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先是迫于父亲的压力，后是为了实现他和马克思共同事业的需要，不得不在商场上度过了24个春秋。对于恩格斯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商生涯，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从而也就对恩格斯的身份有着不同的认定。本文根据历史事实对许多不同的看法进行考核订正，否定了恩格斯“曾是资本家”、“过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说法，还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来面目。
【关 键 词】恩格斯/办事员/职员/名义股东/退休金/养老金
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因为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商经历，所以对恩格斯身份的认定始终存在着疑义。还有1883年，恩格斯在写给伯恩斯坦的一封信中说：“难道我什么时候会想到要为我曾经当过工厂股东这件事进行辩解吗?要是有人想要在这方面责难我，那他就会遭到惨重的失败。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它一百万，从而能使欧洲和美洲的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会到交易所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5页)这就告诉我们：第一，恩格斯曾经当过工厂股东。第二，恩格斯当股东不是为了自己赚钱，而是为党筹集经费。第三，如果有人想抓住恩格斯曾经当过股东这件事责难他，是肯定要失败的。但是，恩格斯万万没有料到，这样明白无误的东西，在他死后的100多年，仍有人抓住这件事做文章，而且还把恩格斯曾经当过工厂的“股东”，提升为“曾是资本家”(王长江统稿：《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第11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徐久刚：《恩格斯的经商生涯》，《北京日报》2002年5月27日)。
毫无疑问，恩格斯是不是“资本家”、是不是“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和学术的是非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全面深入研究恩格斯的生平，特别是对恩格斯的“经商”生涯的历史进行仔细的考证，以求作出正确的结论。我愿意在尊重史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前提下，就这个问题同学术界的同仁进行实事求是的善意探讨。
恩格斯的“经商”生涯。他自己说是18年(1851—18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6页)。可是在人们的印象中是27年(1842—1869)。实际上，恩格斯“经商”的几个时间段累计起来是24年(1837—1841) + (1842—1844) + (1851—1869)，如果卡头去尾实则是22年。这22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被动经商期，第二阶段是主动经商期，第三阶段是有限的名义“股东”经商期。
第一阶段：被动经商期(1837年—1844年)。这一时期，是恩格斯不情愿地被迫从事商业活动的见习期。1877年，恩格斯在谈到德国经商之道时说：“旧的商业偏见认为，似乎要经商就必须首先练习三年抄写，写得一手漂亮字，讲蹩脚的德语，并且非常愚昧无知，这在最近二十年已被彻底打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4页)
恩格斯的父亲就是一个持有旧的商业偏见的“狂热而专横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典型商人。1837年9月，17岁的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被父亲强制停学，并按旧的商业传统先后把他送到自己在巴门的一家商号和不来梅朋友的一家商行去当学徒，学习做生意。恩格斯从小就不喜欢生意经，他并不认为父亲为自己选择职业是自己“外部生活的天职”。他的兴趣不在商场，而在文坛和论坛。无奈之下，他决心以青年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为榜样，“既做店员又做诗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7页)。所以，在不来梅期间，他写了许多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和通讯，并在好几家刊物上发表出来。与此同时，他还发现，在诗歌和文学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知识领域，这就是“一切科学的灵魂”的哲学。他读了从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宾诺莎到康德、费希南、施特劳斯和黑格尔的许多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39年恩格斯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一组通讯：《乌培河谷来信》。“来信”对巴门工厂主的愚昧、专横和胡作非为的揭露和鞭挞，在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当时恩格斯对商场的一种厌恶。
三年满徒后，恩格斯应征入伍到柏林当了一年炮兵。在此期间，他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开展了对老年黑格尔派的批判。1842年，恩格斯以“奥斯渥特”的笔名，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一组批判柏林大学老年黑格尔派哲学家谢林的文章，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当时大名鼎鼎的《德意志年鉴》主编阿尔诺德•卢格，称呼“奥斯渥特”为“博士”，并询问他为什么不把文章寄给他的刊物发表。1842年6月，恩格斯在给卢格的一封回信里说：“我决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因此请您不要对我用这样的头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8页)。这是他第一次从职业上认定自己的身份是“商人”。
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役期满回家后，他父亲决定要他前往英国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继续实习经商。该公司是恩格斯父亲同欧门家族合资的一家公司，它的前身叫“维多利亚工厂”，是彼得•艾伯特•欧门开办的一家棉纺厂。1837年恩格斯父亲投资入股后，改名“欧门—恩格斯公司”。1842年11月，恩格斯受命前往该公司办事处当一名办事员。恩格斯在这里工作了21个月，因为是实习经商，所以工资由他父亲支付。恩格斯与“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雇员与顾主的关系。恩格斯在这家公司里，既没有资本也没有股份，既不是公司的法人代表也不是恩格斯父亲的代理人，仅仅是该公司的一名“办事员”，资本家之说从何谈起!
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任职期间，并没有一门心思做生意，而是用大量的时间去搞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理论“提供坚实的基础”。他一方面“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从这种“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为后来写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搜集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8页)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了英、法、德三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撰写了一大批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恩格斯在这里不仅没有成为资本家，而且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9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此之前，恩格斯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想当资本家。1844年8月，恩格斯回家探亲后就不惜同父亲闹翻脸也不愿意再去经商了。从当时他写给马克思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我妹夫的劝说和我父母的愁眉苦脸，我曾不得不决定再一次去试试做生意，[两星期]来在办事处做了些事情，对恋爱问题所抱的希望也促使我决定这样做——可是，还没有开始工作，我已经感到发愁了，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而且还要作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这种可怕的情景，我曾大致看到过一些，而在我老头的工厂里呆了几天以后，它重新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当然曾经这样打算过：我做生意，只能以我认为适合的时候为限，然后就写一些违警的东西，以便能冠冕堂皇地被赶出国境；但是，甚至这个时候我也将忍耐不到了。”“告诉你，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同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检’，又使我的老头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面讲话就更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我的处境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也不想挑动争吵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1、30—31页)
1845年4月，恩格斯终于和父亲闹翻了，离家出走前往布鲁塞尔，同马克思一起筹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和创立马克思主义、开创共产主义运动而不遗余力地工作。事实上，恩格斯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之前，并没有获得任何“资本家”的名分，而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在社会上活动。因此，说“恩格斯在同马克思一起创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前，曾经是资本家”，是不实之词。
第二阶段：主动经商期(1851—1860年)这一时期，是恩格斯主动同父亲和解，要求重返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工作。恩格斯说：“我选择了这条道路，是为了不致于被迫过行乞的民主派生活”(同上书，第185页)。恩格斯重新选择放弃多年的经商道路，一方面固然是生活所逼，另一方面主要地是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做出的牺牲。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恩格斯和马克思一道带着《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回到科伦创办《新莱茵报》，指导德国革命运动。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逃亡到伦敦，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但由于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泛滥成灾，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宣告解散。
1850年底，马克思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从革命实践的舞台转到书斋，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进行科学的理论论证。恩格斯也于1850年11月回到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并为迎接下一轮新的革命运动而“啃军事”(同上书，第576页)。对此，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当那些渺小的大人物们互相阿谀奉承、高唱“革命”高调的时候，“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同上书，第205页)
此时的马克思，深深陷入经济危机之中，单靠稿费的收入，已经无法维持多子女的家庭生计了。恩格斯这次重返“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主要目的是想从父亲口袋里多掏出一些钱，来补贴马克思一家人的生活。所以他一开始就要求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可是，恩格斯的父亲不同意，只答应他可以“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即直到同欧门家族散伙的时候为止(这可能要到1854年)”，——恩格斯说：“如果他能很好地酬劳我的烦闷，我自然对此感到很满意。我当然不使人看出我是在为‘事业’而作这种‘牺牲’，并且表示愿意‘暂时在这里等待事态进一步发展’。”(同上书，第201页)然而，事态并没有按照恩格斯的要求发展，他父亲只答应每年付给恩格斯200英镑的生活费和交际费的工资，别的什么都没有答应。两个月后他父亲又突然变卦了，说他花钱太多，每年至多给150英镑。恩格斯父亲不仅是个精明的商人，而且是个精明的父亲。他并不吝惜恩格斯在商场上的花消，而是反对恩格斯把多余的钱财用在任何共产主义的目的上。恩格斯说：“对这种可笑的要求，我当然不能听从，尤其是他同时威胁说，必要时要告诉欧门兄弟，超过这个数目就不再给我钱。我当然马上给他写了信，说只要他试图干出这种卑鄙勾当，我就再也不进办事处的门，立即收拾行装去伦敦。这个人简直发疯了。关于这一点本来我和他在这里口头上早就谈好了，而且我也没有让他抓到任何借口来这样做，所以整个这件事就更加可笑和荒唐。我希望通过我的弟弟和我的老太太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最近我的确要稍微约束一下自己，因为我总共已经花掉了二百三十英镑，在11月即我到这里满一年以前，这个数目不能超过太多。无论如何这又一次的卑劣行径令我十分不快，非常生气，特别是我的老头在这里使用了卑鄙的手法。的确，他今年在这里赚的钱远没有去年多，但这完全是由于他的股东们经营管理不善，而这方面我是管不着的。”(同上书，第355页)由此可见，说什么“以家族驻伦敦代表的身份到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任职，……是资方的一位代表”(徐久刚：《恩格斯的经商生涯》，《北京日报》2002年5月27日)，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恩格斯说，他最多只管办事处里的三个工作人员。这是欧门交给恩格斯的一项“培训”任务。1856年11月17日，他写信给马克思说：“可诅咒的商业天天妨碍我动笔。现在我要管三个家伙，因此检查、纠正、申斥和指挥没有个完。况且还要为纱质差或交货慢等跟工厂主斗争，还有我自己的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页)至此，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身份和地位应该是清楚的，充其量只不过是他父亲的一个雇员。恩格斯的年薪200英镑在当时并不算高，恩格斯早年的精神偶像德国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受雇于一家公司当职员，年薪是300英镑(同上书，第125页)。恩格斯的雇员身份，还可以从当时知情人那里得到证实。1854年4月，恩格斯的一篇军事论文《喀琅施塔得要塞》，在《每日新闻》排好版校样都拿到手，突然被撤了下来。恩格斯说，对这件怪事我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有人“饶舌”所致：“只要把恩格斯这个军事家看成不过是当过一年志愿兵的人，是个共产主义者，职业是店员，那就一切都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41页)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看待1857年恩格斯写的一封信。
1857年11月15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有这么两段常常被人们引以为据的话：
“在我们这里，丝纺织业从8月起就出现危机前状态：约有二十个厂主因负债而破产，债款总额依我估计不下二十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只能保住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的本钱。我们投进去六千英镑，其中有我的三百英镑!!!这就是说在破产清算以后，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要损失一百八十英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与我的老头重新签订合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00页)
“最近七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被冲洗掉了，我又变成另一个人了。危机将象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同上书，203页)
第一段话说他投资300英镑，损失180英镑。有人据此推断出，恩格斯既然有资本，哪怕是小额资本，也是资本家。到底恩格斯有没有资本积累，我们查了恩格斯个人收支情况，几乎是月月透支，年年借债。如1857年1月22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有这么一段催人泪下的话：“2月初我将给你寄五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即使我因此到新的结算年时负一身债，也没有关系。可惜的只是你没有早两个星期把这些事情(马克思发生经济危机，有三个星期没有收到稿费，生活过不下去了。——引者注)告诉我。我的老头拨给了我一笔钱买马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因为看到一匹好马，上星期已经买下了。如果我早知道你的事情，我会等几个月再买并省下饲养马的费用。不过不要紧，钱现在不付也可以。但是我非常难过的是，我在这里得养一匹马，而你们一家人在伦敦受穷受苦。”(同上书，第95页)
恩格斯非但没有资本的积累，而且还有债务的积累。1859年8月，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说：“我现在由于要偿还在新的商业年度开始以前所积累的私人债务，而深深陷入困境”(同上书，第453页)那么，恩格斯的300英镑是从哪里来的?本来一个在生意场上混了这么多年的人，偶尔有一、二次的小额投资，也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恩格斯向来财务状况十分紧张，哪来这300英镑，倒也值得认真考察一下。从信里提到的“我必须与我的老头重新签订合同”这句话，我们得到启示：钱是恩格斯父亲的。1856年，恩格斯父亲对英国的棉纱生意发生了兴趣，要恩格斯在公司外私下为他购买纱线，占去恩格斯很多时间。为此，恩格斯很不高兴。我们从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看到：“好久没有写信，想必你很生气。但是，办事处的一系列工作还要占去我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在此之前，我恐怕无暇考虑其他事情。而且，非常苦恼的是，我的老头常常让我替他购买纱线等等，一个星期还至少要给他写两次私人报告。”(同上书，第8页)这年8、9月份，恩格斯父亲来英国谈生意的事，为了补偿恩格斯的额外劳动，除了送一匹马作为圣诞节礼物外，合理的推断是，在他的6000英镑投资中划出300英镑到恩格斯的名下。没想到这300英镑不但没有给恩格斯带来赢利，反而带来亏损。这才有重新签订合同的必要，也就是说，作为酬劳，恩格斯至少可以不负担投资风险的损失!
至于“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并不能说明恩格斯是资本家的身份，恰恰相反，说明恩格斯不是资本家。受雇于人，他不能不按资本的本性要求替资本家办事，不能不沾染一些资产阶级的污泥脏水。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污秽”，是指资产阶级的生意经挤占了他直接为无产阶级事业工作的时间。这可以从恩格斯写给马克思、库格曼、列斯纳和母亲的几封信中得到印证。1856年5月，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他不能分担马克思的更多工作时说：“因为现在营业发展很快，商业完全吞食了我的精力和时间，我无法考虑经常的和系统的工作。”(同上书，第58页)1869年4月，他在写给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的信里说：“你对我的赞扬我实在担当不起，尤其使我羞愧的是，最近十八年以来，很遗憾，我几乎没有能直接为我们的事业做过什么，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在‘资产阶级的’活动上。不过我希望这种情况很快会改变。过几个月我想我又可以完全支配自己的时间了，那时我当然要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不辜负你的赞扬。和你这样的老同志在同一个战场上为反对同一个敌人而共同战斗，我将永远感到高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75年版，第586—587页)这年7月，他写信告诉阿•库格曼说：“从本月1日起我就退出了营业，我的时间终于又属于我自己了。……我摆脱了这个该死的商业而能重新随意工作，是多么高兴，尤其因为这恰好发生在现在，即欧洲的事态愈来愈尖锐化，有朝一日暴风雨会完全出乎意外地来到的时候。”(同上书，第608—609页)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理解“危机”会像海水浴一样把沾在恩格斯身上的“资产阶级的污秽”冲洗掉，“变成另一个人”呢?把资本主义的危机看成是自身解放的外部条件，这绝不可能是一个“资本家”的内心世界。7月1日是值得庆贺和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恩格斯发出两封信，说了同样的一句话：我自由了。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好啊!从今天起再不搞可爱的商业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同上书，第309页)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刚刚获得的自由使我高兴极了。从昨天起，我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十岁。”(同上书，第606页)
第三阶段：有限的名义“股东”经商期(1860—1869)。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60年到1864年的四年间，恩格斯仍然一无所有，只是“欧门—恩格斯公司”的一名职员。第二阶段从1864年到1869年的五年，“代管”母亲一万英镑的股份，当上了“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名义股东。
1860年3月，恩格斯的父亲去世。在如何分割父亲遗产的问题上，发生了家庭纠纷。恩格斯的弟弟和妹妹们联合起来，以普鲁士《遗产继承法》为依据，说恩格斯从1849年起居住国外已经失去了遗产继承的权利，擅自瓜分了父亲的全部遗产。由于母亲的干预，最终兄弟们达成如下协议：恩格斯被迫放弃了父亲的主要遗产——在巴门和恩格耳斯基尔亨企业的实际继承权：接受弟弟们的“限定全权委托书”——获得在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中父亲遗产的名义继承权。也就是说，恩格斯继承“欧门—恩格斯”公司“合伙人”的商标权。为了加强恩格斯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协议规定，从父亲的遗产中拨出一万英镑的资本给母亲，由母亲借贷给恩格斯并划归恩格斯的名下，以便在公司中获得“股东”和“合伙人”的身份，参加公司的管理。
恩格斯说：“弟弟们得到的是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企业，而我得到的却是艾米尔的‘信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8页)艾米尔是恩格斯的二弟。他曾向恩格斯保证，这个家庭协议可以使恩格斯顺利获得“欧门—恩格斯公司”合法的“合伙人”地位。尽管这个协议实际上“剥夺”了恩格斯的长子继承权，恩格斯还是“大笔一挥”签署了。恩格斯说，他“被迫自行放弃父亲的企业”，放弃本来“属于我的那种权利”，完全是为了母亲。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很难决定走这一步。”首先，“这种事对我来说，只是有些不愉快而已，而你在谈判期间所经受的不愉快，必定比我多得多，深得多”。其次，“世上的任何东西都丝毫不能使我让你在晚年因家庭遗产纠纷而黯伤”。最后，“我还会有成百个别的企业，但是我永远不会有另一个母亲”。所以，“我愿意作出牺牲顺着你的愿望来解决一切”(同上书，第578—581页)。
恩格斯说，他得到的只是艾米尔的“信念”，一点不错。按照英国的法律规定，公司合伙人的权利在本人死亡后不能马上转让给他的继承人。恩格斯在同哥特弗利德•欧门的谈判结果是：第一，“哥•欧门对我以合伙人身分出面进行活动的权利不愿承认”(同上书，第412页)；第二，“我大概暂时还要留在哥特弗利德那里当职员，分得一定的红利，我并且得到保证几年后可以成为合伙人”(同上书，第55页)；第三，“我显然必须很卖力地工作。哥特弗利德先生成为企业的独一无二的主人。”(同上书，第56页)可见，1860年恩格斯同哥•欧门签订的合同，实际上是一个“雇佣合同”。哥•欧门是雇主，恩格斯是雇员。
虽然，现在我们看不到恩格斯家庭协议和“欧门—恩格斯公司”合同的文本，但我们可以从当时恩格斯和马克思的通信中找到佐证。1860年5月7日，恩格斯把他“同欧门进行谈判”的上述情况告诉马克思。8日，马克思回信说：“同哥•欧门订的合同我并 不很喜欢。问题在于你家有没有资本留在企业里?”(同上书，第57页)对此，恩格斯回 答说：“我家在企业中留有一万英镑的资本，如果我成了合伙人，这些资本就必须转移 给我。”(同上书，第58页)问题是当时恩格斯并没有成为“合伙人”，“我家”的那一 万资本也就没有转到恩格斯的名下，仍然属于“母亲的股份”。(同上书，第524页)事 实上，从1860年到1864年，恩格斯按照合同规定的条件在哥•欧门“那里当四年职员” (同上书，第524页)。
1883年恩格斯所说的他“曾经当过工厂股东这件事”，是从1864年开始的。1864年6月30日，恩格斯同哥•欧门签订的第一个合同期满，用以替代的第二个合同的是“合股文书”(同上书，第412页)。“合股文书”规定：从1864年7月1日起，恩格斯正式享有“欧门—恩格斯公司”合伙人的权利。但必须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我应交付的一万英镑中只要哪怕差一个便士，哥•欧门就会拒绝履行他的合同。”(同上书，第659—660页)为此，恩格斯写信给“妈妈的主管”、他的大弟海尔曼•恩格斯，要他履行1860年的家庭协议，把母亲在公司的一万英镑转到恩格斯的名下。信中指出：“6月30日把一万英镑记入我欠你们的债务项内。按照合同，这笔款子应留在这里的平衡表内。这笔款子中应扣除我在你们那里的余额及其利息；余款我将按五厘的利率向你们付息。”(同上书，第660页)这就是说，恩格斯是借母亲的一万英镑，买一个“股东”的名义。而实际上是母亲的代理人，母亲的职员!
当然，这并不是说，恩格斯借钱当股东一点好处也没有。它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增加点收入。从理论上说，当时银行贷款是六厘利息，付给妈妈的只有五厘，而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10%左右，恩格斯从中可以获得五厘的资本收益。所以合同一签订，恩格斯就高兴地告诉马克思：“合股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合同签订了，因此我希望在这方面能有整整五年的安静。”(同上书，第416页)但事实上并不安静，恩格斯付出了更多的辛苦和苦恼。作为一万英镑的小股东的恩格斯，在公司里仍然是个小伙计，无论是经营管理还是财政支出等方面，处处都要受大老板哥•欧门的牵制和监视。这个中的辛酸和苦辣，集中体现在1867年4月27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
“再过两年我和猪猡哥特弗利德的合同就要满期，根据目前这里的情况来看，我们两个都不见得希望延长它，甚至分裂更早发生也不是不可能的。果然这样，我就要彻底抛弃商业；因为如果现在还独自创业，那就是说，要极其辛勤地操劳五六年而得不到什么显著的结果，然后要再干五六年才能收获前五年的果实。这会把我彻底毁掉的。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尤其是我当上老板之后，负的责任更大，情况也就更糟了。如果不是为了增加收入，我真想再当办事员。无论如何，再过几年我的商人生活就要结束，那时收入就会减少很多很多。我脑子里老是在转，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但是如果事情照目前这样发展下去，即使到那时不发生革命，一切财政计划也没有终止，那末事情也总是会安排妥当的。假如不发生革命，等我脱身出来的时候，我打算开他一个大大的玩笑，写一本有趣的书：《英国资产阶级的苦恼和欢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页)
我之所以要全文摘录这段文字，是因为这是一段常常被人提起并用以证明恩格斯是资本家，说什么恩格斯自己都说“当上老板”，“增加收入”，有着“资产阶级的苦恼和欢乐”。我的结论恰恰相反，从这一段话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第一，一万英镑的资本金在当时是一个很少的数目，拿这个数目的钱去“独自创业”，当个私营企业主，像恩格斯这样有20多年经商经验的人，还得“极其辛勤地操劳”十年，才会有“收获”。第二，恩格斯“当上老板”，“增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用加大劳动力的支出来换取的。第三，一万英镑资本的收益，在恩格斯的整个收入中只占很少的份额，一旦结束商人生活，“那时收入就会减少很多很多”。第四，不能把恩格斯开玩笑的话当真，说恩格斯有“资产阶级的苦恼和欢乐”。
现在再来看一下马克思是怎样解读这段话的。1867年5月7日，马克思回信说：“我希望，并且坚信，再过一年我会成为一个不愁吃穿的人，能够根本改善我的经济状况，并且终于又能站稳脚跟。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指《资本论》——引者注)。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象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同上书，第301页)是的，恩格斯无论是决定经商还是决定不经商，都是为了马克思。他和马克思一样意识到他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马克思“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而恩格斯把自己的时间则主要用于经商来维护马克思一家人的生存方面。(同上书，第135页)
当恩格斯终于决定要退出商业的半年前，就仔细考虑过如何继续维护马克思一家人的生活问题。1868年11月29日，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哥特弗利德•欧门“想在我的契约期满(6月30日)时赎买我，……他将给我一笔钱。……哥特弗利德•欧门给我的这笔钱(在他向我提出以前，我早就决定把它作为专门用来援助你的补充款项)将保证我有可能在五六年内每年寄给你三百五十英镑，而在紧急情况下甚至还能多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01页)。在得到马克思“这个数目是完全够用”的肯定答复后，(同上书，第203页)恩格斯于1869年同哥•欧门签订了散伙退休“合同”，于7月1日正式离开工作整整20年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结束了他的经商生涯。
由此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一，我们顺序考察了恩格斯的全部经商生涯，能不能得出恩格斯是资本家的结论?不能!首先必须界定什么是资本家的含义。所谓资本家，就是靠资本为生的人，也就是说只有完全依靠资本获得生活资料的人，才能称得是资本家。这就是说，是以资本为生还是以劳动为生，这是衡量是不是资本家的主要尺度。我们给资本家下这样的一个定义，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吧。根据这个定义，恩格斯就不是资本家。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20年中，有15年是当“办事员”和“职员”，只有最后五年做了个名义“股东”，绝不是如同有人所说的是什么“名副其实的老板”(徐久刚：《恩格斯的经商生涯》，《北京日报》2002年5月27日)。虽然在这五年期间，恩格斯也分得一定的红利，但这不是他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他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始终是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的。其次，恩格斯退休时的财务状况，也可以说明他不是资本家。恩格斯工作了20多年没有一个英镑的积蓄，只是到了退休时才获得两笔钱。第一笔是偿还母亲一万英镑后的余额“七千英镑”。按1860年的家庭协议规定，母亲的这笔钱是属于使用借贷，只还本钱不付利息。所以，在清账时，恩格斯先前付给母亲的利息应该扣回抵偿。1869年7月，恩格斯同“妈妈的主管”、他的大弟海尔曼•恩格斯对账时双方确认：从1860年到1869年6月30日止，恩格斯以货物、支票等形式付给妈妈的利息等累计起来有“七千英镑”，扣除这七千英镑后还欠三千英镑。恩格斯答应在年底以前从“欧门—恩格斯公司”抽回的一万资本金中分三次还清。(同上书，第613—615页)第二笔是哥•欧门赎买恩格斯继承的“欧门—恩格斯公司”那份的商标所有权，付给恩格斯“一千七百五十英镑”(同上书，第604页)。两笔合计起来是8750英镑，这就是恩格斯退休时的全部财产。为了每年补贴马克思的生活费350英镑的保证不致于落空，恩格斯把这些钱的大部分拿去购买风险比较小的公共事业的股票，“主要是煤气公司的，其次是自来水公司的和铁路的，这些都是英国公司的股票。”(同上书，第616页)应该怎样看待恩格斯退休时获得的这些财产呢?我认为，这些财产既可以看成是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不是他的剥削所得；也可以看成是恩格斯为“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20多年的退休金、养老金，是他自己劳动的一部分。不管怎么看，这笔钱的股票收益顶多也只不过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晚年依靠稿费生活的一种补充。因此，绝不能把恩格斯1883年所说的“我也有证卷，有时买进卖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25页)，看成是资本家的证据。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许多离退休的股民们不就都成了资本家了吗?!
第二，我们顺序考察了恩格斯的全部经商生涯后，能不能得出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20年大体上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结论?不能!首先要问，人的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我们把人的生活方式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部分，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吧。而物质生活方式主要是通过衣食住行等表现出来，精神生活方式则主要是通过精神追求和精神行为来体现。恩格斯的衣食住行怎么样?不愁吃不愁穿，并不等于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产。恩格斯在曼彻 斯特工作20多年却买不起一套房子，一个租房居住的人，连资产阶级的“脸面”都没有 ，还谈得上什么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个特征是吃喝玩乐，花钱 无度。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期间，既无余钱可花，也无余暇可玩。当恩格斯第一次到曼彻 斯特时就养成了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 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恩格斯的经商收入 并不高，他经常是“囊空如洗”。为了维持自己一家和补贴马克思一家的正常生活，他 不得不用“‘成色足的’知识”去换取“‘成色足的’加利福尼亚黄金”(《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29卷，第124页)挤出时间加班加点为美国《纽约论坛报》和《美国百科全 书》撰稿。精打细算是恩格斯生活的基本准则，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他退休后还写信给 马克思说：“你知道，我们计算得很紧，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乱花。所以我从7月1日 起把所有的开支都记下来，好看一看，有多少钱花在各种无用的事情上，紧急的情况下 应当从何处紧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27页)恩格斯的精神生活的方 式，更是没有一点资产阶级的味道。无论是他的精神追求还是他的精神行为，都是为了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经商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是为了帮助马克思摆 脱困境，顺利完成他们两人的共同事业。他的精神追求不是商业繁荣而是商业危机，这 能说是资产阶级的精神追求吗?自从资本来到世间，有哪个资本家希望自己的企业破产!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20年间，一刻也没有脱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没有脱离共产主义精 神文明发展的大道。他除了处理自己职责范围内必须处理的商业事务外，可以说是把所 有剩余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再次发动做准备，深入研究军事，研究马 克思的新观点和新进展，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在此期间，恩格斯撰写了 大量的文章、著作和书信。据不完全的统计，文章238篇，书信480多封，共有200多万 字，平均每个月写一篇文章两封书信将近一万字。且不说这些文字所阐述的内容和观点 是全然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单说这种勤于笔耕的精神行为本身，也是同资产阶级生 活方式毫无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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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3期。责任编辑：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