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几个领头羊已经崛起，第一次拥有了抗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能力。特朗普频频发动的贸易战和诸多「退群」举动，根源便在于美国霸权的衰落。
这篇文章将帮助你从历史的视角理解今天的贸易战。
让我们回到2001年。那一年发生了三件举国瞩目的大事：北京申奥成功、中国男足打入世界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能和奥运会、世界杯相提并论，说明了WTO在当时国人的眼中具有多么重大的象征意义。WTO代表着世界贸易秩序本身，加入了WTO就意味着加入了自由贸易的全球经济共同体——不管是「入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实际上都承认了这个前提。
就在同一年，多哈回合贸易谈判（Doha Round）正式启动。作为WTO在1995年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全体成员国共同参与的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被各方寄予厚望。对美国来说，主导WTO的成立只是为世界自由贸易秩序这座高楼打了个地基，多哈回合谈判才是真正的「盖楼」环节。对中国来说，如果多哈回合谈判能为中国进一步打开全球市场，那么在「入世」谈判时所做出的巨大让步和牺牲便是值得的。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十七年过去，多哈回合谈判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WTO部长级会议年复一年地开，共识却变得越来越难以达成；各种截止日期一次又一次推后，但还是被错过，只能再一次推后……今天看来，多哈回合谈判似乎已经不可能完成，「多哈回合已死」成为各方新的共识。
与此同时，各个国家纷纷绕开WTO、绕开多哈回合谈判，通过双边或地区性的多边贸易协定来推进自由贸易。TPP、TIPP、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绕开WTO建立多边自贸区的努力层出不穷，各种双边自贸协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于当今的全球贸易秩序来说，多哈回合谈判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甚至WTO本身也不再是全球贸易秩序的核心。甚至在2018年6月份，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下表达了退出WTO的意愿。虽然这一消息最终被美国财政部长否认，但还是令人吃惊不小：一手主导WTO成立的美国，如今竟要抛弃自己的孩子？
多哈回合谈判的崩溃、以及WTO的地位下降，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产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社会学家Kristen Hopewell在2016年出版著作《颠覆WTO：新兴国家如何打乱新自由主义计划》（Breaking the WTO: How Emerging Powers Disrupted the Neoliberal Project），通过详实的档案分析和实地调查，揭示了多哈回合谈判崩溃的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多哈回合谈判之所以无法继续，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巴西、印度、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有力地挑战了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秩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印度、中国所挑战的并不是「自由贸易」的理念本身，而是欧美主导的贸易秩序的虚伪与矛盾：欧美国家嘴上说着「支持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只是选择性地支持自由贸易——它们一边为了支持本国优势产业而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一边为了扶植本国弱势产业而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换句话说，欧美国家对自由贸易的态度是非常「任性」的：如果自由贸易有利于本国利益，我就支持；如果它不利于本国利益，我就反对。
面对这种任性的、高度不平等的贸易秩序，发展中国家一直深恶痛绝，但因为自身实力难以和发达国家抗衡，所以不得不接受。但到了多哈回合谈判，事情起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几个领头羊已经崛起，第一次拥有了抗衡发达国家的能力。巴西、印度、中国在谈判过程中拥抱「自由贸易」理念，要求欧美国家真正践行这一理念、不要再说一套做一套，要求扭转全球贸易秩序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高度不平等。这一姿态挑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权，双方各不相让，使得多哈回合谈判陷入长期僵局。
美国霸权下的贸易谈判
两次世界大战让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意识到，国家之间的经济孤立和贸易保护主义，极容易引发地缘冲突。因此，为了避免新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必须增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促进经济和贸易的一体化。当然，资本主义世界在二战后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进行的。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美国打造着一个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西方世界，也不断利用自己的主导权，使这个资本主义秩序服务于自身的利益。
具体到贸易领域，二战之后，在美国的主导下，23个国家在1947年签署了「关贸总协定」（也就是WTO的前身），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贸易秩序的总框架。这一框架的使命是，通过不断的后续谈判，逐步破除各种贸易壁垒，促进商品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国不断增多，到了1980年代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参与的国家已经达到123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除了一系列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协定之外，这次谈判还达成决议：在1995年创立WTO，取代关贸总协定成为新的全球贸易秩序治理机制。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等一直是全球贸易秩序的重要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求其他国家打开市场、减少贸易干预，但自身却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一边保护本国弱势产业免受他国产品竞争压力，一边大力扶植本国优势产业占领他国市场。每次贸易回合谈判所达成的协定中，总是留下各种各样的特别豁免机制和保护条款；由于极其复杂的技术设计，这些机制很难被发展中国家使用，而为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同样如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放开本国市场，而美国却能「合理合法」地采用关税、补贴、进口配额、反倾销审查、政府采购歧视等五花八门的手段保护本国产业。
美国霸权下的不平等，在1986-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到顶峰。在谈判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表达对于谈判议程的不满和抵制，但因为自身实力不足、也未能维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最终被发达国家阵营以威逼、利诱、哄骗、羞辱等方式各个击破。同时，西方国家所推动的自由贸易话语太过强势，使得任何对于谈判条款的不满，都被描述成反对自由贸易理念本身。
1995年WTO成立后，西方发达国家立即开始推动新一轮贸易回合谈判，以继续深化（高度不平等的）自由贸易秩序，并把投资、垄断、政府采购等新议题（因为在1996年WTO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被提出，所以被称为「新加坡议题」）纳入谈判。然而，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启动新一轮谈判，更反对将「新加坡议题」纳入谈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贸易协定在实际执行中的不平等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发达国家打算在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上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会议期间，世界各国的公民社会组织齐聚西雅图，发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WTO示威运动。在社会运动的鼓舞下，参会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坚定了反对态度，最终几乎全部离场抗议。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以失败告终，新一轮谈判未能启动。
面对发展中国家的阻力，美国和欧盟再次使用「胡萝卜加大棒」战术，一方面对特定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威胁，另一方面将新一轮贸易谈判描绘成「以发展为主题的谈判」。发达国家宣称，新一轮贸易谈判将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重，帮助它们更好地发展——当然，对发达国家而言，这只不过是用于宣传的说辞。最终，新一轮WTO贸易谈判终于在2001年的多哈部长级会议上启动，史称「多哈回合谈判」。
巴西：农业大国如何成为发展中国家领袖
2003年WTO坎昆部长级会议之前，美国和欧盟私下在农业贸易方面达成协议，共同拿出一份提案，试图主导多哈回合谈判的农业议程。这和之前若干轮贸易回合谈判并无区别——美国和欧洲各国先达成一致的方案，再将方案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美欧这一次拿出的农业谈判议程，基调依然是一面迫使发展中国家降低农业贸易壁垒，一面允许发达国家继续通过补贴和关税保护本国农业。
面对美国和欧盟的这一提案，不满情绪最强烈的是巴西。这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政府支持，巴西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坐拥世界上最大的农业贸易顺差，优势产业遍及大豆、玉米、棉花、蔗糖、肉类等等。当然，这样的农业优势并不是基于小农经济的；正相反，巴西的农业早已高度产业化和资本化，被农业企业巨头所控制。
鉴于农业在巴西经济中的关键地位，农业资本的利益一直是巴西政府重点回应和服务的对象，即使在卢拉领导的左翼政府上台之后依然如此。在国际贸易领域，巴西自然希望打开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希望发达国家破除对本国农业的保护政策。而美国和欧盟拿出的提案，和巴西的立场完全相悖。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西选择和印度联手，最终打造出一个由23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被称为G20-T），一致要求发达国家破除对本国农业的保护、尤其是取消对本国农业企业的补贴。在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议上，G20-T提出的发达国家农业补贴问题，完全打乱了美国和欧盟事先设定的议程。在多边贸易谈判史上，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从「防守方」（抵制发达国家提出的开放市场的要求）变成「进攻方」（主动要求发达国家开放市场）。G20-T积极拥抱「自由贸易」话语，指出农业保护主义恰恰是发达国家口头拥抱自由贸易、但实际言行不一的表现。G20-T成功地掌握了农业议程的主导权，几乎将多哈回合谈判关于农业的部分完全变成了关于发达国家是否应该取消农业补贴的谈判。
G20-T之所以能获得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与巴西的有效领导密不可分。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时使用的一贯招数，就是用极其复杂的技术细节来「忽悠」发展中国家。然而，在本国智库的研究支撑下（这些智库多由巴西农业资本资助），巴西的谈判代表团积累了大量关于贸易谈判技术细节的专业知识，不仅能看穿发达国家提案中的陷阱，而且还能提出技术复杂度不亚于发达国家提案的「反提案」。一位贸易谈判代表甚至说，G20-T成员国开会时，往往变成巴西给其他国家上课、讲解各种农业补贴是怎么操作的。
另一方面，巴西和各种跨国NGO、媒体合作，成功地构建了关于「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的话语：在这一话语中，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被看作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被描述成全体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一话语成功地挪用了「自由贸易」和「发展」这两大话语元素，并将两者结合起来。
然而，研究者同时指出，我们很难将这种话语建构看作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巴西将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描述成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将自身描述成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守护者。但事实上，能从「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少之又少，毕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都不像巴西那样有竞争力，本来就难以打入发达国家市场；更有甚者，「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会推高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平均价格，而这对大多数依赖粮食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其实是有害的。另外，即使在巴西本国内部，「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的诉求代表的主要是农业资本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利益。
换句话说，巴西在G20-T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将自身的特殊利益描绘成一个共同体的普遍利益，以此赢得共同体的支持。这种策略，的确让巴西成为多哈回合谈判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对发达国家在WTO中的霸权形成了有力冲击。
印度：在IT工程师与小农之间
巴西为什么在一开始就选择了与印度结盟呢？这并非因为两国之间有什么天然的亲近联系，而是出于利益考量。对于巴西而言，若想将「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描述成全体发展中国家（而不仅仅是巴西这样农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就必须寻求农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议题上的支持——而印度恰恰是个经济体量巨大而农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另外，巴西深知，印度对美国霸权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不满已久并且有心反抗。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印度就是撑到最后一个才妥协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与印度结盟，有利于扩大巴西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号召力。
而对印度来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苦涩体验让印度深刻体会到「孤木不成林」的道理，因此非常希望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结盟。面对巴西抛出的橄榄枝，印度欣然应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核心利益诉求与巴西并不一致。不同于巴西对于「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的执着，印度的核心立场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印度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是IT和高新技术服务业。为本国的高新技术服务业扩大市场、放开这一领域的贸易自由流动，就成了印度的核心诉求。尤其是，高新技术服务业的出口，往往依赖于技术人员前往客户的所在国家现场提供服务。因此，作为打破高新技术服务业贸易壁垒的重要环节，「放开技术服务人员的短期跨国流动」就成了印度在谈判中重点关注的议题。
因此，同巴西一样，印度在谈判中同样高举「自由贸易」大旗，主动出击，向发达国家施压。巴西在迫使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的议题上引领风潮，印度则带头要求发达国家放开技术服务人员的短期跨国流动。
同样和巴西类似的是，印度在推动基于本国优势产业的特殊利益诉求时，也和各种机构合作，采用种种话语建构手法，将自身的特殊利益描述成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利益，以争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团结。在印度的话语中，「放开劳动力自由流动」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难题的重要途径。然而，虽然印度将自己宣传成「放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捍卫者，但在实际谈判过程中，印度重点推动的议题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而是高新技术劳动力的短期流动——又有几个除印度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真的可以从高新技术劳动力的短期流动中获益呢？
另一方面，印度存在着大量生计不稳定且十分脆弱的小农，这些小农几乎不可能抵御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因此，保护本国农业市场、限制农产品进口，就成了印度的另一个核心诉求。在2003年，印度除了加入巴西领导的G20-T以外，另组建了一个由48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被称为G33），争取发展中国家限制外来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裁量权。
G20-T和G33虽然都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关于农业议题的联盟，但其诉求的方向正好相反。G20-T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进攻型」利益，谋求发达国家放开农产品市场；而G33则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防守型」利益，谋求发展中国家不放开农产品市场的权利。印度领导的G33看起来是反对自由贸易的，但深究起来，G33在本质上和所有拥抱「自由贸易」话语的发达国家没有任何区别：选择性地搞自由贸易，当其有利于本国利益时，就拥抱它；当其不利于本国利益时，就抛弃它。
G33所代表的「防守型」农业利益，并不能惠及巴西，甚至对巴西的农业产业来说是有害的——毕竟，如果发展中国家拥有了限制农产品进口的权力，巴西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也变小了。然而，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团结、强化发展中国家对G20-T的支持，巴西也表态支持G33的诉求。这也说明，巴西和印度在打造发展中国家联盟、维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时，光靠话语建构是不行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实质的妥协，以换取其他国家的支持。
对发展中国家联盟的成功动员，让巴西和印度进入了WTO的权力核心，也让发达国家不得不开始回应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诉求。在2003年前，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由一个私下的核心小圈子主导，这个小圈子由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组成。但在2003年之后，小圈子的构成变为美国、欧盟、巴西、印度，可见WTO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
中国：闷声发大财，关键时刻不让步
当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开始的时候，不少人预测中国将在这一轮谈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此轮谈判的最大赢家。按常理讲，中国在「入世」谈判时做出那么多牺牲，似乎自然更有动力在WTO成立后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为自己争取利益。21世纪初，中国已经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积累了雄厚的优势，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制造业领域的自由贸易能进一步放开，那么中国将成为主要的获益国家。
但随着多哈回合谈判的展开，中国的姿态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中国虽然加入了G20-T、G33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联盟，但在其中没有扮演任何主要角色，而只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通一员，任由巴西和印度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诉求。此外，中国既没有积极主动地推动制造业领域的贸易放开，也没有特别坚决地抵制制造业贸易谈判中可能会对中国不利的议题。换句话说，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中国不仅不是一个议程设置者，而且甚至可以用「安静」和「被动」来形容。
中国的谈判代表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安静，是因为深深的忧虑。中国制造业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速度之快、中国制造业贸易顺差之大，早已让其他国家不满——发达国家将中国视作恶化贸易不平衡的罪魁，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作可怕的竞争者。中国的谈判代表担心，如果中国积极地谋求关于制造业贸易的利益诉求，有可能进一步激起其他国家的反感，从而遭到针对性报复。
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让其他国家意识到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希望中国进一步放开国内市场。如果中国在谈判中表现得过于显眼，也可能进一步成为各国的目标，被施加更大的放开本国市场的压力。
因此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选择的策略，可以概括为「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假装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不声不响地潜伏在发展中国家的队伍中，享受巴西和印度领导的发展中国家联盟所争取到的谈判成果。
然而到了2008年，一直「韬光养晦」的中国终于事与愿违，被美国拉进了由美国、欧盟、巴西、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组成的谈判小圈子。美国拉中国「进群」的目的有两重。第一，在2003年之后的五年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巴西、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对峙，谈判陷入僵局。美国认为，中国在若干关键贸易议题上利益与发达国家一致，拉中国「进群」可以进一步对抗巴西和印度。
第二，在巴西和印度的频频「进攻」下，美国不得不做出许多妥协，尤其是在农业补贴方面。美国的谈判代表担心，这样一份与预期大相径庭、被迫大幅让步的贸易协定，将被美国国内舆论看作是「重大失利」，还将招致国内游说集团的反对，也不会被国会批准。作为弥补，美国的谈判代表希望中国能对美国专门做出额外的妥协，使得谈判协定总体上更有利于美国，平息国内的不满。
然而，美国的如意算盘打空了——中国被拉入小圈子后，坚定地站在巴西和印度一边，并且拒绝了美国提出的额外要求。中国虽然一贯安静，但在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不得不表态时，毫无疑问地拒绝向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妥协。
就这样，多哈回合谈判变成了长期的拉锯和僵持。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广泛不满，但最终无力对抗发达国家的威逼利诱，不得不屈服。而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巴西、印度、中国等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能够抵御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而且还主动出击，要求发达国家实质性地消除贸易壁垒。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现自己陷入被动，既不能强迫发展中国家就范，也不愿意在发展中国家施加的压力面前低头。拉锯和僵持之下，谈判走入了死胡同。
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混乱」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WTO第一次被公众广泛关注，是在1999年的西雅图。那年声势浩大的反WTO示威，第一次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意识到WTO所代表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也激发了对这一秩序的强烈质疑。
在西雅图反WTO示威发生的近二十年后，WTO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瘫痪。但Kristen Hopewell的研究向我们揭示，造成这种瘫痪的根源不在于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团体和社运组织，而在于个别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全球资本主义权力秩序的冲击。
这些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恰恰相反，他们将「继续推进自由贸易」视作自己的核心经济利益，热情地拥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话语，指出西方国家主导下的贸易秩序徒有「自由」之名却无「自由」之实，要求西方发达国家停止说一套做一套。当原有贸易秩序中蕴含的矛盾被彻底揭露，危机便不可避免。
Kristen Hopewell的研究还向我们揭示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在WTO中的权力地位上升，并不完全是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增速和经济体量将巴西和印度甩在身后，但巴西和印度却比中国更早进入WTO的核心权力圈。这里体现的，是各国政治能动性、构建联盟的能力以及谈判策略的重要性。巴西和印度主动地谋求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位置，将自身塑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以此为基础向发达国家发起挑战。而中国则选择走「韬光养晦」路线，但因为经济体量实在过于庞大，最终被美国拉进核心谈判圈。
当然，多哈回合谈判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停滞。在今天，积极推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声音依然占据主流。然而，各国推进自由贸易的方式已经大不一样。在多哈回合谈判之前，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构建围绕着一个中心机制（关贸总协定/WTO）展开，这一中心机制受美国霸权主导。但在多哈回合谈判崩溃后，各国更倾向于绕过WTO，通过双边或区域性多边贸易协定，「私下」推进自由贸易。
换句话说，今天的全球贸易秩序，变得越来越分裂化、去中心化、碎片化。或者可以说，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反映为中心秩序的消失和系统性混乱的出现。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和希尔弗（Beverly Silver）是怎样描述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发生转移时出现的状况：「随着竞争和冲突逐渐超出现有结构的管制能力，新的结构在缝隙中冒出，并让主导型的权力结构变得更不稳定。紊乱往往是自我强化的，最终威胁或直接导致旧秩序的全面崩溃。」
贸易战与「退群总统」的诞生
在这一语境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近几年反自由贸易和反全球化思潮在美国的兴起。
特朗普的当选和他执政后的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与其被看作是美国一部分政治与经济精英对「自由贸易」理念的抛弃，不如说是美国对其原本主导的自由贸易秩序失去控制的表现。在美国牢牢把控着全球贸易秩序的年代，它可以「任性」地选择在哪些领域强推自由贸易、哪些领域坚持保护主义，并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那些被「自由贸易」话语包装过但实质上高度不平等的贸易协定。然而，个别发展中国家在崛起后，开始反过来使用「自由贸易」话语来要求美国兑现自由贸易的承诺。当美国的霸权被挑战，它在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多边谈判中所获得的好处就远远不像从前那样大，这便是对「自由贸易」的不满情绪在美国蔓延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明白美国为什么最近频频对其他国家发动贸易战。当美国主导全球贸易秩序时，它有能力在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多边谈判下让其他国家接受高度不平等的贸易条款、「合理合法」地巩固自己的贸易霸权。然而，在它失去这一主导权之后，它不得不开始使用更加粗暴的「直接开战」方式逼迫其他国家在贸易领域做出让步。
换句话说，美国看起来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但这其实恰恰是它霸权衰落的表现。
同样的道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府之所以频频退出多边国际组织、以至于特朗普被戏称为「退群总统」，也是因为美国越发不能维持在这些多边组织中的主导权。在包含大量成员国的多边组织中，新兴发展中国家已经有条件联合起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这逼迫着美国不得不更加依赖双边或小范围的区域性多边组织来解决问题。
吊诡的是，在美国对全球自由贸易秩序越发冷淡的时候，中国反倒更加积极地扛起了「自由贸易」大旗，俨然扮演起全球自由贸易秩序领航者的角色——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就积极地为「经济全球化」鼓呼，引来国内国外媒体阵阵惊叹。按照Kristen Hopewell书中观点看，新兴发展中国家拥抱「自由贸易」话语，目的是将这一话语变成为自己所用的武器，冲击现有贸易秩序下的不平等结构，揭露发达国家在「自由贸易」话语下的言行不一。
也就是说，美国和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表态，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揭示了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对旧霸权的挑战。但在这个「系统性混乱」的年代，新的霸权格局将走向何方，依然难以预料。
主要参考文献
Hopewell, Kristen. 2016. Breaking the WTO: How Emerging Powers Disrupted the Neoliberal Proje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次要参考文献
Arrighi, Giovanni, and Beverly J. Silver. 1999.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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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跃然。来源：政见CNPolitics。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