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革命红旗为什么不倒？

大别山区是中国革命全局中一个重要的战略区。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兴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共党组织和革命武装一直在这里坚持活动。大别山革命红旗不倒，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主客观条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良好的群众基础、相当数量的革命武装、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大别山军民顽强的斗争精神、全国革命形势的持续向前发展，等等。长期坚持的大别山战略区的革命斗争，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配合和支援了全国其他根据地、解放区的革命斗争；为人民解放军逐鹿中原、进军江南提供了有力保障，加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丰富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革命力量；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共和国党政军领导干部。

大别山区是中国革命全局中一个重要的战略区。大别山战略区雄踞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带，紧靠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区域。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兴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党组织和革命武装一直在这里坚持活动，使大别山革命红旗不倒、火种不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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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区之所以革命红旗不倒，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主客观条件。

第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长期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前提条件。

以大别山脉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包括湖北的黄安（今红安）、麻城、孝感、黄冈、罗田、蕲水（今浠水）、蕲春、黄梅、广济，豫东南的商城、光山、罗山、固始、潢川、信阳，皖西的六安、霍山、霍邱、潜山、太湖、宿松、英山（今属湖北省）等20余县，以及经扶县（今新县）、立煌县（今金寨县）、礼山县（今大悟县）、岳西县等，人口近1000万人。大别山区的地理条件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积蓄和发展。大别山自古为战略要地，历史这里有十三大关隘。大别山绵延起伏数百里，主脊为长江与淮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众多的山溪河流分别汇入长江和淮河。中心区山地地势险要，沟壑纵横，关隘重重；丘陵地带岗峦起伏，坡地平缓，田垄相望；边缘地带水网密布，平畴广阔。这种兼有山地、险关、平原和洼地的复杂地形，极利于军事上的攻防转换。大别山区崇山峻岭，茂密森林，悬崖岩洞，千古雄关，是革命力量弱小时开展游击战争的天然屏障；周围地域宽广，可以纵横驰聘于江淮河汉之间，革命力量扩大时有广阔的回旋余地。鄂豫皖边区属“三不管”的地方，中心区距大城市偏远，交通闭塞，敌军往来聚集困难，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鄂豫皖边区第一块根据地——柴山保根据地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创建起来的。柴山保位于两省（湖北、河南）两县（黄安、光山）交界，是盘踞湖北的桂系军阀和盘踞河南的冯系军阀的结合部。河南的冯系军阀在此无正规军驻守，湖北的桂系军阀部队不便进驻，只能朝发夕归，不能久留。鄂豫两省军阀矛盾重重，敌人的“围剿”步调难得一致。河南的敌人打来，可以跑到湖北；湖北的敌人进攻，可以转到河南。所以，柴山保成为大别山区最早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地方。

大别山区的自然经济条件有利于革命力量长期坚持。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适宜于多种多样的亚热带和暖温带植物的生长，具有发展农业经济的自然环境优势。这里盛产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花生、油菜、棉、麻等经济作物，茶叶、板栗、蚕丝、桐油、中药材等土特产品。大别山区的经济自给能力较强。由于这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工商业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山间河谷盆地、江淮平原是理想的农作物种植区，山区集镇遍布家庭手工业作坊，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相交换，形成区域性自给能力较强的封闭型自然经济。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首府所在地的新集，当年被称为百年来光山县首富区。因此，在敌人对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大别山区的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却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长期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可靠保证。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大别山区是我党发动革命最早的几个区域之一。从董必武点燃大别山区革命的星星之火，到刘邓大军创建大别山解放区，大别山区革命斗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

大别山区的地方党组织，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建立起来的，或直属中共中央、中央分局领导。1927年10月，湖北省委决定成立黄麻区特委，领导黄麻起义。黄麻起义后，黄麻区特委改为鄂东特委，后改为鄂东北特委、鄂豫边特委。1929年3月，鄂东特委决定成立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领导立夏起义（也叫商南起义）。1929年10月，六安中心县委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后六安中心县委领导了六霍起义。193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全国第二个跨三省区的鄂豫皖边特区，建立中共鄂豫皖特委。1931年3月10日，又决定设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5月，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正式成立，并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临时省委。1932年1月，鄂豫皖省委正式成立，下设有鄂东北道委、豫东南道委、皖西北道委。鄂豫皖中央分局随红四方面军撤出大别山后，中共鄂豫皖省委继续领导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鄂豫皖省委下设有鄂东北道委、皖西北道委。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委，统一领导大别山区党、政、军工作。下设有鄂东北道委、皖西北道委。抗日战争时期起，这里主要由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下设有边区党委、中心县委、工作委员会等。

中共中央对大别山战略区的组织领导非常重视，不断派优秀干部到这一地区加强领导，仅在鄂豫皖苏区时期，中共中央就先后派遣了倪志亮、徐向前、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熊受暄、旷继勋、曾中生、沈泽民、成仿吾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从大别山区本地也成长起来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如戴克敏、曹学楷、吴焕先、高敬亭、郑位三、李先念、刘名榜等。这些优秀的领导干部构成了不同时期大别山区党的核心领导力量，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大别山区的贯彻执行。

第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长期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在其光辉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大别山区革命斗争能够长期坚持下来，这与大革命时期大别山区农民群众普遍被发动起来密切相关。大别山战略区与华中要地武汉较近。大革命时期，武汉一度是革命的中心。大别山区人民群众深受革命影响。董必武、陈潭秋利用武汉中学等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力量，并先后派遣黄安工作组、麻城工作组分别到黄安、麻城发动群众，宣传革命。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推动了大别山区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1926年1月至1927年5月，鄂东北、豫东南地区有15个县先后成立县农民协会或筹备处，下辖区农民协会153个，乡农民协会2149个，会员达106.8万余人。尽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但被革命思想所武装的大别山工农大众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洪流之中。无论在革命高潮时期，还是革命低潮时期，大别山区人民群众都全心全意地支援人民战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先后发动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这四大战役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黄安战役历时43天。由数万群众组成的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送饭队、洗衣队不分昼夜地为红军进行战地服务，各地捐赠的粮食、衣服和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战场上。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谣，生动地再现了这种军民齐上阵的情景：“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徐向前回忆说：“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他们宁肯丢掉家园，在山里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也不愿落到白军手里。有些群众被敌人抓住，百般受刑，至死不吐露红军的一点消息……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刘名榜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20余年，他所领导的游击队一直得到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持。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刘伯承、邓小平亲切接见刘名榜等99名游击队员。刘名榜把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情况向刘邓首长作了汇报。邓政委又高兴又严肃地说：“对，我们离了党的领导，活不成!离开了人民，离开了枪杆子，更活不成!”

第四，相当数量的革命武装的存在是长期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必要条件。

革命武装的存在既是大别山革命红旗不倒的标志，又是大别山革命红旗不倒的原因。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革命的武装，坚持武装斗争。没有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在大别山区，早在大革命时期，党组织就注重建立农民革命武装，以对付地主豪绅的反扑，保卫农民运动的果实。从土地革命时期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许多革命军队和地方武装，只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革命武装的数量有所不同。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全军3万多人，到1932年6月发展到4.5万人。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11月，红二十五军重建，全军约7000人。到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还有约3000人。1935年2月，红二十八军重建，全军共1400人。1938年2月，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及其便衣队、游击队在黄安七里坪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共有3100余人。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武装主要是新四军第五师。新四军第五师前身是1939年1月组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后改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共160余人。1941年4月，新四军第五师发展到1.5万余人。到日寇投降，第五师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5万余人。中原突围后，大别山区有中原独立第二旅和几支游击队坚持斗争。独立第二旅共6000余人，后被强敌打散。到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有20余支游击队、3000余人。这些革命武装的存在，成为大别山人民坚持革命斗争的坚强柱石。

第五，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长期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重要因素。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最顽固的敌人，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在创建柴山保革命根据地时，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领导人采取一系列统战政策。区别对待上层分子，中立中、小地主，孤立和打击大地主及其他首恶分子；分化瓦解反动红枪会，教育和争取会众，孤立和排除反动头目；进行国民党士兵工作，争取敌一个连哗变投诚。这样，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

鄂豫皖根据地时期，大别山区党和军民创造了一种新的革命组织形式——武装便衣工作队。武装便衣工作队主要依靠统一战线开展工作。对国民党军队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其调转枪口对敌或哗变投入红军；对联保主任、保长和地主，实行坚决打击和积极争取的方针，镇压其中罪大恶极、严重危害革命的分子，对一般罪恶不大的分子，只要他们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完成便衣队交给的任务，就予以保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与鄂豫皖剿共督办公署谈判，达成停战协议。李先念在创建鄂豫边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坚决打击日寇、汉奸和卖国贼，孤立反共分子和顽固派，从而壮大了新四军第五师。

第六，大别山军民顽强的斗争精神是长期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主观条件。

大别山区优秀儿女，有的在董必武的引导、教育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背叛自己的家庭，投身革命，为建立一个美好合理的社会而浴血奋斗；有的身受沉重的压迫和剥削，认为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积极参加革命，为天下穷苦人翻身得解放而出生入死。他们凭着对理想信仰的执着追求，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前仆后继，愈折愈奋，顽强不屈，一往直前。

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后，在鄂豫皖苏区中心区鄂东北，郑位三、刘华清等领导鄂东北道委和鄂东北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度过了“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刘华清后来回忆说：“郑位三是名优秀的革命家，他经常给大家鼓舞斗志。他说：‘大别山的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即使剩下几个人，我们还要继续战斗下去，坚持到最后胜利！’他要求我们都做乐天派，充满豪气地说，‘打死了面朝天，打不死革命万万年’。”

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后，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和便衣队与大别山区人民患难与共，艰苦转战。高敬亭对留在大别山区的干部们说：“我们一定坚持斗争，保卫苏区，边区人民寄希望于我们！我们要患难与共，同舟共济，艰苦奋斗，战斗到底！”大别山区广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军都是英雄汉，白军再多干瞪眼；总有一日天要红，人民定要坐江山。”

大别山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红安县在大革命前有48万人，到1949年解放时只剩下34万人，牺牲 14万人。新县不足10万人，牺牲5.5万人。金寨牺牲 10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25万的百分之四十。

第七、全国革命形势持续向前发展是长期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重要客观条件。

中国革命形势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反革命力量呈消亡趋势，革命力量呈螺旋上升趋势。全国革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成为大别山革命斗争长期坚持下来的重要条件。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之间不断争夺在华势力，封建军阀之间不断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为此引发的分裂和军阀混战，“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从1927年10月至1930年11月，在鄂豫皖边区周围爆发的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其中大战就有宁汉战争、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等，这就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提供了有利的客观形势。只要这种“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正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纷纷爆发，并相继建立一块块革命根据地。在此大好形势下，作为其中重要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三十年代末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加剧，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演变成主要矛盾。全民族抗战的浪潮席卷全国。尽管日寇总是企图灭亡中国，但中国地大物博，日军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猛发展。大别山区党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也随之壮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民众的意愿和呼声，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国民党当时没有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在大别山区集结的中原军区部队，虽然是蒋介石集团眼中钉、肉中刺，阻碍他们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还都南京，但蒋介石没有立即痛下杀手，仍在大别山坚持10个月之久。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反动势力还相当强大，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有很大的发展。经过一年的较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减至373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195万人。中原突围后，大别山区虽然进入黎明前的最黑暗时期，但在全国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大别山区党组织和革命人民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愈战愈勇。国民党报纸、电台不得不惊呼：“大别山共军势力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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