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医鸿鸟》剧照

逢年过节聚餐，娄院长都会语重心长地说：“小王，好好干，科室的发展可就靠你了！”每逢此时，一旁的朱书记总是笑着强调：“娄院长的话，你可要认真听懂啊！”我忙不迭点头。但事实证明，我其实根本就“没听懂”。

1

1995年7月，我从医学院校毕业。

按照当时的政策，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工作单位包括国营的各级医院、采供血机构、疾控中心等等。采供血机构和疾控中心名额较少，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是按所学专业分配到各家医院工作。

在找工作的事情上，几乎每个同学们家里都是各显神通:有关系的托关系，没关系的找关系，找不到关系的，拐弯抹角也要创造关系。全家总动员，目标就一个——分配到一家好的国营单位。

与那些命运的宠儿们相比，我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我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国企普通工人，受家庭的熏陶，我的性格也是憨厚有余、变通不足。

在父母就业的那个年代，各个单位情况都差不多，哪里招工，就去哪里报名。只要家里成分好，身体健康，有点最基本的文化，找个工作单位易如反掌。现如今各个单位早已分出了优劣，找工作的复杂性也远超当年。

但父母亲和我对于找工作的观念却仍停留在过去。我们坚信“打铁只需自身硬”，只要成绩好、表现好，拥有好的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因此，当别的同学家为了毕业分配忙得热火朝天之际，我家依然风平浪静。

因为这种观念，我错过了到本地一家规模大、效益好的大医院工作的机会。

毕业前，我在该医院实习，与科室的主任、同事关系都非常好。可能是见我平时工作踏实主动，科主任曾多次表态:“我们科今年就要一个应届毕业生，小王，你可要努力争取啊！”当时我并未意识到机会难得，只觉得被认可很开心，倒是科里的“带教老师”小李非常热心。

小李与我年龄相仿，五年前从卫校毕业后分配到这里上班，平时与我们几个实习生很投缘。作为职场上的“老同志”，小李暗中指点我:“看见没，我们主任对你挺中意，你的个人条件也不错，咱科主任和院领导可是铁哥们儿，只要他答应要你，就八九不离十了。不过要想板上钉钉，还得要下番工夫。这样吧，事不宜迟，趁周末休息，你去主任家里扔个‘大的’！”说着，冲我眨眨眼，双手做了个扔包袱的动作。

“什么大的小的？”我一头雾水。

“哎呀！就是送份大礼呗！”小李皱着眉说。“你还不知道主任家在哪儿吧？这样，一会儿下班，我带你去认认门。”

“可是，去主任家买什么东西好啊？”

“这个我也说不准，反正主任家里就他和一个老奶奶在，你看着办好了！还有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说是我告诉你的！”小李不断地对我眨眼睛，我点了点头。

2

那天晚饭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他们非常开心。

父亲乐呵呵的，呷口酒，吃口菜，眯着眼睛，那神情仿佛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好工作。吃完饭，大家该洗碗洗碗，该看电视看电视，谁也没再提起这事儿。我想说点什么，可看父母都各忙各的，也就没再开口。

周末，跟平时一样，母亲厨房里张罗着。我走过去：“妈，今天科主任休息，咱是不是应该去他家走一趟？”

“这样啊……嗯，也行。”说着，母亲麻利地洗手换了衣服，和我一块儿上了街。

我们快走到公共汽车站了，可对于送什么礼，仍毫无头绪。这时，前面突然响起大喇叭的声音:“大家都来看看啊！机会难得！老年人的福音！”

原来车站旁临时搭建起了一个卖鹿龟酒的摊位。这种酒在当时挺流行，报纸电视上每天广告铺天盖地，据说主要针对老年人的日常保健，效果不错。

“要不，就买这个？”母亲问我。

“特惠价，88块一瓶！过了今天可就恢复原价喽，机会难得哈！”听了售卖员的话我暗暗心惊，母亲当时的月工资也不过四五百元。

“要两瓶吧。”母亲说。

一路上，我提着两瓶鹿龟酒，心里真不是滋味儿。本想着快点参加工作，为家里减轻负担，这可好，还得让父母操心。

到主任家门口时，我心跳顿时加快了不少。之前从没给人送过礼，在门口徘徊了好一阵，才硬着头皮按响了门铃。

响了几声，门开了。

“嗨！我说是谁呢！是小王啊！”

“是啊是啊！主任您好！”

“来就来了，还提什么东西啊！”主任瞥了一眼我手里提着的鹿龟酒，皱眉说道。

“嗯，这个……这个，也没什么东西，主任您就……收下吧！”

“拿走，拿走！我从不收礼！”

“主任，您看我这，来都来了，也没什么东西，您、您就收下吧！”我不知说什么好，双手合十，几乎是哀求。

“唉，那就放这儿吧！要不是怕让你难堪，我是绝不会收的。进来坐吧！”主任一脸严肃。

“谢谢，谢谢！谢谢主任！”我已有些语无伦次了。由于太紧张，当时在主任家里说了些什么，如今我几乎毫无印象。

从主任家出来，我长舒了一口气，不管怎样，总算是完成了任务。

3

几天后的清晨，在科室换白大褂时，小李神秘地凑过来悄声说:“一会儿科室管理组要开个会，可能会讨论你的事情噢。那天你去了吗？”

“去了。”

“那就好。恭喜你！我们已经是半个同事了！”见我一脸紧张，小李调皮地撇嘴笑笑，又拍拍我的肩走了。

第二天，我一进科室，几个聚在一起聊天的“带教老师”就不约而同地散开，气氛有点异样。过了一会儿，小李也进来了，神色严峻，径直朝休息室走去。走到门口，回过头，悄悄向我招了招手，我心领神会地跟了进去。

“喂，你怎么搞的？竟然只拎了两瓶鹿龟酒就去了？”

“我，这个，我……”我一脸懵，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小李告诉我，结果出来了，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通过科室的测评。

数日后，吃午饭时，同寝室的小代说:“哎，我说，你去主任家，提什么鹿龟酒啊？直接送个万儿八千不就OK了？”说着直摇头，一脸的不屑。

我的脸“腾”一下就红了。

留在实习单位的机会泡汤了，接下来，按照卫生局的安排，进入工作分配流程。例行公事地集中学习了几天后，一切尘埃落定——我被分配到了效益和口碑都很差的一家医院。

这时，父母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两天后，父亲出手了。

那天一大早父亲就把我从床上叫起来，路上胡乱吃了些早点，径直赶往省卫生厅。其实，父亲根本不认识卫生厅的人，完全是基于他年轻时的处事观念，带着我去争个理罢了。他哪里想得到，现如今早已不是那个互不相识还可互称“同志”的年代了。

到了卫生厅，人事处的同志听父亲把情况说完，沉重地告诉我们:“老同志啊，卫生局分配已结束，去单位也报到了，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你们现在才来，太迟了。”说完，双手一摊，叹了口气。

数日后的一个下午，父亲拿来一封信叫我看，寄信人是我的堂妹夫。

前年，堂妹和堂妹夫从农学院大专毕业后，一起去了海南做餐饮生意。堂妹夫又精明能干，又搭了海南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春风，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父亲的意思，想让我也过去海南闯荡闯荡。不久前，他从三叔那里得到了地址，当即给堂妹去信，说了我的情况。堂妹夫回信说，他已经托人跟海口的一家医院联系好了，如果我过去可以先在那里干着，以后如有机会，也可以另谋高就。

读完信，我血脉喷张，之前的郁闷顿时烟消云散。第二天，不顾母亲的不舍，我同父亲一起去了民航售票厅购买机票。

排队时，我跟父亲说，要不先跟堂妹他们联系一下吧，好安排后续的事情。可电话打了好几通，都提示是空号——那年代，联系方式只有这一个座机号。

购买机票的事，只得暂缓。到家后，见我去而复返，母亲喜出望外地从床上坐起。那一瞬间，我的泪水朦胧了视线。偷偷抹去泪痕，稍稍稳定心绪，我转过头对母亲说:“妈，我不走了，过几天就去上班。”母亲握着我的手，身子微微颤栗，喜极而泣。

过了一阵，三叔来到家里，说他弄错了电话号码，把其中一位“8”写成了“0”。

有时就是这样，只是因为一个数字的阴差阳错，已经被决定的命运轨迹最后迥然不同。

4

我要去的那家医院位于远离市区的城郊，周边一圈是濒临倒闭或已经倒闭了的国营企业，人称“下岗一条街”。受环境影响，这家医院也长期处于不景气的状况。当其他医院的奖金能拿四五百甚至更高的时候，这里只能拿到几十块、甚至几块钱，是本市效益最差的一家公立医院。

一晃，我在这里工作了五年。期间我结束了单身，与同单位的老婆共结秦晋。日子虽然清贫，倒也快乐自在。

直到2000年，单位老院长退休，换了新院长。

新院长姓娄，平时非常严肃，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召开全院大会。在会上说到兴起时，常常大拍桌子，声如洪钟，有时还夹杂着几句粗话。

作为本科室当时唯一一名本科生，娄院长对我显得十分赏识。逢年过节聚餐，娄院长常常一手夹着香烟，一手举着酒杯，靠在椅背上，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王，好好干，以后科室的发展可就靠你们了！”

末了，又加一句：“对你，我可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啊！”

每逢此时，一旁的朱书记总是笑着强调：“小王啊！娄院长刚刚讲的话，你可要认真听懂啊！”我忙不迭点头，一仰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这样的场面出现过好几次。

但事实证明，我其实根本就“没听懂”。

2001年，单位准备搞“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一天，娄院长专门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神情严肃：“小王啊，你各方面都有优势，认真准备一下，参加中层干部竞聘吧！”说完，目光充满深意地看着我。

当时，离正式竞聘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有了医院一把手的支持和鼓励，我倍受鼓舞。接下来，便更加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中，认真准备竞聘的事，无暇他顾。

我没有辜负领导的信任。一个月后，在全院竞聘大会上，我的表现可圈可点，赢得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本科生的“硬件”、表现得比另一位竞聘同事出彩、又是科室的业务骨干，而竞争对手只是一个刚调来不久的大专生，所以自我感觉还不错。

可是，两天后公布的竞聘结果，却出人意料。

对此，医院分管业务的高副院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小王啊，这次没选上，你也别难过，娄院长委托我向你转达，医院是从科室人才梯队培养的角度来选拔的。你还年轻，好好干，以后多的是机会！”说着，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虽然满心委屈，但高副院长的一番话，又给了我新的信心和希望。

5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更加刻苦，参加了很多医院内外举办的学术活动。同年，我晋升了职称，成了当时科室里职称最高的医生。

2003年，医院选拔各科室的副主任。这次不再是上台竞聘，而是由院领导层直接任命。当时，不论看学历、职称，还是论学术成就、工作经验，我的条件在科室里均可算得上是佼佼者。

可是，结果却再次出人意料，娄院长任命了科室里另一位中专学历、初级职称的同事当了副主任。之后，高副院长照例又一次把我叫到办公室，安抚了一番。

这次落败的经历对我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加上新任副主任对我不时的排挤，让我工作得更难受。

2004年春节前夕，一位数年前从本院调到另一家公立医院的同事突然来找我，说他们医院需要我所从事专业的医生，我的职称也达到了他们医院的要求，问我有无意愿调过去工作。本来在这个医院过得就不如意，加上调过去收入也会好些。稍作考虑，我就做了决定。

当天，我由前同事领着，与他的医院的一把手张院长见了面。一番交流后，张院长同意接收我到他们医院工作。

接下来，按本市事业单位职工的调动流程，还需要我的医院同意放人。本以为我一个普通职工的调动不算多大点儿事儿，谁知道，我刚走进娄院长办公室，还没开口，他就像吃了火药似的重重地拍着桌子：“想走？我看你是心术不正！要走可以，你们两口子必须一起走！”说完，起身走了。

我连忙跟了出去，边走边说好话。娄院长根本不听，一路上怒骂不止，到了一楼医院门口，等候多时的司机打开车门，娄院长一弯腰钻进自己的专车，重重地关上车门，扬长而去。

为此，张副院长也帮忙周旋，可都无济于事，娄院长仍一口咬定:要走，两口子一块儿走。

见我陷入迷局，同事给我出主意:“不就因为你们是两口子吗？办假离婚不就行了。”我实在想不出其它办法，无奈之下与老婆办理了离婚手续。时至今日，我都清晰地记得办手续那天的心情。

可没想到，假离婚成了弄巧成拙，人事科的一位干事把我叫到办公室，上纲上线地质问我：“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戏弄领导？”我无言以对——这回算是真的把“心术不正”给坐实了。

事情的发展越来越糟，如果走不成，今后在这里更没法过了。

情势所迫之下，趁着春节临近，我问清了娄院长家的住址，再次硬着头皮，拎着一堆礼品，以拜年的名义登门。这次，吸取上回的经验，我买的都是国内高档的烟酒茶。

门开了，娄院长的夫人在家，看我大包小包的，“你这是干什么？”说着，作势要关门。

“阿姨，快过年了，我来看看领导！反正也快过年了，就当提前给领导拜个年吧！”

见我不死心，院长夫人语气有所缓和，“这样，为了避嫌，要不你过年的时候再来吧！”

大年初六，因担心礼品分量不够，我临时又去超市添置了两盒好酒。两手提满了东西，再一次去娄院长家拜年。一进门，就把礼品堆满了门口。只有院长夫人和儿子在家，娄院长仍然不在。寒暄了一会儿，我告辞了。

春节后的一天，我办完事下楼回科室时，看见娄院长正背对着我站着，像是在等什么人。在这唯一的通道上，我不由停下脚步，不知该说点什么。正担心场面尴尬时，娄院长转过头来，一看是我，意味深长地冲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赶紧趁势上前，打了个招呼后，匆匆离去。

两天后，全院聚餐时，人事科科长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微笑着告诉我：“你的事，娄院长已经同意了。”

我笑着点点头，表示谢意。回忆起数日前那诡异的一笑，我并不意外。

6

2005年6月，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调到新的医院。本以为在新环境里可以舒一口气，但哪有人情之外的地方呢？

作为“新人”，我将相关的档案、毕业证、职称等按照新医院人事科朱科长的要求一并上交，办理交接手续。

一个月后，朱科长叫我去他办公室，拿回之前上交的证件。接到证件我随手点了点，发现其余证件都在，唯独没了毕业证，我笑着问：“辛苦您了。不过我的毕业证没在里面？”

“毕业证？我不是早还给你了吗？”

“我交了以后再也没拿回来过，您是不是记错了？”

朱科长又在箱子里仔细查找了一遍：“我这里肯定是没有了，要不你回去找找？”

莫非真的是我记错了？我回到科室，把所有能想到的地方全翻了个底儿朝天，家里也都找了个遍，还是没有。冷静下来，我又有种不好的感觉，一阵烦闷涌上心头。

第二天中午，我请朱科长去外面吃饭，谈了自己的处境：上有老下有小，姐姐下岗，哥哥生病……在把家里的难处说了一通，希望能博得他的同情。

过了两天，借着去人事科办事的时候，我“顺带”提起了毕业证的事。朱科长说：“小王，你看看，我就这么巴掌大点儿的地方，全找遍了，真没有。我记得清楚，肯定是给你了，你再好好找找。”

看样子，就只有重新申请、办理新证了。可一想到，这过程中不知还有多少麻烦事，而且未来还有许多事情，都需要通过人事科来办理，仍需要上交各种证件。我累了，实在不堪忍受这花样百出的纠缠了。

我只能决定再就范一次。

中秋节前两三天，趁着中午休息，我到单位附近的商场逛了一圈，买了礼品，包装好。下午快下班时，我拨通了朱科长的电话：“您好朱科长，提前祝您和家人中秋快乐！之前我的事情实在是麻烦您了！我给您准备了点儿小心意，您看是一会儿我拿上去还是……”

“我一会儿下来吧！”那边回答得很爽快。下班后，朱科长来了，手里拿了个不透明的大袋子，动作麻利地把礼品塞到自带的袋子里，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走了。

过了两天，朱科长又来到我的科室：“小王，我刚才又重新找了一遍，还真在我的抽屉里找到了！唉，你说这人一忙起来，就是容易丢三落四！”说着，拍了拍自己已经谢顶的脑袋。

“这有啥？谁没有个恍惚的时候。况且，您的事情实在是又多又杂，太正常了。我没您这么忙，还不也经常这样？”我陪笑着打着圆场，从朱科长手里接过毕业证。

此刻，早已过了下班的时间，外面晚霞如血。我立在窗前，握着“失而复得”的毕业证书，高举双臂，惬意地伸了个懒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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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迷尘。来源：人间theLivings。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