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择校”围城，“减负”难以突围

▌学校差距和择校热

按照《义务教育法》相关规定，无论“幼升小”还是“小升初”阶段，都实行免试就近入学，禁止通过考试形式选拔。但事实上，无论城乡，择校行为都十分普遍。

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组织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从2014年开始对全国20个省、112所初中、近2万名初中生及其家长的调查结果显示，“小升初”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有择校行为，如下图所示。

走不出“择校”围城，“减负”难以突围-激流网 “小升初”中各种择校行为的发生率

就近入学政策有效实施的前提，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质量比较均衡。小学和初中学校依然存在的学校差距是择校竞争屡禁不止的根源：

一方面，一些历史形成的薄弱学校（在上海被称之为“菜小”，菜场小学之谓）没有完全改变，从而使就近入学的政策打折扣；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打造昂贵的“名牌学校”、“示范学校”、“明星学校”等，继续制造学校间的差距。例如北京花十几亿元建造一所“未来学校”，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价值完全相悖。

时至今日，教师已经成为造成学校差距最重要的原因。

“优质学校”集中了大量高职称教师，甚至不惜从外省“挖”特级教师；而教育部所要求的校长、教师定期流动政策却举步维艰。

作为缓解“小升初”竞争釜底抽薪的有效办法——示范性高中将不低于50%的招生指标下放到普通初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难以推行。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和“名校”形成了一种利益同盟。

走不出“择校”围城，“减负”难以突围-激流网 2016年北京市六大主城区优质高中名额分配情况

▌学校系统正在出现分化

在“小升初”竞争比较激烈的城市，都有一些家长追捧的“名校”。

例如上海初中的“四大名校”、北京海淀区的“四小强”、西安市中学的“五大名校”、杭州的文澜、建兰、育才、采实，成都的“四七九”等等。具体分析，除北京和深圳初中阶段的“名校”主要是公办学校；在上海、杭州、南京、西安、成都、广州等地，家长竞争的主要是民办学校。

家长的择校的“金句”是“初中不上民办学校，高中就要上民办学校。”

走不出“择校”围城，“减负”难以突围-激流网甘肃会宁学生 / 视觉中国

宏观统计，全国初中阶段民办学校在校生约占10%左右；但是在成都，初中阶段民办学校学生的比例达19.8%；在上海有的区，这一比例达到了30%、40%。

由于民办学校具有招生自主权，可以“提前招生”和通过考试、“面试”选拔学生，将教育培训机构的统测成绩和杯赛证书作为入学依据，从而囊括了优质生源，以此拉开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差距。

义务教育学校系统正在发生的分化，使民办教育成为优质教育的代名词，而公办学校逐渐被“边缘化”。

上海2016年中考成绩排名，前十名均为民办(平均分从 570 到 590分)，而公办学校中成绩最好的，平均分则在 560 分以下。杭州市2015 年的中考成绩统计，500分以上的考生中来自民办学校的超过90%；2011年，这一比例为70%；而3年之后该比例提升到了90%。

如此大的学校差距加剧了小升初的竞争，致使民办的独木桥更加拥挤，家长也更加纠结。

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升学率和考分，也表现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不同的办学品质。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7年《家长眼中的学校教育》调查，家长对民办学校的评价高于公办学校。具体分析，家长认为在升学率竞争上双方不相上下，公办学校的家长对学校离家近感到满意的比例更高；而在硬件环境、课程体系、课外活动、学校管理等各方面，家长对民办学校满意比例更高。认为学校教育侧重学生的“行为习惯、综合素养、身体素质、心理健康、人际交往和团队合作，个性、兴趣、潜能的发展，品德与人格培养”等方面的比例，民办学校得分更高。

走不出“择校”围城，“减负”难以突围-激流网家长对公办、民办学校各方面满意度对比

进一步的调查，认为老师“对学生管理过于松懈”、“对孩子的评价过于武断”、“公开学生考试成绩”、“给学生排名次”、“不尊重家长”、“给学生布置作业少了，但给家长布置的任务多了”、“有偿补课”等选项，公办学校家长的报告比例明显高于民办学校。

据访谈，民办学校表现更好的原因，除了待遇更高，归根结底是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而且更具服务意识。公办学校渐呈颓势的原因，除了教师待遇问题，主要是行政化的弊病，限制过多而缺乏活力，校长成为“官员”，主要对上负责，学校缺乏进取心。

许多公办中小学校长担忧，高价学区学校和民办学校受经济和商业因素影响，过分追求教育卓越或功利性升学；而公办教育则在“保基本”的定位中，失去了进取心而陷于平庸。

▌课外补习业迅猛发展

围绕应试教育和择校需求，2000年以来教育培训行业快速发展，正在改变基础教育的整体生态。

至2016年，我国在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培训教育机构有1.95万所，此外，还有培训机构在工商、劳动等行政部门进行登记注册，培训机构总数约为20万家。中小学辅导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上课外辅导的学生达1.37亿人次，参与辅导机构的教师有700-850万。以2014年为例，我国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约占全体在校学生总数的36.7%，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更是高达70%。

走不出“择校”围城，“减负”难以突围-激流网学校门口的家长很自然成了这些补习班“围攻”的对象

据北京大学教育财政所2017年的最新调查（CIEFR-HS），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课外补习总参与率为47.2%，估算全国校外教育行业的总体规模约4585亿元。

2017年4月，教育培训业的两大巨头，新东方、好未来美股的市值突破 100 亿美元大关。2017年7月，好未来集团市值达到127.4亿美元，2018财年第二季度总净收入增幅66.8%;新东方教育集团K12业务营收在2017财年增长44.2%，已经占到总营收的55%。

走不出“择校”围城，“减负”难以突围-激流网新东方教育集团2017年业务营收结构

截止2017年2月底，学而思已开设了30个分校507个教学中心，总学生人次已达 393.47 万，较上年同期增长70.3% ，而且每年还以5、6个分校的数量在持续扩张。攻占了全国主要城市的学而思，仅麾下“家长帮”用户就达1200万。

▌警惕新一轮的“教育产业化”

要贯彻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方针，就必须反思重点学校制度，正视“名校办民校”的“遗产”和“遗毒”。

在许多大城市，初中阶段的学校分化所折射的，是基础教育学校系统正在出现的变异——新一轮的“教育产业化”。

在升学率和效率的驱动下，教育与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紧密结合，越来越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模糊了教育作为民生事业、义务教育作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公益性价值。

1. 新时期的“名校办民校”

各地民办名校的办学主体不同，包括公办学校、企业公司、社会力量等；但大多是公办学校“出身”，是20世纪90年代末“名校办民校”的产物。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名校办民校”，通过把一批公办的初中名校转化为实行民办机制的“转制学校”，实行高收费，以弥补政府教育资源的不足。由于产生了乱收费和影响教育公平之类严重问题，这一政策在2005年左右被叫停。

在实行初高中分离、转为民办学校后，公办出身、与母校仍保持若隐若现或显而易见的密切联系，是这类民办学校的重要品牌和办学资源。它们在办学初期由公办学校派管理人员和教师支持。

例如上海华育中学是百年名校上海中学所属的全日制民办初级中学，是上海中学的初中教学基地及德育教育基地，每年被上海市示范性高中的实际录取率超过95%。杭州民办的建兰中学的前身是百年名校杭二中的初中部，民办文澜中学隶属于公办名校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校长曾任学军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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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校和房地产市场的深度结合

许多“名校办民校”是通过与房地产企业的结盟，与高端房地产的“捆绑发展”。最典型的是“超级中学”的扩张。

各地“超级中学”大多与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合作，采用公办在编教师赴民办学校任教、享有跨地域招生等特权，通过高价“掐尖”打造升学政绩，具有极强的营利性。不仅加剧了应试教育倾向，而且扰乱地方教育生态，加剧了城乡教育的不均衡。

3.资本市场的强势介入

无论“名校办民校”还是教育培训机构，背后都有资本强大的力量。越来越多的K12教育机构进入资本市场。

近年来，共有100多家教育企业上市，例如2014年在香港上市的枫叶教育集团，2014年在美国上市的诺德安达教育集团，2015年在美国上市的浙江海亮教育集团，2016年在香港上市的成实外教育集团，2017年在美国上市的博实乐教育集团等等。

发展教育产业的概念本身并不邪恶。义务教育之外的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应当更大程度地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通过多种方式扩大教育服务，增加教育的多样性和选择性。

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K12教育上市的示范效应和负面影响。强势的资本推动，正在把教育变成一种诱人的“生意”。追求上市营利，不但成为许多民办教育举办者的新目标，也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的“教育GDP”。政府、教育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合谋”，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大城市倾斜，优质教育机会越来越为优势阶层享用，将加剧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机会的不公平。

在学校应试教育和课外补习的双重挤压下，初中学校的分化正在向小学和幼儿园蔓延，从而导致择校热的下移。

“幼升小”正在成为高度竞争性、选拔性的过程，上海甚至出现民办小学面试家长、考察家长的学历和教育能力的现象。在大城市中，学龄前儿童参加补习、杯赛和测试选拔，以获取进入优质小学的砝码，成为普遍现象。

走不出“择校”围城，“减负”难以突围-激流网上海家长心目中最牛的20所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