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我1973年9月在湖北武汉上小学，我这一届正好是春季改秋季入学，因此同学中年龄相差挺大，有一岁半。

一年级至三年级，课程有语文、算术、美术、音乐、体育、劳动。每天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星期三、六下午不上课。

语文课到二年级时就有作文了，叁年级开始写大字。一年级语文课本的第一课记不清是毛主席万岁还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封面肯定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算术课一年级就有应用题，到了三年级就有四则运算了。美术课就是画画，音乐课就是唱歌，都不教理论知识。

一星期有一次劳动课，通常占一个下午的时间。学校在武汉市郊区（现在变成城区了），学校后面有座山，在学校与山之间依次有一个国营奶牛场、一个郊区生产队 （农村）、学校农场。劳动课的内容，春、夏天拔青草积绿肥，秋天捡牛粪，冬天有时在室内上，实际上成了读书读报课，有时去附近的工厂、农村、部队参观。

体育课是跑步、体操、跳绳、踢毽、打乒乓球等。学校有操场、乒乓球房（室外也有好多个乒乓球台）、篮球场、足球场（不标准），但不教篮、足球。学校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挺多挺好，每年有一次秋季田径运动会、冬季跳绳踢毽比赛、冬季长跑比赛（通常在武汉冬天最冷的12月底1月初）、春季乒乓球赛，冬季还有长达两个多月的象征性长跑活动。象征性长跑就是每天跑几百米到一千多米不等，累积起来就是跑到某一个革命圣地，记忆中有跑到韶山、井冈山（不知道学校是怎么算出来的）。学校参加市里和区里的体育比赛的成绩也不错，学校布告栏里经常贴出获奖喜报（都没我的份），学校一间屋子（记不清是不是校长室）里挂满了奖状和锦旗。

武汉的体育活动也比较普及，体校、专业运动队经常到学校来选苗子，我当年就参加过乒乓球选拔，没选上。从学校出去的苗子，比较有名的一个（比我低两级），十多年后在北京亚运会上拿过集体项目的赛艇金牌。

学校的群众性文艺活动普及，逢节日（国庆、元旦、五一、六一、七一）有全校性的文艺表演或美术、儿歌比赛（展览）。我每次都参加画画，我画的画就经常能够贴在学校的布告栏里，偶尔有一、两次被刷下来贴在年级的墙报上。文艺表演有唱歌、跳舞、相声、锣鼓（还有其它乐器）、快板书、叁句半，印象最深的是三句半，常常全场大笑。这些活动的主题都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歌颂劳动人民。

学校也有政治活动，像批林批孔、反潮流、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时不太明白，就是抄报纸。这些活动也有好处，就是看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知道了法家、儒家、农民起义，水浒传也是那时看的。

星期三下午虽然不上课，但是要参加课外活动小组的活动。小组一般三、四个人，到小组长家里，通常是读书读报，完成学校规定的任务后，可以下棋打扑克或踢球打乒乓，总之还是很丰富的。

76年9月（文革还没结束）上四年级，课程除上述外（算术改称数学），还有英语（哈哈，很意外吧）、常识、政治。每天上午四节课，其它不变。数学开始教珠算了。

音乐课开始教简谱。英语用的是上海编的教材，不教音标，主要是单词、会话和简单的课文，还有英文歌曲（英文的国际歌，许多人没听过吧），课文中记得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常识课的内容很多是关于气候、交通工具、农业、化肥的。因为长大了一些，劳动课可以扛锄头扛铁锹了，因此劳动课的内容变化比较大，开始锄地挖树坑了。9月9日那天下午，我就是在挖完树坑回学校的路上，听见了高音喇叭中的哀乐，也永远忘不了路边隔壁班班主任那泪流满面的画面。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许多场景还历历在目，记忆里的是一个幸福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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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稀里糊涂。来源：华岳论坛。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