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发表至今已整整75周年。70多年后的今天，除去历史的尘埃，重新审视、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经典文本和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讲话》仍然闪烁着重大的思想价值、理论价值，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于今天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和文化建设、振兴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民间立场与平民价值观
《讲话》产生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民族解放的关键时期，民族的生死存亡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全民抗战，把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共同御侮。陕北山城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心和抗日根据地，也是全民抗战的策源地，它与重庆、南京、上海、北平等不可同日而语。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许多偏僻的小城镇一样，延安就是农村人口的集散地，是民间交流的一个空间。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土气”的小城镇，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声音和作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让人们从中看到了希望。海内外大批有志之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纷纷涌向延安。延安的主要构成元素中，不只是农民和士兵，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群已成为延安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在影响和改变着世界，外来元素的进入也在改变着延安。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革命的力量来源于广大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党的主张、党的工作必须进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去，革命才能最终走向
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比较早地认识到革命的依靠力量和革命势力、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空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特别强调，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和发展的极不平衡特点，强调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受压迫受剥削最深重的农村和农民中去，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清晰地看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比较弱小，不可能与统治力量强大的反动势力在中心城市并存，革命的力量源泉在民间，红色政权存在的空间在反动势力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
在《讲话》中，毛泽东简明而系统地阐明了他关于文艺的思想。其实，这一文艺思想是长期形成的，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关于文化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进一步研读《讲话》，我们会发现，这部针对延安文艺界现状的文献真正要确立的，一是立场问题，二是价值观问题。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延安文艺界的问题主要是立场的混淆和价值观的混乱，矫正文艺界的立场，确立延安的文艺价值观才是问题的关键。关于立场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文艺为什么人呢？毛泽东给出的答案非常肯定：工农大众。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中，工农大众是占中国90%以上人口的被压迫阶级，因而没有人为他们提供足够消费的文艺产品，只有他们自发自在地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民间文艺自娱自乐。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属于这90%的人群，中国共产党就应该创造属于这90%的阶级人群的文艺。这种文艺不仅仅是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懂的大众化的，而且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浓郁民族性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种新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工农大众，具体而言是他们的话语代表——人民的文化队伍；这种文化的接受主体也是工农大众，因为它是源于工农大众的需求和喜好。这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学民族性的思想，更体现了毛泽东民间本位主义立场。[2]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不能生产趋同于统治阶级的官方文学，而是创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学”。这需要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深入实际，了解工农，熟悉工农，真正与工农结合，“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洞悉工农（主要是农民）的喜和忧，设身处地地从他们的角度想问题，表达农民阶级的真感情，真思想。
《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就必须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等。在《讲话》中，立场、态度、工作对象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在毛泽东看来，“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曾经主导着中国文学艺术的方向和传统，发挥着维系统治阶级秩序的强大作用，“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这种由统治阶级主导的文艺就成了中国几千年文学艺术的主要构成。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文艺永远由庙堂主宰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关系文艺的方向，更直接关系文艺的价值观。延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创造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的文艺不是高居于庙堂之上，而是存在于劳动大众的民间，摒弃统治阶级的立场和价值判断，让文艺走向人民大众。“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3]532毛泽东的目标就是创造一种与历史上官方文艺不同的、全新的艺术，而确立民间立场和平民价值观正是毛泽东《讲话》中的核心之所在。
  二、社会视角与政治建构
毫无疑问，《讲话》并非简单地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视角上阐述文艺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虽然仍然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统治，但是，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格局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成为决定战争走向的重要支撑，延安成为指挥抗战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更加符合战争实际，影响越来越大，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党领导的其他抗日力量在抗战中的作用愈来愈突出，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的影响力，对社会的影响力，对国家民族政治进程和前途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使党的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政治建构、社会建构成为可能。
事实上，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明确的，党的社会建构、政治建构的意图也是清晰的。早在井冈山时期、瑞金时期，党的政治架构就初步搭建。延安时期，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这为党的政治、经济、文化建构奠定了基础。应该说，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特殊时期，政治建设、军事建设是第一位的，文化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并非紧迫的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和对文化问题的独到眼光。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提出了中国革命中的文化问题，在后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著作中，对党的文化工作、文化建设做了系统的论述和强调。虽然战争时期军事斗争异常突出，但毛泽东从革命事业全局考量，反对单纯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观点，提出重视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社会工作、文化工作，力求统筹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最终实现党所确立的中心任务。所以，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3]523并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3]523
毛泽东的目的是与文艺工作者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文艺工作在武装斗争和革命事业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一般意义上，武装斗争是一种暴力革命，是一种强力的急风暴雨式的较量；文艺工作是一种温文尔雅的活动，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效果，文艺工作似乎很难纳入到武装斗争中去。但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是空前的，仅仅依靠武装斗争并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不但需要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社会工作的协助，也需要文艺工作的协助。文艺（文化）这种潜在的、久远的能量虽然不能立竿见影，化解敌人眼前的攻势，取得具体战事的胜利，但从长远的目标看，它可能发挥着军事斗争不曾有的独特作用。在延安，在革命队伍中，也许有些人还没有意识到文艺的特殊作用，没有认识到“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但毛泽东却深刻地认识到文艺（文化）的作用，文艺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
不难看出，《讲话》的立意建立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建构、政治建构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一种全面的政治建构。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构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尽管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的蚕食、扫荡给解放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在反扫荡的斗争中，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革命武装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群众基础更加牢固，政治上的优势更加明显，政治建构成为民族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进的根本保障。从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中的地位》《论抗日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有效的军事斗争的同时，着手和加强政治建构、社会建构。这种政治建构在《讲话》中得到贯彻。所以，《讲话》并非单纯地谈文艺问题，而是全面论述文艺中的革命和革命中的文艺，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文化），如何创造与党的奋斗目标、政治建构、社会建构、军事斗争相协调、相适应的无产阶级文艺（文化），并最终成为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历史深度与思想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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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产生于民族解放战争胶着的特殊语境之中，惨烈的战争环境本不是文艺（文化）生长、发育的适当场合，但是，恰恰是这个不宜生长文化的环境吸引了文化，孕育了文学，一大批文学家、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来到战争的前沿，试图创造与民族解放战争相关联的文艺（文化），并以这种文艺（文化）影响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并不天然地拒绝战争（政治），甚至有主动服务战争（政治）、并与之联姻的动机和可能。既然文艺走进了战争环境，并试图与战争（政治）实现结合，这就现实地存在着文艺与战争协调的问题。
客观地讲，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已对无产阶级文化有所思考，但至延安时期并没有系统的文化理论和文化政策，是民族解放战争培育的文化促使中国共产党认真面对和研究文艺（文化）问题，并做出自己的解说，制定应对原则、方针。应该说，自井冈山斗争开始，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着武装斗争以及对民族解放道路的选择等革命的战略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文化并不是非常急迫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文化发育地和中心在上海、重庆、北平、武汉，处于游击和流动状态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化基地和生产机制，文化一时还难以成为党的中心工作。然而，到了延安时期，虽然武装斗争、民族解放仍然是党的中心工作，但随着党的综合影响力的扩大，延安成为当时中国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文化问题一下子成为党必须面对并解决好的问题。这对于逐渐熟悉战争、成长着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一个新问题。虽然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有苏俄关于文艺（文化）的经验，但是否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相符合，是值得研究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期待中，《讲话》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文艺问题。
不可否认，《讲话》在带有时代印记的同时也具有历史的深度。虽然处在战争时期，作为战争根据地的延安具有特殊性，文艺生长的环境与正常的和平时期有一定差异，但《讲话》针对战争环境，同时又超越特殊的社会环境，表现出了应有的高度和长远的视野，提出的命题和判断不因历史的变迁而失去其价值。
《讲话》突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艺的立场问题，也就是从什么角度、以谁的身份说话，维护谁的利益和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在作家及其作品中存在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也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作品中都会或鲜明地，或隐含地反映着作家的立场，倾注着作家的思想和感情。立场问题从根本上说体现着一种价值判断，作家无论处在什么环境，对周围的人和事，对社会生活都会有一个基本的认同和判断，这是社会生活内容进入文艺作品的基本前提。因此，立场问题，关联着文艺作品的价值取向，是研究、评判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视点。
《讲话》提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这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性问题。文学艺术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人和人的生活，没有人的活动、思想、情感以及呈现的丰富形态，就不可能有文学艺术。文学是人学正是基于这种语境而做出的判断。文学艺术产生的基础只能是人类的社会生活。这里，毛泽东专门论述了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3]537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文学艺术自身并不会产生文学艺术，只有人类的社会生活才能孕育文学艺术。所以，作家应该到社会生活中挖掘文学艺术的矿藏，以确立文学艺术的根基；同时，“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3]537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学艺术是为了继承和吸收其中的艺术精神、审美元素、表达方式、方法技巧等，文学艺术的真正血肉产生于深厚的社会生活的土壤。社会生活是一个全称的概念，它主要指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而不是某些人或少数人的生活，因此，《讲话》使用了“人民生活”的概念，特别强调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目的就是让作家拥有具有普遍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生活元素。但是，生活之流虽然丰富多样，只能是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本身并不是文学，还需要艺术家的选择、加工、创造，使其“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3]538
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是《讲话》论述的重要问题。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大众文艺与“小众文艺”的问题，亦即“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不同的著作中多次提出“人民的”或“民族的大众的”文艺（文化），他的思想归旨非常明确，那就是文学艺术要真正成为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拥有的艺术，而不是只有少数人拥有、接受、欣赏的所谓的“阳春白雪”。这一问题关系着文学艺术的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就价值意义的一般规律而言，文艺作品拥有的受众越多、传播得越广，越能体现其价值意义；反之亦然。延安时期，中国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比较低，文艺必须注重普及，否则，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文艺就难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拥有，当然也就很难体现出其价值和力量。但《讲话》不仅重视普及，同时也强调提高，“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人民群众通过普及，文化水平、接受能力、欣赏能力有了提高，对文艺作品自然就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阳春白雪”就有可能成为人民群众的需求。所以，“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对立关系，不仅文艺作品本身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文艺的接受对象也是能够转化的。历史是这样，现实亦如此。
《讲话》明确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3]546实际上，所谓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就是文艺作品评价中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问题。毛泽东所指的政治其实是一种宽泛的政治，所以即使在当时的语境下，《讲话》也指出：“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3]546“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3]534可以看出，这是从抗日的大局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考量文学艺术中的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以整体利益诉求和生存伦理为依据的价值评判，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政治。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中，提出“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这与我们在艺术评判中强调的首先是思想价值，然后是艺术价值的评价原则是一致的，因为思想价值基本属于文艺作品内容的范畴，艺术价值大致属于文艺作品的形式、技巧范畴。没有丰富的内容，形式、技巧就会流于空壳；没有成熟的形式、技巧，作品就会失去艺术性，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高度融合的作品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

注释
[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A].毛泽东著作选读[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
[2]於可训认为，毛泽东的民间本位主义的文化立场决定了他只能从民间形式中去寻求新的民族形式的艺术资源，同时也由重视开发和利用民间的文化资源与文艺资源，转向鼓励和提倡创造新的民间文化和民间文艺，并把这种由工农群众自己创造的新的民间文化和民间文艺看作是新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艺发展的方向。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著作选读[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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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圣刚。责任编辑：小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