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说廖梅在澎湃网上发表《<姜义华口述历史>纠谬六项》一文提到我的名字，要我把事实说明一下，这样我就简单说一下我所知道的相关事实。

一. 关于《秦献记》《秦政记》二文注释和标点

这件事，《毛泽东年谱》记载，1973年8月上旬，“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柳宗元《封建论》。至八月下旬，相继指示注释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节录），韩愈《石鼓歌》（附《石鼓文》）。”这件事是姚文元指示我们上海写作组完成任务的，《年谱》以“有关人员”取代了实际相关人员的姓名，谭其骧先生的日记可以证明是姚文元通过我下达的这项任务。《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关于这二篇文章下达任务的时间没有指明，上送的时间是八月中旬，这个时间是根据我们上送的信件来的，《年谱》的编者不一定知道细节。毛泽东为什么要标点这二篇文章，那是因批林批孔的需要，毛主席要求标点注释这批文章的大字本，都与他在1973年8月5日同江青谈话时念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相关，今录该诗于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诗中“十批”是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这本书中有孔子批判和吕不韦批判，前者推重孔子，后者咒骂秦始皇。其实毛主席批评的重点不在郭老，借《十批判书》只是一个由头，真正的起因是黄永胜在批陈整风会议上写了唐人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当时黄永胜写这首诗，其矛头对着毛泽东，林彪集团是把毛泽东看作当代的秦始皇，这一点在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也有反映，这是赤裸裸借攻击秦始皇来诅咒毛泽东。故毛泽东要标点注释的这一批古文，都是肯定秦始皇，章太炎的《秦献记》和《秦政记》是肯定秦始皇，这是毛主席要标点和印制这批大字本的目的。这么多篇目是要找很多人来完成的，《秦献记》和《秦政记》我便布置给姜义华来做了。为什么布置给他负责呢？因为他是搞近现代思想史的。当时他是写作组的外围，所以他交给谭其骧先生审改。当时这个工作是流水作业，送回到我那儿其他人也过手。

关于姜义华被安置在历史系资料室的情况，当初柯庆施讲过，说是让雄鸡来家里唱，可以提醒人。事情的起因是姜义华在同学中的一些议论批评了刘少奇的讲话，这些情况被学生指导员反映到党委，新华社为此发了内参，柯老在上海工作，当初与刘少奇在延安时有宿怨，怕因此引起麻烦，认为放在身边可以及时了解情况，他通过新华社内参得知此事后，下令把姜义华从内蒙调回上海，是为了避免在党内再引起历史纠纷，并非一定要整姜义华。姜义华回到复旦，便被安置在历史系资料室。这件事我是同情姜义华的，我在写作组兼复旦党委常委时，便让他在资料室参加写作组的一些工作，那时历史系的许多老师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我布置的任务，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是其中一个科目，1973年《学习与批判》第三期上，我便让姜义华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反儒尊法到尊孔读经——试论章太炎思想的演变过程》，用的是笔名沈濮，时间是1973年的11月，这已是他标点注释《秦献记》、《秦政记》之后了。1975年6月，他又在《学习与批判》署名发表了《<秦献记>和<秦政记>的写作年代》一文，那是1974年去北京图书馆查阅章太炎资料以后的文章了，1974年他是经我点头同意，由写作组开具证明，因工作需要去北京查阅资料的，我在北京参加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时，他来我会场找过我，希望我与北图打一声招呼。为此我向北图的馆长鲍正鹄打了招呼，我还去他在北京的家里相聚，大家都是复旦的人，相互也意气相投。至于张春桥在《文汇情况》上批示“不要影响外地与上海的关系”，是指《朝霞》月刊有一篇批评外地作品的评论，张春桥看了，特此关照，那个“找资料”不是指因法家著作注释工作的需要，这不涉及两地关系。

朱维铮搞章太炎研究，最初也是我下达的任务，也都是毛泽东提出这方面的研究任务，当时研究鲁迅，也避不开对章太炎的研究，而且章太炎的文字难懂，著作量大，要多一些人一起研究。朱维铮没有在《学习与批判》上发署名文章，他工作量大，因为他还兼一些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任务。当时罗思鼎小组的成员，从我开始，都没有个人署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文章。1976年以后，罗思鼎小组不存在了，这个笔名不能再用。1989年以后，我只能用真名发表文章了，这一切都受环境的制约。

朱维铮主持编选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充分显示其卓然不凡的学术眼光

二. 关于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

《中国历史文选》是教育部统一布置编撰的文科教材，这本文科教材迄今看来还是很有价值的。周予同先生主编这一本教材，实际上当时复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集体参加了编撰工作，如果上文选课，是不可能每篇都讲的，因为量很大，搞文选的话历代的代表性作品，各种文体的作品都可以选，故它是学生阅读中国古代历史代表性经典作品入门的书。该书《编辑说明》的后面有这么一段话：“本书由周予同主编，参加编选的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丁长洪、朱维铮、汪槐龄、徐连达、唐玉田、黄世晔、赵人龙、邓廷爵、苏乾英，研究生王春瑜、李祖德。”陈守实先生当时是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主任，我是教研组的秘书，我们两人没有挂名。陈先生与我还是关心这件事的，因为这是国家任务，希望把这件事做好。朱维铮去当编撰组的秘书，也是我向周予同先生推荐，因为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些。编这本书的工作，包括选题，选什么书，选哪个篇目，这都是周予同先生定的，然后是为每篇作注释，再之后是每本书的第一篇，要写一个题解，全书的功夫是在选题和注释上。每人写的注释和解题，是由朱维铮先作整理，抄写后，送周予同先生审改。朱维铮把周予同先生改定的稿子，也让我过一下目，我看过周予同先生在朱维铮抄的稿子上改得很多，也很认真。我过目时，只对题解中对书的评价稍作修改，我帮助修改的内容有的是陈守实先生课堂上讲过的，有的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我修改补充的量不大，而且最后都由周予同先生认可才保留，故此书最后审定权还在周予同老师那里。

朱维铮、姜义华共同编选的《章太炎选集·注释本》

朱维铮做学问的基础是在参加《中国历史文选》过程中奠定的，那时对个人著作权并不太看重，陈守实老师上课时经常有一些新的观念，对问题的分析常有独到之处，听课的学生也经常把老师的观点撰成论文，在报刊上发表，老师反而给予鼓励，并指出其不足之处。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批评梁启超的，陈守实老师给我打招呼，我就听了，故能客观地认识梁启超的作品。陈守实先生是梁启超在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师生之间还有那么一番情谊，是老师教育我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个在学术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一个分寸，学生撰述老师的思想和观念，为师者应该高兴，自己的学术观念有人传承了，这才是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发展都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前进的，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抄袭的问题，不要用现在流行的观念来看待前人，知识是社会的财富，学术是公器，我们现在不能指摘司马迁的《史记》抄袭《左传》与《战国策》，也不能指摘班固的《汉书》抄袭司马迁的《史记》，因为他们都在前者基础上有所发展，增加了新的内容，在编撰的体例上也有新的创造，但也保存了前者的基础，思想文化就是如此代代相传，代代有所发展。知识产权是私有化和市场化的产物，它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要知道西方是拿这个在一定时期内垄断知识和技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一个人在思想境界上不能迷恋于这个东西，不能忘了中国历来的传统，还是应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重，不能拿个人主义来束缚自己的思想境界。

朱维铮是罗思鼎小组的成员之一，认真刻苦是他的长处，好胜心太强是他的弱点，这一点对他的健康有害。一个人的遭遇，有幸有不幸，“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朱维铮与姜义华二人都与我在一起共事过，他们都“祸兮”在前，也都曾因祸得福。而我则“福兮”在前，祸在后，这也是所谓命运罢！我对命运的态度是“宠辱不惊”，把握自己为人的宗旨。老子还讲过：“夫唯不争，故无尤。”我是一个不喜欢争的人，在同志之间、朋友之间，我从不无谓的争长短。尤，可作怨恨解，我没有什么个人的尤恨。在1976年之前，朱与姜之间没有什么争吵，因为没有什么属于个人的东西可争嘛。以后我管不了他们了，1989年刑释以后，也听到一些他们之间的争吵，我基本上是不闻不问，我的态度是和稀泥。我写作本文，没有任何褒贬的意思，只是为了有一些事实，后来的年轻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因而予以澄清，希望从此息事宁人，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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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永嘉。来源：活字文化。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