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厦在代表剧本《组曲虐杀》中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为主人公，既描述了小林与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坚决对抗与顽强斗争，又生动展现了他以坚定的信仰和春风化雨般的人格魅力将特高警察由体制帮凶感化为“人”的过程，从而为我们重塑了无产阶级战士的形象。井上用这一形象鼓励日本民众与今天的右翼势力进行斗争。

井上厦（1934-2010）日本剧作家、小说家

井上厦（1934-2010）是当下日本家喻户晓的剧作家、小说家，曾创作了《上海的月亮》、《吉里吉里人》、《组曲虐杀》、《闪耀星座》等剧本，每个剧本演出后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很大的社会反响。《组曲虐杀》最初刊登在《昴》2010年1月号，单行本于2010年5月由集英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描写著有《蟹工船》、《党的生活》等名著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家小林多喜二(1903年-1933年)的优秀评传剧。

剧本设定的时间为1930年5月下旬到1933年2月下旬的两年零九个月，这是小林人生的最后时期。全剧共分为二幕九场。第一幕的序幕，十三岁的少年小林多喜二在伯父开的面包房打工，受尽伯父这个资本家的压榨，他愤怒地发出“是谁把老百姓买最便宜的面包的钱给黑下了”[1]的吼声。第一场，小林由于在大阪给群众演讲被逮捕，特高警察古桥和山本审讯小林。第二场，特警古桥、山本到小林家，让小林家人转告小林放弃自己的主张，宣布“转向”，遭到小林的妻子和姐姐的拒绝。拒绝特警，就意味着小林要再一次坐牢。于是，第三场自然就将地点设在了监狱，小林在狱中唱道：“……我好像只有一只手，什么也干不了”[1]，表现了他感到自己改造社会、拯救穷苦人的无助与力量之单薄。第四场，东京警视厅派一万名警察住到他们觉得需要监视的赤党分子家，特警古桥和山本被派驻到小林家，喜欢写作的山本向小林求教，在小林的启发下，这两个警察平生头一次反思自己所处的体制。第五场的时间是1932年5月下旬，特高们像一只只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对加入了日本共产党的小林监视更加猖獗，小林的安全越来越受到威胁。第六场，小林由于反动政府的迫害，到处躲藏，为了他和妻子能随时脱身，他们的家什只有两个旅行箱。第七场，小林每天忙着写小说，撰写传单和街头演讲，由于小林越来越受到更多工人们的拥护，警察出悬赏金来抓小林，这使小林的姐姐感到担心，于是小林就用事实教育姐姐，让她看清了天皇的政府、资本家、官僚、军队、警察是怎样串通一气来压榨老百姓的，这使得小林姐姐在思想上深感震动。第八场，小林死后，山本利用业余时间一边写作，一边组织警察工会，暗地里给警察们发传单，山本成了小林思想的继承人。

本文就《组曲虐杀》这一剧本进行分析，探讨井上通过小林多喜二这一无产阶级战士的塑造力图凸显人物哪些特点，进而剖析井上以昔喻今的根本动因是什么。

《组曲虐杀》（单行本，2010）

一、对抗天皇制军国国家体制的“非国民”

“非国民”一词在日语中指作为国民不履行义务、或背叛国家的人，后特指在二战时期对战争采取不合作态度、不积极配合国家战争政策的人。“非国民”实际上是一种对这类人的蔑称。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长期化，1939年，由于物质的短缺，在各个方面都加强统控后，才开始出现了这种叫法，并逐渐加以扩大。在强硬的军国主义体制面前，成为一个“非国民”，意味着要成为一个不是沉默、顺从的大多数，而这样，会受到孤立、整肃，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可见，坚定的思想、高尚的情操和无畏的勇气，正是“非国民”的特质。小林的“非国民”特质首先体现为他对当时的军国主义体制的硬性对抗。这一点是通过他与特高刑警进行坚决斗争表现出来的，因为特高是代表日本反动政府的最残暴的机器。

井上一开始就设计了一幕在审讯室严刑逼供小林的一场戏，把时间设定为1930年5月下旬早上9点多.，地点为岛之内警察署的审讯室里。山本正特高警官正在审讯小林多喜二，山本对小林说:“你们这种结社是针对我们圣上的一个谋反组织，赤党！妄图颠覆我们神圣的国家。……你如果要给这种组织提供资金，后果会是怎样，你应该是清楚的”[1]。然后又说：“治安维持法的第一条‘以结社为目的或有结社行为的，处以两年以上有期徒刑’。你至少要在监狱中过两年，小林，募捐来的钱交给谁了，快快交代！”[1]由于小林一直在沉默，一句话不说，没办法，警察署调来了抓赤党分子、破坏工会组织高手的古桥铁雄特高警官。

山本于是开始给古桥讲他是怎样抓住小林的。山本说现在《战旗》这个赤党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有六人，他们组织起了“保卫《战旗》的关西演讲会”，把旗帜插到了大阪。不用说，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就是小林。警察署的高层指示“这次要彻底清除赤党分子”，根据这一指示，他们制订了捣毁演讲会的周密计划。当小林在演讲会上正要进入主题时，警察们排成一排操着军刀，突然闯进去就喊到“停，停，停”。然而小林却嫣然一笑，从口袋里拿出剪下来的报纸，高高地举过头顶，“现在我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今天早上的大阪朝日新闻报上登的社论。早上的朝日新闻没有被禁售，而在这会场上我就念一下这报纸就让我们解散。作为我们国家的权利机关警察与其说是不喜欢我的演讲，倒不如说害怕我们老百姓聚在一起”。小林接着更加情绪高昂地说：“默默地支撑着我们的杂志《战旗》的是广大的读者，《战旗》为社会的贫富差距所忧虑，并从贫民的角度来考虑社会应如何变革。警察当局害怕这些读者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所以喝令杂志停办。”[1]于是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搞得警察个个面面相觑，灰溜溜地撤了。特高警们觉得扫了他们的面子，派人跟着结束演讲的小林，并跟踪到小林的家，等着小林熟睡后，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嫌疑犯”把小林抓来了。

《组曲虐杀》舞台评传剧DVD（2010）

据史料记载，1930年5月下旬，小林与中野重治、江口焕、贵司山治、大宅状一、片冈铁兵等人一起，为保卫《战旗》，在京都、大阪、松阪等地做巡回演讲，小林在大阪被捕，拘留在岛之内警察署，接受调查后于16日被释。本剧正是基于这一段史实创作出来的。

剧中审讯小林时，特警山本对古桥说，“……这家伙的书依然卖得很火。”于是小林愤怒地说：

多喜二：比如说《蟹工船》。关键的地方全是××。就是这样的。“至今为止日本发动的任何××，都是一小撮××策划的，他们只是给这些××附会上了各种各样的动机。”

古桥与山本 一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多喜二：现在把××还原的话，我是这样写的“至今为止的日本发动的任何战争，都是一小撮大富豪们策划的，他们只是给这些战争附会上了各种各样的动机。”

古桥：（用刚才没有的大声）住嘴！

山本：大胆，你胆敢在我们这堂堂的警察署，说这么反动的话。

多喜二：替这些大富豪们办事的都是银行、政府和大公司。为了保住这些富豪的利益就需要××的××和××。

古桥与山本  ……？

多喜二：现在把××还原“为了保住这笔钱就需要为天皇服务的陆军和警察。”

古桥：带××地说。

山本：不要还原。

多喜二：他们在耍魔术，用这种把戏使贫困的人们连面包都买不起。这个社会奇怪不奇怪？

古桥：不能再听他胡言乱语了。

山本：不要再胡说了。

多喜二：我们想让国家变成一个写文章时不用再带××的国家。

这时多喜二开始唱××歌。

突然多喜二的歌声被打断，从屋子内传来重重的鞭子声。

后来小林虽然被释放了，但人身自由的被限制，文学自由的被剥夺，只消这两笔，就勾勒出了当时日本国家体制的极度黑暗。

据史料记载，小林被日本特高警察杀害后，由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等团体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发表文告揭露日本反动政府杀害小林多喜二的实质是“为了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和狂热地准备反苏战争”。《组曲虐杀》中的小林就像上面描述的那样，面对警察揭露天皇制国家体制对文化的禁锢。书虽然成了这样的一种没办法看的东西，小林却没有屈服，出狱后继续着他的演讲，他想用事实唤醒日本民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井上厦通过小林这一形象，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天皇制国家体制的认识：信口雌黄的政治家、飞扬跋扈的军队、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资本家、以及保护这些人的公务员和警察，都是天皇制国家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把天皇制捧为活菩萨，在天皇面前装模作样，整顿着国家秩序”，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是他们“打着‘天皇制’的名义给我们这个国家设的把戏！”

即便是在作品发表的当下，能对天皇制国家体制有如此清醒认识的日本人也是麟毛凤角。纵观井上厦一生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经历，也似乎都在像小林一样，为戳穿这个“把戏”而抒写，而奔走，而鼓与呼。

二、信仰和人性魅力的展现者

井上在剧中并没有直线地描写小林多喜二的革命生涯，剧中的小林既是一位投身革命、并为此献身的革命者，又是一名喜爱电影、音乐，时常模仿卓别林电影动作的城市派青年。面对体制的强权与暴力，他无情地予以揭露与抨击；面对被压榨的贫苦百姓，他挺身救助，面对亲人和恋人，他侠骨柔肠。作品通过小林与种种人物的关系，表现了小林情感之丰富。...

作品中，山本特警、古桥特警虽然身处国家体制之内，代表着国家机器，但从个人经历上看，却是和小林有着同样的苦难童年。古桥的父亲死于日俄战争，5岁时母亲和唯一的亲人舅舅也离开了人世。山本在关东大地震中失去了家人、投奔大阪亲戚，屡遭亲戚们的白眼，在一位习武的老先生的资助下才勉强完成了中学学业。古桥和山本年少时都经历了天灾、人祸，也经历了人情冷暖，他们成人后进入国家体制，可能是出于单纯的谋生目的，也可能是特意要依傍强大的国家力量，来护佑弱小的自己。但是，正是由于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和体验，才有可能被小林所感染，才有可能讲起各自的辛酸往事。井上厦之所以如此处理，一方面衬托出小林从小就已经具有爱憎分明的性格与明辨事理的能力，一方面又为二人后来在小林的影响下，从追随官僚体制转变到继承小林遗志、反抗社会体制的转变做了铺垫。

《组曲虐杀》舞台评传剧宣传照（2010）

山本特警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把自己写的逮捕犯人的故事让小林看，小林这样对他说：“世界上有很多搞文学创作的人，然而，绝大多数人只是在用手指尖儿或者身体的一部分从事创作，却把自己的身体小心翼翼地藏起来，只露出一点点头来写作。这是不行的。应该用整个身体投入到创作中。”[1]

这就是小林的创作理念。只有全身心投入，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打动他人，才能完成作者与读者的沟通，这也正是小林的文学能唤起读者共鸣的真正原因。小林还告诉山本，如果把斋藤虎造老师是如何救助山本上学的故事写出来会更感人。就这样，小林在与山本交往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用说教的方式来教育山本和古桥特警，只是用最平实的语言、最朴素的情感，触动了山本和古桥心中最柔弱的部分，唤醒了他们心底尚未泯灭的人性。也正是在这春风化雨般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中，山本、古桥开始转变了。

前一幕的咖啡店里，还是山本和古桥，由于没有抓住小林，所以俩人都被降了级。井上厦在剧本中对此事没有做详细的交代，但很明显，是由于这两位特警没有完成捉小林的任务而被降职的，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出两位特高对小林的态度彻底变化了。

山本：(取出记事本，在电灯底下看)从现在开始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讲出这件事就意味着我对警视厅的背叛。警视厅的新编组事先放话（捉住小林的话，笔者加注）小林实属卖国贼，杀了也没关系。首先他们为了让先生不能再写像《蟹工船》那样的小说，(变成哭腔)折断了先生的右手指。先生的身体上有用锥子扎的二十多个眼儿。……[1]713-71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山本出于对小林的崇敬，而冒着犯下泄密罪的巨大风险，把小林惨死的情形告诉了小林的家人。这个举动与他特高的身份是很不符合的。从他把小林称为先生来看，他对小林已经到了崇拜的程度。山本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在小林的帮助下，他懂得了文学创作是心与心的交流。

当山本离开小林的姐姐知麻与小林的恋人泷子时，古桥出现了，古桥告诉知麻她们，山本说要创建全国派出所警察工会，并为此在偷偷地散发传单，以批判国家，唤醒普通警察，如果被上边知道的话，轻则被开除，重则掉脑袋，古桥还做了一个砍脖子的动作。

山本这位原来的特高警察，国家机器的走狗，反“非国民”的最前线的人，却在小林的影响下，不仅开始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创作——心与心交流，而且开始发传单，组织警察工会，并给普通警察做批判国家的演讲，山本完全成了小林思想的继承人。小林把一个彻头彻尾的体制内的人影响成一个反体制的“非国民”。把一个人培养成国家机器的保护者和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并不难，只消动用一下国家机器的威武就可以逼人就范，然而，把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还原成“人”的时候，却需要足够强大的信念和人性支撑，需要春风化雨般的潜移默化。古桥和山本的转变，足以说明小林思想的魅力，也足以表明，人性的光辉才是照亮这个黑暗世界的唯一希望。

三、井上厦重塑“无产阶级战士”的动因

小林多喜二是坚强的日本无产阶级战士、作家。作为日本共产党党员从事地下无产阶级运动，1933年在与另一地下党员接头时被捕，在酷刑拷打下，宁死不屈，最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井上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把小林搬上舞台，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特定的时代意义。

1934年出生在日本山形县的井上厦，1941年上小学，1947年上中学，属于小学时代接受战争期间的军国主义教育、中学时代接受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一代人。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节点，分别接受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是这一代日本人的最大特点。与其他同龄人一样，井上厦的思想意识中，会很自然地体现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和碰撞，但是，与其他同龄人相比，井上厦显然是更加倾心于战后民主主义，并一以贯之地坚持战后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

战后民主主义的实施为日本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都提供了一个重要转机，但是，战后新宪法的第一条承认天皇制的存在，第九条强调对战争的放弃，这就意味着，战后日本的国家体制是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存的。井上厦正是在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状况中，将民主主义思想和新宪法精神作为出发点，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尽管最初并不是很清晰，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井上厦形成了独特的问题意识，那就是，日本人应该如何认识战争？如何认识战败这个历史节点？日本人又将如何认识日本这个国家的现行体制？如何认识生活在国家体制下的个人？对此，丸谷才一追悼井上厦时说：“他利用自己的这种批判才能，挑战昭和史当中的许许多多的悲惨事件，从而创作出一系列的历史剧作，对于自己民族所犯下的错误，他哀伤、感叹，同时他又在鼓励与召唤日本人民，要幸福地活下去，把侵略战争中死去的人的份儿也加起来活。还有谁能像他这样探求对于死去的人的一种责任呢?而这种探求又是通过井上厦所特有的滑稽，以及温馨的言语，或笑或哭，或歌或舞来表现出来的。”

《蟹工船》（新潮文库，1954）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左右，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蟹工船》成了畅销书，被日本评论家称为“复活”。《蟹工船》的热销虽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日本无产阶级的重新崛起，但当代日本的自由打工者看了《蟹工船》之后引发了强烈的“今不如昔”的情感共鸣，“不仅在物质方面的煎熬使他们感到绝望。更使他们没有了归属感，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的疑问、对新自由主义的疑问，和唯以这些利益优先的社会的抵触感是其根本。’”[3].井上历来认为“个人应当具有承担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任务的使命感”，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他重塑小林这一形象也是一种必然。

井上通过小林多喜二这个“非国民”形象，通过小林对苦难童年的回忆、和他与特警、家人的对白，体现出了他对国家的理解、对战争的理解、对暴力的理解。井上笔下的小林，是一位真的猛士——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的笔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日本军国主义社会的最黑暗的一面，他的笔又像一盏灯，给黑暗中的穷苦人们以光明。他的苦难经历使他对日本社会有了更为理性地判断与识别能力。他反对暴力，哪怕是正义的暴力。他对于弱势群体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对于家人由于他的行为而受到的牵连而忧郁、苦闷、感伤。然而，他面对体制中的强权时，却声色俱厉，义正词严。特别是他对天皇制国家体制的批判，更是切中要害，成为时代的绝响。惟其如此，这部作品才能够成为井上厦的顶峰之作。

进入新千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在1999年3月，石原慎太郎在《亚洲可以说不》一书中说，有了宪法第九条，就像一个男人被阉割后不再称其为真正的男人一样，日本也不能称其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了。针对右翼势力要修改放弃军备不承认交战权的宪法第九条的叫嚣，2004年6月10日，由小森阳一、大江健三郎、井上厦、梅原猛等九名社会名流发起成立了保护宪法第九条的“九条会”。他们四处奔走，大声呼吁，保护和平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尔后，井上便创作了《组曲虐杀》等剧本。因此，可以说，井上是以笔为枪在与当今的右翼势力进行斗争，同时也积极投入到斗争中去的，并以小林多喜二的精神勉励自己，号召人们与“修宪”的右翼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这就是此作品的现实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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