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一部。要了解什么是封建社会，不可不读《红楼梦》。《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的。续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原著差得很远。本文主要就前八十回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世界观作一些分析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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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红楼梦》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清朝乾隆时期。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而乾隆时期又正是这一王朝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时期，因而也是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最后崩溃的转折时期。这一转折时期的特点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彻底腐朽，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荫芽正在复苏和发展。清朝统治者力图强化封建经济，抑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的生长，结果是使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富空前规模的集中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村经济的破产这一两极分化的过程日益加剧，这就反过来加速封建经济的解体。尖锐的阶级斗争，也必然在蕴蓄着新的更大规模的农民革命的风暴。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宗法封建社会的思想和制度已经如此腐朽僵化，它不仅阻挡不住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潮流，而且在封建阶级内部，也激发起各种叛逆思想。例如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宋明以来代表封建正统思想的程朱理学，可是，清代的反理学的思潮却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发展。曹雪芹自己就是一个反封建正统、反程朱理学的勇敢的思想家。这种叛逆性的反对封建正统思想的社会思潮的涌现，正是没落的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当时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愈演愈烈。波及曹雪芹一家的皇室内部的夺权斗争，持续于康雍乾三世。“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正是封建统治大厦将倾的征兆。

《红楼梦》所描写的以贾府为中心的四大封建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就是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封建社会的写照。曹雪芹申言他这部小说“毫不干涉时世”，这不过是他的掩饰之辞。实际上，我们正可以把《红楼梦》当作封建社会末期的一部政治史、阶级斗争史来看，从中了解什么是封建社会。把《红楼梦》仅仅看成是一部描写恋爱悲剧的书，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红楼梦》第四回一张所谓的“护官符”上有这样四句话：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

这四句话是全书的一个总纲。贾、史、王、薛，是书中描写的四个封建大家族。贾、史、王是所谓的“公侯之家”，薛家是“家中有百万之富”的大皇商。小说以贾家荣、宁二府为中心，描写了这四大家族兴衰演变的历史，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各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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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特别是官僚贵族的名门大族是封建王朝的主要支柱。每一个封建家族，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单位，一个独立王国，一个封建小朝廷。它们在外面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内部实行家长制的专制统治。毛主席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皇帝是地主阶级及其政权的总头目，是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最高象征，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家族则是构成这种制度的细胞。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正是建筑在这种家族统治的基础之上的。 :

《红楼梦》所描写的四大家族，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十分典型的。它们既是大贵族、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大高利贷者，上通朝廷，中结官府，鱼肉人民，无恶不作。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触目惊心。荣宁二府，就是宗法、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在那围墙之内，几十个主子统治着几百个奴才，一面是主子们的荒淫无耻、勾心斗角；一面是奴隶们的痛苦呻吟、挣扎反抗，阶级斗争尖锐地进行着。而在围墙之外，处在这些封建家族重重压迫之下的，是更广大的劳苦大众。小说第一回就写到农村“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贼盗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难于安身”。这几句话勾划出一幅雕敝的、动乱的农村生活的图画。我们再对照书中详尽描写的四大家族那种“白玉为堂金作马”、“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就不难使我们想到后者同前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贾府造一座大观园，单“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花烛绿灯之类，就要花费五万两银子。过去“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这些银子又都从哪里来？还不都是从农民身上搜刮得来的！地租和高利贷，这是贾府收入的两大来源。宁国府一处庄园，碰上个大灾年，庄头乌进孝还交来那样惊人的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实物地租名目如此繁多，就说明剥削方式的野蛮与残酷。宁国府的主子贾珍就赤裸裸地对乌进孝说：“不和你们要，找谁去？”王熙凤一个人私放的高利贷，一年的利息收入就有上千两银子。这些剥削收入包含着多少穷苦人民的血泪！

由于作者的阶级限制，他不可能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去直接揭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而是着重揭露了封建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罪恶，以及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残酷和虚伪。

表面上看来，这些“钟鸣鼎食的人家”，似乎真是诗礼传家。你看贾元春“归省”时的国法、国礼，宁国府除夕祭宗祠时的家法、家礼，气象是何等森严。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这一套封建宗法和礼教，被严格地维持着。可是，就在那个宗祠的旁边，贾珍、薛蟠这“一干游荡纨绔”，寻欢作乐，无所不为。而一座大观园，在“体仁沐德”的招牌的后面，也正是罪恶之渊薮，吃人的魔窟！“傻大姐”拾着个绣春囊，邢夫人一看是“吓得连忙死紧攥住”，王夫人更是“又哭又叹”，声音发颤。为此兴师动众，抄检大观园。谁是罪魁祸首？据说是那些把爷们“勾引坏了”的丫环们。于是就断送了一批丫环的性命。第一个牺牲者是贾宝玉身边具有反抗精神的晴雯。其实这个心高气傲的丫环倒只是“担了虚名”，而那些老爷太太们，“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又有谁说过一声不是呢？只有一个忠心耿耿的焦大，乘着酒醉骂了出来，结果是被捆起来，塞了一嘴马粪。这真是对虚伪到了极点的封建礼教的尖锐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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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过，翻开历史一查，在“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些封建家族，不但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广大劳动人民，即使在本阶级的内部，他们也在吞噬着他们所能吞噬的一切。一部《红楼梦》，人命惨剧层出不穷，阶级斗争剧烈地进行着。只要看一看书里写到的几十条人命是怎么死的，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吃人的世界：

贾府的大老爷贾赦，看中了几把古扇子，就支使官府把扇子的主人石呆子弄得家破人亡。

薛家的“呆霸王”薛蟠强抢民女，打死了人，却“没事人一般”。而知府贾雨村，明知那民女就是自己过去的恩人的女儿，为了讨好薛家，“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

王熙凤一纸书信，就把一对未婚夫妻逼得一个上吊，一个投河，自己则坐享贿银三千两。而且“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单书里写明的死在她手里的人命就是五条。

瑞珠触柱，金钏跳井，晴雯夭亡，司琪撞墙，潘友安自戕，鸳鸯自缢。这是奴才们的悲惨命运；尤三姐的自刎和林黛玉的抱恨归天，这是叛逆者的悲剧结局。秦可卿、尤二姐、贾瑞、鲍二家……等等的丧生，则是主子们糜烂生活的恶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那些遭受悲剧命运的人物，除了丫环奴才，并非封建社会真正受压迫的阶级和阶层。且不说广大农民，就是在贾府内，奴才就分上、中、下三等。处在最底层的是那些只能做些粗重生活、连主子们住房的门槛也没资格跨过去的下等奴才。有的还是奴才的奴才。还有那些家生奴才，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世世代代只能做奴隶，主子们可以把他们象牲口一样出卖、赠送以至处死。自然，象花袭人这类“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媚主求荣的忠顺奴才，可以从主子那里分得一碗残羹。少数的管家，如总管赖大，儿子可以捐个县官，家中一样地是亭台楼阁，奴仆成群。但是大多数的奴才，特别是那些具有反抗精神的奴婢，都不会有好的结局。至于那些中、下等的奴才，就不仅要受主子的奴役，还要受那些上等奴才的奴役。怡红院里的小丫环坠儿，偷了个镯子，晴雯等大丫环不但可以任意打骂，还可以作主把她撵出去，临走还叫回来给她们磕两个头。作者虽然很少去描写挣扎在最下层的奴隶们的血泪生活，但可以想象，他们的命运较之晴雯、鸳鸯等上等丫环要悲惨得多。

贾府的统治者们天天在制造奴隶们的悲剧，同时也为自己的覆灭创造着条件。他们的内部关系用贾探春的话来说：“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封建社会越是发展到末期，封建阶级就越是倒行逆施。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以及整个封建阶级的日趋没落，又必将加速其内部的分崩离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变，以及贾宝玉式的叛逆者的出现，就是这种分崩离析的突出表现。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以前，贾府似乎还“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但是作者一开始就点出这不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已。第二十二回以后，这个大家族的内部矛盾和内部危机就日益暴露出来。小说的气氛也为之一变。那千奇百怪的矛盾，归根到底都围绕着财产和权力这根轴心转动。在荣国府中，贾赦一家与贾政一家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王熙凤仗着娘家的权势、贾母和王夫人的宠信，独揽了财政大权，因而成了众矢之的，连她的婆婆也嫉恨不已。她也明知自己是 ‘骑上老虎了’，但决不肯自动退出舞台。她和贾琏名为夫妻，实质同床异梦，各存各的体己，各怀各的鬼胎。因贾琏偷娶尤二姐而爆发的一场丑剧，表面上是争风吃醋，实际上是王熙凤唯恐尤二姐威胁她在荣国府的地位，所以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贾政的小老婆赵姨娘为了夺取继承权，买通马道婆要治死王熙凤和贾宝玉。贾宝玉的弟弟贾环，也不择手段陷害贾宝玉。赵姨娘的亲生女儿贾探春，因为是“庶出”，为了维护自己主子的尊严，连亲生的母亲也不认。请看，这个“诗礼簪缨之族”，父子、兄弟、姐妹、夫妻、姑嫂、婆媳、妯娌以及大小老婆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就这样明争暗斗，你要我的心肝，我要你的五脏。以致贾探春恨恨地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

贾府的“一败涂地”，自然不是什么“自杀自灭”，而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按照曹雪芹的原意，贾府的结局是“树倒猢狲散”，“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是说以彻底的覆没而告终。这一结局，不过是整个封建阶级的历史结局的前奏曲。小说第一回，作者借甄士隐之口，描绘了那些名门大族的急剧的升降变迁：“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种变迁，固然反跌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一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的普遍规律；但这种再分配的过程，如此急剧地进行，却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

二

《红楼梦》在揭露四大家族内部各种矛盾的时候，刻划了代表各种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物典型。作者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通过对立面的冲突、对比和衬托，来塑造鲜明的典型性格。

封建正统派和叛逆者的矛盾，是《红楼梦》突出地描写的主要矛盾线索而这对矛盾，又主要是通过贾政和贾宝玉这两个典型人物的冲突来加以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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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建卫道者看作“孽根祸胎”的贾宝玉，是寄托着作者的政治观点的理想人物。作者借女娲补天的神话，写贾宝玉是因“无才补天”而被遗弃的一块顽石的化身。说贾宝玉是顽石，意思是封建教化对他已经失灵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宗法和礼教规范，对他来说已经很不神圣了。作者又借贾雨村之口，说贾宝玉秉“天地之邪气”，不属于“应运而生”的“大仁”一类，而是属于“应劫而生”的“大恶”一类。“运生世治，劫生世危”，这种唯心主义的解说，明明在暗示读者：贾宝玉并非生于“治世”，而是生于“危世”。而所谓的正邪善恶，用阶级观点去分析，“正”者、“善”者，无非是指那些合乎封建阶级的政治、道德标准的忠臣孝子节妇义仆；而“邪”者、“恶”者，则是指那些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或者旧世的造反者。贾宝玉这块顽石，就是生于“危世”的一个逆子贰臣。他的“痴”，他的“顽”，他的“不能守祖父之根基，从师友之规谏”，在封建卫道者们看来，是“逆”，是“不规”，是“乖僻邪谬”；而在我们看来，正是反封建正统思想的表现。作为一个关在大观园里的“富贵闲人”，贾宝玉自然有许多公子哥儿的习性，在他身上深深打着贵族地主阶级的烙印。但是，他同贾珍、贾琏、薛蟠之流相比，确实别具一样性情。他没有照警幻仙子的嘱咐，去“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他的思想和言行越出了封建正统的轨道，处处表现出一种叛逆的精神。读书应举，出仕做官，立身扬名，光宗耀祖，这是封建阶级知识分子奉行的正道。可贾宝玉却不走这条正道，反而攻击那些热中于功名利禄、仕途经济的人是“禄蠹”，攻击时文八股“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骂薛宝钗等劝他留心仕途经济的话是“混账话”。男尊女卑，这在宗法封建社会是天经地义的。贾宝玉则偏要做翻案文章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当然，他对男人还是区别对待的。他最讨厌贾雨村这类无耻官僚，但对琪官这种被人瞧不起的“优伶”，他倒结为知交。说“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他甚至怨恨自己“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说“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正把人荼毒了！”所以他姐姐元春“加封贤德妃”，全家“莫不欢天喜地”，“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这些思想和行为，明显是跟封建正统观念相对立的“异端”，自然为封建卫道者们所不容。

这种异端思想在一部分贵族妇女中也必然要产生出来。林黛玉就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贵族少女的典型。

从思想上来说，林和贾宝玉是一脉相通的。她从来不对宝玉说那些“混账话”，所以被宝玉认作唯一的知己。他们的爱情，就建筑在这共同的叛逆精神的基础之上。这确实使《红楼梦》在爱情的描写上，比《牡丹亭》、《西厢记》前进了一大步。把林黛玉和杜丽娘、崔莺莺相比，后者虽然在婚姻问题上，冲破了封建礼教的藩篱。但她们也仅仅只是在那种一见钟情式的恋爱上，才和礼教的规范发生了冲突。一旦郎才女貌大团圆，冲突也就解决了。所以她们并不具备悲剧的性格，她们和周围的环境实际上也并没有多少不协调的地方。而林黛玉的思想和性格，要复杂得多。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同周围环境表现出明显的不合拍，所以贾府里除了贾宝玉这个知己，很少有人喜欢她。“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一首葬花词，虽然带有一点少女“伤春”的情怀，但更多的还是对周围环境的污秽、逼迫的激愤和对茫茫前途的绝望与哀愁。她的尖酸刻薄和好哭的特点，也根源于此。

在封建宗法社会，地主阶级的两个叛逆者企图主宰自己的婚姻和命运，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对于宗法制的封建家族来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尽管是林黛玉的外袓母，但她既不肯选这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外孙女作孙媳妇，也绝不容许她有那种“心病”。因为如果承认了宝黛的爱情，那就等于承认了她们的叛逆思想，这对贾府的统治者来说，是绝对办不到的。宝、黛两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自然只能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后四十回基本保持了宝黛的悲剧结局，这是续作的主要优点。

在封建社会末期，出现贾宝玉、林黛玉这类叛逆者，是有其必然性的。清王朝的严酷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禁锢，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必然要加速封建阶级内部的分化，激起其中的一部分人对社会现状、对僵死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和封建宗法制度的不满、怀疑以至反抗。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艺术形象，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不满、怀疑和反抗的情绪。我们在贾宝玉、林黛玉身上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贯穿于他们的思想性格中的对封建正统、特别是对程朱理学以及八股科举的反叛思想，一是对自己、对自己的家族，也就是对本阶级的前途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的感觉。林黛玉也许因为她是个女子，又处于无权无势、孤立无援的地位，所以身受的压力更重，愁与恨也就愈积愈多。但贾宝玉并不比林黛玉乐观。正如鲁迅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宝、黛两人，一个是希望“一杯净土掩风流”，一个则希望化成飞灰，化成轻烟，或者死后被“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一方面是与周围环境的不调和的叛逆精神；一方面又具有这种阶级的没落感、绝望感，这恐怕是封建社会末期的地主阶级叛逆者的共同特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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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和林黛玉之所以那样绝望，是因为他们虽然是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但他们并没有看到当时已经存在着的新的生产关系、新的阶级力量的荫芽，更不能成为新的阶级力量的代表。这是因为产生贾宝玉这种人物的社会历史条件（那时还是一个道地的封建社会。新的经济力量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内的影响，还很微弱），他们自身的阶级地位以及“大观园”这个狭窄的生活天地，决定了他们跨不出封建阶级的“铁门槛”。就贾宝玉的思想特点来说，他虽然对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某些方面，提出异议，但他提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来与旧的东西相对抗。新的阶级力量总是生气勃勃的，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理想和信心；但贾宝玉却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社会理想，相反，他的思想带有浓重的佛道的虚无色彩（佛道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一样，也是封建阶级的思想）。最后他是“悬崖撒手”，从世俗的封建家庭逃入“天国”的封建牢笼。而“天国”，其实就是地上的封建王国的翻版，并且是为巩固后者服务的。这一切都说明象贾宝玉这样的封建阶级的叛逆者，在现实生活中既找不到出路，更不能代表新的阶级力量向封建制度发起进攻。而只能“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这才是他们的悲剧结局的真正的阶级根源。当然，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悲剧命运，不但能够激起后来者的同情，而且当新的阶级力量奋起反对封建制度的时候，也一定要利用他们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材料。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把他们同新兴阶级混同起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当然更不能把贾宝玉、林黛玉这类人物当作学习的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请”

三

在《红楼梦》里，和贾宝玉、林黛玉相对立的、维护封建正统的典型人物，首先是贾政，其次还有薛宝钗。在贾府，贾母不过是家族统治的偶像，而贾政则俨然是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守卫者和执法者，代表着封建阶级中最顽固最反动的政治势力。他念念不忘“天恩祖德”，在自己的主子——皇帝面前，是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听说一声“降旨”，就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一听说是女儿成了皇帝的正式的小老婆，就喜不自胜。第十八回他对贾元春说的那段酸腐可笑的话，正是对他的灵魂和品格的生动刻划。这么一条封建王朝和封建制度的忠实的守门犬，一旦嗅到哪里有叛逆思想，自然要狂吠咆哮。他自己摆出一副道学家的伪善面孔，可是对家族内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罪恶行为，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唯独对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十分敏感。他并不厌恶贾珍、贾琏、贾环，而偏偏对贾宝玉这个“神采飘逸”的儿子深恶痛绝。这显然是因为贾珍一流之沉溺于酒色财气，本来就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因而也就被认为是正当的。如贾母所说从小儿人人都打这么过”，包括贾政自己在内。而贾宝玉的思想行为，则危及封建正统，非加以扑灭不可。“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一回是卫道者与叛逆者的一场严重冲突，贾政发疯似的把贾宝玉的危险夸大到要“弑父弑君”的程度，下死劲毒打贾宝玉，甚至要用绳子勒死他，原因就在于他惊恐地发现异端思想和叛逆力量竟然在自己家族内部出现了，而且就是他的唯一的“嫡出”的儿子，他预感到这个家族的前途不妙了，在一筹莫展之下，就只好用板子来发泄他的绝望、愦恨和恐惧了。

可笑的是这位封建卫道者对付叛逆者是那样无能，除了见了面就断喝一声“畜生”外，施展不出任何能耐来抵挡儿子的叛逆思想。作者有意把贾政和贾宝玉作对比，把宝玉写得聪明伶俐，才能出众，而贾政则腹中空空，面目可憎。其实，贾政之所以无能为力，一筹莫展，主要不是由于他个人缺少才能，而是整个封建阶级的没落崩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贾政即使真是训子有方，治家有法，又岂能有回天之功？贾府里不是有一位很厉害的三小姐贾探春，颇想在大观园里“兴利除宿弊”吗？可惜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她的一番作为，不过就是省下四百两银子，又焉能阻止“树倒猢狲散”这个结局的到来？

红楼梦剧照薛宝钗

在贾府中，还有一个穿着女装的贾政，涂着脂粉的“禄鬼”，就是薛宝钗。她同李纨都是“三从四德”的活标本。但她和李纨又不一样。李纨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而薛宝钗却处处以卫道者的面目出现。她劝贾宝玉讲究仕途经济，应酬世务，将来好“金殿对策”，一举成名。她听到林黛玉在行酒令时顺口扯了两句《牡丹亭》、《西厢记》的词儿，就一本正经的教训林黛玉：“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其实她如果没看过这些“杂书”，又怎知林黛玉说的是什么，这不是十足的伪善吗？薛宝钗之被选为“宝二奶奶”，除了薛家有财有势，她本人又极善谄媚奉迎之外，更重要的是贾母等要用她来消磨贾宝玉的叛逆思想，羁縻这匹野马。“金玉良缘”与“木石联盟”的对立，正是正统与反正统、礼教与反礼教的对立。薛宝钗是深知贾、林的爱情的，也明知夺走了贾宝玉，就断送了林黛玉。可是她跟贾母等人一样地认为“木石联盟”是不能容许的，只有“金玉良缘”才是合“礼”合“法”的。对这段“良缘”，她早已心向往之，自然甘心情愿的登上了“二奶奶”的宝座。但是她虽然争得了名位身份，却征服不了贾宝玉的一颗叛逆的心。贾宝玉是“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薛），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后四十回的续作者写贾宝玉一病之后，居然“方信‘金石姻缘’有定”，把爱慕黛玉的心肠移到了宝钗身上，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在封建家族中，贾政这类卫道者和贾宝玉这类叛逆者都是少数。更多的还是贾珍、薛蟠、王熙凤这类奸淫狗盗之辈。其中王熙凤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典型。这个荣国府的管家婆，是一个最能反映地主阶级的阶级本质的艺术典型。她一手抓权，一手敛财，贪婪成性，毒如蛇蝎。她不象贾政、王夫人那样披着“宽仁慈厚”的伪装，也“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只管利用权势，上欺下压，搜刮聚敛，为所欲为。作者让她置身于各种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之中，来着力刻划她的性格的各个侧面。“毒设相思局”，写她的伪善奸诈；“协理宁国府”，写她的杀伐决断；计赚尤二姐，写她的阴险狠毒；大闹宁国府，写她的无赖泼辣。在贾母面前，她是那样善于乞怜讨好;在赵姨娘这等人面前，她又是这样势利冷酷。作者写她： “‘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她都占全了。”她的种种阴谋权术，全用来为自己争权夺利，为别人制造流血的悲剧。她自己明白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回退步，回头看看”，但她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她至死也不可能“回头”。结果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按照曹雪芹的原意，她得到的将是一个很不光彩的结局。

王熙凤和贾政，阶级本质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这种阶级本质，在贾政身上，戴上了“仁人君子”的假面具，而在王熙凤身上，则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王熙凤和贾雨村倒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不过一个活跃于家族内部，一个纵横于官场之上。从这类典型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剥削阶级是何等贪酷凶残，可以认识到官僚、地主、高利贷是怎样结成一体，实行对被压迫阶级的残酷的专政的。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这些人物作为反面教员，比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作者的理想人物，恐怕更有教育意义吧。

四

在封建阶级的文艺家中间，曹雪芹的确是一个佼佼者。他支持本阶级的叛逆者，同情被奴役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奴隶，撕下了封建卫道者们的伪善的假面具，揭露了那些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的官僚、地主、皇商和高利贷者，暴露了宗法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他的批判的锋芒，触及到封建社会的经济和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使他远远高出于同时代的所有作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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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生活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最后崩溃的转折时期，又出身于一个由盛而衰的封建官僚大家庭，亲身体验了统洽集团内部剧烈的政治斗争和家庭的激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翻过筋斗来的”人。在他写《红楼梦》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住在北京郊区，过着“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困生活，这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的底层，接触农民和一般的穷苦人民，看到在贵族生活圈子里所看不到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况。《红楼梦》中有好几处地方写到当时农民生活的艰辛以及天灾人祸带给他们的深重的灾难。小说第十五回还描写贾宝玉到农家茅舍，不识农家甩具为何物，并由此想到古人说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宝玉，固然是公子哥儿的一时感慨；在作者，上述那些描写显然是有亲身感受的。

曹雪芹又是一个有反封建正统思想的知识分子。虽然，到目前为止，除了《红楼梦》以外，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他究竟受那些社会思潮和学派的影响。但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一部《红楼梦》就是他的世界观的结晶。这部小说表现出浓厚的反儒学的倾向，对于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他的朋友屡次把他比作魏晋时的阮籍，说他“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这都说明他不愿与那些当道的豪门权贵同流合污。《红楼梦》第一回所说的所以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这是他的真心话。正因为有这些主客观的条件，才使曹雪芹能够比一般养尊处优的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和文艺家，更清醒、更深切地感受到封建社会的严重危机，看到统治集团、官僚机构的腐败黑暗，从所谓“盛世”的表面的升平气象中，感到“末世”的来临。曹雪芹无愧为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的“热烈的抗议者、愤激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他在无情地鞭挞那些黑暗和污秽的同时，还热烈歌颂他所理想的事物，并且把这两者加以对照。这是《红楼梦》高出于《金瓶梅》这类单纯暴露黑暗的小说的地方。当然，曹雪芹并不懂得封建阶级之所以必然没落的真正原因，也不可能找到解决社会危机的真正的出路，以致只能用因果轮回的宿命观点来加以解释，甚至还不时流露出对旧日的繁荣的眷恋之情，所谓“看来字字皆是血”，他是流着眼泪为本阶级唱挽歌的。但是他确实感到处于“末世”的封建阶级不可能有更好的历史结局，因而能够以无可辩驳的艺术力量写出这一点，从而打破了对封建社会的现实关系的传统的幻想，“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这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续作者高鹗，站在封建卫道者的立场上，硬要给贾家以一个“家道中兴”、“兰桂齐芳”的结局，贾宝玉出家了，不但被封为“文妙真人”，而且居然披着个大红猩猩毡来向贾政拜别，这种腐朽的正统观念和拙劣之笔，和曹雪芹的原意刚好是南辕北辙。

当然，曹雪弃毕竟还是封建阶级的文艺家，他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可能超脱时代和阶级所给予他的限制。有两种批判：一种是剥削阶级的一些思想家、文艺家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一种是无产阶级对一切剥削阶级和旧世界的批判。这两种批判具有完全不同的阶级性质，不能混为一谈。前一种批判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个剥削阶级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批判；一种则是某一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文艺家对本阶级的批判。《红楼梦》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曹雪芹花毕身的精力写这部《红楼梦》，自然不是为了“消愁破闷”。他在本书第一回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实，这个“味”并不难解。他“按迹循踪”，写出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是希望濒临危土的本阶级惊醒过来，补苴罅漏，实行改良。他的思想核心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补天”。即补封建制度之“天”。他的批判的目的正在于此。小说一开头就讲了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他不但写贾宝玉是石头，而且喜爱画石，以石头自喻，这一方面固然表明他的“傲骨”，一方面也寄寓着他的“补天”的理想。

曹雪芹的“补天”思想，表明他归根到底仍然是一个封建阶级的改良派，而不是新兴的阶级力量的思想先驱。他的世界观，虽然对儒学持批判的态度，但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越释、道、儒三家的范围。我们从《红楼梦》中，固然可以看到他的叛逆思想，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对集中代表着封建制度的皇帝和君权，并不否定。也不否定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础的土地制度。他写乌进孝交租，是为了说明贾府的费用浩繁，入不敷出，而并不是否定封建剥削。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的那个“常远保全”之策，就是“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足见他是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看作是封建家族的命根子的。正因为如此，他虽然同情下层人民的生活贫困，但对于农民起义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

曹雪芹虽然同情晴雯等丫环的悲惨遭遇，但他也没有否定奴婢制度。他所主张的只是“宽柔待下”而已。他从这一观点去批判贾赦、王夫人、王熙凤一流人物，却不懂得地主阶级的“宽柔”，本身就是一把软刀子。

以上这些方面，都说明曹雪芹同他的主人公一样，并没有能突破其阶级的局限。他虽然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但他并不理解这些罪恶产生的社会的、阶级的根源。他甚至还希望出现一个“君仁臣良父慈子孝”的封建主义的理想王国，出现“大贤大公、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但这种“理想王国”和“善政”终究只是“太虚幻境”，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实现。“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这一诗句寄托着他“补天”不成的悲愤。他眼睁睁看着封建阶级的“末世”的来临，既不能代表新的阶级力量，又找不到任何能挽救阶级危亡的出路，于是一方面发为叛逆之音，一方面又堕入佛道的“渺渺”“茫茫”的虚无主义的色空观念之中。

曹雪芹用他的有力的现实主义的笔触，写出了腐朽没落的封建阶级无可挽回的历史命运，为我们留下了一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对《红楼梦》这样的在历史上有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的古典作品，无产阶级从来是给予充分的历史评价的。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称得上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在十八世纪中叶，产生这样的作品，尤其是难能可贵的。它比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批判现实主义，要早一个多世纪，比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歌德的《浮士德》也早半个世纪以上。它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比同时期的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作品，还要有力得多。这样的作品，当然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所利用的。无产阶级不但要研究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研究历史的阶级斗争，“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而研究历史，也正是为了现实的阶级斗争的需要。所以对《红楼梦》这样的古典小说，只要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加以批判分析，它就能够成为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总结历史的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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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缉熙。来源：《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三期，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