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则令人扼腕痛惜的噩耗传来。
复旦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材料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素华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12月31日20时不幸辞世。
这位刚刚年仅42岁的女教授，就这样在2017年的最后时刻匆匆离别了这个世界，遗憾地没能来得及看一眼新年的朝阳。
江素华
（1976.11.30~2017.12.31）
江素华教授1995年至2005年先后获得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物理专业理学学士、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工学博士学位。
复旦大学毕业后，她留校任教，主要从事微纳电子/光电子材料与器件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担任NMC-n&k Technology薄膜光学测量联合实验室负责人等职。曾先后荣获校“三八红旗手”、上海市杨浦区“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 、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特等奖、 复旦大学复华奖教金等荣誉。
江素华教授逝世讣告
更令人痛心的是，这样的噩耗近来我们已接连听到——
2016年8月28日，“青年千人计划”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赵永芳猝然病逝，年仅39岁。
一个多月后的9月24日，另一位“青年千人计划”获得者、北师大学化学院教授何智因病离世，年仅35岁。
2011年4月19日，同是复旦女教师的于娟不幸病逝。年仅32岁。患病期间，她把自己的所思所悟写成《癌症日记》发到了博客上，引发千万网友泪目。
…………
这一则则令人痛惜哀叹的噩耗，无不残酷地提醒着人们：
高校青年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健康问题亟待引起重视！
有媒体报道，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布的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平均每日工作时长为8.6小时，最长工作时间每天16小时，其中，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时间最长，为9.29小时，每周的运动时间不到5小时，明显少于其他学历群体的运动时间。
高校青年教师与科研人员看似光鲜亮丽的光环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艰辛付出和生命透支。
中山大学青年人类学者夏循祥曾撰文，近距离揭秘高校青年教师的日常——
《你以为大学教师工作时间很自由、很轻松？Too young， too simple》
和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比较起来，中大教师每年220-290学时的工作量，真是少得可怜。然而，内行人都知道，大学教师的工作几乎是全天候的，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教学和科研背后都需要大量的隐性时间。“影子工作”指的是消费者使已购商品变为可用物品的任何劳动。这个概念运用到大学教师身上，就包括青年教师成长为好教师、好学者的任何工作和时间。
就我5年的教学经验来说，备一门新课，每一个教学时间至少需要6-10倍的课程准备。而一门课只有开到3-5次以上，才会成为一门成熟的课程，在教案方面不用大动干戈也能够讲得自圆其说。而认真的教师，依然需要3-6倍的备课时间。也就是说，上述看起来少得可怜的教学时间其实需要3-10倍的“影子工作”。何况，大部分青年教师的年工作量都超过规定工作量一倍以上。
2015年7月-2016年6月的考核年度，我可以计算的工作量已经是198小时，而下学期还有三门课（144学时）和50个学时的论文指导任务（5名本科生毕业论文和5名大三的学年论文）。系里其他同事的工作量也都是严重超标，我肯定不是最多的那个。按上述计算法，我这一年的工作量将在392*3-10=1176~3920之间（有一门课对我而言是新课）。而上班族即使不休年假，每年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992小时【52周*5天-11天公共假期）*8小时】。
此外，科研需要的时间更多。大部分自然科学的学者们需要大量的实验室工作。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虽然不用被实验室固定，但要想成为一名好的学者，必须通过持久的大量阅读、调查以及无时不刻的思考和写作。阅读将体现在文献综述方面，调查获得的资料将为这些阅读和思考赋予生命。也就是说，只有靠近学校和尽可能地呆在学校，大学教师才会更好地利用校园里的实验室和资料室。我的工作合同要求每年发表一篇CSSCI期刊文章，从写作到顺利发表，所需时间按100小时算并不为过。何况并不是每篇文章都能发表。
除了教学与科研，大学教师们还有一些学校与社会事务，比如作为学生活动的指导教师、评委、评审，以及随时接受学生（及家长）咨询。担任班主任、硕博士导师的教师们虽然有工作量可以计算，但除了少数人，实际工作量基本上都会超标。还有部分教师要担任行政职务，填表、写报告、组织会议、排课等决策也需要很多时间。有的教师还会自己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同学们开读书会。
另外一项很耗时间的事务就是报销。报销并不一定意味着“有钱花”，而是大量的实际工作。比如我所在的人类学系，每年都有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是一门必修课。每个教师负责带领6-10位同学去全国各地的农村调查，全天候地陪着（指导）学生进行实习并且负责衣食住行的统筹和报销，并且在事后指导每位学生写出一份3万字以上的田野实习报告（论文）。
农村吃住基本上都没有发票；交通耗时较长但学生们不愿意乘坐硬座（学校只能报销硬座）；还需要“招呼”好当地的“话事人”；向导和翻译的劳务费也只能打白条；这些都不符合现行的财务制度。所以有社会实践课程的教师们常常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自己需要通过实践课程来教学相长，一方面又要面对着令人绝望的报销制度。一个不小心，会影响你整年的心情。
2014年我带的暑期实习，收集到了所有能够收集的发票，但财务处就是不认可，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完，导致这两年每到年终我的个人账户就被封杀。去年底，我还因此被学校白白收回了个人项目的6000多元。今年我只能借用其他同事的账户才能报销其他的差旅费。
好吧，我说的是，大学教师其实是没有“下班”这个概念的，只有在家还是在办公室（实验室）的区分。我们需要几乎所有的时间来使自己成为一个好教师、好学者。我曾经开玩笑说，“我的假期都是假的”——连女教师休产假落下的工作量同样要补回来！这也是很多大学教师都很宅的原因。当然，混到大牛级别，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所以普通市民看到牛人们到处演讲、开会、作报告的轻松自在，绝不是大学教师们的常态。
一个对教学负责并且处于学术成长期的大学教师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们的工作绝不是朝九晚五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靠自觉和自我剥削来完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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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化学人生。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