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赤色工会及其活动
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实行了查封、解散等严厉镇压政策，上海总工会、各区工联及各产业总工会等工会领导机关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公开活动条件的丧失，使总工会已难以获得过去那种巨大的权威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迅速缩小。1929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进行地下活动的上海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并指示上总及所属工会全部参加工联会，以工联会的名义去指导基层工会。6月18日，上海工会联合会宣告成立。工联会成立之初，上总并未立即撤销，仍在发布政治宣言、告工友书等文件、传单，并领导工人纠察队。同年下半年开始，上总的名称不再出现。转入地下的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工联会及其所领导的基层工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赤色工会，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上海工人中建立的主要群众组织。
1．组织概况
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上海总工会所登记的基层工会达到502个，会员有82万之众， 是为赤色工会力量鼎盛时期。
四一二政变后，大批基层工会遭到取缔或瓦解，共产党所能掌握的工人群众数量也大幅度下降。据1927年10月的《江苏省委最近工作总报告》称，其时党有把握号召的工人为5万人，估计“暴动时可号召十万人。” 到1928年8月，江苏省委估计则是：“目前我党在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基础大部分在店员手工业工人及一(部)分轻工业工人和市政工人上，聚积起来不到六万人，能号召的虽可达十万人，但大半是无组织或动摇的。” 由此可以看出，这时赤色工会仍保持着至少5万人的规模，但产业工人会员已严重缺乏，且会员质量不高。
进入1929年后，上海赤色工会的规模开始急剧减少。邓中夏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中估计：“上海赤色工会会员大概约一万人，能影响并能动员的群众大概约四五万人；但大半还是店员，纱厂工人还只有几厂。” 而据上海工会联合会1929年10月14日的工联党团会议的记录，其时“全上海我们有把握的一千人”。
1930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赤色职工国际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的工会会员，总计39 800人，其中上海工联会会员为3000人。 同年6月15日出版的《全总通讯》报道丫上海的赤色工会情况：“有二千余会员，而下边的组织仍然表现得非常之散漫。” 据上海工会联合会的统计，1930年上海赤色工会人数为2 777人 ，按上海80万工人计算的话(实际不止此数)，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赤色工会会员仅占工人总数的2．6‰，其中，有明确统计的沪东区工人总数为53 180人，赤色工会会员296人，占工人总数的约0．56％。可见，这时的赤色工会在数量上已经不成气候。
此后，上海赤色工会进一步萎缩。罗迈在1931年2月7日出版的《实话》第19期上抱怨，上海“赤色工会和会员都猛烈的缩小(现在只有七百人了)所有产业工会都变成了空架机关，现在几乎没有真正的赤色工会。” 到同年10月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给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汇报了这一时期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其中上海的赤色会员仅仅600多人。
九一八事变后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上海出现了一个群众救亡运动的高潮，各种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但赤色工会的发展仍无起色。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说法，这时赤色工会在组织上已获得“相当的发展”，即“市政发展五十八人，印刷十人，青工六十人，女工十人，香烟二十四人，共一百六十二人。” 3个月总共才增加了162名会员，就被认为是“相当的发展”，可见情形之窘迫。
到1932年5月，“全上海赤色工会会员不过四百人左右”，而且，“即使四百赤色工会会员，也没有在组织上巩固起来。” 据上海工联会组织部统计，是年底全上海的赤色工会人数仅剩126人 。到t933年，“一些赤色工会小组相继停止活动，以后会员寥寥无几。”
对于赤色工会规模不断缩小这一可悲的趋势，中共江苏省委曾竭力试图予以扭转，多次下达严厉的指示，制定详细的计划，要求基层党组织及赤色工会干部组织坚决地发展会员。如1931年5月，江苏省委在制定六、七月份工作计划时，要求基层组织“帮助上海工联党团并领导支部发展会员，建立赤色小组，成立正式分会，完成六月份发展会员三百人，七月份五百人。” 同年10月，江苏省委再度提出，“在今年广暴(广州暴动纪念日一作者注)以前一定要发展三百真正的赤色工会的会员。对于各种附属组织，必须加以切实的注意，在广暴纪念以前发展五百人。” 1932年，江苏省委更提出“在‘十月革命’前须实现‘为一万赤色工会会员而斗争’ 的口号。但事实证明，这些计划最后都只是一个个美丽的梦幻，在衄雨腥风中破灭得了无踪迹。
大量事实表明，这一时期上海赤色工会不仅规模不断缩小，其内部的组织建设也基本乏善可陈。
1930年1月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派员巡视上海赤色工会后，即致信上海工会联合执行委员会，批评说：“各区下级工会很少是有群众组织。所谓工会大都是建立在少数干部分子或活动分子关系上，工会都没有基本的组织。” 虽然此时上海赤色工会尚有三千多人的规模，但“实际上是拉夫来的，拿暴动欺骗来的，没有工会生活，所以产委一结束，赤色工会和会员都猛烈的缩小” 上海赤色工会的领导机构实际上也是一个空的机关，严重脱离群众“不但不能集体化，不开会，负责人彼此不知道有些什么工作。……没有组织，没有分子。一切问题由秘书处负责，不能时刻指导下层群众工作。”
许多工厂分会或赤色支部都是经常处在流动状态。如“沪西赤色工会组织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以前大部分是中国纱厂，但是到了现在，沪西只有日本厂的组织，中国纱厂又没有了，或者已经很少了，这是常有的事！几个月中间，上海工会组从这一部分换到那一部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此，有人分析道“赤色工会的流动，完全因为领导机关没有去巩固。一般工会工作同志，把赤色小组成立了，以为‘大功告成’，有意无意抛在一旁，寒热病似的注意了东，忘记了西。常常听见工人们说‘有斗争你们就来找我，斗争结束后找不到你们。” 无怪乎中华全国总工会惊呼“组织不稳固，会员流动太厉害。”
上海赤色工会不仅组织机构散漫，对于会员的联系也极其薄弱。作为一个秘密组织，赤色工会内部没有最起码的组织生活，甚至平时也不与会员发生联系，只是在开展斗争时上级才出来对会员发号施令。“工会以至工会支部，缺少经常工会的活动工作，不能开会，不能收费，对于会员没有很好的工作分配与活动方法的指导。因此，工会与群众的关系不密切，组织的作用，仅在斗争时候表现其作用，在平常一般工人群众是尚未认识工会是他们自己的组织。”
2．基本任务和主要活动
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规定，赤色工会的基本任务包括政治与经济两大部分。其政治任务是：“坚决的领导群众做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力争工人一切自由”、“必须与国际工人阶级有亲密的联合”、“拥护工人祖国苏联”、“赤色工会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工人阶级应该赞助农民的土地革命”。其经济任务是“不应忽视群众的经济要求与领导，增加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星期日休息，改良待遇，及工人卫生等要求，”而“八小时工作制是目前工人经济斗争中最主要的一个要求”。
基于上述基本任务的规定，中共江苏省委及上海基层党组织指挥赤色工会开展了一系列斗争。
首先就是组织或策动各种政治性的罢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认为，“革命工会应该很坚决的站在工人前面，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要有计划的去领导斗争，有计划的去运用罢工战术，组织罢工，由日常斗争发展到罢工和一业同盟罢工。只有广大群众罢工斗争的发展，才能使革命力量加强，才能走上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道路。”
在实际工作中，赤色工会所组织或策动的罢工，主要就是政治性罢工，即使是普通的经济性罢工，领导机关也总是设法将之引向政治斗争的轨道，至少也要贴上政治性的标签，“在一切经济斗争中必须提出政治要求” 。理由即是：“在现时为在一省或数省中形成并巩固一强有力的苏维埃根据地斗争的时期，赤色工会的任务，便是在准备很好的群众斗争中去发动组织与领导广大工人阶级的群众，应该从工人迫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要求着手，应很巧妙的把他们和政治斗争以及为苏维埃斗争的中心目标联系起来，而使他们革命化。” 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罢工斗争必然“红”得发紫，并导致不断的失败。
如1930年1月11日，美商安迪生灯泡厂部分工人准备组织赤色工会性质的俱乐部，资方闻讯，即勾结当局逮捕了3名工人代表，全厂八百多工人于13日举行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会即向所属工会发出援助该厂工人斗争的号召，提出的口号单中，便有“工人有组织自己阶级工会、罢工示威的自由”、“拥护上海总工联会”、“打倒帝国主义”、“扣‘倒国民党”的口号，这立即暴露了这次罢工的政治背景，工人无法达到目的，被迫于当月15日复工。同月，祥昌棉织厂资本家借门营业不振，宣布关厂，该厂三百余工人竭力反对，并向国民党党政机关请愿。这本是一次合法的经济斗争，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会却提出“打倒国民党”、“准备第四次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等过“左”的口号，结果未能获得什么效果，反而是吓退了群众。
同年6月18日，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全体工人，在法电机务部工会领导下，为改善经济待遇举行罢工，遭到法租界捕房的武装镇压，被打伤三十多人，24人被捕，是为“马浪路惨案”一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即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抓住这一流血事件，来号召组织全上海八十万工人，以至广上(大)贫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运动，实现总同盟罢工的方针” ，并把从实际出发、试图坚持进行合法斗争的法电工会负责人徐阿梅指责为“黄色工贼”，把法电工会指责为“黄色工会”。同年7月14日，英商老怡和丝厂三千余工人因收入减少，生活困难，反对资本家停止夜工而罢工，江苏总行委也准备将之扩大为全市总同盟罢工，除提出“反对开三日班”、“加工资”、“发米贴”等经济要求外，还加上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全上海各厂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建立苏维埃政权”、“_拥护红军” 等口号。结果当然遭到镇压，有十余人受伤，工人被捕，后又有数名罢工积极分子被捕，21日，工人被迫无条件复工。
1934年3月7日，美亚绸厂旧千五百余工人，为反对资方工资打七折，在共肯团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赤色工会却趁机提出“冲破五次围剿”、“援助工农红军”等与劳资双方都不相干的口号，还让罢工委员会带领群众包围市政府，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重伤二十余人，轻伤百余人，坚持近50天的罢一：斗争失败，罢工中的积极分子167人被开除。
赤色工会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组织成员参加各种政治性的群众集会。即“各工会应即召集各种群众会议，以宣传赤色工会的政治主张以及斗争纲领，以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建直强固下层组织基础。” 由于每次示威和集会几乎都遭到镇压，都有群众被捕甚至牺牲，群众愈来愈不愿意参加，最后便只剩下党团员和赤色工会会员参加，结果，损失更加惨重。
准备武装暴动，则是赤色工会的最终任务。这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共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最高理想。中共领导机关一再强调，“发展工农(人)武装的组织——纠察队、维持队等，要在斗争中扩大这些工人武装组织，不仅是工人自卫，而且以为准备武装暴动，实行武装拥护苏联的主要工作之一。在群众中开始进行武装的军事训练。”
按照全国总工会和中共江苏省委的要求，上海赤色工会一直在尝试建立工人武装组织，准备实行上海工人的第四次武装起义。如1929年8月，上海工联会提出：“我们应当宣传准备第四次暴动。工人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1930年3月，建立了160人的工人纠察队，同年4月20日，上海工联会冒险举行了一次工人纠察队的大检阅，参加的有400人。检阅时还举行了授旗宣誓仪式。结果遭到当局冲击，多人被捕。1931年“五一”前后，上海工联会准备再扩大工人纠察队，强调“这队伍在暴动时就叫暴动队”、“组织工人纠察队不仅是保卫工会，而且要组织武装进攻，为上海工人第四次武装暴动做准备”。 但由于这类工人武装的活动过于冒险和公开，往往在罢工斗争和游行集会中遭受损失，始终没有能获得切实有效的发展。
另外，赤色工会会员还被要求参加一些其他的革命组织，做相应的工作。如要求参加革命互济会等。“各工会以至赤色工会支部，所有会员，应有组织的加入革命互济会，在互济会的分部或支部中，应选举负责人出来组织革命工人救济委员会，与互济会一致的进行工作。”
在国民党白色恐啼下，赤色工会偏重于从事政治活动，而且不讲究策略，这样就注定赤色工会大多数的斗争活动必然遭受挫折，特别是政治色彩过于浓重的活动必然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因此，工人群众对赤色工会有很大的恐惧心理。“一般群众原来对我党及上总，信仰很好。……在本党及上总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很信仰，及至叠次失败，受严重的打击，和切身的痛苦，同时我党的指导上发现许多的错误，组织上发现许多的弱点，所以渐渐对我党及上总的信仰减削了，甚至失望了。”
3．赤色工会失败的原因
这一时期赤色工会作为党领导的工人群众组织，总体上无疑是失败的。虽然它进行过大量英勇的斗争，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斗争能切实起到扩大中共政治影响，进而团结、领导广大群众的有效作用。赤色工会对普通工人群众，明显缺乏吸引力，因而队伍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它既然不能有效地团结和引导群众，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因而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组织，更不能承担起中共领导机关为它所规定的基本任务。
赤色工会工作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
第一， 这与上海地下党尚未建立有效的城市群众工作的秘密斗争模式有关。
如前所述，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上海领导的工人运动获得很大的成就，主要是公开斗争模式的成功。这种斗争模式的最大隐患，就是工人运动的发展高度依赖一个公开的工会领导机关——上海总工会，从而使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缺乏可靠的基层组织基础。上海总工会统辖的基层工会虽然数量众多，大多却是凭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借着政治口号的激荡建立起来的，并没有巩固而健全的组织基础，普遍存在着“委派制度、命令主义，少数包办，缺乏工会民主生活，下层基本组织薄弱，在各组织上都是严重表现涣散现象等等” 问题，亦没有坚强的党的基层组织作为核心，也普遍缺乏独立开展经济斗争的能力与经验。尽管中共上海区委在五卅运动后的一段时间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曾在组织经济斗争方面做过一些努力，但总的说来，还没有摸索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秘密斗争模式。因而，一遇严重的白色恐嗬，需要通过脚踏实地的经济斗争来凝聚群众时，多数基层工会就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了。如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份文件所说：“在过去，赤色工会虽领导了广大工人群众作了许多伟大的革命斗争，但未能充分注意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的要求，因此又使一般的工人群众认为工会是政治斗争的组织，养成群众依赖政治的观念，轻视本身的阶级力量。所以国民党反动以后，赤色工会的机关一遭关闭，工会群众的组织和基础即完全瓦解。甚至在秘密活动时，一般工人群众不愿秘密进行工会组织，而希望某种政治势力来解决他们一切政治问题。这都是公开时代在工作上的错误，而遗留于群众中的影响。”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政治环境的最大特点，就是白色恐怖严重，没有任何进行公开政治斗争的空间。上海地下党因受到曾经行之有效的公开斗争模式的深刻影响，在缺乏扎实的基层工作基础的条件下，继续袭用过去的办法来动员群众，自然要碰得头破血流。由上而下的强迫命令、委派制度等完全不符合地下党群众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遂成为这一时期工会工作中难以克服的痼疾。
四一二政变后，赤色工会领导机关曾热衷于用“红色恐怖”手段来胁迫群众参加斗争，就是这种错误工作方法的典型例子。1927年11月，恒丰纱厂工人罢工，永安纱厂部分工人也开展同情恒丰纱厂的罢工，资本家勾结巡捕房拘捕罢工领袖，上海总工会即指挥一批“红色恐怖队”队员冲入永安纱厂，迫使全厂一千八百余名工人都参加罢工。申新纱厂五厂工统会控制下的厂工会拒绝参加罢工，上海总工会又“组织了四五十名武装的‘红色恐怖队’队员，持枪冲进申新五厂‘大打一阵’，关闭机器，强制罢工，”于是，“工贼走狗拼命躲避，许多不理解情况的工人也吓得逃出厂去”，该厂1 800名工人遂于11月4日“实行同情罢工”。日华一厂、二厂工头由于害怕“打厂”，“连忙派出代表表示同情斗争，也于同一天参加罢工”。在这种红色恐怖的气氛中，沪东纱厂实现了所谓的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虽然有“7个厂，约15 000人” ，但实际上群众并不理解为什么要罢工，只好分散回家，罢工斗争的局面冷冷清清。最后，一遭大规模镇压，工人群众又纷纷复工，同盟罢工彻底失败。
赤色工会甚至还曾动用“红色恐怖”来打击积极复工的工人，以阻止工人复工，坚持罢工。1927年11月，上海英电90号司机被巡捕流弹扣‘死，8号司机负伤，工人群众囚不满资本家的处理，在市政总工会的领导下罢工。因有少数工人没有参加罢工，赤色工会便派出7名“红色恐怖队”队员前去袭击阻拦。结果，“英电驾驶员和售票员惧怕出事，不敢驾驶，英电各路电车就全部停驶。” 但资方义派查票员开车，到12月7日上午，开出的电车增至20余辆，上工工人有100余人。“红色恐怖队”队员再次出击，先后将两名带头出车的查票员打死在家中。 这虽然暂时阻止了复工，但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最后无法避免斗争彻底失败的命运。不仅如此，这次活动还使该企业的群众疏远了共产党。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工运干部即写道：“罢工工人在这一个大行动以后的恐慌更蕴蓄在各人的胸中……在青莲阁召集车务工人，到者只60余人，群众表现其动摇犹豫的心理。……他们与我们约定听同音的时间，竞避而不敢与我们见面。” 用所谓的“红色恐怖”的方法来强行发动1潮，显然完全违背了党的群众工作必须团结、教育群众和必须尊重群众利益、群众心理的要求，必然会被群众唾弃。
第二，对中国共产党与工会的关系界定不清，导致赤色工会失去群众组织的特点。
政党是政治组织，理应以开展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而工会是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理应表达广大群众的基本经济利益，其功能定位首先应该是维护群众经济利益的组织，而非主要关注政治问题的政治组织。因此，工会必须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工会干部必须来自群众，这样才能及时而且准确地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威信。然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过多地直接干预工会的活动，使赤色工会实际成了党的政治外围组织。
这突出地表现为赤色工会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单一和狭隘，甚至“处处模仿党，依靠党。以至于上海工联报告中，把党与工联的关系的不好，当作工联工作上最主要的缺点”。 1927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在总结上海赤色工会发展情况时，也承认：“群众的组织，前月发展到三十个工厂委员会，因党与工会系统未分开，工厂委员会仍是等于虚设。”而造成党过多包办工会事务、党与工会的组织不能划分清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党的干部认为工会中的工人“能力太弱，没有独立指挥的能力……复加以白色恐怖和失业的恐慌，同志只有直觉，没有认识革命的出路，以工作为差事。上级指导机关，也不会应用他们的能力” ，所以只能包办。
对此，中共江苏省委也曾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希望建立独立的工会系统，通过组织工会党团来领导工会，而不是直接干预包办工会，“肃清派人包办职工会及工人团体的传统观念及其制度，尽可能发展工人群众自己独立能力，吸收广大的非党群众，而党从中发生党团作用，以消灭代替工会及不发生工人群众组织的目前现象”；还曾强调工会领导机构中的党员人数比例要适当，“在党领导下工人群众的任何组织，指导机关的地位，我们同志只能占相当数目，绝对不能采用包办的形式，这不仅在下层组织中应如此，在上层总工会中亦应如此。”
然而，赤色工会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必然要求入会会员有很高的政治素质，至少愿意参加各类冒险的公开政治活动。因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认为：“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极端秘密的条件之下，极广泛的群众组织是不能组织的，只能组织最先进的分子，共产党员和积极的无党工人。”但能满足这种标准的工人为数不多，这就必然导致赤色工会组织的狭隘}生。早有研究者指出：“在那时环境下，赤色工会本身不可能发展的，因为它提的要求不是一般工人所能参加的，而是党员的标准。……事实上也是以党员要求来发展会员的。”实际上，有理由相信，1930年以后的赤色工会会员，大多数就是共产党员，因为其时的会员数量，与党员数量极其接近。见下表：
由于赤色工会中几无普通工人参加，明显缺乏群众基础，甚至很难算作一个群众组织，党的领导机关自然无法从中造就一支有力的工人骨干队伍，结果必然导致党对工会工作的包办，“把职工运动完全建筑在上总的工会工作人员身上，区委几乎成了单纯的党内组织部，支部更加离开了群众工作，形成了党与职工运动的对立的形式。”党对赤色工会的包办，直接的恶果就是赤色工会无法及时而又准确地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诉求，不能完成团结和凝聚广大工人群众的基本任务。
第三，赤色工会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应该是“左”倾指导思想所导致的一系列错误方针和策略。
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斗争道路的影响，“城市中心论”在土地革命初期的中共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如强调“党的责任就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从大城市日常的工人斗争的发动与扩大，进于工人群众反抗政府的总的政治斗争，以至大城市的武装暴动活动胜利，成为四周农民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而夺得工商业中心的政权——一省的政权。” 曾经成功地实现过工人暴动的上海，更由此成为中共中央心目中最重要的暴动基地。因此，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便不得不以准备暴动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导致了赤色工会工作中一系列的“左”的错误方针。
由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最终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赤色工会的功能定位上，便不可避免地过分强调其政治使命，忽视了工会组织的基本任务，从而脱离了群众。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的工人群众政治热情明显下降。中国共产党却基本无视这一点，赋予赤色工会过于沉重的政治任务，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因而不可能对广大工人群众产生吸引力。赤色工会在发动政治性罢工或其他斗争时，在策略上还总是按照上级不切实际的要求，只强调进攻和扩大，拒绝退却或必要的妥协，既不符合群众的切身利益，又造成了巨大的安全风险，更令群众，望而生畏。
同时，赤色工会及其活动浓厚的政治色彩，使得其无法通过合法的公开活动来影响和团结广大群众。虽然当时即有人认识到，“群众工作绝不是秘密所能发展的，必须公开的宣传赤色工会的主张，争取群众” 。但是，在“左”倾方针的指导下，赤色工会不仅拒绝任何合法活动，还竭力把一般的工潮强行贴上共产党的标签。严重的白色恐怖条件下，这种公开活动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不会对群众产生任何有益的影响。
赤色工会的冒险和关门主义的政治活动使其基本丧失了活动的空间，工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遭到破坏。“在1933年至1934年问，赤色工会平均每一两个月就要遭到一次破坏，最多不超过四五个月。” 既不能有效吸收新的成员，党员和工人骨干又不断地流失，赤色工会当然要日益走向衰落。
(二)“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
这一时期，地下党及赤色工会领导的群众斗争，除罢工等日常的斗争形式和模式外，还比较突出地采用了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方式。飞行集会，就是由党的领导机关对集会的日期(一般为纪念日)、时间、地点(一般为热闹地区)做出具体规定。届时参加者扮成行人分散前往，到约定时问，则由一人或数人以燃放爆竹或摔酒瓶为号，与会者立即集合，有人演讲、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散发传单，然后在军警到来之前解散。
1．党对飞行集会、游行示威的认识与组织
当时党的领导机关一再强调，飞行集会是一种有效的斗争．手段。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就断定，飞行集会是在“不能经常的召集群众的会议中(时)最好的一种鼓励群众而带有行动的集会方法。”并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准备飞行集会，使“飞行集会易于转变为群众的示威活动。” 同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在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中，进一步对此类群众示威作了充分肯定，称“群众示威是斗争发展到了高度的一种最热烈的表示”，“他表示对于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反抗，他检阅了自己的团聚力量，故这种行动实含有庄严的意义”，故“一年来我党领导的示威运动的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他每次给予群众的政治影响与给予敌人的恐慌畏惧都显然是很大的”。示威运动组织不力者，则被该文斥为“机会主义者”。 1930年7月22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中更是断定：“示威运动，在目前将成为群众主要的政治斗争的行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要求和指示，江苏省委组织这类活动可谓不遗余力。特别是各种纪念节日，都有具体布置。当时的纪念日还特别繁多。仅1929年来看，就有：1—3月的“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二七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日”、“上海三次暴动二周年纪念”；4—6月的“四一二”、“五一”、“五三济南惨案周年纪念”、“五四”、“五五马克思生日”、“五九国耻纪念”、“五卅四周年纪念”、“六二三沙基惨案四周年纪念”；7—9月的“八一国际赤色日纪念”、“九一”、“九五”、“九七”；10一12月的“双十节”、“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等等。为了组织是年的五卅运动纪念活动，“党内成立了由中央、团中央、省委团省委、上海总工会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总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行动。党外的群众团体成立了上海各界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筹委会，发了大量的宣传大纲和传单。30日清晨，示威群众从各方面陆续汇集南京路两旁。10时整，一声哨响，积极分子拥上街头，一面散发传单，一面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等口号。少数积极分子撤退时砸了电车和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国日报》馆。这天有的区也分片组织了示威、群众大会或飞行集合。”结果“这次活动有近百人被捕。”“五卅”示威后，省委又筹备“八一”总示威，“‘八一’当天有数千工人，学生、少数农民、士兵，冲破中外反动派的警戒封锁，在南京路、福州路、白渡桥、天潼路示威游行，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上海各区也举行了罢工、飞行集会或群众大会。” 按照时任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的说法，是年“从‘五卅’以来，上海平均每十天有一示威，无论大小，变成不断示威。”
1930年则有：1月19日“以灯泡厂惨案为中心”的“反军阀战争，武装保护苏联与准备武装暴动”示威，参加者一千多人，数十人被捕；3月18日的示威活动，一千四百余人参加，20人被捕；4月8日，省委在北京大戏院召开上海“五一”总示威第一次筹备代表大会，“散会时被武装巡捕包围，百余人被捕”；4月20日，“上海各区工人纠察队近四百人，在杨树浦临清路一带公开举行检阅大会，遭到敌人的冲击，许多人被捕”；4月27日，“省委在‘仁济善堂’召开上海‘五一’总示威第二次筹备代表大会，二百多人被捕”；5月1日，“上海有一万多群众拥到南京路，占领马路，阻拦电车、示威游行，遭到早有准备的中外军警巡捕的冲击，被捕多人” 。
特别是到后来，由于罢工斗争已很难发动，地下党更是全心投人到此类活动。飞行集会甚至一度成为党领导上海群众开展斗争的唯一方式，直到党的力量损失殆尽，再也无力发动为止。
2．飞行集会与游行示威的效果
刘少奇早就指出，飞行集会之类是典型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行动。“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这一天，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我们是照例要做这些事的。甚至完全没有群众，仅仅只有我们的干部，也要到马路上叫口号、散传单、打石头——示威。……结果在这些纪念节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 由于这种内容空洞的政治示威与群众利益无关，严重脱离群众，群众不想参加，加以几乎每次示威和集会都遭到镇压，都有人被捕甚至牺牲，群众也愈来愈不愿意参加，只有党团员参加。结果是：这类活动非但不能起到任何教育或鼓舞群众的作用，反而造成越来越多的党员骨干暴露、被捕。1931年五一节，上海地下党要求分区举行飞行集会，沪东区“组织上动员并集中了四十人以上，虽没有做到演讲，但有十七人散了五六千份传单，七个人喊了口号，张开了红旗”；“岳州路集中二十六人，散了四百份传单、喊了两个口号”， 闸北沪西的则示威没有实现。沪西的三次飞行集会都告失败。
而当时“左”倾领导人对此类不但不进行反思，反而自欺欺人地夸大其实际意义，说这是“冲破统治者的恐怖，表示自己的力量伟大，这是宝贵的成功。”“吓得帝国主义、资本家、国民党不断的发抖”。如1929年的五一节南京路示威，被捕一百多人，内部的总结却说“虽然损失了一百多同志，却使敌人在政治上受到打击。” 在这种认识下，“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恶劣的白色恐怖环境，对实际困难视而不见，对组织这类冒险活动不力者，扣上“机会主义”、“右倾”的帽子予以打击、排挤。
这一时期的飞行集会和示威活动，固然表现了地下党员及其领导下的积极分子敢于同敌人斗争、不畏牺牲的勇气，但此类活动无关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超出了多数人的觉悟程度，非但不能起到团结群众的作用，甚至还使群众疏远党。这是一种明显错误的群众工作方式。
（三）对群众的宣传工作
有效的政治宣传，是政党传播政治主张、扩大政治影响、争取群众支持的重要途径。重视对群众的政治宣传工作，是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特点。这一时期，上海的中外统治当局均实行严厉的言论控制政策。但由于租界的存在，行政体制的割裂和政策的差异，也使得统治阶级无法绝对封杀所有的反抗言论。只要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方针和策略，仍有机会利用统治制度的这个缝隙，特别是利用租界的特殊政治环境，开展有效的政治宣传活动，争取广大的群众。但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干扰，党在群众宣传和教育工作上存在很多缺陷：宜传组织机构由于力量的限制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宣传目标和内容由于过于政治化而不易为群众接受；宣传缺乏策略，不讲合法和公开，不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做适当的改变；宣传的形式和载体上没有能考虑到宣传对象的特殊要求，单一而死板。因而这一时期，尽管党高度重视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却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绩。
1． 群众宣传工作的机构与力量
上海地下党的宣传领导机构是江苏省委宣传部，下设部长、秘书、宣传科、鼓动科、出版科、印刷局等部门，并成立有省委宣传委员会、党报委员会、职工宣传委员会(《上海工人》编辑委员会)等。宣传部决定群众宣传的目标、内容和主要形式等。
地下党的各区委均设有宣传委员会，由“区委宣传委员，工联宣传委员，K．M．T．区委党部宣传委员，c．Y．区委宣传委员”组成，“每周开会二次，计划该区宣传工作”。
各区委、支部还都应该成立宣传队，开展广泛的群众宣传活动。各区委的宣传队“专司秘密散发宣传品，写标语，造谣言，侦探消息，传达命令等”，“各支部均应组织三人以上的宣传队，执行一切宣传工作，在较大而有力量的支部须设立宣传委员会，计划并指引该支部的一切宣传工作”。 工厂中“均应立即组织宣传队、粉笔队、传单队”。 从文献中看，当时有些党组织所建立的宣传队还有标语队、口号队、演讲队、毛笔队、炭条油墨队、鼓动队等名称。
这种专业化的宣传队主要由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有的还享受津贴，如“特别服务队每月给生活费十元。” 因而，始终规模不大，而且活动模式固定和僵化，往往只是在工厂门口和大街上发传单、作演讲等。其中，以散发传单和书写标语为最主要的活动方式。上级党组织往往以一种相当浮躁的心态，强迫命令各级组织人员大量印刷传单，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作规定数量的散发。这就使得这项工作带有极大的风险性，一不小心就会遭到逮捕。
2． 群众宣传的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政治宣传工作的目标是“使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普遍的深人群众去，扩大工人阶级对本党的信仰，使群众对于阶级的意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走向我们所指导的道路。” 围绕着这个目标，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反对国民党的统治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继续遭受列强的欺侮，政局动荡不稳，军阀割据，内战频仍，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群众几无政治权利和自由可言，生活极度困苦。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各阶层普遍的愤慨，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中又不积极，缔结了可耻的城下之盟，更是遭到国人几乎一致的唾骂。
共产党人坚信，国民党是“国民公敌”，国民党政权是反动的政权，也是中国人民一切痛苦的主要根源。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也是人民群众一致的心声。因此，旗帜鲜明地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向群众“揭破国民党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欺骗民众，屠杀工农的事实”，将使群众更加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加强群众的革命认识和情绪。” 此外，中共江苏省委还要求抓住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作反对国民党的宣传。如“在每一工厂的每一个小问题，党及上总都不要放弃对于工人的宣传——使工人认识国民党一切形式的工会组织为政府机关，而非为工人的组织。”
(2) 反对帝国主义及拥护苏联的宣传
帝国主义是阻碍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三座大山之一。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长期处在中外民族矛盾的中心。外国人直接在沪投资开办工厂，凭借技术、资本上的优势和治外法权的庇护，不仅对民族资本企业构成巨大的压力，还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令人发指的侮辱压迫，历来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对象。尤其是租界当局凭借不平等条约和炮舰政策的保护，多次对上海人民的政治抗议活动进行血腥镇压，更使上海人民形成了强烈的反帝情绪。因而，在上海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无疑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
同时，上海地下党还大力开展“拥护苏联”的宣传。强调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宣传苏联工人的“幸福生活”、宣传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但这些宣传并没有很好地针对群众的心理，更无法与群众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完全脱离群众的需要与政治水平。有些材料甚至在宣传“苏联的五年计划”，结果群众根本不知所云。特别是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中国共产党简单地号召群众打倒国民党，拥护苏联，完全无视民族感情，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莫名其妙，甚至引起反感。
(3)反黄色工会及改良主义的宣传
在关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上海地下党还曾大力开展反对黄色工会及改良主义的宣传。将一切非党的思想一律斥之为反动的思想，必将之打倒而后快。甚至认为改良主义倾向比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更为恶毒和危险。党的领导机关一再要求“扩大反改良主义的宣传，打击群众的合法观念和对国民党的幻想”， “加紧揭破改组派、取消派、黄色工会的改良欺骗” 。
(4)有关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政策的宣传
除了进行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改良主义的宣传外，中共江苏省委还要求，“在斗争中须利用一切事实联系到党的政治宣传’’ ，即宣传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力图使自己的主张为群众所了解，所理解，所信服，从而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但宣传的口号，往往明显脱离群众的认识程度，也难以为一般群众所理解，如“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帝国主义的羁绊；推翻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政权及建立工农专政与组织苏维埃” ；“工人聚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加紧工人纠察队与准备第四次暴动” 等。
3． 宣传的方式和方法
在严重的白色恐阼条件下，国民党对言论及出版物实行严厉的高压政策和严格的检查制度，对异己的公开言论予以残酷的打击。在此种条件下，采取何种宣传形式和宣传方法，便决定了宣传的范围和宣传可能取得的效果。如何做到既公开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宣传，又不暴露自己的革命力量，做到公开与秘密的很好结合，做到宣传的群众性与党性的统一，这就需要采取较为合适、群众容易接受的宣传方式和方法。
除了飞行集会之类的集中宣传活动之外，文字宣传始终受到地下党的高度重视。中共江苏省委认为：“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与煽动宣传的条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报纸、传单、小册子、宣言等等)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时期，江苏省委及上海地下党一直大量散发各种文字宣传材料如小报、宣言、传单、标语、墙报等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教育群众。1927年8月，江苏省委为反蒋介石政变而制定的行动大纲中，就要求上海“各工会立刻根据此次运动(反蒋介石——作者注)目的发表宣言”，“各区应尽可能的自出一种小报；或不断的散发许多传单”，并要求各区宣传部赶快计划出版党报、三日刊、政治宣传大纲、快报等 。
1932年8月江苏省委为准备“九一八”纪念，规定各区委“应该立刻准备‘九一八’的各种宣传品，沪西、特区、法南、沪东至少二万份，沪中、闸北至少一万五千，其他各区至少一万。……对各区小报、壁报必须加强它的领导。……增加小报发行的数量至少一半至一半以上，每一个中心厂必须有壁报，保证小报、壁报按期出版……同时必须充分计划来准备口号队、演讲队、散发队等等的组织各区宣传部应该准备画报、新剧、歌谣各种宣传工作，来兴奋群众的情绪，动员群众。” 由此可见，文字性的各种宣传在群众宣传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出版的群众刊物比较讲求针对性。如《三日旬刊》是以“浅俗讽刺文字”对工人及一般市民宣传的；各区工委办的各种油印的每日小报，“专给工人阅读”；C．Y．编辑的旬刊则“侧重青年阅读”；《向左周刊》则“侧重智识分子及商民阅读”；上海总工会编辑的各种画报“侧重工人阅读”；济难总会编辑的月刊“侧重文艺性作品；介绍死难者的历史” 。这样，有针剥。’性地开展群众宣传工作，使党的主张能为各阶层群众所了解，避免了造成宣传对象的模糊和混乱，从而可以更好地抓住群众的需求特点，表达群众的心声。
上海地下党也积极探索群众易于接受的宣传形式。如沪西区就报告“文字宣传以滑稽画报及简单标语最宜，在车问内散发，到处粘贴，同志很高兴有效力(原文如此一～作者注)，不至焚毁，大的散在工房，工人家中，宣传反对工统会……再之发些大乌龟人头狗身……等带滑稽画的宣传，此种宣传品，备受同志及群众欢迎。” 地下党还比较注意宣传品适合不同类型群众口味和理解能力的问题。“对于工农宣传工作，应尽量的利用各地各种的工人刊物，而文字务宜通俗化。对于小资产阶级、中学生、小商人等一一则应利用各种由同志编辑的公开文化刊物，必要时省委亦可出可公开的文化刊物，以广宣传。” 有些党组织还注意到群众大多文化程度比较低，不识字的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因而还举办了各种阅读班，以更好地发挥文字宣传的效果。
4． 群众宣传工作的效果及原因分析
这一时期，虽然地下党制定了群众宣传的很多计划，布置了很多任务，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也都十分努力勇敢，但由于指导思想失误，宣传效果十分有限。这一时期党的档案文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批评，比比皆是。如1927年10月1日《江苏省委宣传部组织及工作计划》称：“最近报告有将宣传部发出之《前锋》及他种宣传品，不向外散发而自行烧毁者，有聚累宣传品，久不发出者，有以散发出宣传品了事，不问对象如何，无宣传计划，以至无效果者。” 省委在1928年11月总结中承认：“江苏党过去对于宣传工作，并未有计划的执行，只有应付工作，而扩大的党的宣传，固然无有，更无党的教育工作。” 1929年2月的省委的评价亦是：“江苏党一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建立经常而有系统的教育宣传工作以战胜改良主义的宣传，扩大自己的政治主张到广大群众，并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连日常应付的工作也非常缺乏。” 由于缺乏有效的宣传，这一时期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并没有扩大。“江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减少，党所能领导的群众日益削弱，群众在国民党的欺骗与压迫之下，对于我们党发生许多恐惧与误会，甚至于在浦东便已有以为共产党是杀人掳掠的党徒。上海工人斗争中，国民党用各种方法隔绝群众，使不与我们接近，工人亦便有些害惧，不敢接近我们。”
以反改良主义的宣传为例，可以看出党的有关努力非但没有什么效果，群众反而始终比较容易接受所谓的改良主义，甚至一些党员和积极群众也对“改良主义”发生兴趣。“现在汪陈派的宣传大多超过我们党若干倍。工人斗争渐次扩范围，我们的宣传反有缩小的形势，本来我们宣传工作就做得过少。总之现在的形势，改良欺骗的宣传，不仅扩大到广大群众，而反映到我们党内(合法观念)，我们的宣传，不只不能进攻，连防御也不够。” “工人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复生，合法观念的发展，党内合法观念的右倾的倾向之生长。” “一般的工人斗争，群众仍旧是依赖国民党的仲裁调停……甚至上海的区委支部负责同志亦认为除仲裁、调停以外，没有办法。”
此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受到严重摧残，宣传工作进一步萎缩。秘密报纸的发行量明显下降。共青团省委领导下的《少年真理报》每期仅发行600份，而且由于“不通俗、不青年化、论文太多、信息太少”，对群众几乎无影响。各区虽有团委领导下的一些刊物，如沪东《沪东青年》、《反帝国报》，沪南《美亚工友》，沪西《沪西青工》，但“四月份刊不出，每期份数、散发、反映都不知道”。此时，各种宣传品的数量也急剧减少，三八妇女节仅发宣言单2 500份，标语2 500份，而且宣言由于“缺乏煽动性”、“文字太冗长，词句不通俗”、“发出的迟缓”而不能造成预期影响。
当时的地下党也曾对宣传工作的失败原因进行过一些分析。
中共江苏省委曾经认为，主要原因是党历来忽视日常经常系统的宣传工作。“自有党以来，没有建立其经常的系统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前一切文字、刊物、传单、口头等宣传鼓动工作，都是临时无常的。” “因为地下党的宣传不易，便幻想来一个军阀战争或等待一个革命的高潮，爆发广大的宣传，因此忽略了日常的宣传工作。” 而后来由于突出非经常性的纪念宣传，使得平常的宣传工作也始终缺乏计划性，带有浓厚的应付性质，即“缺乏精细的、切实的工作计划，和执行这一计划的坚决不动摇的斗争精神。每天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纪念节’！因为缺乏计划，所以有时是‘临时抱佛脚’，工作迟缓的原因也正在此，宣传品太迟缓，甚至有时过期还未发出去”。
宣传工作没有明显成效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左”倾错误的指导，导致了宣传内容失当、错误，根本不能反映群众的心声，因而不受欢迎。如在中苏两国发生冲突时，甚至在日本侵占东三省时，中共领导机关却无视广大群众的民族感情，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口号。大量的政治宣传被简单化、口号化，无法使群众理解和接受。1932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在总结“红五月”工作时便承认：“在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宣传品中，还是很少活泼的运用每一事变，提出更具体的部分口号……假若我们仔细检查各区群众组织的宣传品，那立刻可以发现，这些宣传品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没有地方性，很少当地具体事实的联系” ，“各区宣传工作普遍缺点是太机械而主观，不能考虑群众心理，认识宣传对象” 。在许多经济斗争中，政治的宣传口号还经常被强加在群众的经济要求上，令人反感。如“在一张纸上，同时写上‘加一元钱’和‘苏维埃政权’的确相隔甚远的口号，使群众莫名其妙”。 当时还有一种倾向， 就是认为宣传口号的调子越高，就越能争取群众。如“改良主义宣传八小日寸‘工作制，而我们的同志便提出七小时工作制的口号……以为我们的口号比他们高便能战胜敌人”。 宣传内容的简单化、口号化、不考虑群众的认识能力和接受能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这种“口号崇拜”即过分强调甚至夸大宣传、口号作用的实质，就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是当时的地下党群众工作失败的表现。因为归根到底，真正能够打动群众的是事实，是共产党代表和维护他们切身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事实，而绝不是宣传、口号。宣传、口号只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基础，才能产生效力。
三、基本经验与教训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处在最严酷的白色恐怖条件下，地下党的广大干部党员怀着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始终不畏艰险，坚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政治斗争，努力探索白区地下工作的有效方式，以争取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基础。他们在这一奋斗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献身精神和绝妙的政治智慧，可歌可泣，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历史遗产。
但是，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备受“左”倾错误困扰的时期。不仅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三次严重的全局性“左”倾错误，就是一些干部和基层组织中，也曾弥漫着强烈的“左”倾情绪。上海在1927年10月至1933年初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直接受“左”的思想的指导，各方面的工作都深受其害。尤其是以工人运动为主的群众工作，遭受到特别严重的挫折。这主要表现为：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曾经声势浩大，现在却不断萎缩，最后落到几无群众参加的地步；党领导的群众斗争不断失败，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遭到沉重打击；党的组织及其主张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低落，越来越多的群众对党缺乏信任，甚至不敢和党接触。党在上海的政治影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因而可以断定，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群众工作尽管十分努力，也不是没有任何成就，但总体上说，或者说与其他时期相比，基本上是失败的。总结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更加清晰地获得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规律的完整认识。
(一)有益的经验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虽然多数时间处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但也有一些时间，提出或实行了比较正确的群众工作策略方针。如中共六大，把争取群众作为当时党的总路线，要求各级党部“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党的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共六大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一度出现相对较好的势头。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得到发展，赤色工会会员数量有所恢复和发展，“1929年11月，已有二十多个公开的工会，会员达2．7万余人。”这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赤色工会发展的最高峰。群众斗争的次数、参与人数和斗争胜利的次数都有所增加，仅1929年7—10月，“上海工人斗争共76次，其中领导的就有44次，参加入数12．65万人。76次中，得到胜利的28次，其中工联领导的有20次。”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较为正确，组织、宣传、斗争均比较讲究策略。具体来看：
第一，在群众工作指导思想上，中共江苏省委注意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纠正盲动错误，将群众工作从组织暴动转变到争取群众上来。
第二，在组织群众方面，虽然继续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中心，但也准许党员用合法的方法和手段来团结群众，曾要求尽量利用和组织具有公开或半公开的合法性组织，诸如兄弟团、姐妹团、互助社、体育会、读书会等去团结群众，或加入非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中去争取群众。中共江苏省委还曾专门指出：“不可说笼统的‘反黄色工会’口号，致使黄色工会群众的误解，发生工人阶级问的恶感，更给反动领袖以利用的机会”，甚至禁止在黄色工会中组织赤色工会性质的秘密组织，因为“这很容易走到分裂广大群众，和给敌人在群众中以破坏我们工作的机会”。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的彭湃在指导邮务支部工作时，就认为应该通过合法的群众团体来组织群众。邮局地下党遂针对不同群众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组织，邮局快信问成立了赤色工会小组干事会，主要在信差中开展活动；在职员中组织了邮社、护工团；在一般工人中组织兄弟会等团体。这样，共产党人在邮局很快扩大了影响，“到1929年3月，邮局有党员12人，护工团210余人，积极分子几乎遍布各分局车间” 。
同时，中共江苏省委鉴于曾有巨大威望的上海总工会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活动下已无法公开活动，难以继续有效地团结、领导多数基层工会和群众，便于1929年6月18日新建了上海工会联合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海总工会原有的艰难处境，使得群众工作得以继续开展。建立不拘泥于名称和形式的群众组织，无疑是秘密工作环境下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第三，在发动群众日常斗争的策略方面，中共领导机关比较注意根据客观环境状况和群众的力量，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适合的要求，尽可能夺取斗争的胜利，为群众争得利益。如1929年5月，沪东老怡和纱厂资方为节约能源，取消工人中午蒸饭，工人只能吃冷饭，遂开展自发的怠工。时任沪东区委书记的刘少奇，即指示工人恰当地提出“恢复蒸饭”的口号，派代表与资方谈判，资方被迫同意恢复蒸饭，并答应不得开除怠工工人，这一斗争遂取得胜利，党的影响就此扩大。同年9月，同兴工厂的日本资方将工人吃饭休息的时间从每天半小时缩短到15分钟，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厂里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暗中商议后，决定发动罢工。时任沪东区委书记的何孟雄，了解情况后便指示要注意策略，以免碰硬，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工人遂决定将罢工改为深夜怠工。由于日本监工和工头深夜极少来车间，以便派人放哨，发现工头来车间就通知工人开车，工头一走再关车休息。这样怠工后资本家发现产量明显减少，又无能为力，最后不得不宣布收回减少休息时间的规定，斗争取得胜利。
实践证明，只要较为准确地把握丫群众的利益诉求，切实地维护群众利益，就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而胜利的斗争，就能比较有效地消除部分群众的疑虑，从而团结更多的群众，提高党的威信，扩大党的影响。
(二)沉痛的教训
回顾和分析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党在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策略方面都存在着严重失洪，相比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而言，教训更为深刻。
1． 关于群众工作的目标和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群众工作的最大失误，就是不顾客观环境的变化，无视当时白色恐怖下群众的基本状况，不组织群众有秩序的退却，而是坚持城市中心的路线，一味地强调发动工人开展政治斗争，希望重现大革命时期工人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的辉煌，从而实现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中共中央认为，“上海是本党工作非常重要的地方，他的现状与地位，都必须本党能很坚苫的去执行认真准备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去认真准备群众暴动的基础，做成本党无产阶级的根据地”，“苏维埃中国的最终胜利，必定要以上海无产阶级的胜利来决定”。 基于这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和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就不能从实际的力量对比出发，从而对整体的工作或具体的斗争，都规定了过高的目标或大而无当的内容。一切工作，都以是否有利于直接的政治目标甚至暴动作为取舍的标准，有利于政治宣传或暴动的工作就去做，还试图把所有的经济斗争都升级为政治斗争，而不体现政治内容的经济斗争则遭到贬损，基本拒绝通过经济斗争来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这种指导方针的结果，就是严重脱离群众，而脱离群众，必定导致一再遭受惨重损失。
实践证明，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至关重要。指导思想与客观状况要求有偏差，群众工作必然遭遇挫折。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基于群众的心理和需求，及时、合理调整每一时期的群众T作目标和指导思想。可惜，在“左”倾错误统治下，当时的上海地下党人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2． 关于组织群众的策略
大革命后期上海群众工作的实践已经表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寻找一种既善于隐蔽自己力量，又能有效凝聚群众的秘密斗争模式来开展城市群众工作。当时的上海地下党已开始进行初步的探索。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其统治的严密和镇压革命力量的残酷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北洋军阀。在这种环境中，探索建立有效的秘密工作模式更显必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来组织群众，是秘密斗争模式的重要内容。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长期统治，使得这一探索没有能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坚持建立非法的、秘密的、关门主义的、政治色彩鲜明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既无法公开活动，又不能吸引和团结群众，明强不适应当时严重的白色环境，自然难以生存和发展。
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工人中的群众组织以赤色工会为主，这是一个存在着严重关门主义倾向的组织，带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实际上也以政治活动为主。这样的“群众”组织，对于多数群众没有吸引力，因而并不能真正起到团结、凝聚广大工人群众的预期作用。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其他群众组织，也存在着同样的关门主义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由于实行消极的抵抗政策而遭遇了严重的统治危机，社会上各种自发组织曾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上海地下党也乘机领导建立了一批公开的救亡组织。但由于“左”倾分子的错误领导，这些群众组织都被强行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因而人数始终不能有很大发展，还动辄被查封。如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成立的“上海工人反丑救国联合会”，最初以合法的抗日团体面貌出现，刘少奇为该会起草章程，规定“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之完全独立与解放，增进工人本身利益为宗旨”。这个表述比较符合当时抗日环境和工人的要求，得到了群众拥护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有四十多个工会参加。但临时中央却认为章程调子太低，没有强调“武装工人、组织总罢工及组织群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政治运动”，是“右倾机会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观点，逼迫刘少奇检查反省。 最后，“工反会”因组织飞行集会而暴露政治面目，失去了合法地位，于同年3月下旬就被工部局捕房查封。
基层党员建立的灰色组织，如兄弟团、姊妹团、体育会、互助社等，党的领导机关也一味地强调要将这些组织尽可能向赤色工会转化，使其成员尽可能加入赤色工会。结果这些组织失去了其特有的联系不同群众的功能，同样沦为狭隘的秘密政治组织，失去了对普通群众的吸引力。
实践证明，群众组织应该基于群众的利益需求，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应多样化而非单一化。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应该尽量采用合法形式、隐蔽自己的政治背景，以最大限度地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3．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
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斗争，大多不是基于群众的切身利益需求，不是从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实际生活中提出群众斗争的目标和口号，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各种政治斗争的要求强加给群众，因而很难获得群众的支持。特别是飞行集会、游行示威之类并无多少实质意义的街头斗争，更不能被群众所接受。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不得不采取种种自上而下、强迫命令的方式去动员群众，甚至动用“红色恐怖”的武力去胁迫群众。结果，且即使斗争开展起来，也因缺乏群众基础而不能持久，反而使党失去群众的尊重。
由于受到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指挥具体的群众斗争时，也很少注意考虑群众的情绪与风险，讲究技巧，进退有度，张弛得当，而往往是一味地蛮干，有进无退，拒绝妥协，拒绝仲裁、调解。同时，也严重缺乏统一战线观念，片面狭隘，对异己力量一概采取排斥甚至攻击，结果不仅失去社会其他力量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也不能获得工人群众广泛的支持，孤立了自己。即使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党在组织抗日团体、开展救亡斗争时，仍然采取唯我独尊的孤家寡人态度，拒绝与其他团体合作，并坚持加紧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和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甚至在一二八抗战结束时发动了一次冒险的起义。这种做法，使党在政治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实践证明，引导群众斗争，必须基于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需求，尊重他们的情绪。在工作方法上，应当是尽量采取启发、引导、教育的方式，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自觉行动，而绝对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甚至武力威胁的粗暴方式；群众斗争形式应当多样、灵活，并讲究指挥斗争的策略，注意运用统一战线的政策，尽可能争取斗争的胜利，避免群众的损失，以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显然，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土地革命时期的上海地下党未能探索出一套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大革命时期党在上海积累起来的群众基础丧失殆尽，党自身的力量也受到严重摧残，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忘却的沉重教训。
节选自《获得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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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华。本文为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黄大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