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的两条道路斗争非常激烈，反映到经济学领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斗争。目前现代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仅在教学和日常宣传成为主流，而且已经成为政府指导经济发展、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因此，正确辨别经济学的科学性，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要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要弄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就要求对于客观世界有明确的区分。

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与客观世界的特殊矛盾性

任何学科首先要明确它研究对象的矛盾特殊性，才能搞清楚这门科学的性质、特点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矛盾论》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309页)因此，正确认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必须对于客观世界的不同现象有科学的区分。

客观世界按照矛盾的特殊性分类，首先可以区分为两大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自然界的运动与社会运动的矛盾特殊性，可以用公式表现为：自然物——自然物，人——人。矛盾双方的对立物存在明显的区别。

研究自然物——自然物矛盾的学科，是自然科学;研究人——人矛盾的科学，是社会科学。

毛泽东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815-816页)

研究生产斗争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两大类。

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是自然物的运动，包括动物、植物、天体、地质、光、声等等。动物、植物等又分为各种类别。研究不同物质运动的本质、规律，就是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完全排除人们对于自然物的作用，揭示自然物自身运动的规律。

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的基础科学，技术学则是应用学科。人们在认识自然物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应用学科，就是现在所说的技术学。技术学研究的特殊矛盾是自然物与人。例如，人们种庄稼，首先要懂得农作物自身运动的规律，这是自然科学中植物学研究的内容。在植物学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到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使农作物按照人们要求的目标生长，生产出一定质量、数量的农产品，这种学科就是农作物栽培学。为了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用公式表示：自然物——自然人(劳动者)。这里的人，是自然人，是抽象了奴隶、佃农，无产者等社会关系的人，仅仅是劳动者。

技术学是研究物质生产的科学，不是研究人与人关系的学科，因此，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可见，有关生产斗争的知识，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包括技术学，它们的研究对象都属于自然物之间的矛盾。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用公式表现为人—人，这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对象区分就十分明确了。不过这里讲的社会关系人—人，主要是为了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区分。用人—人的公式表现社会关系并不准确，详细分析请看《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几个问题》一文。(见附录)

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物质生产是人类与一般动物区别的根本点。一般动物只能适应自然，而人类能够从事生产，改造自然，从而与一般动物中分离出来。

物质生产是劳动者以自身的活动，通过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过程。例如农民种庄稼，用锄头除草、松土等等。劳动的结果是生产供人们消费的生产品。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这一循环反复的过程，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所谓的经济，就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

人类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活动，不是个人能够单独进行的，从人类生产活动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活动，物质生产从来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因此，生产和再生产总是一方面生产物质产品，另一方面生产一定的生产(经济)关系。总之，任何生产，都包括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两个方面，或者说是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社会形式两个方面，是物质财富生产与生产关系生产的统一;用公式表现：经济活动是：人(劳动者)——劳动资料——物质产品和人——物质利益——人两种过程的统一。

人类社会是在物质生产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除了经济关系之外，还包括政治关系和意识关系等，用公式表现：人——物质利益——人，人——政权——人，人——思想——人等等。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媒介不同，人与人的关系区分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等。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基础。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都是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的性质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而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则维护、反映经济关系。因此，经济学也是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

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区分

广义的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类经济学科，这种区分也是由它们研究的对象不同。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关系，目的是揭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而应用经济学则是研究人们对于经济关系运动的能动作用，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技术学。

人们在生产和再生产(即经济)的过程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用公式表现为：人——经济利益——人。研究人——经济利益——人的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人——经济利益——人的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经济利益——人的关系，经历了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奴隶制经济关系，封建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等等。用公式表现：奴隶主——奴隶;地主——地租——佃农;资本家——剩余价值——雇佣劳动者等。因此，政治经济学也必然相应地分为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

面对经济关系中的矛盾，不同阶级主张采用不同的能动措施，这样的学科就是应用经济学。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所以，广义的经济学又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大类。前者研究的人——经济利益——人关系的客观运动规律，探寻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客观趋势，后者则研究人们采用什么的措施、政策，来应对经济活动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用公式表现：人与人的经济利益关系——人(阶级)。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典范，揭示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发展的客观趋势;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则是社会主义应用经济学的代表作。《论十大关系》虽然不是一本纯粹经济学的著作，其中包括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等政治关系，但是，有关经济发展的论述，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等，都是社会主义应用经济学的内容，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应用经济学的代表作。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凯恩斯的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广义经济学中的基础科学，而应用经济学则是应用科学;只有在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才会有科学的应用经济学。

四、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错误

西方经济学的演化进程复杂。这里所说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指以萨谬尔森等著的《经济学》，即所谓的“一本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战后，萨谬尔森《经济学》取代马歇尔著作的地位而成为第三本流行的教科书。”(引自高鸿业《经济学》第12版  译者序)这种经济学也是当前我国普遍流行的经济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必须根本否定。

首先，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由“长官意志”决定的，认为运用凯恩斯主义和萨谬尔森等的理论，就可以“熨平”经济危机，可以使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永存等等，根本不承认经济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区分。

《经济学》说：“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经济学》第12版   第4页)这个经济学的这个定义表明，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懂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把经济学看做是人和社会“选择”怎么生产和分配的学科，充分说明他们根本不承认经济发展存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认为物质生产、社会形态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这种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因此，不可能符合实际，根本不可能成为科学。

其次，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承认生产关系。

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承认生产关系的客观存在，不承认生产关系最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经历了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奴隶制度、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等，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按照人们主观的“决策”方式，把经济制度划分为：市场经济、命令经济和混合经济等。“市场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在其中，单个消费者和企业通过市场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经济组织的三个中心问题。命令经济则是这样一种制度，其资源的分配由政府决定，命令个人和企业按照国家经济计划行事。”“现代的社会经济制度，没有一个是其中的一种纯粹形式。相反，社会是带有市场、命令和传统成分的混合经济------在今天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在制定经济活动的规则，生产教育和保安设施，控制污染和企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今天的美国，大部分决策时通过价格和市场作出的。”(《经济学》第12版    第68、40页)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自给自足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混合经济等(参看《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第19页   魏埙等编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总之，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本不承认按照生产关系划分经济制度，根本不承认封建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的划分，所以，西方经济学就没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应用经济学的区别，更没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应用经济学，只有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必然掩盖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区别，也否认不同社会存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学者的“全部智慧”就是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永存与和谐”。(参看《马恩选集》第二卷  第88页)因此，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矛盾与问题，但是，它自称为“经济学”，而绝不承认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第三，混淆经济和政治、文化等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

现代西方经济学自称是经济学，但是，它把政治、文化等社会关系都囊括在“经济学”内，成为“大杂烩”，因此，根本不可能成科学。

被称为第三本流行的教科书的《经济学》第12版，其中第六篇的标题就是“平等、效率和政府”。“平等”是一种观念，属于意识，根本就不是经济现象、经济活动，怎么能够纳入经济学呢?政府属于政治领域，也不能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些都说明《经济学》的混乱。现代西方经济学混淆经济和政治、文化等的典型代表，是被称为20世纪的伟大创造——国内生产总值(或者是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名为“生产”总值，内容却包括三次产业，其中第三产业包括：“-------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中国统计摘要》2017  第200页)把教育、文化，甚至于国际组织都包括在生产总值之内，是明显地混淆经济与政治、文化等的区别。教育、文化能够生产什么物质产品?国际组织能够生产什么?我们曾经反复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不断指出它混淆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基本界限，这里就不重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挑战“20世纪的伟大创造”——国内生产总值》、《再谈“鸡的屁”》等相关文章(载《迎春文集续集》、《迎春文集》)。

第四，关于经济的数量分析

前面指出广义的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的学科。经济关系如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的运动，主要是表现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质发展变化，也涉及一些量的变动，如剩余价值率、利润率等，但是，主要是揭示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经典之作，它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内部矛盾，以及生产不断社会化引起的经济制度发展变化趋势。《资本论》主要是研究雇佣劳动制度的发展趋势，所以，基本上不涉及数量的分析。

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如社会主义应用经济学，它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有计划发展的方式，有关生产资料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的内在联系的内容等;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则是竞争无政府状态，首先发展轻工业，到发展重工业，最后，把大量工业生产转移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这种发展趋势的规律性，也不涉及数量。应用经济学的科学，不论是社会主义的应用经济学，还在资本主义的应用经济学，都还有待建立。

研究一个具体的国家经济发展，这种学科叫做国别经济研究，例如，研究中国经济。要科学地研究中国经济，就必须具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具备应用经济学的知识，运用这些理论知识，研究我国的具体经济发展，就必须有数量的分析。没有具体的数量分析，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国别经济研究。但是，这种国别经济研究，首先要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才可能成为科学的经济研究。我国当前实行的是雇佣劳动制度，如果不以《资本论》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尽管掌握大量数据，也必然是南辕北辙，不可能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面目。

总之，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反科学的：它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决定了它的理论不可能符合实际;它否认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不承认存在封建经济制度、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区别，也决定了它不可能符合实际;它混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关系的区别，更决定了不可能揭示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把研究经济规律的学科数字化，必然脱离实际。

当前我国却是这种反科学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当道，在这种经济理论的引导下，不仅不能客观地反映经济活动的真实面目，而且必将引爆经济危机，把我国领向“死胡同”!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这种反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斗争!

附录：

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几个问题

——兼与谷书堂同志商榷

最近，谷书堂同志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几点意见》(载《南开经济研究所年刊》，1983年，南开大学出版社)一文中(以下简称“谷文”)，再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的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且指出：“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生产方式，不是指的生产关系，而是指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可见，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对此，我想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求教于谷书堂及其他同志。

一、应如何确定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谷文”是怎样确定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呢?他的主要方法是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论》1卷，第8页)。然后论证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由此得出结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这种确定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方法是否科学，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问题。

大家知道，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仅马克思有论述，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也都有过论述，下过定义，人们经常引用的就有好几种。持不同观点的人，可以各引各的定义，谁都有自己的依据。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人们长期争论不休，往往是由于这种论证方法造成的。

“谷文”及其它一些文章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就引用马克思的上述这段话;相反，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仅仅是生产关系，而不包括生产力，则引用其它论述或定义。例如，可以引用恩格斯的论述：“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恩选集》第2卷第123页)。从这段论述中，只能得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的社会关系而不包括生产力。如果说用恩格斯这段话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还可以引用列宁的话作依据：“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列宁选集》第l卷184页)，“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列宁全集》第2卷166页)。斯大林则更直接了当地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65页)。可见，引用经典作家的不同论述、定义作为确定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依据，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从同一段论述中，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就拿马克思在《资本沦》第一版序言的那段话来说，人们就有不同的理解。“谷文”指出，人们对生产方式的含义认识不一致，就已发表的文章看，“归纳起来，大致有五种”。“谷文”是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的呢?他们从马克思著作中查出近三百处关于生产方式的用法，认为马克思使用生产方式概念有三种含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他们又是怎样确定《资本论》一版序言中所用生产方式的含义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呢?“谷文”指出：“如果是指生产关系，后面又出现一个生产关系就明显重复了，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所以这里的生产方式只能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并且主要根据这一理解，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否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不包括生产力的结论。

在如此复杂的矛盾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定义似乎不同，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理解不一致，马克思在使用生产方式的概念确实也有不同含义等等，“谷文”主要靠文法上的推论，断定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只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并由此得出结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生产力。这些论据对于解决如此重大的、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似乎显得过于单薄，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证方法是否科学值得研究。

上述论证方法并不是“谷文”的独创，而是比较通行的方法，但是，“谷文”可以说是这种论证方法的代表作之一。它不仅对近年来发表的大量文章进行了分类，而且查阅了马克思近三百处关于生产方式的用法。但是，如果研究的方法不对，下的功夫再大，恐怕也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谷文”研究方法的特点，是把论证的出发点放在马克思的一段论述上，或者说放在定义上、观念上，而不是放在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上。用这种方法来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出发点不是客观事物，而是定义、书本，所以，既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也可以作那样的说明，变来变去，没有定论。

把研究的出发点放在定义上，这种方法之所以不科学，在于它不是引导人们首先研究客观事物，而是把人们的视线直接引导到定义上，书本上;这种方法不是引导人们将一种客观事物与另一种客观事物进行比较，将一种学科与另一种学科进行比较，而是引导人们比较定义，这种方法不能引导人们加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能引导人们接近客观真理，反而会引导人们脱离实际地去抠书本、去冥思苦想。

我们并不反对研究定义，尤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定义及其论述，恰恰相反，我们强调要认真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这份珍贵的精神遗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治经济学对象所下的定义和论述，对于指导我们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认真学习，领会。我们不赞成的仅仅是以定义作为研究出发点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在人们认识不一致，争执不下时，仍以定义、观念作为论证出发点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定义之所以必须认真学习，在于它符合客观实际，而且在论述中给人们指明了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而以定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反而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为一种教条，变成妨碍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教义。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是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方法。

正确的研究方法是怎样的呢?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客观事物，区分各类现象的特殊矛盾，然后才能准确地确定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

唯物主义告诉人们，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观念、定义不过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人们的观念只有符合客观实际才是科学的。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必须首先区分各种客观现象。辩证法告诉人们，不同事物的区别，说到底就在于事物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性。“谷文”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话：“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矛盾论》)。这表明他是赞成按矛盾的特殊性来区分科学的对象，但是，“谷文”没有说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哪一类现象的殊特矛盾。下面我们试图按照这种方法论，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什么是生产力的特殊矛盾?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包不包括生产力?

生产力是人与自然物的矛盾，矛盾的一方是人，另一方是自然物。如果用公式表示就是:人——自然物。但是，简单地说生产力就是人与自然物的矛盾还不准确。人与自然物的矛盾多种多样，人们生活在自然界，要呼吸空气，和空气发生关系，要和细菌发生关系等等，这些现象显然不属于生产力反映的矛盾。生产力与这些人与自然物的矛盾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生产力这种人与自然物的关系，是以劳动资料为媒介，用公式表示：人—(劳动资料)—自然物，由于媒介是劳动资料，矛盾一方的人，就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使用劳动资料的劳动者，自然物的一方，也不是任何自然物，而是劳动对象。所以，准确地说，是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矛盾，用公式表示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就是生产力的内在矛盾的特殊性。

生产力的实现——生产，是劳动者以自身的活动，通过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过程。例如农民种庄稼、用锄头锄草、松土等等，是为了创造条件，促使庄稼更快、更好地发育、成长。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是作为自然的人，与自然物发生关系。在考察生产时，人们不考察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不管劳动者是富农还是贫农，是小业主还是雇佣工人，都看作为与劳动对象发生关系的劳动者。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资本论》第1卷201—202页)。“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它劳动者的关系”(同上书，208—209页)。可见，我们讲生产力、讲生产时，是抽象了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作为自然力来看待的。

生产力及其现实——生产，既然是作为自然力的人和自然物的矛盾，所以属于自然现象的范围，和其它形式的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一样，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列宁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鲜明而准确地将两种学科的研究对象区别开了。

“谷文”对列宁的这一段话另有解释，认为“列宁讲的同马克思讲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列宁反对单纯地研究劳动一般，而不研究特殊的社会制度”。我们认为这句话的后半段可能不符合列宁的原意。我们理解列宁的原意是劳动一般是工艺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反对的是把劳动一般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反对单纯地研究劳动一般。至于说列宁讲的同马克思讲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是事实。仅从上面引用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及其与社会形式关系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两者的基本精神确实是一致的。

“谷文”为了论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包括生产力，还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例证，指出《资本论》用大量篇幅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等等。但是，认真阅读一下《资本论》这一部分，就会清楚马克思的用意，他把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章，放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篇里，是为了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影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里研究的对象是相对剩余价值，是生产的社会关系，而对生产发展的分析，是作为外部条件来说明的，说明生产的发展怎样影响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这里还涉及到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的区分问题。研究任何具体生产的社会形式，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不仅要涉及生产一般，而且还会涉及它的上层建筑，因而这些都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但并不是它的研究对象。正像《资本论》中曾涉及工厂法，并不等于工厂法，法的关系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一样。《资本论》中论述到生产的一般，是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物质内容进行阐述，并不等于研究的对象。把研究所涉及的内容都作为研究的对象，显然是一种误解。

总之，通过上述的矛盾分析说明，生产力、生产一般是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是以劳动资料为媒介的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属于自然现象的范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社会现象、社会关系，不应该包括生产力、生产一般。

三、什么是生产关系的特殊矛盾?生产关系是否具有两重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什么?

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发生关系时，从来都不是单个人孤立进行的，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下面就来考察一下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

大家知道，所谓社会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矛盾分析的方法看，其特点就是矛盾的双方都是人，用公式表示为：人——人。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与一般的社会关系的不同点，是矛盾双方的媒介为生产的物质条件，这就与其他的社会关系区别开了，如与意识的社会关系、政治的社会关系等等。因为意识的社会关系是以意识为媒介，政治的社会关系是以政权为媒介。下面再进一步分析一下以物质生产为媒介的社会关系。

任何生产首先是人与自然物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物之间物质变换为内容，围绕着物质生产条件及生产物发生的，用公式表示：人—(物质生产条件)—人。为了简便起见，以下简称为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物关系。虽然这种简称不够准确，像矿藏、水利资源等未经人类劳动加工的自然物并不是生产物，用生产物概括不了，但是为了简化，而且事先加以说明，就采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物关系的概念。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一定的关系，如纺纱工人要与织布工人发生关系，织布工人与染工发生关系等等，这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以纱，布为媒介的，可用公式表示为人—(纱)—人、人—(布)—人，由于媒介物的不同，人们的身份也就不同：纺纱工—(纱)—织布工、织布工—(布)—染工。人们在生产过程不仅发生这一种社会关系，而且还要发生另外一种社会关系，如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地主收取佃农的地租等等。这种社会关系用公式表现为：资本家—(剩余价值)—无产者;地主—(地租)—佃农。这两种社会关系都是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矛盾的共同点都是以生产物为媒介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人们统称为生产关系，但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这两种社会关系的不同点在于前一种关系是以生产物有用性为媒介，后一种则是以生产物的占有为媒介。纱、布等表现的是生产物的有用性，而剩余价值、地租虽然也是生产物，但它只表现其占有关系。尽管有些剩余价值的物质内容可能就是纱和布，但是，在研究生产过程的占有关系时，人们抽象了生产物的有用性，只考察其占有关系。所以，用矛盾特殊性的方法分析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两种关系，各有其特殊矛盾，前者是以生产物的有用性为媒介的社会关系，后者是以生产物的占有为媒介的社会关系，用公式表示就是人—(生产物的有用性)—人，人—(生产物的占有)—人。人们通常把前一种关系叫做分工协作关系，把后一种关系叫做经济关系。我们以后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就是严格按照上述分析来使用。正因为这样，我们把生产关系看作是分工协作关系与经济关系的统一，而不把生产关系与经济关系等同。

过去人们把生产过程发生的社会关系统称为生产关系，没有分析两种关系的矛盾特殊性，也没有明确提出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首先提出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的是张闻天同志，他在《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的问题》一文中(《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鲜明地提出了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而且作了比较准确的论述，我们基本上同意他的分析，这里只是从矛盾特殊性的角度，作进一步地说明。

“谷文”也涉及了生产关系两重性的问题。文章说：“问题在于，把劳动的分工和协作不视为生产方式，而单纯当作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有二重性的划分是否恰当”。我们认为张闻天同志对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划分，是对客观实际的科学反映，不仅对认识客观世界有重大意义，对澄清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争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将进一步探讨生产关系这两个方面在社会关系总体中的地位。

人类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可以用公式表示为;人——人。当然这里所指的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某一类型的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多种多样，按大类分，主要有思想关系、政治关系和生产关系等等。用公式表示就是;人—(思想)—人，人—(政权)—人，人—(生产物)—人。

可见，这三种社会关系的矛盾特殊性，主要在于人与人关系的媒介不同。这些社会关系之间又存在着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是由马克思首先揭示出来的。他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恩选集》第2卷，82页)。这就是说，人与人以生产物为媒介的社会关系，是其它社会关系的基础。按照列宁的话说：“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列宁选集》1卷第6页)。马克思的这一伟大的发现，使人们找到了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形形色色的武装冲突，政治斗争和社会意识的对立，都可以理解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形态，也能划分为不同类型，找出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趋势，因而是社会科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但是，当人们进一步发现，生产关系有两方面的内容，作为社会基础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还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是我们后人应予回答的问题。

历史事实证明，作为社会现实基础的社会关系，仅仅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以生产物的占有为媒介的关系，或者说是经济关系。分工协作关系虽然与经济关系紧密联系、互相制约，但是不能构成社会的现实基础。以我国解放前后的社会性质变化为例。我国解放前后，无论是国家制度、社会意识(包括哲学，艺术及道德观念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由于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变成了个体农民的所有制等等。而同一时期我国社会的分工协作关系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解放前广大农村是男耕女织，解放初期基本上还是男耕女织。再用我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就分工协作关系来看，尽管有高有低，但总的看是属于同一类型，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占很大比重，从事工业劳动和其他行业劳动的人占比重还小，可是国家制度、社会意识却完全不属一个类型，其原因就在于经济关系不同。再以英国为例，虽然分工协作关系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经历了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分工协作，以机器为基础的分工协作等阶段，但是由于经济关系基本上没有变，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基本关系没有变，它的国家制度、社会意识等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可见，分工协作关系不能直接决定其社会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不能直接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而经济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则直接决定着它各种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可见，只有经济关系的总和才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分工协作关系不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

说明了经济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之后，再看看政治经济学在各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旧的历史观总是用社会意识来说明社会。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了全新的历史观。“这一理论是说，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列宁选集》第1卷17页)。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必须有一门学科，专门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科学。马克思指出：“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恩选集》二卷82页)。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求;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求，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恩选集》三卷307页)。马克思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写出了不朽的巨著《资本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列宁选集》第一卷10页)。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则是研究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科学，也是其它各种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法学等等)的基础学科。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总体中的地位和任务。既然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解剖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其它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因而，它的研究对象只能是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经济关系，即以生产物占有为媒介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包括生产关系的另一方面——分工协作关系。

为了说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是经济关系，不包括分工协作关系，还有必要再看看马克思的有关论述。首先是他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动因的叙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说是在“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之后，才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马思选集》二卷81—82页)。可见，他认为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是物质利益的问题。其次是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材料的说明。他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资本论》第一卷12页)。这也说明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材料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再次是他关于政治经济学与财产之间关系的论述。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时说：“这是什么财产?——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来给予答复，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马恩选集》第二卷142页)。可见，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财产关系的现实形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正是作为现实形态的财产关系。当人们揭示了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以后，人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财产关系的现实形态不是生产关系的全部，而只是经济关系。从马克思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不包括分工协作关系。分工协作关系不直接表现为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也不是财产关系的现实表现，研究它也不会召来“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由于马克思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很多，人们的理解各不相同，这里就不多引用了。

既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济经关系，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却说是生产关系呢?这要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他们是在和唯心史观的斗争中创立这一学说的。“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思选集》第3卷66页)。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与人在生产过程发生的社会关系构成社会的基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由历史唯心主义迈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变革，是当时历史观上的飞跃。现在，当人们揭示了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提出分工协作是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等问题后，仍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上，显然难以说明问题了。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确定为一定社会的人与人对生产物的占有关系，即经济关系，既符合客观实际，也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这里还要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的对象作一些分析。既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关系，那么，不仅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如此，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也只能是经济关系。政治经济学这两部分的区别，在于研究的具体经济关系不同，前者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后者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两者的共同点，恰恰在于研究的对象都是经济关系，所以才成为同一的学科，如果政治经济学两部分的研究对象有的是经济关系，有的不仅包括经济关系，而且包括分工协作关系，那就不能作为同一的政治经济学，而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了。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在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我们运用了抽象法，把人与自然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区分开来，把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和人与人的其它关系区分开来，把人与人对生产物的占有关系和生产物有用性联接的关系区分开来等等，目的是为了认清各种客观现象的本质区别、矛盾的特殊性，以便科学地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当我们着手实际研究任何一种具体经济关系时，必须注意这些关系之间的联系，尤其要注意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联系。因为，任何具体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都是在这些联系中发展变化的。离开这些联系孤立地研究经济关系，不顾事物的外部条件的变化，孤立地研究事物的内部矛盾，不可能科学地揭示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客观趋势。所以，我国经济学界很多人都曾指出，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关系时，要加强对生产力的研究。可是，有的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能局限于经济关系，还应该包括生产力。政治经济学要想顺利地发展，首先必须明确研究的对象，把握住方向，决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东倒西歪，不然将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

发表于《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5年2期(总第19期)198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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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迎春。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