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里的著作《青年斯大林》（中译本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年 2 月出版）是一本有价值的书。尽管作者的世界观仍是资产阶级的，尽管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革命仍旧秉持资产阶级的庸见，尽管他迎合资本主义社会的低级趣味，在书中过多地渲染斯大林的“风流韵事”，但总的来说作者以相对客观的态度，搜罗了极其丰富的史料，特别是搜集了大量苏联解体后才得以披露的原始档案材料以及斯大林的亲人、早年同志和朋友的未公开发表的回忆录，并以严谨的治学方法进行考证和整理，从而在书中塑造了一个真实、生动、丰满的青年斯大林的形象。该书提供的资料充分证明了青年斯大林是一个杰出的革命者，是敢于和善于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发动工人斗争的工人阶级领袖，是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地下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从而有力驳斥了从西方资产阶级到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种种污蔑和贬低。
读这本书，不仅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真实的斯大林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学到东西，学到俄国革命——这一开天辟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如何走向胜利的经验。正是从青年斯大林的经历中，蕴藏着俄国革命胜利的秘密。在今天，在十月革命 100 年后的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由于其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陷入巨大的危机、动荡、分化之中的今天，在全世界人民痛苦万分、却又苦无出路的今天，新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要向青年斯大林学习。
两类革命者
俄国革命中，存在着两类典型的革命者。一类革命者，在革命的准备期，主要从事的是宣传和理论工作。他们往往很早就流亡国外，过着流亡生活，通过在革命报刊上撰稿、撰写小册子以及与国内革命组织的通信联系来参与革命工作。而在革命的高潮时期，这种革命者中的杰出者，从国外回到国内，却又能有出色的表现。他们通过自身出色的演说能力和在公众舞台上的表现力，形成强大的感召力，成为群众拥戴的明星型领袖，从而大放异彩，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托洛茨基正是这类革命者的代表。
另一类革命者，在革命的准备期，始终在国内开展艰苦的地下斗争，主要从事的是实际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他们在沙俄国家机器的残酷镇压中，筚路蓝缕、艰难前行，一点一点地建立革命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他们往往历经多次逮捕、监禁、审判、流放，与沙俄秘密警察进行了多年的斗智斗勇，从事种种“非法”勾当。青年斯大林正是这类革命者的典型代表。他自投身革命以来，基本都是在国内从事革命工作。从格鲁吉亚、巴统和巴库的阶级斗争最前线，到走向全俄舞台主编真理报、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参选杜马，斯大林始终在与沙俄国家机器的直接对抗中从事着革命的群众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在斗争中，他 9 次被逮捕，共被流放 6 次。然而却百折不回、坚韧顽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敢于和善于斗争。
两类革命者，哪类更重要？诚然，两类革命者在革命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作用的重要性还是有实质性区别的。
一场革命，有其“高光”的时刻——即革命的高潮时期、决战时期。这一时期，风起云涌、激烈紧张，各方势力斗争达到白热化、倾尽全力“表演”，上演着格外生动、精彩、壮阔的历史戏剧。前面所说的第一类革命者，往往能在这一“高光”时刻吸引很多的“灯光”，成为历史戏剧中的重要角色。他们在公众舞台上强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能够起到重要的动员群众的作用。他们的组织与活动才能，也能在公开的舞台上获得最充分的发挥。
然而一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还必然有漫长的准备期。这一时期，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革命者必须在统治阶级的相对稳固的反动统治下，通过危险、艰苦、细致，甚至往往是枯燥、乏味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来一点一滴地积累革命的力量。这类主要从事地下的、一线的、默默无闻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革命者，也许在公开舞台上没有那么光彩夺人，在革命高潮期光芒会被前一类革命者所掩盖。但他们却是与群众有着紧密联系、最“接地气”，并且有着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实干精神的革命者。正是这样的革命者才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只要有站在顶端的、在革命高潮时刻能够大放异彩的明星型领袖人物，就能争取亿万群众支持、推翻统治阶级的。现实历史不是偶像剧，绝不会这样“神展开”。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成为群众的领导力量，从而能够把亿万群众组织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军，能够指挥革命大军合理配置兵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最终战胜统治阶级、砸碎旧国家机器。
而这样的党，必须要与劳动群众结成紧密的联系，在群众中有着广泛而深厚的“人脉”。只有在革命的准备期，在群众的日常斗争中，革命者与群众休戚与共，成为群众斗争的核心和骨干，为群众所信赖和依靠，群众才能在革命高潮期广泛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党，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这样的党，还必须有一支成熟的干部队伍。要有一大批与群众有着深厚联系，有着丰富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经验，有理论素养和政治能力的干部。这样，才能在革命高潮期有去实际领导群众的指挥员，有从统治阶级手中接管国家的人才基础。
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这个党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成熟的干部队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力量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力量基础，即使出现革命高潮，也不能转化为革命胜利。而这一力量基础都必须依靠在革命准备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建立起来。因此， 第二类革命者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是革命胜利的奠基者，是建造无产阶级革命大厦的工程师。第一类革命者的活动，正是建立在第二类革命者的工作的基础上的。没有第二类革命者奠定的基础，第一类革命者就绝无活动的舞台。
而列宁，作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深刻地认识到两类革命者不同的作用，能够正确处理两类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列宁本人虽然在沙皇迫害下，很早就流亡国外，但并不把自己仅仅局限在宣传、理论工作上，而是始终高度重视革命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始终致力于建设一个组织严密的，在俄国境内从事地下活动的，与群众建立紧密联系的革命党。列宁也不把流亡者们作为革命的主要骨干，而是高度重视和信任斯大林为代表的主要在国内从事地下斗争的革命者，依靠他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骨干。这是一条正确的组织和干部路线。而在革命的高潮期，列宁也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给拥护革命的明星型领导人以充分发挥的舞台，充分运用其能力来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必须向青年斯大林学习，坚韧地投入到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中去。只有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处理好两类革命者的关系——关键是要以第二类革命者为骨干，在革命准备期建立群众基础和干部队伍——才能奠定革命胜利的基础。
到群众中去
从《青年斯大林》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早年革命生涯正是以“到群众中去”为主干的。他正是一个扎根于劳动群众，在与工人群众的共同斗争中，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杰出革命者。（以下斯大林从事群众工作的材料均来自《青年斯大林》一书）。
斯大林被神学院开除，成为职业革命者的最初时光，就投身于组织和发动第比利斯铁路工人的斗争中。他从负责两个铁路工人的秘密小团体开始，出色地进行了群众工作。他不知疲倦地教育着他负责的小团体，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我们为何贫穷？”“我们为何被剥夺了权利？我们怎样才能改变命运？”斯大林用这些问题启发着工人群众的觉悟。工人们都非常信服这位年轻的“布道者”。在 1900 年 5 月 1 日，斯大林就精心组织了一次大型地下工人集会，在集会中斯大林进行了罢工的鼓动，并在与改良主义者的辩论中争取到了多数工人群众的支持。并由此发动了第比利斯铁路工人和鞋厂工人的罢工。在 1901 年五一节前夕，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示威在哥萨克骑兵的镇压下仍取得了大成功，严重打击了帝俄当局的气焰。
这之后，他又来到了重要的石油生产城市巴统开展群众工作。他很快就打开局面，发动了巴统石油工人的大规模斗争。他首先找到当地的先进工人，通过细致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很快就争取到了他们的信任。随后以他们为骨干发动更多工人，召开众多小规模的秘密会议，以进行革命宣传和鼓动（“他要求与会的所有人：‘回去你们的工厂，再招募 4 个人，并把会议的精神通知他们’”）。在他周围集结了当地工人阶级中最勇敢的战士。他们与当地改良主义者开展了斗争，争取到了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他自己随后还在当地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炼油厂仓库中打工，以此身份为掩护开展群众工作。利用一次火灾事故处理的不公，斯大林抓住机会发动了巴统石油工人的大罢工。他通过地下印刷所印刷大量传单来提出工人的诉求、动员工人。最终争取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家族（当地石油产业的主要拥有者，诺贝尔家族就是创立诺贝尔奖者的家族）的重大让步（提升工人工资 30%），使工人群众得到了实惠。然而资本家却在不得不让步后，又对罢工骨干分子展开了报复，一是勾结当地军政机关对革命者展开搜捕，二是一下子开除 389 名罢工积极分子。斯大林领导工人群众坚持斗争，发动了抗议罢工。在军警逮捕若干罢工领导者后，斯大林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示威发展成冲击监狱的暴动，沙俄军警开枪镇压，斯大林站在游行队伍中直面枪林弹雨，毫不退缩，积极救人并组织工人群众撤退。巴统大屠杀震撼了全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当地群众也坚持斗争。斯大林继续领导巴统群众的斗争。通过地下印刷所继续鼓动、指挥着全城的工人群众。在他发动和领导下，巴统工人不惧敌人的镇压，组织了 7000 人参加的烈士的盛大葬礼。斯大林对巴统工人运动的领导，直到他于 1902 年 4 月 5 日被捕才被迫终止。
当斯大林从第一次流放地逃脱后,又投身到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工人运动中。他主办了地下工人报纸“无产阶级斗争”，并到格鲁吉亚西部地区和巴库发动工人斗争。不久，随着沙俄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和圣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事件， 1905 年革命开始了。斯大林在革命的风暴中与群众战斗在一起，成为高加索地区革命工人运动的坚强领导者。
1905 年革命初起的时候，高加索地区在统治阶级的煽动和纵容下，掀起了民族仇杀。斯大林大力开展了反对民族仇杀、团结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对敌的斗争。斯大林组织了布尔什维克工人战斗队，积极制止民族仇杀；发动了大规模的工人群众游行、并广泛散发传单，揭露统治阶级煽动民族仇杀的阴谋，号召各族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沙皇统治。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兴起，成功制止了民族仇杀的进一步发展，使各族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统治阶级。
随后，斯大林又来到格鲁吉亚西部地区组织工人武装，发动群众夺取政权。在那里，斯大林与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进行了坚决斗争，多次与他们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辩论，为布尔什维克党争取到了大批群众，特别是受到压迫最为深重的工人阶级群众。比如奇阿图拉——俄国最大的锰矿，当地矿工受着最为严酷的压榨：“畜生的生活境遇都比这些奇阿图拉的工人好”。斯大林依靠扎实的群众工作，依靠平实、简洁、“接地气”的演说，赢得了奇阿图拉矿工的心，使奇阿图拉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强堡垒。
斯大林以奇阿图拉矿工为骨干，组建了工人武装，震慑资本家、袭击沙俄警察与军队，一度控制了整个格鲁吉亚西部。斯大林又领导工人武装斗争向全高加索地区发展，使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武装成为了高加索地区举足轻重的力量。当时，斯大林向列宁汇报说：“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半的巴库、一半的巴统，第比利斯的某些区域和包括奇阿图拉（这个锰矿区拥有 9000-10000 名工人）在内的库塔伊西地区”。
在 1905 年革命的最高潮时期，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工人武装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工人武装结成联盟，一度使沙皇总督及军警龟缩在少数据点中，武装工人基本控制了第比利斯城和几乎整个高加索地区。
面对革命高潮，沙皇政府一方面宣言召开杜马以示怀柔，另一方面又调集大军对工人武装最活跃的地区大肆围剿。沙皇命令哥萨克大军进军高加索，进攻工人武装，镇压革命运动。在大军镇压下，工人武装受到严重损失，沙皇军队夺回了第比利斯、巴库、巴统和格鲁吉亚西部。此时斯大林正在芬兰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列宁。从芬兰回来后，斯大林立刻投入组织群众撤退，保存革命力量的斗争。他组织了精锐的工人战斗队，对反革命势力进行游击战，以遏制反革命嚣张气焰，掩护群众和革命者。
这之后的几年中斯大林一边领导战斗队开展城市游击战（清除反革命头目和叛徒，以及受列宁委托组织了多起“剥夺”行动为布尔什维克党筹款——斯大林成为当时布党军事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一边在巴库再次开展对石油工人的组织发动工作。
在巴库，他又一次战胜了孟什维克改良主义。他依靠坚定的革命立场、坚决的革命斗争和细致的组织工作把巴库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争取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党手中。他组建了地下印刷所，发行了地下工人报纸。他推动了多次群众抗议行动，并着力于发动工人群众中最受压迫的群体。他和他的同志们积极去做那些目不识丁的阿塞拜疆工人和波斯工人的工作（而孟什维克之流知识分子“革命者”却往往势利地不愿去接触这些工人），使这些穆斯林工人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定拥护者。斯大林总结了巴库党通过深入工人群众、以工厂党组织为基础，建立坚强的地下党组织并通过地下报纸动员团结工人群众的力量，从而在革命低潮期使党重新获得力量实现复兴的经验，向全党提出了“巴库倡议”（以工厂党委会为基础重建党的组织，在国内建立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创办立足于国内的全国性报纸）。
斯大林的倡议被列宁为首的党中央所采纳。在经历了数次逮捕和流放后，斯大林被选为中央委员。他来到了圣彼得堡，着手创建布尔什维克党的全国性报纸《真理报》，成为《真理报》的第一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后他还负责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参加杜马选举——斯大林成为了布党在俄国国内的主要领导人，直到 1913 年因被叛徒出卖而再次被逮捕流放。在经历近四年的流放后，随着 1917 年二月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又回到了首都，再次成为了真理报主编，并成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拥护列宁的革命路线，作为党务和宣传工作的实际组织者而在十月革命的准备和发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绝不是像托洛茨基所污蔑的那样“无足轻重”）。
以上就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胜利前从事群众工作的主要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十月革命胜利前，贯穿斯大林近 20 年革命生涯中的一条主线，正是“到群众中去”，正是在工人群众中的群众工作。他从组织地下社会主义工人小组开始，到组织跨厂工人运动、全城工人运动、全国工人运动，从发动工人经济斗争到开展政治示威、到建立工人武装、发动工人起义、建立工人政权，他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的群众工作的完整链条，由此成长为杰出的无产阶级群众领袖。而正是有一批像斯大林这样的与无产阶级群众有着紧密联系、有着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群众领袖，才为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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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赤眉。文章来源：《星火导刊》126期。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