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与“非典”抗争期间，某些高校发现了病毒污染源或疑似病例，为了控制病毒扩散，需要将栋楼或某块区域隔离。当时北京某高校某公寓园区就进行了为期14天的隔离。隔离期间，学生们的一天三餐由后勤人员负责配送，学生也可以在公寓楼内进行正常的活动——“打篮球也行，因为学校把篮球架也搬到园区了。学院老师还给我们准备了许多其他体育设施，活动项目可多了”（摘自某隔离区某学生与父母的信）——只是活动区域受到限制。

如果你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你一定对上面的新闻不陌生。你也一定是众多预防措施的实践者甚至某些事件的经历者：尽量不外出，不与他人接触，出门戴口罩，外地学生和打工者不回乡，全国研究生招生复试推迟到5月等等。

2003年的“非典”

这些措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隔离。

如今10几年过去，人们对这场瘟疫的记忆渐渐模糊，隔离似乎也成为某种历史事件渐渐远去。然而荒唐的是，今天的现代人，正在逐步让自己回归隔离生活。这种隔离的推动者是外卖为代表的网购，以及相应的发达的快递系统和网上支付系统。

隔离城市

隔离有很多层意思，它的第一层意思就是，“居住在城市高密度建筑中的居民或者工人察觉不到这座建筑及其所处的环境有什么关系”（理查德·桑内特，2006：16）。

试想一下你的“叫外卖”生活。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或学生，在你的写字楼、实验楼、自习室、宿舍，通过叫外卖和专门人员（快递员）送餐，你可以全天不离开你所在的区域（“上楼服务”甚至可以让你寸步不离）。如果你所在的区域很幸运地还带有室内健身房或娱乐室，那每个人完全可以实现上文中非典期间那样的长期隔离。

福柯在著作《规训与权力》中写到，根据17世纪末颁布的一道命令，当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时，应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米歇尔·福柯，2012：219）。这包括“肉、鱼和草药将用滑轮和篮子送进各家”（米歇尔·福柯，201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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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隔离社会，送餐的快递员取代了非典期间负责送餐的校园后勤和17世纪把食物和用品送到隔离家庭的政府职员。然而相比于非典期间和17世纪法国社会那依靠国家的、行政权力的隔离，今天的隔离，俨然成为了福柯笔下“细致入微的散布”的规训权力，“管理控制甚至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米歇尔·福柯，2012：222）。

理查德·桑内特在《肉体与城市》这本书中通过人类自希腊以来身体和城市复杂的关系确立了人类文明史的架构。在现代社会，哈维《论心脏的运动》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理念的转变。如果把城市比作身体，畅通无阻的发达的现代道路就是血液的动脉和静脉，循环系统成为城市结构中最中心的设计。这种强调迅速、畅通和舒适的理念开启了直到今天的现代城市设计模式。

这种设计在给生活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排斥了人的身体对城市的参与和在公共空间的停留。

“18世纪的设计者想要以健康的身体为模板，来建造一座健康的城市”（理查德·桑内特，2006：350）。这要求建筑物的密闭又通风，且能控制室温。到了19世纪晚期，建筑物空气流通的问题直到中央暖气的出现才得到解决。中央暖气的出现在西方文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就像日后所展现出来的内部灯光、空调，以及垃圾处理一样，实现了启蒙时代健康环境的梦想——却付出了社会代价，因为这些发明将建筑物孤立于都市环境之外了”（理查德·桑内特，2006：350-351）。19世纪60年代，暖气流通问题又通过加压暖气解决了。为了将建筑物密封起来，在19世纪，作为新材料的玻璃和排气管都被运用过。

“密封的建筑物之所以能成功，有赖于照明技术的进步”（理查德·桑内特，2006：351）。接着，19世纪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对于当时的建筑师来说，这是兴建建筑物的参考点。对于大城市来说，电灯的发展让内部空间变得更容易利用，对窗户也不那么依赖，甚至不需要窗户了。“新技术”将早期建筑物中，内部与外部因照明需要而产生的联结打断”（理查德·桑内特，2006：352）。

随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爬楼梯的辛苦。因此电梯技术应运而生。1846年，电梯被首次运用到建筑物上，它克服了垂直升降的问题，摩天大楼拔地而起。1857年自动锁住的刹车系统使电梯成为了一种安全的机器。

电梯也让建筑物以全新的方式密封起来，人们可以在短短数秒之间远离街道及其一切。在现代建筑中，电梯还通往地下车库，这使得被移动的身体完全失去了与外界的实际接触（理查德·桑内特，2006：352）。

至此，本着如动脉和静脉一样迅速、畅通、舒适的追求，密闭的建筑在西方成熟起来，它们被大量建造。桑内特说“在一个以机场候机厅作为建筑象征的时代里”（理查德·桑内特，2006：352），人们处于了孤立的状态。“过去的公共空间不存在了，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意识，人们的感觉和感受能力越来越弱，舒适和快速是以麻木人的心灵合同情心为代价的”（理查德·桑内特，2006：3）。

桑内特试图告诉我们，文化在创建和利用城市空间方面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今天的城市理念正在逐渐造成文化的缺失和人们心灵的麻木。只有重新回归身体，回归感觉，人类才能恢复被现代城市文明所排挤掉的人的身体和文化。

然而本着对西方城市文明开药方的桑内特一定没有想到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新四大发明”中的网购和支付宝让这一城市对身体的排挤达到空前。

外卖加剧中国人与城市的隔离

观察一下今天的中国城市，你会发现你所在的城市有越来越多的地方不需要市民身体的参与。

对于叫外卖和逛网上超市的你，不再需要实体的饭店、超市、书店、化妆品店和服装店。你的身体无需出现在从家到饭店、超市、书店、化妆品店和服装店的路上，城市某些设施开始变得多余。

当汽车发明时，由于人们能够为了流动的自由而将自己隔离在一辆私家车中，因而在车里的人看来，周围的环境除了能够让他们到达流动的终点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今天，在互联网和中国快递的助推下，连人本身出现在周围环境中，都显得没有必要。

来来往往的，只剩下如同隔离时期为居民运送一日三餐的快递员。

观察一下今天的中国城市。建筑上，涵盖购物中心、健身房、游泳馆、棋牌室、电影院，甚至室内篮球馆和田径馆的大型综合一体化建筑到处修建；技术上，层出不穷的科技产品让室内活动无比丰富，网购，支付宝和快递又直接解决了在室内吃，穿，用的问题。身体与城市的分离愈发明显。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被关注的现象。在室内活动看起来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无处可去”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大多数城市中心吸引和集中了政治权力机构与带有商业功能的建筑。北京和上海便是这样的城市典型。北京的长安街上聚集的国家机构、西单购物中心、天安门广场甚至故宫，上海的南京路、人民广场、外滩和陆家嘴，这些占地巨大的区域无一例外地都带有强烈政治与商业（包括旅游）属性。它们并不是一个普通市民能够进行日常生活的地方。即便是对游客，它们也仅仅是匆匆过往之地，如同启发了现代城市构造的动脉与静脉，快速、畅通，无需停留。

如此，以下描述构成了中国当代城市生活图景：

白天，人们在封闭的建筑物里工作、叫外卖、娱乐和休息；夜晚，人们又在密闭的交通工具里被系统而高效地载运至家中。在到达家中这个私人领域后，人终于有了短暂的放风。他们被暂时解除隔离状态，得以将身体进入城市空间。然而他们身边的城市空间，被大型的购物中心、健身房、餐馆、电影院以及精心设计的人工绿化占据，人们只好再次将身体与外围空间隔离，进入到这些室内空间中。从工作到休息娱乐，人被完美地控制在与外界隔离的各种建筑体内。仅剩下的，是被严格规训后的城市广场上及各种碎片化角落里的广场舞。

这是一座巨大的、隔离状态下的监狱城市。这像极了福柯笔下在那个17世纪的瘟疫隔离时期，为了便于监视而把居民区分成的“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米歇尔·福柯，201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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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隔离、监视等规训手段从瘟疫隔离施展到了社会的其他方面。在建筑学上出现了一种“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米歇尔·福柯，2012：224）的全景敞视监狱。借助这种全景敞视监狱，监管人员可以在任何角度、任何时候、任意地、有效地对每一个囚犯进行监视和控制。全景敞视监狱是现代规训社会的缩影，而现代规训社会则是监狱的扩大形式，是监狱的扩展与延伸（胡颖峰，2012：159）。福柯说：

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狱的社会。在表面意象的背后，人们深入地干预这肉体，在极抽象的交换背后，继续继续进行着对各种有用力量的细致而具体的训练......个人被执照一种完整的关于力量与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织在社会秩序中。我们远不是我们自认为的那种希腊人。我们不是置身于圆形竞技场中，而是处于全景敞视机器中，受到其权力效应的干预。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是其机制的一部分。

——米歇尔·福柯（2012：243）

大型的政治与商业机构让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被迫向角落及外围边缘地区置换。而网购、网上支付与快递又十分彻底地，切断了人们身体与城市的最后一线联系。

在那篇《外卖，毁掉了我们的下一代》中我们看到：某外卖类APP近期发布中国外卖大数据，显示中国市场用户规模达到6亿，2016年在线外卖用户消费频次每周消费3次以上的用户占比高达63.3%，外卖就餐成为常规方式。

成为常规方式的外卖就餐，维系着这个巨大的隔离状态的监狱城市。

是否是世界现象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现象吗？并不见得。桑内特、福柯、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人是对古典理性时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的批判，然而今天的西方城市在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上呈现了与中国很不一样的景观。

我在瑞典某高校有过10个月的交流。开学周有一个市长见面会的活动，我们大学所在城市的市长带领全体来此留学的国际生参观市政厅并讲话。作为有着极高森林覆盖面积且湖泊众多的“千湖之国”的一位市长，他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享受瑞典的大自然。市长讲了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在瑞典，任何人没有任何限制人们接近湖泊、河流、森林的权力。

欧洲人对城市的接触方式与中国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停留。街道不仅是用来匆匆穿行，也在于坐下来喝一杯咖啡，与对面的人聊天，营造出都市的公共领域；广场不仅在于旅行的自拍纪念或是广场舞的整齐划一，也在于在午后的驻足与小憩；城市里的江河湖泊不只用来行船和捕鱼，更在于在湖边的草地上烧烤，沐浴阳光，或是到湖里游泳。在天气好的时候，漫步在欧洲城市，大街小巷遍布着坐在咖啡馆外街道旁享受咖啡的市民；树下的草坪亦或是广场上，也都坐着、躺着悠闲的民众。欧洲市民对城市的亲近让我吃惊。这样的城市给人的感觉不是隔离，而是对自己民众包容与信任胸怀。

交流期间，我曾与欧洲同学一起到城市不远处一座小山的湖边野炊。大家带好食材，步行半个小时就到。湖边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专门为烧烤设置的木制小屋，屋内有烤架。这帮欧洲学生在湖边森林里拾材、生火，有的就把捡来的木棒削尖，把食物串起来放在火上烤。食物掉了，捡起来在直接湖里洗就可以了。烧烤结束，男生会跳入湖中游泳，女生在湖边的草坪上铺上垫子躺下享受阳光。瑞典森林众多，但很少见禁止民众生火的字样，反倒处处设置烧烤小屋让人民尽享自然的谐趣。

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城市有时带给人们“某些地方不能去或停留”的印象。

日新月异的中国城市区划分明。生活区、工作区、商业区、公园、景区一目了然。某些因素例如政治（行政、军事机构的禁止入内）、环境（人们无法亲近污染的河流）、管理（严禁明火、禁止踩踏的标语）等又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这样，民众似乎从一出门，能到哪，走哪里，做什么，怎么做、看什么都可以被清楚地预见。

关于禁止踩踏草坪，一直以来都被中国城市认为是文明的行为。就我在欧洲的生活经历来看，草坪就是用来接触的。本着理性目的的“禁止踩踏”，让中国市民在越来越多的水泥钢筋铸就的城市里，对仅剩的自然碎片也失去了接触的机会。

桑内特认为城市的设计和安排在一定程度上规训着人们的身体和思维。在这些对城市生活或显性或隐性的无所不在的导致隔离的规训权力技术中，今天的中国城市，又多了网购、网上支付和快递。

外卖的迷人之处何在

为什么是外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写出《消费社会》和《拟像与仿真》鲍德里亚如果活在今天的中国会惊异于他笔下的“超现实性”的存在。

“超现实性（hyperreality）”（让·鲍德里亚，1994）是鲍德里亚提出的一个概念。以鲍德里亚的分析来看，以前人们相信媒介是再现、反映和表征现实的，而现在，媒介正在构成（超）现实，一个新的媒介现实——“比现实更现实”——其中现实已经从属于表征——导致现实的最终消融。

网购APP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们构建了真实的超市、餐厅、服装店、化妆品店的拟像（simulacra）（让·鲍德里亚，1994）。在这些超现实的商场里，没有真实商品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代表着真实商品的一张张高清晰图片。这些图片构成为了一个个罗兰·巴特笔下的符号。这些商品符号的购物APP有着如同百货商场一样的男装、女装、内衣配饰、箱包手袋、个人数码等分区，用户也体验着在真实商场中一样的浏览商品、挑选商品、装入购物车、打折与付费行为，还能享受真实商场中没有的关注、红包派发、商品评价等虚拟游戏，并在打开快递的一瞬间上体验符号与现实对接的快感。

符码操纵着和制造着消费。鲍德里亚宣称：“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让·鲍德里亚，2000：226）。鲍德里亚认为，人们今天在消费中更受吸引的不是物品本身的功能，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符码意义。这种暗示性的结构性意义和符号价值在消费行为中起着根本性支配作用。

过度依赖网购开始出现。即便不远处就有便利店和餐馆，即便可以到服装店亲自试衣，中国用户依然愿意通过虚拟符号体验购物。网购的风靡让中国人进入一种以无意识控制为支配机制的消费。这种无意识，正是象征性符码系统的权力话语产物（让·鲍德里亚，2000：8）。

在《消费社会》里，鲍德里亚揭示一种他认为当今消费社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即消费意识形态：

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的纪律来驯化他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相反是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使整个社会一体化的重任，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

——让·鲍德里亚（2000：90）

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米歇尔·福柯，2012：227）。因此，无须使用暴力来强制犯人改邪归正，强制疯人安静下来，强制工人埋头干活，强制学生专心学问，强制病人遵守制度（米歇尔·福柯，2012：228）。无须强制限制人们的行动，现代中国人在网购营造的消费意识形态里顺从地躲在室内，在符号构成的城市拟像里畅游。这是让马尔库塞都会惊讶的真正的“单向度的人”（赫伯特·马尔库塞，2006）。

最后想用福柯的一段话结尾：

因而 ，从总体上，人们可以说一个规训社会在这种运动中形成了。这是一个从封闭的规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式主义”机制的运动。其原因不在于权力的规训方式取代其他方式，而在于它渗透到其他方式中......尤其是使权力的效应能够抵达最细小、最偏僻的因素。它确保了权力关系细致入微的散布。

——米歇尔·福柯（2012：242）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黄煜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2][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

[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4][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版。

[5][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版。

[6]Henri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The Penguin Press,1971.

[7]Henri Lefebvre,TheProduction of Space,Blackwell Itd,1991.

[8]J.Baudrillard.Simulacra andsimulatio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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