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流传已久，有关它的争议却持续不断。（最近的争议主要是李海文、余汝信和曾鸣及项观奇的文章。李海文披露了1993年12月华国锋同她的谈话，华国锋表示毛泽东从来没有对他讲过“两件事”的话（《关于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世纪》2014年第3期）。余、曾文不仅质疑“两件事”谈话的真实性，而且推断这段谈话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理论界的观点和想法，在流传中附着在某位中央领导人身上，再演变成毛泽东自己的东西的。（《毛泽东“政治遗嘱”之谜》，《领导者》2014年6月号）。项文则肯定毛泽东作过这段谈话，称他在1976年“批邓”运动时就得到了这段谈话传抄稿，并援引其同事、时任山东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宋书星和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常委的刘长茂的记忆作旁证（《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2014年1月13日；《〈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2014年1月31日。www.maoflag.org）。李海文披露的华国锋谈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口述证据，可以证明华国锋本人没有听过这段谈话，但还无法否定谈话的可能性。余汝信、曾鸣考证比较细致，结论却缺乏说服力。项观奇的记忆，说明了“谈话”传抄稿的时间，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否定了此为80年代思想理论界的观点演变而来的说法，但对“谈话”不同版本互相矛盾的细节没有任何说明。
关键在于，迄今为止查不到原始文献和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有关讨论似乎已经进入“瓶颈”，继续考证是否失去意义？回答不必过于僵硬。其实，正因为缺乏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进一步考证才更具有解释学意义，它不仅可以使问题的讨论一步步聚焦和深入，而且可以引申出更有意义的政治学问题来。本文即是对此作出的一种努力。
一、版本及来源
毛泽东晚年所作“两件事”的谈话，大致有两类版本，可称为简化版和完整版（此处的“简化版”和“完整版”，是笔者为表述方便的说法，并非词义的严格表达。）。
简化版最早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告诉与会者：“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这是毛泽东关于“两件事”谈话的第一次正式披露。毛泽东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谈话，叶剑英没有说明。从“我们”这个复数人称代词看，听到这一谈话的不止叶剑英一位。
还有两位亲历者也提供了简化版。一位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她回忆，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之后的一天，对她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吴旭君反问怎么只有两件，毛泽东答：“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吴旭君的回忆比叶剑英的讲话简略，但时间、场合很明确。另一位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她记得，1973年，在游泳池开中央政治局会，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她在场。（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45页。）张玉凤所忆最简单，但也说明了场合和大致时间，只是没有说哪一次政治局会议。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毛年谱”）记载，1973年毛泽东先后五次召集政治局会议：3月1日、5月25日、7月10日、8月18日、12月12日和15日，地点均在中南海游泳池（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3—516页。）。5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对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不以为然，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伟大胜利”（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79页。）。也许可以据此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两件事”的谈话。
上述三则材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三位亲历者的说法，因为都直接听过毛泽东的谈话，可信度较高。三则材料还说明，毛泽东不止一次讲过“两件事”，每一次的具体表述也不完全相同。但引人注意而又有争议的，却不是这三则材料，而是广为流传的下面这段：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1—1782页。）
这段谈话，内容和篇幅都比前述三则材料充实，权且称之为完整版。完整版流传的文本很多，没有一个权威的文本。笔者从民间搜集的就有十几种，多是手写稿，也有油印稿和打印稿。各种文本的文字、标点都不尽相同，但内容、意思基本一致。
与简化版不同，完整版的来源无从查考。目前的说法，最早是1976年毛泽东在世时传出来的。胡绳在一篇文章中说：“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6年时，胡绳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当时因“批邓”运动处境不佳，但由于所在机构的关系，还是能了解一些高层信息的。在他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顺便提及，笔者在帮助于光远整理个人资料时，曾在其笔记本里见过两则“两件事”谈话的抄写稿。于光远当时也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与胡绳共事，是否也在当时与闻此事或得到传抄稿，不得而知。
有类似记忆的，不只是胡绳。前述注释提到的项观奇，时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曲折，后期参与过宣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项观奇在个人网文中，也确定他在1976年毛泽东在世时得到过“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项观奇：《〈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2014年1月31日。）
无论是胡绳的文章，还是项观奇的回忆，都没有说明传抄稿的来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完整版的流传更广，但很长时间里仍然未见权威依据。最早见诸公开出版物，是1988年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但没有注明出处（史云称，最早将毛泽东这段谈话“公之于众”的是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史云、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孔》，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60页）此说有误，《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是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的，1988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已经披露这段谈话。2003年12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出版，第一次在此类权威研究机构编写的著作中引述了毛泽东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最令人注意的是注明了来源：“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2页。）。然而，正是这个注释引起了争议。
与叶剑英讲话对照，“毛传”中所引不仅篇幅、文字不同，而且情绪、意思相去甚远。叶剑英讲话里，毛泽东是肯定“胜利地”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而“毛传”所引，毛泽东则认为“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可能会在“动荡”中移交，还可能发生“血雨腥风”。前者情绪高昂，后者情绪低落；前者表达了自信，后者则对“文化大革命”前景充满忧虑。所谓“参见”，实际是“参”而未见。也许是这一原因，201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出版，有关“两件事”谈话的引述，改成了“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又以注释方式引述传抄稿（文字上与“毛传”略有区别），说明这一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资料”（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毛年谱”的处理较之“毛传”严谨了一些，但完整版的来源仍存疑问。
二、时间和对象
有关完整版的疑问，不只是原始来源，还有不同文本的时间和谈话对象。就笔者所了解或掌握的文本，有以下几种说法：
（1）王年一的著作，提供了两个时间，一是1976年1月13日，一是1976年6月15日；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0页。）
（2）胡绳文章，时间是1976年6月13日，但没有提供谈话对象。（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传”，没有提供具体时间，只说“这一年”即1976年；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等人。（《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1页。）
（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年谱”，时间是1976年6月；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
（5）于光远笔记，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姚文元、吴德、汪东兴。（笔者所存复印件。）
（6）民间史料之一，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吴德、王海容。（笔者所存民间史料照片。）
（7）民间史料之二，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吴德、王海容。（笔者所存民间史料照片。）
还有一个说法，据李海文的文章，1993年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解说词说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6月25日，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海容。（李海文：《关于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世纪》2014年第3期。）
综上所述，谈话时间有五种说法，即1976年1月13日、6月13日、6月15日、6月25日、6月；谈话对象涉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吴德、汪东兴、王海容八人。（史云“根据有关资料”补充了汪东兴、毛远新（见《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孔》，第660页页下注），但未说明什么资料。如本文所示，不同文本已有汪东兴。至于毛远新，因史云未提供史料文本，拙作所列名单暂付阙如。）谈话对象的考证，难度较大。前述八人都有可能听毛泽东谈话。因为华国锋已经否认听过毛泽东这段谈话，可以排除；另外七人中，王、张、江、姚、吴均已作古，生前亦无相关记述；健在的仅有汪东兴和王海容，他们两位是否听过、何时听过这段谈话，只能期待他们自己证实。至于谈话时间，依据相关史料作进一步考证仍有可能。
五种有关谈话时间的说法，归纳起来是两种，即1976年1月和6月。余汝信、曾鸣的文章质疑6月谈话的可能性，颇有道理；但余、曾推断毛泽东没有作过这段谈话，则值得商榷。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自九一三事件后就急转直下，1976年更是恶化。据张玉凤回忆：1975年后，毛泽东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还能听懂。每当毛泽东同人谈话时，她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毛泽东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她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毛泽东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只好用笔写出所思所想。后来，毛泽东的行动也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吃饭、饮水、服药都要张玉凤喂，原来每天还能吃一二两饭，到1976年四五月，每餐只能吃一两勺，而且吞咽不好，常常呛着咳嗽不止。（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最严重的是，6月初，毛泽东还突发过一次心肌梗塞，经过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透过相关文献资料亦可窥一斑。毛泽东的基本工作方式之一，就是批阅文件、材料、信函等。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年谱》，1976年1月至9月，毛泽东所写的批示或批语的文件、信函仅20件（致外国领导人的贺电、唁电这类仪式性文字，显然非他起草，不计在内）。其中1月份6件，2月份7件，3月份2件，4月份5件，5月以后未见批示。最长的批示是对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的回信，连同标点符号计86个字；最短的只有两个字，而且两个字的批示或批语有8件，占批示件数的40%。可见他写字已十分困难。
1976年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次数比上年锐减。1975年，连同4月份秘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毛泽东会见外宾共18次，其中前9个月9次。而1976年，毛泽东会见外宾仅6次，而且都在前5个月。会见的时间一次比一次减短：2月23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长100分钟（《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38页。）3月17日，会见老挝领导人凯山•丰威汉，时长35分钟（陈长江、赵桂来：《警卫队长的回忆：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4月20日，会见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时长不详；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时长30分钟（《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8页。）；5月12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长20分钟（《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8页。）；5月27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长仅10分钟（《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新华社当时发布的照片，前3次毛泽东都是站着与客人握手，后3次则没有。（见《人民日报》1976年2月24日、3月18日、4月21日、5月1日、5月13日、5月27日第1版。）不是记者没有拍到，而是毛泽东已经很难自己站立，需要靠人搀扶。这样的照片即便拍到，也不会发布。
毛泽东不仅会见外宾的次数大为减少，同党内、国内人士的谈话也极少。1975年5月3日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主持过任何会议，也很少或不愿同人谈话（参见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连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也不易见到毛泽东，只能在陪同外宾时向他汇报工作抓捕“四人帮”后，陈云曾问华国锋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华国锋说，见不到，只能在毛主席会见外宾时讲几句话。（参见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月4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1976年2月至6月，华国锋只见过毛泽东7次，6次是陪同外宾，1次是单独谈话。华国锋不易见到毛泽东，未必是“四人帮”封锁（事实上，江青等人也很难见到毛泽东），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恶化。据“毛年谱”所记，1976年上半年，毛泽东听取党内人士汇报、同党内人士谈话，共计6次；其中1月份1次，4月份4次，6月份仅1次。听取汇报或谈话时，毛泽东因为发音不清楚，常常不易被听懂，需要依靠身边工作人员（主要是张玉凤——笔者注）转述或“翻译”；有时工作人员都听不懂，毛泽东只能用笔写出来。写出来的字也明显看得出来手在抖动，完全失去从前挥洒自如的风格；个别字迹如果不看上下文，很难辨认。写的文字也很少，大多是单词或词组，少有连贯的句子。4月7日毛远新向他汇报天an门S事J件情况，毛泽东多以“好”“嗯”“是”“对”应答。谈及处理，毛泽东的指示是：“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毛远新的笔记（1976年4月7日），转引自笔者所存于光远工作笔记抄件复印本。）4月30日会见马尔登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国内局势和工作，毛泽东说得更简单：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随即写下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8页。）6月25日同华国锋谈话，只写下一句话：“国内问题要注意。”（《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这是毛泽东一生最后的文字。
完整版的“两件事”谈话，逻辑严谨，语气连贯，表达清晰。以上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且在6月初突发过心肌梗塞，要在6月份讲出那段行云流水般的谈话，可能性不大。
三、推论和分析
那么，毛泽东何时作的完整版“两件事”的谈话呢？
据史料，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前一天政治局会议批评邓小平的情况，谈话如下：
主席：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他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的错误、听取教训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
主席：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主席：对。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主席：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毛远新的笔记（1976年1月21日），转引自笔者所存于光远工作笔记抄件复印本。）
2月23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就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等，谈话100分钟（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38—639页。）。看来，1976年一二月份，毛泽东尚能勉力作稍长些时间的谈话。因此，1月13日毛泽东作这段谈话的可能性较大。宽些推论，毛泽东这段谈话可能是在1月8日至28日之间讲的。推论截至1月28日，是因为这天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两件事”的谈话带有“政治遗嘱”的意味，照理不会不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讲，但由于华国锋表示未曾听过这段谈话，所以谈话应该在毛泽东提议之前。
笔者这一推论，是建立在肯定毛泽东作过这段谈话的假设之上的。问题是，到底是否作过这段谈话？在缺乏原始档案或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将考证的焦点转向这段谈话的内容，不失为一个讨论的视角。透过谈话的内容，可以引起对毛泽东最后一段时光的心理分析和讨论，而这更具有解释学的意义。
完整版的“两件事”谈话，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有这么几点：（1）对“文革”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2）“文革”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3）可能“和平”移交，也可能在“动荡”中移交，甚至可能发生“血雨腥风”；（4）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会如何对待这笔遗产，“只有天知道”。同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高昂情绪相比，这段话流露的毛泽东心理已不同往昔。他看到了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现实，但又有些无可奈何。毛泽东很清楚，他的体力和心力都已很难再支撑“这件事”了。
笔者以为，这段谈话与当时的事实相当吻合。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他一方面“解放”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又反感把林彪问题定性为极左。看得出来，毛泽东的内心是矛盾的，既试图调整党内关系，又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从1971年11月至1974年12月，毛泽东多次对老干部来信作出批示，或者解脱其囹圄之灾，或者指示安排其生活和工作，其中不乏受“大案”“要案”牵连的人物，如“二月逆流”中的谭震林、“彭陆罗杨”事件中的罗瑞卿、“杨余傅事件”中的杨成武、“七二○事件”中的陈再道。最突出的，莫过于恢复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甚至在1974年秋冬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和中央副主席。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厌倦和抵触（前述毛泽东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就是明证），但或许他是想透过上述调整来消除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而实际上，可能他自己也已感到了疲惫，发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的指示（《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43页。），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领导事实上是一定程度修正“文化大革命”极端政策的“各方面整顿”。
然而，1975年秋，“各方面整顿”方兴未艾，两封经由邓小平转呈的反映清华大学负责人迟群、谢静宜问题的来信，令视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再度敏感。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偏袒”写信人，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指责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1976〕4号，1976年3月3日。）。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但是，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还有一批被“解放”的老干部都心怀不满。他没有想到，“解放”了的老干部并没有稀释对“文化大革命”的情绪：“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7页。）正所谓“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1949年以后，只要定性“路线斗争”，毛泽东多以强硬和激烈的党内斗争直至社会运动的方式解决，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邓（小平），林（彪）陈（伯达）莫不如此。但是1975年这轮“路线斗争”，毛泽东却采取了党内“打招呼”和“校园辩论”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批评邓小平，但只是要求转告邓小平“不要上当”，要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和迟群、谢静宜研究处理。毛泽东说的处理，恐怕是指处理反映迟、谢问题的来信及问题，所以毛泽东的指示是：“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54页。）事情还限于很小范围。
28日，前述六人开会，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再展开辩论；二是以来信为主要内容，在全校展开大辩论（《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17页。）。毛泽东同意的是第二方案。这一方案的关键，在于不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也就是不涉及邓小平本人。
11月1日晚，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既批评他转信的做法，也肯定了他前一段的工作（《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19页。）。第二天，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虽然批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算账”态度，仍然要求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话，要他“开门见山”谈意见，“帮助”邓小平“提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19页。）。
毛远新同邓小平的谈话并不愉快，邓小平反驳了毛远新对他主持工作以来的形势和工作的否定。对此，毛泽东没有激烈的反应，只是要求扩大高层谈话的范围，增加李先念、张春桥、纪登奎、华国锋。毛泽东提议讨论“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还承认“文化大革命”也有不足，即“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并指示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20、621页。）
除了在中央高层“帮助”邓小平“改正错误”外，对党内老同志毛泽东考虑以“打招呼”的方式告诫和提醒。11月13日，他写了一则批语：“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一些老同志要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个人”（《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23页。）。周、李、二胡和刘、李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后期先后复出工作的老干部，其中周荣鑫、胡耀邦、李昌、胡乔木等人直接参与了邓小平主持的整顿。11月26日，经毛泽东审阅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下发，再次向党内上层传达了他的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共中央文件〔1975〕23号，1975年11月26日。）
到这时，毛泽东不打算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式解决邓小平以及老干部的问题，而希望他们能够“转弯”，继续工作。一则李昌笔记也可以证明。李昌参加了11月16、17日政治局打招呼会议，毛远新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开一开好，谈一谈好。两个可能，一达到团结，一达不到。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总是把问题提出来了。”“小平他是不抓阶级斗争……他有进步，不要急，也要帮助他熟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5年11月16日）。转引自笔者所存李昌工作笔记复印件。）尽管邓小平提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王洪文主持，毛泽东仍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24页。）大概毛泽东在等待邓小平“回心转意”。即使邓小平拒绝主持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直到1976年1月20日，邓小平再次坚辞，毛泽东还是表示：“小平工作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毛远新的笔记（1976年1月21日），转引自笔者所存于光远工作笔记抄件复印本。）
这一轮“路线斗争”没有采取强硬和激烈的手段，恐怕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以毛泽东晚年的身体状况，再开展一场“你死我活，你存我亡”的党内斗争或社会运动，多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心也不足了。二是毛泽东不希望改变九一三事件后中央高层的政治格局。“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位高权重，政治上平分秋色。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集团垮台，按说应该是江青集团地位上升，其中张春桥也的确进了中央常委，与他们有关系的王洪文还担任了中央副主席，但1974年和1975年，毛泽东两度批评江青等人搞“四人小宗派”“四人帮”。同时，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后来还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概毛泽东的设想是保持一种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为中坚力量的政治平衡，以维持既不偏离“文化大革命”轨道、又不致再出现大的动荡的局面。如果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出局，这种政治平衡的格局就会被打破。所以毛泽东期待邓小平思想“转弯”，仍留在局中，虽然不再主持工作，但大致可以维系这种政治平衡。
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邓小平的问题还在等待之中，中央的日常工作由谁来主持？据张玉凤回忆：“周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情绪十分不好，烦躁不愿讲话。”（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总是在拨手指，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毛远新也说过，“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阎长贵：《贡献与缺憾——读〈国史〉第八卷》，见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463页。）“烦躁不愿讲话”，“总是拨手指”，“翻来覆去”，看来毛泽东在犹豫、踌躇甚至焦虑。更让毛泽东焦虑的，可能是人事更替后的变数和“文化大革命”的走向。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不仅普遍缺乏认同，反而愈来愈不满；党内高层格局会不会改变，能不能支撑“文化大革命”的局面，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切殊难预料。
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常常背诵庾信的《枯树赋》，情绪是很悲凉的（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事实上，这种孤独和悲凉很早就开始郁积了。据参与过为毛泽东标点和注释古文的朱永嘉说，1974年5月，毛泽东指示标点和注释5篇六朝古赋，即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恨赋》和《别赋》。（朱永嘉口述、朱绍君整理：《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68页。）这些古赋多表达生离死别和背井离乡，格调凄凉哀婉：“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枯树赋》）毛泽东读古词，兴趣本来是“偏于豪放”（《毛泽东读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1957年8月1日），《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晚年却一反往日兴趣，对苍凉凄婉的词赋更为钟情。无怪乎朱永嘉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朱永嘉口述、朱绍君整理：《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第77页。）。1975年，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念过两句古诗：“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第34—35页。）诗句出自清朝诗人严遂成的《三垂冈》。毛泽东晚年常常落泪，这是他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忆及的。张玉凤就说过：“主席晚年常常泪吟《史记》汲郑公列传中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泪吟”恐怕与贫富、贵贱无关，而关乎生死。倒不是他怕死，而是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终于发现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人还是少数，担心其身后“文化大革命”如何延续，他开创的革命事业能否传承？“曲高和寡”，前途堪忧！到1976年1月，这种孤独和悲凉已经溢于言表。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讲出那段“两件事”的谈话是有可能的。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200241）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韩钢。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