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航陈小武案有了结果，北航不是北电，让人欣慰，主要原因还是当事人和网友的持续发声、问责。当然，目前仍有许多类似案件没有结果，甚至没有曝光。
近些年，许多教授确确实实成了“叫兽”，理工科的有之，人文社科、艺术类的也不少。有关教师性侵学生的事件，从大学到小学，层出不穷，令人发指。而研究生导师奴役、剥削学生，学生不堪重压闹出悲剧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我想到一个词，一个知识精英形容毛时代、文革时期常用的词：斯文扫地。
知识精英所控诉的“斯文扫地”，无非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失去了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的精英地位，接受思想改造甚至劳动改造；有的是用来控诉文革中教师被学生批斗，知识分子被别人揭发，受屈辱。
文革的初衷并不在于“整”知识分子，运动冲击的重点对象也不是教师，这点在文革发动者的表态中很明确。文革期间一些教师受到屈辱，甚至被打死，做这些事的绝不是普通造反派，而大多是有背景有来头的人，这些人在当时就是权贵子弟，把指向权贵的斗争引向对其他群体的斗争，后来更是摇身一变成为斯斯文文的社会精英，成功人士，也跟着控诉一下文革，忏悔、反思一下自己年轻时的莽撞与受骗。
文革中批斗教师的做法是不对的，但那时一些老师确实有生活作风不正、压制学生等问题，在群众运动中被揭露了出来。可以说，知识分子、顶着教书育人头衔的一批人，并非天然就是品德高尚的、合格的教育工作者，是需要被监督，被问责的，建国之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政治要求，也不是毫无必要的。
而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内部不透明的学校、科研机构小环境，教师更需要被监督、问责。
在“思想改造”被污名化、被否定后，知识精英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同时又享受着教育体制带来的利益与特权。他们在社会上有话语权，对教育资源有支配权，对学生有管理权，却没有相应的约束与问责；这样，他们的权力最终落到对学生人身、思想的支配、操纵上，形成了极不平等的雇佣关系与权力关系。研究生导师成为学生的“老板”，教师和学校领导把持着学生的毕业、学位、就业，相当于抓住了大多学生的命门。从我自己的学校经历来看，一些在跟从导师做科研而备受压制的同学，基本没有任何力量反抗，只能默默忍受，不去触怒导师或领导，直至毕业拿到学位赶紧走人，或再努力考取别的地方。
如今，“知识分子”的光环是应该去掉了，是应该还知识精英以真正的定位了。知识分子本身是个历史性的概念，是在大部分人没有受教育权的时候形成的。现在人人都有受教育权和获取知识的能力，普通民众也不再是单向接受少数人“启蒙”的社会客体，而是寻求知识、自主学习的社会主体，“知识分子”失去了其位置。从社会发展来看，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就是要以最终消灭自己这个群体为己任的，即：人人都有了独立学习和思考的条件与能力，人人都成了知识人，不再需要“知识分子”的启蒙 。当然，一些自诩的“知识分子”甚至“公共知识分子”，非要赖着“启蒙者”的布道讲坛，然而人们也很容易看到其屁股所在。
所以，对于当今把持着学校、社会的教育、文化资源的人，应当用更科学、更符合当下实际的概念框架来看待他们。他们不再是知识分子，用自己优先获得的能力与资源，来启蒙尚无力获得知识的大众；而是将人人都可以、都有能力分享的天下公器据为己有，并以此来支配他人的知识垄断者。就我国目前高校的情况来看，不少研究生导师实际是“学术资本家”“学术官僚”的角色，这与整个社会结构有关，而掌握优势文化资源的人，绝不会外在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而往往是占据着其中的核心圈层。
学术资本家，是指其雇佣着学生为打工者，外借市场化的教育科研机制，内用古代学徒制，对学生加以尽可能的驱使、剥削；出了学术科研成果，自己拿大头，给学生分一杯羹，以便维持其进行“学术再生产”。在这之下，学生成了“学术民工”“科研民工”，有的不堪奴役，跟导师闹掰，甚至寻了死路，“学术再生产”就没法维持。当然，为了防止一个学生不好使，一般导师都不只雇有一个民工。
导师们对学生还有完全单向化的支配关系，加之高校、科研机构的相对独立性，部分导师由此成了专断的学术官僚。不受约束的单向支配，对学生前途命运的一手掌握，催生了一些导师完全操控学生精神与肉体、借以发泄自己欲望的变态式需求。性侵案就多是如此。我们看一些案件中流露出来的微信聊天截图，那种谁也无法奈我何、女学生就是我妻妾的土皇帝、色情狂的嘴脸，令人作呕。
综上，学校科研机构形成了原始资本主义+官僚极权主义的学术机制，却没有相应的“制度笼子”，没有弱小者的权利，以至于想要发声者都要冒着极大风险。知识精英已经身兼多任，本身即亦商亦官亦学，并且同官、商有着紧密联盟，形成了官商学一体的利益集团。许多涉事教师，因为其学术光环巨大，对学校来说是不小的“财富”与名片，自己也广有关系，因而处理起来难度较大。好在此次北航并没有因为陈某是长江学者、研究生院副院长而姑息，这也是让人拍手叫好的一点。而北电的那位，看来是更加手眼通天，抑或是文娱圈同科研圈比起来，“利益藩篱”更加难以触动，至今不见下文。
有人曾经说9月10日教师节设立在9月9日某伟人去世之后，是表明他死后知识分子的皆大欢喜：终于解放了。单就这种恶毒的设计，就完全是皮袍下的那个“小”嘴脸。这些自诩的精英、文化人、斯文人士，其怨念本来就是充满了偏见，恨错了对象，他们的“解放”也就终于走到了今天的地步。
以前中小学传唱着一首歌颂老师的歌曲：《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查了下百科词条，原来这歌也同9月10日教师节一样有来头：
知识精英一味把自己视作毛时代的受害者，据此“伸张”自己此后的“权利”与“权力”；把教师同学生的关系，建立在对毛时代、对社会主义平等的否定上，从而建立起一套批了现代外衣的“师道尊严”体系：垄断着教育科研资源，掌控着学生的前途命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做学阀、工头、奴隶主，没有了任何有效约束与反抗，更无所谓学生的质疑、社会的问责，从而义无反顾地奔向了“躲避崇高”之路，走向了攫取个人利益之路，不但再也没有了“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光荣称号”的心理负担，甚至连人的良知也很稀薄，枉为人师。于是，在拒绝了被“改造”的“斯文扫地”之后，终于快快活活地、一丝不挂地、自由自主地，真正地“斯文扫地”了！
谁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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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铁扫帚。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