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35年前的冬日11月，莫斯科克林姆林宫中，76岁的列昂·勃列日涅夫因心脏病而死去。苏联共产党第三任总书记死去似乎也在喻示着已经蹒跚而行的“红色帝国”正在日益走向衰亡，虽然在当时几乎无人能料想，不到10年后的1991年12月25日，克林姆林宫的红旗就会徐徐降下 ，作为“二霸”之一的超级强权、昔日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宣告解体。即使苏联的敌人，也未曾料想苏联会如此迅速的土崩瓦解。
勃列日涅夫时代曾是苏联历史最为鼎盛的时期，也可以说作为民族国家的苏联在当时离“民族复兴、强国崛起”从未如此之近，仿佛“世界霸主”的桂冠垂手可得。但是，同样也是这一时期被后来的学者们称为“停滞时期”，而且这种停滞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政治上与社会意识上。
被吹嘘为“列宁之后最英明的领袖”的勃列日涅夫是在官僚体系中靠逢迎吹嘘与勾心斗角而青云直上，然后通过政变与权斗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贪权虚荣、好大喜功、庸常无能的勃列日涅夫之所以能成为苏联最高领袖本身就是官僚集团内部各种力量博弈妥协的结果，是窃取工农权力之后官僚集团专政内部逆向选择机制带来的结果。作为领导“苏联号”这艘巨舰的舵手，勃列日涅夫死去之时留下了一个几近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虽然庞大的“苏联号”巨舰仍在前行，但其动力早已开始衰减，危机已经萌生，与冰山相撞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而其领导集团内部后来两名指定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也已是老迈不堪，总共只执政三年；此后就迎来了勃列日涅夫提拔的“新人”、苏联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夫。
强国崛起之路与冰层下的隐忧
在19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通过政变执掌政权初期，无论在国民经济、国际关系与党内政治等放面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赫鲁晓夫时代的“萧规曹随”；虽然存在着各种暗忧隐疾之下，苏联经济仍然维持着一定程度增长。当时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跃居全球第二，甚至一度相当于美国的80%。苏联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有迅速提高、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在10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家用电器、家庭汽车等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中城市开始日益普及。
经互会内部贸易和与西方的国际贸易使苏联得以进口轻工业产品与食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失衡的经济结构。1970年代初期西方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得益于油价高涨，苏联在对外能源出口中获利不少，但也因此患上了“能源出口依赖症”。这本身说明了苏联的经济活动仍然处于世界性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并受到其周期与危机的影响，这也说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所面临的机制性困境。
其时，苏联在重工业与军事工业上加大投入，军事经费一度占到全国GNP的18%左右，使苏联在军事工业、航空航天、计算机研发、生物医药等技术尖端领域都居于世界前列，有些领域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1975年苏联军费开支比美国高出约三分之一。
在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1968年出兵捷克、1971年支持印度分裂东巴基斯坦、在亚非拉等地扩展势力范围、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苏军直接入侵阿富汗、举办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苏联执牛耳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与华沙条约组织（华约）在经济、政治与军事统筹共产主义国家阵营，与美国和欧洲为首的北约与欧共体分庭抗礼。同时期，苏联为配合霸权扩张还提出了“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与“大国特殊责任论”等。
但是，这些表面的强大无法掩盖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半期的各种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困境。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如果不考虑通胀、能源价格上涨、与酒精饮料收入，苏联国民收入并没有实质性增长。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与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工业计划分别只完成91％与67％，农业计划只完成68％与56％，农业情况日益恶化，每年约有四分之一的土豆耕种成熟之后就未能投入到流通渠道。从1973年起苏联成为粮食净进口国，每年进口2500万到3000万吨；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低效经济未能转变；苏联工业结构畸形导致的日常消费品缺乏已极为明显，严重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普通民众不得不每天花几个小时排队购买限量的面包，修理一台电视机的等待时间可能长达两三周时间，虽然是免费的公共医疗，但在医院看病向医护人员送礼行贿已经成为惯例。与之相应的是，特权官僚们享受着国家补贴的各种奢侈品与服务的“特供”，黑市交易猖獗一时，任何只要稍微质量稍好些的产品或者进口商品都可以在黑市上用硬通货或者其他商品换得。官员们有组织地参与黑市交易，并向国外走私珍贵的国家资源，从军用航空煤油到钻石与鱼子酱，无所不包。这一切都造成普遍性的社会不满，极大地削弱了苏共的执政基础。
根据下表显示，从1970年代后半期开始，苏联普通民众的消费力年增长率已经有明显下降，甚至不足1960年代后半期的一半，人均主要营养食品的消费量从1975年到1984年间没有明显增长，处于停滞之中；虽然远好于亚非拉众多国家与地区，但与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只及他们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苏联人民人均年主要营养食品消费量
科技发展与产业创新决定着一个民族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未来发展的方向与活力，但是老迈不堪的苏共中央集团对此反应迟缓。根据前苏共中央智囊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在20世纪60年代末，苏共二十四大后，政治局作出决定，准备专门就科技革命问题召开一次苏共中央全会。当时组织一批专家委员会经过多月紧张工作之后，终于拟就了一份篇幅长达130页的总结性文件。文件于1973年5月按期提交，之后呈交给勃列日涅夫；但以后长久没有召开会议的下文。十年之久，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一个专门委员清理他的档案时才重新发现了这份文件，而且未做任何批注。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对外军事扩张虽然彰显了苏联的强势与霸权，但实际上将苏联卷入无休止的“血腥泥潭”，制造了严重的国际社会孤立，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仅以入侵阿富汗为例，1979年到1989年的近十年战争中。阿富汗有130多万人丧生，500多万人流亡国外沦为难民，但组织起全民反抗，并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包括美国、中国、巴基斯坦等国的直接援助。苏联在这十年中先后有150多万官兵参与阿富汗作战，累计伤亡5万余人，耗资450亿卢布，不仅严重削弱了国力，影响其军事战略；而且失去道义大旗，遭遇严重孤立。
为了宣扬苏联的“赫赫成绩”和勃列日涅夫的英明领导，苏联成功申办了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这是共产主义国家首次举办奥运会，也是斯拉夫国家首次举办奥运会。苏联政府先后耗资90亿美元，兴建场所、整治环境，为此甚至将莫斯科部分贫民窟重建，并将一部分“低端或者有潜在危险的人口”迁移出莫斯科。
但由于苏军入侵阿富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于国际政治中的阵营对立，以美国、中国、英国、日本等为首的65个国家抵制了本次奥运会，其中涵盖了除苏联和东欧阵营以外的主要世界大国；虽然有81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但其中有16个国家或地区拒绝在入场式使用本国国旗，而以奥林匹克五环旗代替表示抗议。1984年美国举办洛杉矶奥运会，苏联相施以报复，也亲率阵营抵制；但是包括中国、南斯拉夫和部分东欧阵营国家在内有14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已可见一斑。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 新西兰队以黑底的五环旗代替国旗参加入场仪式）
并非“笑话”的政治笑话
勃列日涅夫时代也是苏联产生政治笑话最多的时代。美国学者布鲁斯·亚当斯曾在《俄国的微弱反抗》中收集了总共794则苏联政治笑话，其中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就有211则，占了1/4之强。在1970年，克格勃对蔓延在社会上的政治笑话做了一番调查，结论是“一则政治笑话只需要6到8个小时就可以传遍一座如莫斯科市大小的城市”，这是在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时代。
虽然这些笑话往往半真半假、影射夸大，刻薄却也不无形象，勃列日涅夫个人与苏共官僚集团的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任人唯亲与抱残守缺、贪污腐化、僵化专制与社会停滞在笑话中暴露无遗。
例如，以下这则笑话：
苏联领导人坐火车旅行。铁轨到了尽头，火车停下。
列宁下车号召：“立即发动无产者搞星期六义务劳动，修铁路，直通共产主义！”
斯大林坐在车中抽着烟斗，严肃地下令：“给我调100万劳改犯来，修不通铁路，统统枪毙。”
赫鲁晓夫在座位上敲着皮鞋喊道：“把后面的铁路接到前面去，火车继续开！”
勃列日涅夫亲吻着同车的贵宾们，挥舞着双手说：“让我们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并没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勃列日涅夫、由他人捉刀撰写《遵循列宁的方针1-6卷》，并提出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被吹捧为“杰出的马克思理论家”。勃列日涅夫在二战时期只担任过政工干部（师级政治部主任），并未上过战场前线，就获得“苏联元帅”的军衔，甚至自己代表政治局向自己授予苏军最高级别勋章“胜利勋章”，他可能是世界上获得勋章最多的国家领导人，在他葬礼上需要40余名苏联军官捧着他随葬的勋章与奖章。为了炫耀自己的文采，请人代笔的《小地》、《复兴》与《荒地》个人回忆录三部曲获得了“列宁文学奖”，发行无数，几乎达到苏联每两人有一本，家家户户各有一本。
1976年为勃列日涅夫庆祝70岁诞辰，掀起了一片阿谀奉承颂的高潮，《真理报》为此开辟了7天的专栏，诸如“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不绝于耳。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公然以肉麻的口吻吹嘘他：“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对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自斯大林之后，从未有过这样对在任的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而现实与吹捧的差距更是成为民众的笑话。
勃列日涅夫本人虽然出身平民，但是追求奢华生活，热衷于一些高大上的“昂贵的兴趣爱好”，名车、名表、别墅和打猎。在俄国度假期间喜欢自己在乡间驾驶劳斯莱斯，甚至访问美国时获得尼克松赠送的林肯豪车，当即表示希望自己试车驾驶外出。各国政要投其所好，使他很快就拥有一支包括世界各国名车的车队。在他70岁寿诞时，祝寿的各代表团竞相赠送昂贵礼物，从字画、手表到高档电器无所不包。雅库特人赠送的马奶杯，是用罕见的特大象牙磨制再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珍宝，由莫斯科珠宝厂花费数月制作而成，据说在勃列日涅夫收到这个杯子后，就直接拿回去私人使用。
作为一名“干练的”官僚，勃列日涅夫深刻洞察官僚集团的本质，为维持统治，一面在口头上过度宣扬“左的”意识形态口号，将自己打扮为列宁的接班人；另一面，又施以恩惠，以终身特权与默许腐败收买整个官僚集团。为了笼络手下，收买忠诚，无所不用极。他最后一次出行乌兹别克斯坦时，给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所有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副手、副手的副手、助理、速记员、打字员，甚至开车的司机，都准备了礼物，为此耗费数十万卢布的经费。
在其18年执政期内，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只换过12人。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在苏共历史上从没有过。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死亡和正常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人被撤换。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
而后来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些掘墓人，则因为适合勃列日涅夫的口味而得以步步高升。例如，戈尔巴乔夫就受到勃列日涅夫的器重当上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则从格鲁吉亚内务部长一下子升任该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并且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也是在勃列日涅夫的关照下，被破格提拔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
同时，勃列日涅夫对家属子女非常放纵。其有一子一女，1982年，勃列日涅夫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其副手安德罗波夫在他的首肯下为应对舆论和争取民心发起一场“反腐肃贪”行动，种种证据显示苏联国家珠宝公司的内贼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勃列日涅娃有牵连，内外勾结向国外走私珠宝钻石，查处无疾而终。20世纪80年代末，加琳娜、她的哥哥尤里（曾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与对外经贸部第一副部长）和丈夫丘尔巴诺夫（从一个普通警官短短5年间一跃成为内务部中将副部长，贪污受贿达 654200卢布，在1970年代约合105万美元）都因腐败被捕；而曾经担任安德罗波夫副手的勃列日涅夫内兄更是在这场反腐运动中畏罪自杀。
自勃列日涅夫而起的这种内偷外盗，在本已经享受特权的苏共官僚集团内部影响极坏，上行下效，请客送礼、盗窃国库、奢靡成风。官僚们纷纷为自己的子女亲属谋取利益，在党内结成了一个又一个权贵集团。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恶劣了，各种贪污腐败案件，“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层出不穷。
“被精神病的”思考与专制社会的内溃
苏联建政以来一直未能妥善解决言论自由与党内民主的问题，这在历史上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固然赫鲁晓夫的统治仍然是官僚主义统治，并且其一部分路线给社会主义前途带来了阴影；但是勃列日涅夫政变夺权后全面取消了赫鲁晓夫在政治及舆论管制的放松，以严厉的高压政策对付政治异议分子（这些异议分子中大多数并非是明确的资本主义与西方化的支持者）和广大工农群众，并用强压手段应对少数民族问题。文化舆论界被严重冰封，报刊电视及文艺作品都受到严格审查，要求有大局意识，与苏共中央看齐，口径保持完全一致。
1966年9月15日，苏共政治局通过决议，对《刑法》第190条作增补：
以口头形式散布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明显谎言，以及书面形式创作同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劳动营改造一年，或处以100 卢布的罚款； ……对组织和参加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进行惩处。
而且苏共中央将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权授予特务机构克格勃。克格勃为此成立一个专门局（第五局）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到1982年该局已经扩充到15个处共2.5万名工作人员，负责监视艺术、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宗教等所有人们能想到的和意识形态沾边的领域。仅1967到1970年，就有2456人根据第五局提供的黑材料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以反苏宣传和鼓动罪被判刑的有281人。1967年到1970年3年之中，对58298人预防性警告；1971年到1974年同样3年之中，对63108人进行预防性警告。
而更可怕的是动辄将异议分子作为“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加以囚禁，直到此人签署自白书承认自己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布了反苏言论才有可能释放，而由此坐实“精神病人”的污名。为此一些曾作为异议人士被囚禁的医学专业人士（ 例如Vladimir Bukovsky and Semyon Gluzman）专门撰写手册以指导异议人士在面临审讯时期该如何表现以避免被诊断为“精神病人”强行送入精神病医院。1988年，这种“精神病院”管制方式才得以正式取消，此时克格勃手中的精神病院已经多达16所，一次性被摘掉精神病帽子的就有80万人。
包括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内的大批异议分子都被抓捕流放，一些已经被当局判刑的异议分子甚至作为与西方国家，包括皮诺切特这样独裁政权，交易的“人肉筹码”而被强行绑架出境，而且不顾其个人坚持留在苏联的抗议，成为国际新闻热点。
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著名异议分子，因为在西方出版书籍被开除党籍，而且经常遭到当局与克格勃的逮捕与囚禁。但是，在1991年8月事变中，他作为人民代表中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站出来公开反对解散苏共与停止苏共活动，即使在苏联解体后也一直坚称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强调要捍卫十月革命与列宁的遗产，并参与俄罗斯社会主义劳动党的组建。
因此，普通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道路以目，只有偶尔在家中才敢于向朋友私下表达看法，成为典型的“两面人”。政治笑话成为民众消解愤怒与表达观点的主要手段；但即使如此也担心遭到告密，索性放弃思考，而一味沉浸在个人“小确幸”和“娱乐”之中。当社会的大多数被剥夺真诚思考的责任，事实上逼迫他们放弃对社会的责任。
如麦德维杰夫所说，“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建在‘铁幕’后面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制度和传统，不具备进行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机制。它不允许异己思想和反对派，粗暴地拒绝任何外来的批评，借助镇压手段来保护政治上的无菌状态，结果社会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
上层官僚集团在奢靡享受之风中，将国家大政方针、普通民生疾苦、政治理想与历史责任感抛掷脑后。僵化的中央集权专制体系、官僚集团贪权腐败与任人唯亲的特质、穷兵黩武和好大喜功的对外扩张、意识形态迷失与社会性内溃都为苏联此后的解体埋下了伏笔。坚冰虽厚，但暗流涌动，破冰在即。
结论
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曾有一个政治笑话讲到，勃列日涅夫邀请他母亲前往别墅，向她炫耀自己现在的生活时，她母亲惊恐地问时任苏共总书记的儿子：这一切确实都很好，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回来了怎么办？
布尔什维克没有回来，但那些挂着“布尔什维克”名头，喊着“不忘共产主义理想”的官僚硕鼠们驾着“苏联”这艘巨舰眼睁睁地撞向冰山，走向沉没；而硕鼠们在巨舰沉没之时却成为最早跳舰逃离的少数人，转眼成为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寡头与官僚新贵。20万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苏联，而2000万苏共党员在苏联解体之时竟然连一场像样的党内争论与群众抗议都没有，亿万广大工农更是坐视这艘挂着“社会主义”幌子却早已不从根本上代表无产者利益的巨舰的沉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十月革命建立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希望之地，留下的只有残垣绝壁，累累白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历史性的低潮。这绝不是什么“竟无一人是男儿”或者“少数叛徒叛卖”就能解释的，也不是强调“高举旗帜”或者“看齐意识”所能避免的。
苏联的解体绝非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而恰恰是因为未能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而导致官僚集团专政的失败。谁控制了社会的剩余积累分配便控制了社会。当官僚集团掌管分配权也即掌控了国家，亦即意味着它可以操纵了整个社会，而实现了其集团自身的专政，无论以什么名义。随之，它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必然转变成为一个专制的统治。
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绝不是一群没有自己思想只会唯唯诺诺的奴才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依靠警棍与监狱而是用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性与彻底性赢得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面向现实与未来的理论。这里我们暂且借用一下马克思主义厄内斯特·曼德尔曾说过的一个笑话，“如果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个封闭的，或者已经完成了的理论体系，那么，最完美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是只鹦鹉。只要它将马克思的著作里每一个字都背熟了就行。（不知这是人类的大幸还是不幸？）但我们比鹦鹉强得多。
所以，不仅需要政治方面的民主权利，同时也要避免国家对社会的剩余产品的集中和专制性的控制。没有工人真正同时在经济与政治上获得民主，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需要由劳动者在自由地在绝无意识形态的限制下，选举自己的代表；在经济上工人作为整体有权决定生产与消费的比例，有权决定并可随时召回由谁来代表群体实行管理职能。如马克思主义学者厄内斯特·曼德尔所说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只能由工人阶级去建立，只有工人阶级才拥有社会的、客观上、心理上、组织上等各类条件去建立一个自由与互相协调的社会。”
在历史的废墟之上与资本主义危机的风雨飘摇中，奋斗的人们不得不再次叩问“未来之门”，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的选择不是危言耸听的诅咒，而是现实的选择。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宣言》提出的任务与未来仍然摆在我们的面前，今天我们如何能以崭新的理论与实践继承马恩的嘱托，是每个觉醒而奋斗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也注定是我们在新的一年和此后未来必须严肃面对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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