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八号的火车，一月十九号上午到M市。一路盘旋而上，从市公交换乘大巴再换乘乡村客运车，窗外的风景也渐渐从市里的车水马龙变成一座座高大而又贫瘠的大山。而我们此次调研的目的地就是在这被层层大山隔绝在内的遍布“尘肺病村”的xxx乡。此次我们是以xx学生的身份作为志愿者协助某公益机构完成问卷调查，了解当地当尘肺病状况及其相关问题。而调研的主要对象是面临死亡的三期尘肺病患者。
虽然已经知道当地尘肺病患者很多，但数量之多还是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意料之外。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在我们落脚放好行李不到半小时内就有患者找到我们的住处。当时的我还并不能真正体会到他们为何如此焦急渴望得到帮助，只是按要求帮他们填好问卷，从他们身上获取信息，然后感叹生命的珍贵和脆弱。
山里的风景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小组到a组去“拜访”三期尘肺病患者家。在满是泥泞和冰冻住的雪的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y家。值得注意的是，路边见到的像样点的房子墙体上几乎都漆上了“精准扶贫”“坚信科学，反对邪教”等类似的标语。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刚刚打过照面的村里治保主任的摩托车早已先我们一步停在了他家门口。由于昨天从一个尘肺病患者那里得知村里的书记已提前打电话告诉他，如果接待我们，就取消他们的低保。所以为避免和村里干部起冲突，我们便让治保主任跟着我们。
一进门看到我们，y叔叔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去给我们搬椅子，我们赶忙自己去拿。虽然还能走路，但仍能看出他连站起来都有些吃力。三期尘肺病患者大多干不了任何家务活，跑几步就会喘的厉害，像他这样还能走路行动已是处于较好的状态了。有些疑惑的是，他家的房子是经过简单装修过的砖房，这和我想象中的尘肺病患者家落魄的土坯房有些不一样。墙上贴满了奖状，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y告诉我们这是他今年刚考上县一中的小儿子。说起儿子，他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淡淡的笑容。他告诉我们，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年就经同乡介绍去陕西煤矿工作，在那工作了十年左右，又去甘肃金矿干了五年。就在金矿工作期间，他第一次去医院检查，而这一检查，就是尘肺病三期。
当我们问他之前一二期的时候难道不会感到难受去医院检查，矿厂难道不会安排健康检查，他笑了一声说，那时候大家连尘肺病是啥都不知道，矿上有好几个人跟他一样经常咳嗽，而且一咳就是好几周，但大家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想着拼命挣钱，怎会花钱去医院拍片检查，更不用说那分分钟想着从他们身上榨取最后一丝精力的老板。而且经常一个矿产的老板只要他工作不到几个月。听他说那是矿厂的老板为了尽可能的让他手下的矿工都有着最大的力气和最好的身体状态，及时淘汰掉那些用久了的会让他承担风险的员工。这样，他的老板就有好几个，他也不知道也不能去找谁要职业病赔偿。自己是感到身体严重不适，才不得已回来检查的。我们又问他查出病了干不了活怎么办，他说，还能怎么办，家里有两个孩子等着上学，自己的房子还没建好，全家就靠着他一个人，不继续干活，钱从哪里来？于是在身体差不多好一些后，他，又回去了矿厂上工作，这一干又是五年。
我们四个人都震惊了，都知道自己有尘肺病了，怎么还去矿上，难道不能换个别的工作吗？他叹了一口气说：“像我们这种穷地方，要种地也种不好，当时也没什么厂子会到我们这山沟沟里来，去大城市干点别的，你没文化谁要你啊，而且当时我们这村里也没几个人去大城市里啊，我去都害怕，矿里来钱快，我也只会做这种的。”。我想说肯定还有别的出路，“可可可……”憋了好久，就是说不出什么来，心里想的路很快都被自己掐掉了。无力而又无奈，生活给他们的只有这么点选择，不干活就得等死，可是干活就会死得更快。
几秒的沉寂后，我们换了个话题。当问起现在家庭的收入时，叔叔说，现在自己干不了活了，就靠着妻子每天出去打点零工赚点小钱。农村里都把盖房子当作人生中的大事，自己这间房子还几乎是花光打工多年的积蓄。这时我才解了刚开始的疑惑。至于自己吃药开销，他说自从自己生病后，家里已经因为因此欠了四五万，现在每天自己吃些治咳嗽的药，做不到按时吃药也做不到定时检查，身体一撑不下去就直接去住院。他还说前几年，公益机构来到他家想要给他帮助，给他三个选项，第一，一个吸氧机，第二，去医院治疗，第三，给孩子的助学金。他选了第三个。对大多数尘肺病人来说，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所剩无几，而最让他们放不下的就是他们的孩子。可令人难过的是，好多尘肺病家庭都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父亲欠下的债大多要由他们还未成年的孩子未来偿还，这也是尚有一些人还愿意借款给他们的原因。
在拜访完他们家后，按计划我们应该是要去三组的z家。但在又问了好多个村民之后仍走错山路，以及考虑天黑山路太滑（其实那根本就算不上一条路）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折返了回去。在半山腰处，我们遇到了一户人家，大门敞开着，屋内大厅却由于没有灯光，黑乎乎的。在一旁的一位看起来五十左右的阿姨，看我们上山而又下来，问我们要不要喝口水。我没想到，在这二十一世纪，还会有像小说里那样经过一户人家问我们要不要喝口水的事情发生。这山里给我一种仿佛被时代遗弃的感觉。
当我们休息和她聊天的时候，随口一问，竟得知他的丈夫也是个尘肺病患者，去年得了脑梗塞现在瘫在床上。现在家里就他们两口人。孩子外出打工也只够自己生活。自己每天得煮饭照顾他的吃喝拉撒。生活就靠着每个月两百三十元的低保。我们几个人进去里屋看看那个尘肺病患者。一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床上那个瘦的不像样的叔叔（看起来说是爷爷一点也不过分）。他一看到我们就激动地昂起脖子，眼泪直流，嘴里呜咽地说着什么。那个阿姨在一旁给我们解释说他丈夫自从去年脑溢血后，就再也下不了床，说不了话，别人说的话也听不懂。我们几个人尝试通过让他眨眨眼的方式跟他沟通，最后还是放弃了。我问阿姨，叔叔为什么会突然脑梗塞，她说她也不知道，直到去年他还在矿上工作，有一天突然就这样了。
我震惊了，这叔叔至少也得有六十岁左右了，是什么逼得他这把年纪还得下矿山工作，这问题我自然心中早有答案，却还是难以接受。由于当事人说不了话，她的妻子也不太了解一些细节，我们的问卷只能作废。离开她家时，我随意瞥了一眼大堂里那一黄色物体，赫然发现那竟是一口棺材。还能说什么呢，我满是羞愧，我们问完就可以离开这沉重，可他们还得继续面对，生活会应我们的到来改变多少呢，继续贫困，继续艰难，继续静静地生活在这人迹罕至的大山里，直到最后变成一抷黄土，回到这片土地里，多少人会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过呢。
第二天遇到的情况也都大同小异，同样的尘肺病三期，同样的没有收入，有些甚至连饭都吃不起了，更不用说吃药了。下午遇到的一位山里的老爷爷，他十年前建好的土房，在08年汶川地震时被震出了一条从屋顶到地基的裂缝，许多跟他有同样遭遇的家庭都有政府补偿或补贴，而他这房子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说到这，老爷爷颇有些忿忿不平。“电视里都报道了国家要精准扶贫，我们这个村好多房子盖得漂亮的人，低保领的都比我多。跟你说，他们其实，都是跟这些村干部有些关系的”。
我抬头一看，头顶挂着一块大肉，可我不敢相信那是块肉，因为上面完全没有一点肉色，乌青的霉斑斑点点地遍布在上面。后来晚上回去我用手机刷当地尘肺病情况，正好刷到一条微博，上面说，这里许多人家吃不起肉，过年过节了，就从上面割一块肉下来，用水洗洗，就这么煮了吃。
一位尘肺病患者家景
老爷爷说现在家里也只有他和他妻子两个人。自己干不了活，妻子腿也残疾了，大儿子在外打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去年住院花了好几万，大儿子还有个孩子，五口之家就靠一个人挣钱撑着。生活的压力不言而喻。自己每天就和腿脚不便的老伴相互扶持这么过下来。填完问卷后，我们望着老爷爷和他老伴，总觉得好像还应说些什么，可是好像说什么都显得很苍白。
回去的路上，想了很多。我发现来到这个村子后，原本不信命的我开始真的相信“命运”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靠着北京户口坐等房价起涨不劳而获，而为什么另一些人要一出生就被困于贫瘠大山，被迫离家，最后拖着吸满尘的肺回到家乡？
为什么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如此恶劣？为什么恶劣的条件造成的尘肺病的后果显而易见，却仍有不少年轻人继续去矿上或者石料厂打工？为什么劳动保险在现在还得不到落实？为什么因病致贫的家庭会被取消低保？为什么上级政府发了红头文件说要让每个三期尘肺病家庭都能享受到低保，具体执行情况却不尽人意？为什么精准扶贫的标语，在村民的口中却是“精准送钱”到与干部有关系的家庭？为什么中国的发展要建立在这些穷苦的劳动大众的痛苦之上？
问了许多尘肺病患者目前的心理状况如何，他们给我们的答案大多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命，现在想又有什么用呢，国家说了要精准扶贫，是下级这些官员太贪了。我惊讶他们内心的坦然或者说平静，可过后想想，难道要每天悔恨当初，对命运对政府忿忿不平吗？如果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摆在他们前面的路又能有多少呢？
而我们作为发展的受益者又何尝没有或多或少靠剥夺他们走到今天。他们的绝望难道没有我的一份“推力”吗？即使今天我们帮他们填了问卷然后交回到公益机构那儿，他们视我们为救命稻草，我们、或者这个公益机构又能给予他们多少帮助呢？一台吸氧机，几千块钱只能缓一会儿，之后又得等下一次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再一次关注。
后在火车上，听H学姐说，其实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发挥我们大学生的力量，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关注尘肺病患者，不能只靠这么几个公益活动，要带动社会群体，至少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尘肺病的危害，减少步后尘的人数，间接推动政府改变决策。是啊，他们已经如此绝望，我们又怎能绝望呢？有多少力量，发多少光。我想未来如果真的有“命运”一说，至少现在，我还能靠实践去看清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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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外知行社读书会公众号。作者：AmyC。责任编辑：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