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劳工，我的权利却留在了海外

“他是咱们外聘的一个，咱们那个巴新的项目上……他在现场做测量，当地土人呢，车陷到这个软基里边，就出不来，他们就很气愤，没有任何征兆，就是觉得这个路还不通啊，就用木棍把这个林东（化名）给打了……实际上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是中国劳工，我的权利却留在了海外-激流网巴新是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个岛屿国家，主要涵盖新几内亚岛东半部，西邻印度尼西亚的巴布亚省。

“医院说头部跟颈锥连的第一根关节脱位，如果要恢复原位的话，就必须得做手术……走路一段距离以后，头疼，还不敢提东西，什么东西都不敢提，一提就走不了，头疼得就坐在那……”

从85后海外工人林东西北内陆的故乡到工作地，直线距离超过6200公里。2014年5月发生在巴新的一场“短兵相接”，直到整整四年后才由北京市一中院的二审判决告一段落。

央企与劳动法

2013年4月，林东入职中国海外工程责任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海外巴新公司，在门迪至坎德普公路工程项目担任测量员。相比通常海外工人的劳务派遣关系，林东供职的央企用工相对规范，与他签署了书面劳动合同，而不利的是，用人单位是以海外注册的独立法人主体的名义订立合同的。在劳动合同中，双方约定公司为林东在国外期间投保保额为五十万元人民币的人身意外险。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中国境内的企业必须为本单位全部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如未缴纳，发生工伤事故后则由单位按照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向工伤职工支付费用。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中海外巴新公司均未为林东在国内缴纳社保，他的社保关系仍然在原单位，离职后也一直没有接续。由于中海外巴新公司是外资企业，为争取国内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林东必须证明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才是他所在的用人单位，有责任为他缴纳工伤保险。

2015年，林东在劳动法援助NGO的帮助下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但因劳动合同的签订主体是中海外巴新公司，林东的请求被驳回。同年9月，在律师帮助下，林东准备了更充分的证据材料，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诉求仍然是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我是中国劳工，我的权利却留在了海外-激流网基础设施建设是中资企业在巴新的重要业务领域。图为2011年时任中方参赞参观中铁建设集团巴新公司在建项目。

在庭审过程中，律师主张根据国务院《对外合作管理条例》规定，国外企业、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招收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因而巴新公司作为外国企业并无资格在中国境内与中国劳动者直接建立劳动关系。以巴新公司的名义与林东签订的劳动合同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同时，公司关于林东所在巴新项目是由中海外公司分包给巴新公司，因而巴新公司才是林东的用工主体的主张，律师也指出，国务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不得将工程项目分包给不具相应资质的单位。

分别在2018年1月和5月作出的一审、二审判决均支持了林东一方的主张，认定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林东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审判决书中，法院还强调了《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要求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为外派人员购买境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而证据显示林东的保单是由中海外公司投保，可以佐证其确为用人单位。

确认劳动关系只是相对轻松的一步，接下来，林东还要面对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向单位要求待遇等漫长的程序，接到判决的他心情并不轻松。

“挣到的钱还不够看病的。”他说。

颈部的一击

如果打开旅游网站，巴布亚新几内亚被驴友们用略带夸张的文笔、展示自然风情和土著人民文化的斑斓照片，刻画为“冒着生命危险神游”、“神秘食人族”、“地球上最后的原生态天堂”。

而如果翻开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2017年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巴布亚新几内亚》，更冷静的叙述告诉我们，该国“政府管理能力相对较弱”、“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占就业适龄人口的93.1%”、“97%的土地被各个部落占有”、“各部落间冲突不断，经常发生数百人的械斗”、“没有连接全国的公路网，也没有铁路”、“治安恶劣全球闻名”、“2016年末中国对巴新直接投资存量18.70亿美元”，且主要集中在镍钴矿、液化天然气、金矿和基础设施援建等。

显然，林东和他的工友们前去的是后一个巴新。

因本土失业率很高，巴新对外籍劳工签证控制很严，且在工作许可方面将中国列为“危险”国家之一，“只允许参与项目的中国专业技术人员办理工作许可，并提出职称认证和外语成绩的严格要求（雅思4.0以上）”。

2016年底，中国籍在巴新劳务人员总共只有1069人。当地工人一般工资水平在800基纳左右（按当下汇率约合人民币1574元），技术工人月薪约1200基纳。其《国民雇佣法》（劳动法）要求雇主为雇员缴纳社保。当地“尚没有劳动援助机构”。

如果排除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通常在移民学上被称为“侨民”（expatriate）的群体（指跟随国际资本流动而从发达国家向后发国家流动的、从事较高岗位附加值的工作者），从外籍劳工权利保护的一般角度看，巴新的环境可谓一个集中化的代表：外来劳工与本地社群处于基本隔离的生活状态，如果通过本地制度资源维护合法权益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其使用成本也会十分高昂。同时，就业地的最低和平均工资、社会保险等待遇水平也远不及国籍国。没有当地成规模的同一国家或文化背景侨居群体做依托的情况下，个体劳工只能更深地依附于本国在当地的资本力量。

对于中国籍劳工，《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优先参加劳务输出当地的工伤保险，同时国内的工伤保险关系中止，只有在不能参加当地保险时，国内的保险关系才会继续。由于在非中方主导的海外投资项目工作的劳动者更多是通过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的劳务派遣到海外，除了林东所面临的证明劳动关系的障碍（无劳动合同则证明负担更沉重）以外，他们还面临着当地医疗条件落后（巴新只有约400名医生，平均每1.3万人1名，被世卫组织认定为太平洋地区健康状况最恶劣的国家）、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不帮助向境外雇主索赔、《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的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无法起到作用等更为严酷的挑战。

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16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该年度，共有4394家央企在境外设立企业，林东的用人单位也是其中之一。 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 13.5% 和 5.2%，流量承上年继续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 2 位。与中国同列前十的国家或地区依次是美国、荷兰、日本、加拿大、中国香港、法国、西班牙、德国和韩国。

我是中国劳工，我的权利却留在了海外-激流网图片来自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16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通常来说，全球投资输出主体是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国家，其国内法对本国劳工的权利保护已经相当健全，而国内和国际法律、企业社会责任等社会建制，也会对其投资企业的外籍员工劳动权利状况进行密切监督。相比之下，中国资本作为经济体的头部已经率先进入了世界领先的输出行列，但头部以下的劳动权利，无论国内法还是国际机制，都仍深陷于后发国家的低水准。

打在林东颈项的一击，也打在所有中国海外劳工的权利上。

土人与木棍

与海外投资同步迅速增长的是海外劳工的规模和经济贡献量。在《2017年移民和汇款概况》报告中，世界银行称中国海外劳工总量已经达到1010万人，仅次于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居世界第四。而接收海外劳工汇款的总量全年共640亿美元，排在全球第二位，仅次于印度的690亿美元。

在国家层面上，国内法体系的不健全和对国际劳工法律和机制的参与程度低，致使海外劳工权益保障整体处于十分薄弱的水平，来自工作本身和所在地社会的针对中国工人的诸多侵害事件频繁发生。

传统上资本积累达到相当规模后进行大规模海外输出的国家，其本国劳工随着产业升级和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完善，所从事行业、岗位的劳动附加值也会随之提升，但这并不是中国的情况。几年前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建筑纺织渔工类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的工人仍占到中国海外劳工总数的80%以上（范姣艳、殷仁胜：《中国海外劳工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340页）。

输出资本规模和质量相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距，让林东公司的管理者没对把巴新本地人称为“土人”没有感觉到丝毫不妥，但“土人”们打在林东这位被误认的库尔茨身上的木棍，对中国工人来说却的确称得上“无情的逻辑做出神秘的安排”，让海外劳工的身躯与本土民众的车轮同陷在断裂的道路上。

我是中国劳工，我的权利却留在了海外-激流网库尔茨是康拉德代表作《黑暗之心》中的关键人物，由马龙·白兰度出演的电影《现代启示录》即据此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