逆流。因而，他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洞若观火。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写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全面分析问题的典范。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在当时的确是一个胜利，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的人，只看到北伐军与吴佩孚，孙传芳一类军阀的矛盾，以为北洋军阀即将被打倒，革命从此便大功告成，。他们根本看不到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还存在着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在他们眼里，革命阵营是铁板一块，只要挂着革命的徽章统统都是“同志”’。实际上，不少象《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一类的投机家，也在“革命的策源地”广州鸣放庆祝“盛典”的鞭炮呢！唯物辩证法给鲁迅以深邃的洞察力，使他不仅看到北伐军的胜利，而且看到？北伐军阵营内部新的矛盾和新的分化，指出当时广州的政治状况是“红中夹白”，透过庆祝“盛典”的爆竹的烟雾觉察到反革命的阴谋家正在霍霍磨刀。他及时提醒革命者：“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决不能因为“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否则，“革命的策源地”是很容易变成反革命策源地的。果然，在这篇文章写成后不到两天，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革命举起了屠刀，把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推入血海。黄埔江畔凄厉的枪声证实了鲁迅的预见是多么的准确啊！

面对着革命营垒的分化，鲁迅临危不惧，从容坚定。在他看来，革命队伍的不断“离合变化”完全是合乎辩证法的正常现象。鲁迅亲自经历过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维新派的分化，五四运动后文化战线左翼与右翼的分化，对此是有深切体会的。鲁迅深刻揭示了这种分化的根源，他说：“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由于“终极目的不同”，吴虞、刘半农等人，一个个从“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堕落成为“拉车屁股向后”的复古派。鲁迅认为，“分化”是绝对的，“聚合”是相对的，新的“分化”必然带来新的“聚合”，新的“聚合”后，也不可能使队伍绝对的纯，仍然会有“投机者的潜入”，又开始酝酿着新的“分化”。因此，必须时刻警惕投机者从“内里蛀空”革命的阴谋；同时又不要对革命队伍的“分化”和“改组”惊慌失措。那种以为内部斗争“不可知”，并由此产生厌战和悲观情绪的人，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被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所束缚。鲁迅说得好：“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

鲁迅由于坚持唯物辩证法，对斗争始终是乐观的。他认为，经过斗争，革命队伍必然会更加发展。壮大，愈来“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鲁迅的这种分析，为我们党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证实。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发生多次大的分化，经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建国后，也象鲁迅所预见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我们党正是经过这种“离合变化”，先后把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揭露出来。我们的党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纯洁、坚强，团结，更加生气勃勃。今天，我们正在深入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党内第九、十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这一斗争，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迎来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无产阶级思想上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它使鲁迅在斗争中心明眼亮，看得真，看得深，看得远，能够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和现象是对立的统一。本质一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

但不一定暴露在表面，而往往隐蔽在现象的背后。鲁迅在论战中，十分注意揭开论敌的伪装革命的画皮，识破其反革命的本质，“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三十年代，四条汉子”是以马列主义的“指导家”的面目出现的。鲁迅并没有被他们的闪光的“头衔”所迷惑，落入他们机会主义的圈套。鲁迅对任何问题、任何人都取分析的态度，对“四条汉子”也是听其言，观其行，看出他们“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从而“投一光辉”，使其“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周扬一伙抓住“统一战线”这大题目”，来做他们的“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文章。鲁迅一眼看穿，他们出卖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马脚”，用马克思主义的剖刀剥下了披在他们身上的“抗日”、“爱国”的“麒麟皮”，揭露了他们从内部“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的投降主义本质。

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新生事物代替腐朽事物，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就是要“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鲁迅在后期杂文中，通过许多活生生的事实，揭示了新与旧、革命与反动的对立面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地位互相转化的道理，告诫人们必须彻底革命。他提出的“痛打落水狗”的战斗口号，是一个促进革命向胜利转化的口号，体现了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在中国近百年的革命斗争中，革命派和反动派进行过长期较量，统治和被统治的地位反复多次互相转化。鲁迅曾目睹辛亥革命前清朝统治者对秋瑾、徐锡麟等革命者的血腥屠杀。辛亥革命后，杀害秋瑾烈士的刽子手章介眉之类的反动派成了落水狗。当时任绍兴军政府都督的革命党人王金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主张对敌“宽容”，不打落水狗。结果，到了二次革命失败时，落水狗章介眉之类在袁世凯军队的刺刀保护下，又爬上岸来，咬死了王金发。你看，开始反动派在台上，革命派在台下；前者处于压迫的地位，后者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前者是岸上的狗，后者是被咬的人。可是经过革命斗争，双方地位便发生了变化：革命者在台上，反动派在台下，前者成为胜利者，后者变成落水狗。然而，这时双方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落水狗拚命地往岸上爬，而岸上的革命者又有“哀矜之意”，在这种条件的作用下，被打下台的反动派又恢复到从前的地位。于是，革命者重遭迫害。所以，鲁迅痛斥那种对鬼域发“慈悲”的胡言乱语，坚决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落水狗一打到底。因为“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它落水之前要咬人，在水中也未必会改变本性，况且它的落水并不意味彻底完蛋。有时它看来似乎“落水”，“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了的，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落水狗似乎受伤，其实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为重新上岸准备条件。因此，革命者切不可书生气十足，以为恶狗落水，便是革命成功，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样，“在睡梦里，总是吃亏”。鲁迅从学的经验教训中所学得的活的辩证法，对于我们目前同邓小平这样的“还乡团”头子做斗争，难道不是很有启发的吗？

辛亥革命时期，象王金发那样的革命者之所以吃了袁世凯一类“落水狗”的大亏，固然是由于他们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决定，同时也与他们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分不开。他们往往是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他们没有把与袁世凯、章介眉之流的斗争看作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而错误地认为仅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民国一成立，他们便以为“不应该再修旧怨”了?。鲁迅则与此相反，在他与形形色色的论敌作斗争时，从不把对方看作孤立的单个人，而是看到论敌“代表着某一群”，即代表着一个阶级或集团。他从不把斗争看作“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始终把这种斗争看作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部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所以，他主张“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即注重于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他并不认为某一论敌的暂时败下阵来，或者敌对阵营中某个代表人物的下野，是反动阶级和反动路线的彻底垮台，是革命派的全面凯旋。鲁迅在批判蒋介石集团的卖国投降政策时，曾经指出：有人“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大买办大地主阶级还在台上，代表着他们阶级利益的卖国路线怎么会由于个别代表人物的下台而消失呢？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虽然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一个接一个地垮了台，然而修正主义路线消失了吗？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产生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还存在，党内资产阶级还存在。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大搞修正主义，就是一个铁证。今天，邓小平下台，也并不意味着修正主义路线从此消失，阶级斗争从此结束。

鲁迅不仅运用矛盾双方依一定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法观点来考察敌我矛盾，而且用来分析革命者自身的矛盾。以为曾经是革命者就必然一辈子是革命者，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鲁迅从“同路人”的堕落和叛变的事实中，认识到“左翼”是很容易成为“右翼”的。他说，有些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因为他们参加革命，实际上也“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于是，他们必然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变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在我们党内，一些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则变成党内走资派，不正是再次证实？鲁迅所揭示的这一规律吗？革命者必须正视这个问题，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象鲁迅那样运用唯物辩证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时时解剖自己，永葆革命的青春。如果把革命看作是为个人夺“椅子”，一味追求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那么，随着革命的深入，迟早要转化为革命的对象，被革命人民当作官僚主义者阶级打倒。“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革命、要前进，奔向共产主义大目标，这个历史洪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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