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凡·弗朗索瓦（Stéphane François）是一位法国的政治学、思想史学者，关注欧洲激进右翼和新右翼的文化策略。他的研究对象包括：作为亚文化的光头党文化，所谓“反抗文化”的微妙形态，一种称为Gabber的电子音乐文化，新异教主义、秘契主义和欧洲激进右翼、新右翼之间的关系。针对欧洲极右翼的“反抗文化”形式，澎湃新闻特约记者李丹在法国对弗朗索瓦进行了专访。

斯蒂凡·弗朗索瓦

法国极右运动的政治光谱是复杂和多样的，不同的阵营、团体间甚至表现出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既有新异教主义者，又有基督教徒；既有雅各宾派，又有地方主义者；既有反西方主义者，又有亲西方者；既有支持经济自由主义的人，又有反资本主义的人。

弗朗索瓦试图呈现其中的复杂性，例如革命话语怎样被移植到反移民的极右话语之中。艾约布(Serge Ayoub)在1987年创建了“国家革命青年”组织。他在经济层面上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和反资本主义的，用这些主题来吸引脆弱的年轻人参与他的运动。失业的年轻人想要一个更左翼、更安全、更多福利的政权。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把所有的移民、外国人都排除在国家边境之外。这就是弗朗索瓦所说的“怨恨的社会主义”：充满种族主义、拒斥心理和对他者的恐惧，其宣扬的社会主义只保留给同一种族的国民，即白人。

对于最激进的组织来说，作为移民的法国人并不是真正的公民。在20世纪90年代，国民阵线的二号人物布鲁诺·梅格雷（Bruno Mégret）想要建立基于”血统“的权利概念，禁止双重国籍，“法国人”首先是一个“本土法国人”：他们对公民权和国籍的概念是基于种族的。有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的排外主义针对的是意大利人、波兰人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种族主义开始污名欧洲以外的人口，而欧洲人口的流动不再被视为移民。

新一波的法国光头党运动扎根于巴黎地区、皮卡第、北加来、卢瓦尔河、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些老工业区，这些地区通常遭受了全面的去工业化浪潮。弗朗索瓦发现，这里的政治文化一方面是非常左翼和反资本主义的，一方面又是勒庞主义的。一方面人们充满保卫工人、反对雇主剥削的愿望，另一方面拒斥移民，把后者看成“偷”工作的人。其成员通常是来自平民家庭的非常脆弱的年轻人，父母通常接受社会救济。他们的文凭较低，属于农村和城郊地区的无产阶级。大多数情况下，成长于父母中只有一人工作的家庭。

在极右运动中，这些年轻人首先认为自己分享同一个意识形态，其次分享同样的社群心理。他们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社群，他们的“反抗文化”也是一种封闭的“反抗文化”，对周围的世界不停发表暴力的言论，同时热衷party、喝酒或吸毒。弗朗索瓦在皮卡第观察了超过400个年轻光头党的博客，发现它们有着同样主题：拒绝移民，“以法国人的自豪感和反资本主义制度来保护他们的兄弟、父母、家庭免受危机蹂躏”。

老Gabber照片。

他们的音乐叫做Gabber，在荷兰语中是“朋友”的意思，来自意第绪语。Gabber来自Techno，也被称为是硬核Techno，从起源上来说是一种富有攻击性的电子音乐，节奏感极强。Gabber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比荷卢经济联盟，但Gabber光头党在千禧年之际才诞生，并在法国的北部发展起来。弗朗索瓦分析了它的起源、意识形态的基础以及和极右党派的关系。这样的音乐让一些青少年参与政治活动，而不是相反。“一个Skrewdriver（“摇滚反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乐队）演唱会比一个长时间的动员演讲更有效。”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民族主义”者一直处于亚文化的最前沿。

弗朗索瓦在其著作《欧洲音乐：右翼亚文化民族志》和多篇文章中，不仅研究极右的音乐文化，还研究极右的文学、艺术、色情、电影文化的方方面面。事实上，极右运动与其他亚文化群体相似，但同时增添了身份认同：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CasaPound运动是观察“反抗文化”场所的经典案例，他们在欧洲举办大量音乐会、表演、街头艺术进行“反抗运动”，但这却是一个极右组织。这个组织以诗人庞德（Ezra Pound）命名有双重意义：他的“诗篇”为前卫艺术所看重，他的“殉难”为新法西斯所看重。弗朗索瓦称，朋克一定是左翼的或极左的，也是一个常见的误解。

以下是对弗朗索瓦的采访。

澎湃新闻：你说极右有时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 那么我们仍然可以使用传统的左右划分方式吗？

弗朗索瓦：尽管某些右翼分子也接近革命民族主义思想——在此我特别想到的是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主义——但“左/右”划分仍然运作良好。

“革命民族主义”创始于1962年3月4日在威尼斯召开的欧洲新法西斯主义团体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承诺成立“一体化的欧洲民族主义政党”。 这个来自欧洲民族主义潮流的联盟本来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探索“第三条道路”，既不同于苏联的共产主义，又不同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号称打通极左和极右。革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把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的社会观相结合的运动，拒绝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共产主义，因此也就是“第三条道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他们认为它倾向于打破边界，混合民族和文化，使其独特性消失。他们的思想在拉美和中东等民族主义革命中具有回响。

右翼激进主义的“第三条道路”首先是一种专制的、等级的反资本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运动中继承下来，并混合了60、70年代的左派思想。 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军营社会主义”（socialisme des casernes），有时候被朝鲜所吸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和美国的“革命民族主义”组织不得不更新他们的思想资源和知识分子资源。他们开始向极左那边寻求，特别是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议题。这并不新鲜。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德国民族主义运动和理论家（比如恩斯特·荣格尔、恩斯特·尼采）就在观察苏联对年轻人进行政治鼓动的方式。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些团体受到反殖民主义思想和民族解放的启发，如古巴或切·格瓦拉。 今天，他们受到了查韦斯（Hugo Chavez）的启发。

关于你的问题我想说，一个人必须在智识上诚实，明确地界定“左“与”右“的含义：不存在一个左派， 只有各种左派，就像不存在一个右派，而是各种右派。

澎湃新闻：你对极右团体音乐的研究是非常有趣的。极右亚文化的音乐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从60年代的ska，到80年代的朋克或Oi!，再变成硬核Techno（Gabber），这个过程是非常有趣的，你能再多谈谈吗？

弗朗索瓦：Oi!是一种朋克音乐，原来流行的流行意识形态是工人阶级的反叛，歌词话题包括失业、工人权利、警察和其他当局的骚扰、政府的压迫，还涉及街头暴力、足球、性和酒精等不那么政治的话题。后来一些粉丝卷入了国民阵线（NF）等白人民族主义组织。“摇滚对抗共产主义”（RAC）是白人力量/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发展，与Oi!有相似的音乐和审美特征。

典型光头党形象。

事实上，革命的右翼团体、革命民族主义者，一直在寻求创造自己的文化。音乐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个理论化有时过于简洁的环境中。音乐起着统一和团结的作用。这些活动积极分子一直在寻找节庆性的、充满节奏的音乐，他们找到了ska（来自牙买加），然后是Oi!和摇滚对抗共产主义，然后从1990/2000年代起Gabber一统天下，这是一种节奏性特别强的Techno，时而充满暴力。 从Oi!到Gabber的演变与Oi!提供的非常糟糕的形象相联系，Oi!已经基本上被认定为是暴力和极右的音乐......今天，Gabber也受到这种负面形象的影响，Gabber的粉丝们把自己与极右区别开来，以此保住名誉。

澎湃新闻：在之前的采访中，你说过，极右派组织已经摒弃了暴力的方式，旨在产生最大的媒体可见度。“法兰西行动”这样的老牌极右组织也在采用这样的策略，“对身体对抗的赞美依然存在，但身体上的暴力被引导了，包括创建适合街头格斗、拳击等武术运动俱乐部。”我注意到在Antifa也有类似的拳击俱乐部，在法国、意大利都存在，Antifa的音乐也同样是嘻哈，这意味着Antifa运动难以创造出自己的政治语言吗？

弗朗索瓦：不，事实上恰恰相反：激进的极右团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模仿Antifa组织，试图创造适合自己的文化。这在“革命民族主义”团体那里尤其明显。最好的例子是意大利的CasaPound，可以看到一个革命民族主义对左翼占屋运动的挪用置换。

CasaPound的标志。2010年有23个家庭和82人住在CasaPound。这一现象随着占屋、示威和各种策划的行动而蔓延，成为一场政治运动。这一意大利的占屋运动不承认左右的经典定义，事实上属于极右范畴，具有反移民的法西斯意识形态，Casa是家的意思，Pound指诗人庞德，受到庞德反高利贷的启发，同时反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革命派极右群体对极左文化非常感兴趣。 正如你所说，他们往往有相同的音乐文化。 在1960-1970年间，极右激进分子与Antifa和托派激进分子有着相同的“外表”：长发。

我回到你的评论的第一部分：整体而言，暴力事件已经被抛弃，转而支持媒体行动主义，换取媒体曝光度，而一些“行动”能带来被禁止的快感，但并不会妨碍他们装满犯罪记录的事业。

澎湃新闻：有人指责德国当前的Antifa运动更多是一种时尚风格、音乐场景和俚语，发挥着反主流文化的作用，却并没有成为在更广泛社会中根植于民众的运动。左翼亚文化和大众社会运动不是一码事。你怎么看？法国Antifa运动有什么特点？

弗朗索瓦：反抗文化总是一种边缘化的运动......一种反抗文化，不能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因为反抗文化在其实践和理论上总是有非常激进的一面。如果我们要吸引更多的积极分子，成为群众运动，就必须抹去这些因素，达成共识。当一个人声称有革命思想时，这是不可能的......然而，这种共识在思想和姿态的重新组合中是必要的，音乐、衣着和语言方面只是非常次要的。

第一次反法西斯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出现的，在法国共产党影响下的那些地区出现的。今天，反法西斯主义来自极端左翼运动：当代法国的Antifa运动是多元的，包括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自由派的共产主义者、另类运动分子......Antifa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对国民阵线崛起的反应。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它是围绕着两个主要的组织的：Ras l’Front和No Pasaran。今天，它不再是结构化或统一的。除了这些差异之外，还有一些共同点：反法西斯运动者，拒绝与政府中的左派有任何联系，等等，但是这种运作更具“亲和力”。

澎湃新闻：Antifa在马赛和“法兰西行动”（L'Action française）这样的极右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还在继续，你如何看待马赛的局势？该怎样理解极右中的君主主义者？在后革命语境中，君主主义听上去反动、不可思议。

弗朗索瓦：Antifa组织和极右派组织之间的矛盾趋于增加。渐渐地，我们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紧张状态。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静（1990 - 2000年）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活动和对抗的复兴，这一代的活动和对抗已经与上一代不同。新一代更具侵略性。

君主主义者试图恢复法国的君主制。他们可以划分为两种：1、正统派（légitimistes），那些希望重新回到正统家庭王位的人——即路易十六的后代，也就是最后一个“正统”国王查理十世的后代。2、君主主义者，那些只想要返回君主制的人（查理十世的后代或波旁王朝）。它是一种君主制乡愁。

跟第二种相比，第一种坚持更明确的王位继承关系。

法国主要的君主主义组织是由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于1898年创立的“法兰西行动”。这是一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组织，当然也是法国最古老的极右派......我借此机会提一个观点：当君主主义者，并不一定就是反动的。有一些君主主义流派，比如《红百合》（Lys Rouge，一份君主主义刊物，最初与1940年Jean-Marc Bourquin领导的君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有关，后来1970年代又再出现）或者“新法兰西行动”（Nouvelle Action Française，1970年代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运动，《红百合》是其刊物）。他们怀念君主制，同时并不敌视左派政治。他们想要一个国王，同时想要左派政治。包括上述团体在内的一些人是支持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选举的。我认识其中一些变成了社会主义活动家的人。

另一方面，把极右派武装分子视为反动派是正确的，“法兰西行动”的“革命”倾向已经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老实地讲，保皇派不过是今天的轶事......他们的动员能力并没有那么强。只是有几个他们的活动家特别的吵闹，被赋予了关注度。法国在激进权利方面的主要趋势，还是“革命民族主义”和认同方面的。

澎湃新闻：怎么讲？

弗朗索瓦：欧洲的极右主要有两股潮流，具体到法国也是如此：一股是革命民族主义者，是法西斯主义的演变，融合了一些极左的元素+反犹主义； 一股是身份认同主义者（identitaires），是把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坚持的那些认同方面的主题（文化、民族、种族）加以演变。

澎湃新闻：总的来说你对现在法国极右的状况怎么看？

弗朗索瓦：首先，距离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重要运动还有很远的距离，所谓重要运动包括“法兰西行动”在内的同盟、法西斯团体或准军事组织。其次，现在跟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规模可见的极右暴力也是不能比拟的，那时有“新秩序”（Ordre Nouveau）或“西方”（Occident）这样的新法西斯组织。

凯尔特十字勋章是新秩序的徽章，新秩序的信条是“爱国主义的复兴、价值的等级制度以及家庭和教育的恢复”。曾在1973年发起“阻止野蛮的移民”行动，和左翼共产主义者发生暴力冲突。

“西方”同样使用凯尔特十字勋章，1960年代的极右组织，强烈反共，也反戴高乐当局，一些成员后来成为右翼党派的著名成员，甚至获得了部长职位。

我得说，法国的极右还算不上崛起。 只有几百名激进分子非常喧闹，有时非常暴力，尤其是个别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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