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为什么还要纪念，还要讨论马克思？在很多人的眼里，由于苏联东欧的失败，马克思及其主义不是已经被证明为过时了吗？对于这一问题，美国理论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是这么回答的，他说，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就永远不会过时。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1杰姆逊此论甚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永葆青春的活力，就是因为它根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时时保持着对资本主义的敏锐观察和精准解剖；它不仅着眼于解释世界，更有志于改造世界，有志于为人类通向其真正的历史打开前行的航道。
在21世纪的今天，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是保持对马克思所阐述的历史真理和政治真理的忠诚。消灭资本，颠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这是马克思的真理观的核心。从话语上来重申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命题固然重要，但尤为重要的，是要在反抗资本统治的实际政治行动中辨识和形塑集体性的政治主体。在马克思那里，这一集体性的政治主体的总名，就是无产阶级，就是那些不拥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资产阶级剥削的被雇佣的劳动者阶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在劳动者被资本支配之前，他的劳动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劳动。在其劳动过程中，这个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的职能，也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当劳动者成为资本统治下的被支配者之后，其劳动过程中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互相分离，“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2。如果说在早期的生产活动中，“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那么在自动机器体系的大工业生产中，“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3这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在固定资本的最适当形式——自动机器体系大规模采用之后，与以前相比，工厂中的劳动者越来越沦为简单的体力劳动者，工厂劳动越来越少要求工人脑力劳动和灵魂的参与。大工业生产中的产业工人日复一日从事着极其简单、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与此相对，统治阶级不仅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4。这样，不仅在工厂工人的劳动过程中出现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在整个社会人群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也形成了巨大鸿沟。
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5在这里，所谓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自然包括了某些知识阶层，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者。
虽然资本主义解放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但是长久以来，由于社会总劳动可以提供给整个社会用以再分配的剩余有限，单纯的脑力劳动者在数量上远远少于体力劳动者。由于资产阶级对知识/精神生产资料的垄断，其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了统治地位；再加上统治阶级在剩余价值再分配上向数量有限的脑力劳动者倾斜，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培养出来的不少脑力劳动者，不仅在社会经济地位上，也在阶级意识上与大工业体系下的体力劳动者拉开了距离。当然，关于脑力劳动者，马、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有一个著名的表述——“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6但从21世纪以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来看，马、恩当年对于脑力劳动者的这一论断，更像是一种革命的号召，号召脑力劳动者认清其在资本统治结构中实质上的被雇佣地位，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去。但从历史效果而论，马、恩的这种努力可谓成败参半。在西方特别是俄苏的革命运动中，固然有千千万万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参与和领导革命，但毋庸置疑，运动所召唤的政治主体和革命主力军主要还是大机器生产体系中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而在工业生产不甚发达的东方国家，例如20世纪的中国，至少从绝对数量上来说，革命的政治主体和主力军可以说是无数无产阶级化的农民。
但是今天的时代不完全等同于人民战争的年代，也不完全等同于十月革命的时代，更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的时代。对今天的时代，不同的理论家有着不同的指称，譬如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后工业社会时代、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后福特主义时代、后-后福特主义时代、数码资本主义时代、后现代主义时代、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时代、认知-文化资本主义时代、超级工业时代、生命政治时代等等。相对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随着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当代资本主义有其变化的部分，但也有不变的部分；其不变的部分，就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当代资本主义在造就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也使整个星球变成一个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急剧扩大的“贫民窟星球”（美国城市理论家迈克·戴维斯书名）。事实证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下列断言仍然有效：“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7
如果说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今天，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主体仍然是无产阶级的话，那么与以往相比，这一无产阶级的政治主体还会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的产业工人吗？要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原因就在于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众所周知，在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进程。在发达国家一些重要的传统工业地区，比如北美的五大湖区工业带，英国的格拉斯哥、曼彻斯特等重工业城市，去工业化的进程尤其明显，产业工人由此急剧缩减。这些国家近些年大力发展的是信息产业和服务业，重视的是所谓知识/信息经济和非物质劳动，其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完成了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甚至后-后福特主义的转变，知识工人也就是脑力劳动者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在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如东南亚的柬埔寨、老挝、越南，中美洲的海地、洪都拉斯、厄瓜多尔等国，传统的工厂制造业如纺织、玩具、鞋袜、造纸等仍方兴未艾。在这些国家更具福特主义色彩的忙碌工厂和车间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在生产线上辛勤劳作。假如把视线转向那些新兴的经济大国，情况又有所不同。在这些经济强劲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资产阶级的剥削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传统的工业制造依然强劲，另一方面，知识/信息经济和非物质劳动后来居上。在这些新兴大国中，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呈现为一种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混合；体力劳动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者在数量上仍占压倒性的优势，但知识工人也即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处于重要甚至霸权性的地位。所以说，在当代的全球资本主义中，因应不同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生产领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外在面貌。要申明的是，以上表述不是要否认在发达国家中体力劳动的大量存在，也不是说在柬埔寨、海地这样的国家只有传统的产业劳动，没有知识劳动的发展，而是要强调知识劳动在前者，以及体力劳动在后者中的霸权性地位。
众所周知，和亚当·斯密一样，马克思坚持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分。生产性劳动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有两层主要意思——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和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在俗称的《资本论》第四卷也就是《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评述俄国政治经济学家昂利·施托尔希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相互关系问题时，涉及了对“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认识。那么，在马克思那里，非物质劳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呢？马克思认为，一般来说，像医生、教授、作家、诗人、画家、道德家、传教士等属于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活动或“服务”，不生产现实的或想象的使用价值，不生产物质劳动的产品，也不直接生产财富。他们从事的是一种非物质劳动，直接生产的是一种特殊种类的产品8。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也论述到，上述各色从事非物质劳动的非生产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变为生产劳动者。马克思说：“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末，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9这就是说，对马克思而言，不光是从事物质劳动、体力劳动的人才是无产阶级，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人像教师、医生、签约作家和艺人等，如果被放置到一定的雇佣劳动结构中，就会变成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依靠工资为生的生产工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可见，根据马克思的论述，非物质劳动既可能是非生产性的，也可能是生产性的；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人既可能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也可能是被统治、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对其中以精神生产、非物质劳动为主的雇佣劳动者，恩格斯称之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10。
马克思在1857-58年写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论述，阐明了机器体系和“普遍智能”（general intellect，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成“一般智力”）的关系。马克思说，机器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1在这里，“普遍智能”（“一般智力”）是物化于机器体系之中作为主要生产力的人类的一般社会知识；这种一般社会知识，对于马克思来说，主要是科学。马克思说，“科学通过机器，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12一方面，作为固定资本之最适当形式的自动机器体系像吸血鬼一样，吸吮着工人的活劳动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物化到自动机器体系中的“普遍智能”也使得它似乎具有了灵魂：机器“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13。
意大利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莫里兹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发展了马克思对非物质劳动和“普遍智能”的论述。在1996年的论文《非物质劳动》中，拉扎拉托把非物质劳动重新定义为“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这就是说它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一方面是商品的‘信息内容’，它直接指向在工业和第三产业中大公司里工人劳动过程所发生的变化，在那里，直接劳动所需的技能逐渐变成控制论和计算机管控的技能（以及水平与垂直的信息沟通技能）。另一方面，关于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行为，非物质劳动包括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换句话说，这类活动包括界定和确定文化与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指针以及更具有策略性的公众舆论等不同信息项目的活动。”14受到马克思的“普遍智能”理论的启发，拉扎拉托认为，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整体人口文化和智力素质的提高，西方进入一种“大众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社会。所谓“大众智能”，在拉扎拉托及其他意大利自主论者那里，指的是“一种在社会里横向地伸展开来的集体智能和被积累起来的智识力量……（它）已不再是局限于个人或某些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封闭圈子中的现象，相反，智能已成了一种大众现象，它更多地依赖于社会积累，并在集体和合作性的实践中被推进。”15在马克思那里主要赋予自动机器体系的“普遍智能”，在拉扎拉托这里，变成了后工业社会普罗大众的一般特质。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变，后工业社会中的体力劳动日益加入了被称为“智力”的工作程序，而新的沟通技术越来越要求富于知识的主体。拉扎拉托由此认为，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坚持“‘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之间陈旧的二分法，将把握不到生产性活动的新特性”16。西方大都会的非物质劳动显而易见的特点，就是其不稳定性、过度剥削（hyper exploitation）、机动性和层级结构17。拉扎拉托并且提出，在所谓独立自主的自雇工人标签后面，人们实际上可以发现一种智识型无产阶级（intellectual proletarian），但只有在剥削她或他的雇主那里，这种智识型无产阶级才能被辨识出来18。这就是说，以往从事精神生产和非物质劳动的那些所谓“自由职业者”，在大众智能社会里，实质上也被转化为真正的雇佣劳动者。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关于资产阶级将从事精神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脑力劳动者变成雇佣劳动者的断言，似乎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西方，才真正落到了实处。
在后工业社会时代，非物质劳动是否只是对物质劳动的补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属性和点缀性的劳动形态呢？美国理论家迈克尔·哈特（及其合作者奈格里）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哈特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出现了非物质劳动对物质劳动的霸权。哈特所论的非物质劳动，就是生产非物质性产品，比如观念、形象、交流方式、情感或社会关系的劳动。但是哈特的批判者也提出了反论，反论的核心是：就全球劳动分工而言，非物质生产往往局限于世界上的强势地区；而就数量而言，农业生产仍旧雇佣着大多数的劳动者，工业人口的人数也没有减少。针对这种批评，哈特回应说，虽然这种非物质劳动就定量而言，并未在经济上成为主导性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但是就定性而言，非物质劳动已经成为霸权性的了19。换句话说，“正如一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劳动趋于改造所有其他生产形式，迫使它们接受工业性质和实现工业化，同样，在今天，非物质劳动也正在改造其他的生产形式，迫使它们采用其性质，变得具有沟通性、信息化和图像化等等。”20对于意大利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其发现的新的生产力形式——“非物质劳动”、“大众智能劳动”和“普遍智能”劳动的理解，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意大利自主主义者虽然发现了以上这些生产力的新形式，但在以此具体处理生命政治社会（biopolitical society）中的新生产实践的时候，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这些作者最严重的一个缺陷，就是他们在处理这种新的生产实践时，“趋向于仅仅触及它在智力和非身体方面的表现。然而，身体的生产力和情感的价值在这个环境中无论如何也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21基于其对非物质劳动和“普遍智能”的理解，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反抗资本主义的新的革命主体，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由非物质劳动所规定和形塑的生成性的诸众（multitude）。
在对马克思的非物质劳动和“普遍智能”思想的重思中，意大利另一位著名的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弗朗哥·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提出了“认知无产阶级”（cognitarian）的概念。“cognitarian”是一个新造术语，是“cognitive”（认知的、认识的）和“proletarian”（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两词拼合而成，这实际上是笛卡尔主义的“我思”（cogito）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综合22。贝拉尔迪有时也把“信息工人”（info-workers）、“认知型工人”（cognitive workers）和“认知无产阶级”交替使用。关于“认知无产阶级”，巴拉尔迪有两个简洁的定义，其一是：“认知无产阶级就是那些体现各种形式的普遍智能的人：他们为着生产各种产品、提供各种服务而处理信息。”23另一个定义是：“认知无产阶级是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ur）之社会性的肉体存在。”24从外在的身体表现看，不同的“认知劳动者”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认知无产阶级”的身体特征，突出表现在因聚精会神而紧绷的神经，和因紧盯着屏幕而疲倦的眼睛。但是不同的“认知劳动者”之间，工作内容其实很不一样。建筑设计师在屏幕前所做的工作，IT工程师在屏幕前所做的工作，侦探小说家在屏幕前所做的工作，劳动工具固然相同，其工作内容却很不相同。简单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工作往往经过短期训练之后可以互换，而“认知劳动者”的工作因其独特性和创造性，是很难互换的。25
对于“认知劳动者”来说，时间与价值量之间的关系是很不稳定的。很难以通常的时间标准来度量“认知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因为不是所有工作时段在生产性、创造性上都是相等的，“认知劳动者”有时很长时间都不能生产出任何精神/非物质产品，有时却能在短期内生产出高质量的精神/非物质产品。所以贝拉尔迪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应该得到修正；因为抽象劳动在马克思那里跟时间相关，却不考虑到其质量26。
虽然“认知无产阶级”具有无穷的创造力，是“新经济”的主要创造者，但是总体来说，贝纳尔迪对“认知无产阶级”的精神画像是相当负面的。“认知无产阶级”往往超时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呢？贝纳尔迪认为，这当然可以用19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的政治失败来解释，但是这种解释还不够。他认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愈演愈烈的社会原子化所造成的社区与日常个人生活的无趣化，致使“认知无产阶级”把生活的唯一重点放到了工作上去。对于“认知无产阶级”来说，不超时工作，又能去干什么呢？还有，由于恶性竞争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削减，“认知无产阶级”生活在无尽的焦虑和恐慌之中。而“认知无产阶级”把越多的时间用于获取消费资料，他们就越少拥有享受现实世界的时间。27
除了拉扎拉托的“智识型无产阶级”、贝拉尔迪的“认知无产阶级”和“认知型工人”、“信息工人”外，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大众智能社会下的新型劳动者还有许多具有家族类似性质的名字。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称之为“创造性阶级”（creative class），英国劳工问题研究专家乌苏拉·胡维斯（Ursula Huws）称之为“赛博无产阶级（Cybertariat）”，法国未来学家、分子生物学家若埃尔·德·罗斯奈（ de Rosnay）和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卡洛·罗威利（Carlo Revelli）称之为“网络无产阶级”（“ProNetariat”，由“Proletariat”变化词形而来，法国理论家莫里耶-布当〔YannMoulier-Boutang〕在他的《认知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到“netariat”一词），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和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则使用“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这一称谓。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术语标示了信息社会新型工人的一个核心特点，这就是他们不再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而是具有高认知能力和文化能力的知识劳动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也是资产阶级剥削和过度剥削的受害者，是恩格斯所说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在汉语语境中，也许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称呼统一在“知识无产阶级”这一术语之下。28
随着数码技术和人工智能所开启的信息社会的来临，生产过程中的简单劳动将会越来越为智能化的自动机器所担负，简单的体力劳动者也将越来越为机器人所替代。信息时代“知识无产阶级”的工作更具有非物质劳动和精神生产的特点；在工作中，知识劳动者必须投注更多的信息、文化和情感内容。信息社会要求的标准工人是“有素质的劳动者”，是更多的“知识无产阶级”和更少的简单体力劳动者。如果说，在马克思所处的大工业时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多是一种嵌在自动机器体系中的机件，生产过程不需要工人的灵魂在场的话，信息时代的生产则“把工人的灵魂转化为工厂的一部分”，要求工人“把灵魂带进工作”，成为“沟通的主体”29。那些不能适应信息资本主义对知识劳动的要求、不能成为“沟通的主体”、不能“把灵魂带进工作”的纯体力劳动者，将被大批地残酷淘汰，成为劳动后备大军中的一员。而如果被淘汰出局的纯体力劳动者，不能在失业期间迅速提升自己从事知识劳动的能力的话，那么可能就会长期甚至终生处于失业状态。无情的信息社会逼迫着无产阶级快速知识化。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重组，信息社会的劳动组织呈去中心化的特点，传统四面围墙的工厂逐渐为没有围墙的“分散工厂”（diffusefactory，拉扎拉托用语）和奈格里意义上的“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30所代替。在新自由主义的压迫下，中产阶级队伍逐渐萎缩，以往相对独立地从事非生产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的人们，即众多知识分子，也被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纳入无坚不摧的资本的直接统治之下，成为“社会工厂”中接受资产阶级剥削和超剥削的雇佣劳动者，成为地地道道的“知识无产阶级”。无情的信息社会同时也逼迫着知识分子的快速无产阶级化。
这是噩耗，也是福音；这是危机，也是机遇；这是好坏参半的时代。其中的一个好消息是，人类渐次开始了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分，开始了体脑结合和以脑力劳动代替体力劳动的新时代。当然这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真正的历史时代。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从“史前史”进入真正的历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就是三大差别的消失，即阶级差别、地域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消失。众所周知，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为着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其效果不彰。在大众智能型的信息资本主义社会演进过程中，由于越来越多的简单体力劳动为人工智能化的自动机器所承担，由于“知识无产阶级”大量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将不再像在传统工业社会中那么尖锐。当然，正如传统工业社会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尖锐对立是资本强制的结果一样，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对立的缓和，也是资本强制的结果。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化，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双向的进程使得体力和脑力劳动两者的差距迅速缩小。“知识无产阶级”的大量涌现，即便是资本强制所致，其客观效果恐怕也正是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所乐见的。这印证了马克思一向的坚定信念：在旧社会的土壤中，必然会孕育着新社会的萌芽。
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涌现出来的“知识无产阶级”有文化，有能力，充满创造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从目前看，这一“知识无产阶级”似乎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还误以为自己只不过是时乖运蹇的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但是新自由主义在信息时代的肆虐，将逐渐打破其幻想，帮助他们去除头脑中的意识形态迷雾。在这个新时代，“知识无产阶级”首先要做的是以批判性思维认清自己的真实处境，也认清信息社会的阶级性质；对此了然于心，才谈得上以自觉的政治行动将自身锻造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如果说奈格里和哈特对“诸众”的论述充满乐观和希望，那么贝拉尔迪对“知识无产阶级”的描述则令人心悸。孤独、抑郁、无助、恐慌……处于此种“自在”状态中的“知识无产阶级”，实际上是一种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病人，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割舍，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呢？只有勉力别寻新路：砸碎这锁链，打开这牢笼，将自己，也将别人解救出来。只有自觉践行集体性的政治行动，“知识无产阶级”才能从“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
在今天的解放之路上，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无产阶级”并不孤单。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地域发展的不平衡，也由于今天资产阶级剥削形式的多样，从事纯粹体力劳动的无产阶级仍大量存在。在论及非物质劳动和“认知无产阶级”时，法国思想家雅克·朗西埃甚至认为，物质劳动和体力劳动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他谆谆告诫说，“我们所要做的，首先是挑战和打破全球的分工体系。资本所发展出的非物质工作的力量保有其独特的力量，但是非物质工作本身永远不能打碎这个体系。只有在反抗支配的斗争中诞生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一点。”31恩格斯1893年从伦敦写给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到，“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负有这样的使命，就是“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32在今天，“知识无产阶级”只有与体力劳动无产阶级在反抗支配、解放全人类的政治斗争中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才能消除其自身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不幸工厂”（Factoryof Unhappiness）33中与生俱来的忧郁。而在可见的未来，“知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不是把自己变成纯粹的体力劳动者，而是力图与现有的体力劳动无产阶级融合一体，与体力劳动无产阶级共同成长为更具组织力和创造力的更高层次的自为的“知识无产阶级”。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将是“知识无产阶级”的赤色世界。
原标题：非物质劳动、“普遍智能” 与 “知识无产阶级”
注释
1 杰姆逊教授2012年底到北京大学讲学，这是他在中文系一次座谈会上的言论，当时笔者在场。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5-55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0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68-469页。
7 同上，第46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55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8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20页。
12 同上，第208页。
13 同上。
14 莫里兹奥·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霍炬译，载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15 张历君：《普遍智能与生命政治——重读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同上，第175页。
16 莫里兹奥·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同上，第140页。
17 同上，第143页。
18 同上。
19 [美]迈克尔·哈特：《非物质劳动与生产》，陈越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
20 同上。
21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此处引用译文略有改动。
22 英文中另一个新造词“cognitary”亦等同于“cognitarian”。“cognitary”源自法文新造词“cognitaire”，是法文“cognitif”（认知的，认识的，即英文的cognitive）和“prolétaire”（无产阶级、工人，即英文的proletarian）两词拼合而成。同“cognitarian”一样，“cognitaire（cognitary）”亦可译为“知识无产阶级”、“知识劳动阶级”、“知识工人”等。
23 SeeFranco Berardi,“Cognitarian Subjectivation”, E-flux Journal,Number 20, November 2010.http://www.e-flux.com/journal/20/67633/cognitarian-subjectivation/. 2018年4月21日访问。
24 FrancoBerardi,“What does Cognitariat Mean?Work, Desire and Depression”, Cultural Studies Review,Volume 11, Number 2, September 2005, p. 57.
25 Ibid,pp. 57-59.
26 Ibid,p. 58.
27 Ibid,pp. 59-62.
28 以笔者目前的查检，汉语语境中“知识无产阶级”的提法，可见于1929年世界书局出版的《社会科学大词典》，第337-338页。该词典对此术语界定说：“知识无产阶级，即有知识、学问之无产者，又名有识无产阶级。此语是指自由职业者——记者、教师、下级官吏、下级律师，及医生、下级技师及事务员等——而用的。他们不是以工银生活，而是以奉给报酬为生活，比较一般工银劳动者，生活的样式稍高。但是，他们的收入，不是和资本主义的榨取一样地不劳而得，而是由自己的努力以获得的。”该词典的编者为高希圣、郭真、高乔平、龚斌（梅龚斌）四人。高希圣即高尔松，郭真即其弟高尔柏，均为共产党人。1927年，高氏昆仲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通缉，亡命日本，其后以化名秘密回国，从事编著、出版事业。
29 莫里兹奥·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第140-141页。
30 见 Antonio Negri, SocialFactory, Autonomedia, 1983. 奈格里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不再仅限于带围墙的工厂车间之中，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整个社会变成了“社会工厂”。工人的内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简单说，“就是从泰勒制-福特制时代被去技术化的大众工人（mass worker）转变成为了后福特制时代的再技术化的、社会关系丰富的社会工人（social worker）。”见王行坤:《运动和组织——哈特和奈格里论全球反抗运动》一文，360doc个人图书馆网站，2018年4月21日访问。
31 《民主、无政府主义与今日激进政治：雅克·朗西埃访谈》，蒋洪生译，载《生产》第八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4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页。
33 弗朗哥·贝拉尔迪2001年著有《不幸工厂：新经济与认知无产阶级运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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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洪生。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