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一二线城市里的当代中国人，都能感觉到，一个极其复杂，却又无所不在的社会等级制度，正在慢慢成型。它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把每个人紧紧包裹在里头。

大多人对社会等级避而不谈。宪法说了，我们生活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等级制度早就被消灭了。大家只是分工不同，本质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公开场合谈论等级，就和在公开场合谈论性一样，很容易激怒那些正人君子。

但等级话题越是敏感，越是彰显了它钢铁一般存在的事实。大多人对性避而不谈，就是因为性的无所不在。离生活越近的东西，越让我们觉得恐惧，比如房价；离生活越远的东西，越让我们觉得无足挂齿，比如世界和平。

一二线城市中产阶级，就有月经般准时的焦虑，因为他们心知肚明，等级制度是存在的，而且他们非常担心，自己会从现在的位置上滑落下去。

相对来说，底层贫民就不太介意谈论等级，因为他们的处境已经很惨，跌无可跌。上流社会对等级也没有那么敏感，因为他们的地位已经足够优越，哪怕因意外跌落了一两个等级，仍能保持较为舒适的生活。

中国人信奉“枪打出头鸟”。近年来，大多上层人士选择对等级话题避而不谈。他们想要摆出“人人平等”的姿态，把自己隐藏到群众中，闷声发大财。

对等级制度最为敏感的，最乐意谈论等级的，就是一二线城市的中产阶级。这是因为，我国一二线城市里的等级划分，有一套异常繁复、精妙、让人捉摸不透的规定。这套规定让每个当代人都觉得头大，觉得无所适从。

三线城市往下，对等级，人们没有如此敏感和焦虑。在三线城市里，等级划分的标准只有两个，一是金钱，二是权力。以长江为界，越往北去，权力的影响越大，在东北地区，高级公务员往往是当地的顶层精英。越往南走，金钱的影响越大，在粤港一带，富豪拥有很大的发言权，政府也要卖他们几分面子。

这种等级划分的标准，简单明了，人们知道该往哪个地方使力。但一二线城市的中产阶级以为，权力和金钱固然重要，但教育、品味、谈吐、修养和生活方式同等要紧。三线城市往下，资产百万和资产千万者，就有天壤之别；但在一二线城市，若非拥有与财富相匹配的教育背景、谈吐修养和生活方式，依然会引来吐槽，自动被打入下一个等级里去。正因如此，一二线城市的拆迁户，拥有可观的财富，却往往沦为众人戏谑的对象。

在一二线城市中产看来，落魄贵族比暴发户更像上流社会。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北京的骗子，总喜欢给自己编个满族后裔或大院子弟的身世了。

当代中国的等级制度如此复杂，是因为近代以来，这片土地爆发过数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将旧社会的秩序扫荡得一干二净，世袭官位、头衔和荣誉，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们缺少那些显而易见的标签，让别人一眼能看出等级所在。

当下社会发展一日千里，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到处都是惊涛骇浪。三五年前适用的等级标签，放到今天，往往显得幼稚可笑。在90年代初，能去麦当劳的家庭，就是妥妥的中产派头。1992年，著名翻译家赵萝蕤女士，就是在北京东四的麦当劳里，庆祝她的八十岁生日。如今，麦当劳被贴上“垃圾食品”的标签，是中下层和下层人民才会选择的食物。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间等级的流动异常凶猛。哪怕如今有了些缓和趋势，通道依然是敞开的。有一些底层幸运儿，在跻身中产群体的早年间，就遭遇到了一些挫折。这些挫折让他们受到轻蔑、辱骂、排挤，甚至限制了事业的长远发展。

我们的立足之点究竟何在？是一个很值得思索的问题。

这些陷阱隐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时尚人士该不该穿秋裤？《战狼2》是不是一部好电影？老干妈和法国菜哪个更优雅一些？喜欢郭德纲和喜欢郭敬明的人能不能做朋友？

不要小看不同等级间相互的仇恨和排斥，尤其对那些初来乍到的新人。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把你划入“外人”行列。

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北京高档小区的保安，往往比里头的住户要凶狠得多，对外来访客十分粗鲁无礼。在高档小区待久了，这些保安也自动把自己划入了“上等人”行列，哪怕薪水微薄，在那些住不起高档小区的访客面前，他们也自觉高人一等。

差别和分离使人津津乐道，天下大同则让人生厌。

在一二线城市里，月嫂十分抢手。一个熟练月嫂，月薪可轻易达到一两万，还供不应求，远超很多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的收入水准。但我们很少听说，一位大学毕业生会把月嫂当作自己的理想职业。人们说起月嫂，第一印象还是那些来自乡村的中年妇女。哪怕平均月薪只有四五千，绝大多人还是以为，办公室白领工作，要比月嫂体面，社会等级也更高。

这种情况在北方地区更为常见。许多北方家庭，在孩子学成毕业后，会花上一大笔钱，保他们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从投资角度来看，这是一笔绝对赔本的买卖。活动费用动辄几十万，但孩子的月薪往往只有三四千。但在家长看来，这笔生意非常划算。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就是身份与等级的象征，别说月嫂，哪怕在腾讯、百度、阿里巴巴拿百万年薪的高管，也不如这份职业来得光荣。

这些例子也说明了，很多时候，等级划分与收入无关。在收入水平相同的人群之间，也存在细致的等级划分，这种情况在中产阶级主妇的对话中十分常见。

如果一位主妇说，“我的孩子正在学钢琴”，那么，她可能是一位标准的中产主妇，没有太高的品位，喜欢随大流。如果一位主妇说，“我的孩子正在学古大提琴”，她则很有可能来自一个知识分子中产家庭，拥有良好品位，在等级划分上，要稍微高出前者些许。如果前者强调，“我们孩子学的是三角钢琴”，那又不一样了——在一二线城市，家里房子大得能摆下三角钢琴，本身就是中上层和上层人士的象征。

这就是一二线城市居民谈论等级时的标准对话。不会摆到明面上来，但所有细节都与之有关。这些话题非常敏感，但人们却乐此不疲。因此我想，也该好好和诸位谈谈社会等级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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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岛。来源：姜汁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