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接触的多起异地民工死亡案件，家属都不愿意走司法程序，宁可自己吃亏，也要当场拿钱走人，尽快让死者魂归故里，入土为安。

我的故乡地处黄河下游，是历史上的“黄泛区”，穷且偏僻。

为了摆脱生活的窘困，从90年代开始，大量的农民工抛家离舍，将全部家当系于一身，随打工潮涌入城镇。由于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几十年来，鲜有人跟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

我长期从事文秘和法律服务工作，时常接到一些农民工家属的求助。面对他们的哭诉，内心难免沉甸甸的。

独生子一条命，换回6万赔偿金

2007年春天，莲姐哭着走进我的工作室求助。她比我大两岁，不过50出头，却已是满头白发，黑瘦的脸上布满皱纹。

莲姐说自己这辈子命苦，父母之命，让她嫁给偏僻乡下一个孤门独户的儿子。丈夫是三脚跺不出响屁的老实人，婚后她生下一个儿子，按乡里人的话说，这孩子长得“两头挺、很排场”。

儿子是莲姐的心肝宝贝，从小就在莲姐的溺爱中长大，什么力气活都没干过。莲姐也不指望儿子在村里窝一辈子陪着她，一门心思只想供孩子考大学出人头地。可事与愿违，儿子屡考不中，熬得两个眼睛高度近视，眼镜片一年厚过一年，不得已放弃了学业。

看儿子整天窝在家里，莲姐狠下心来，决定请村里外出打工的大人带儿子出去见见世面。岂料，儿子在省城转悠几天，居然找不到什么活儿。有文化却没文凭，还是只能去建筑工地做苦力。莲姐的儿子找到包工头，说要签劳动用工合同。包工头就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用不屑的眼光盯着他，撇嘴说：“圣人蛋，一边凉快去吧！”

这年头的工程，大多是开发商层层发包给小包工头的，他们本身都不具备企业资质，哪来的规范合同给人签呢？

身上带的钱花光了，莲姐的儿子只好又回了老家。

老家农村也有个小包工头，自发攒了一个建筑队，人员也不固定，就是为周围三里五村的农民翻修房屋。见村里的男人们都在建筑工地，搬砖提泥干杂活，每天也能挣上几十块钱，莲姐的儿子也就一起去了。

农村盖房子，不像城市那样挖地基下地网，全框架钢筋水泥结构，都是挖好地基后，直接用红砖垒砌，施工现场几近原始劳作，各类防护措施也压根没有，安全隐患四处可见。没干几天，莲姐的儿子就摊上了大事故。

那天上午，莲姐的儿子在新垒砌的屋山墙下干活，因雨后地基沉降，新砌的墙体忽然倾斜倒塌，砖堆顷刻间就将他整个人都埋了起来。等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扒拉出来，浑身已满是血污了。

莲姐闻讯奔到现场，抱起儿子余温尚存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一夜间就白了头。

包工头哭丧着脸，拿出3000元钱给莲姐，让她安葬儿子，剩下的事情便撒手不管了。

3000块钱就能买儿子一条命？莲姐不甘心，一纸诉状将包工头告上法庭。包工头出庭，辩解道：“俺只是把大伙召集在一块，挣的工钱，按庄稼老土的说法，‘伸头一锄钩’，上架子垒墙的泥水匠每天开120到150元，搬砖提泥的小工每天开80至100元，谁也没多拿一分钱，凭啥叫俺一人承担？”

法庭查明实情，依法追加当天在建筑工地干活的26名民工为协同被告，判令每人分别赔偿1900元至2500元不等；同时，将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许可证和资质的小包工队的房东，也需赔偿死者3000元。

判决书很快就下达了，除了房东外，涉案的26名被告总共赔偿62000元。

莲姐原本还没法接受——自己独生儿子这一条命，竟然只值这么点钱？然而，更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个并不复杂的判决，执行起来居然那么难。

这26名被告中，大多都是莲姐同村的老街坊，接到判决书后，大家也愤愤不平：

“咋着，俺不偷不抢，出事了冒着被砸伤的危险去救人，到头来还得跟着爬堂台赔钱？”

“这弄的都是啥事儿啊，救人的成了被告，真丢人到家啦！”

众人七嘴八舌，谁都觉得冤枉，越说越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真有人家为顾脸面，不惜花更多钱去通融关系，各路亲戚都找了个遍，只为能开脱责任。面对有背景的说客们，法院执行一时陷入僵局，卷宗也只能暂且被搁置一边了。

而更有被告，干脆一走了之，长期外出打工，家都不回了。

莲姐哭着对我说：“法院一星期上5天班，俺天天跑去堵门，最多时一天能去7趟。法官叫俺提供被执行人藏身的地方，俺一个娘们家，去哪儿找人啊！”

莲姐堵着法院院长的门哭闹，院长实在无奈，只能临时启动司法救助，给她批了500元救助款。此后逢年过节，政府还将莲姐视为重点救助对象，面粉、大米、食用油，多少都给一点。

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年麦收季节，莲姐终于找到了一个被执行的街坊，那天，街坊正拉着新收打的麦子去粮店出售，她赶紧给执行庭打电话报信。执行人员赶到现场，给那个被执行人戴上手铐，通知家属当天将赔偿金连同执行费一块给莲姐清算了。

等那位被依法拘传的街坊从法院回来，就堵住莲姐家的门破口大骂：“日你祖奶奶，恁些人咋不抓，就俺的软泥好挖，欺负人嘞！”

街坊污言秽语，骂得不堪入耳。莲姐躲在家，门都不敢出。

“俺男人要有血性，俺儿子要是活着，他敢蹬鼻子上脸骂人啊？”莲姐说话的表情，就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了。

这一次，莲姐被骂恼了，豁出去什么脸面都不顾了，就要讨回儿子的命钱。第二天，径直跑去信访部门哭诉，领导震怒，法院集中执行连抓了好几个人。剩余的被执行人也害怕了，自觉到法院交了赔偿金，这起民事赔偿案件至此才终于画上了句号。

莲姐奔波了两年多，赔偿终于悉数到账，可她也把半个街道的人都给得罪了，往后的这些年，莲姐在村里走路，再没抬起过头。

都是老街坊，赔偿金可怎么要？

一个夏日午后，邻居小贤慌忙来家里，说他妹夫在建筑工地干活，被高空坠落的砖块砸中头部，当场就身亡了，可包工头只愿意赔偿10万元丧葬费。

“你妹夫跟施工方签订劳动用工协议了吗？”我问小贤。

“俺妹夫头一天去建筑工地干活，就摊上这倒霉事儿，哪有协议啊！”

我叹了口气。

小贤的妹夫家住在县城边，随着城区的扩建，土地被征用，成为失地农民。老实本分的妹夫不会做生意，只能跟着村里的建筑队打零工。

出事的那天中午，刚吃过午饭，小贤的妹夫就到村子附近的建筑工地干活，10层楼的主体拔地而起，脚手架上却没有必备的安全网。小贤的妹夫也没有戴安全帽，刚到楼层底下，没干几分钟活儿，一块砖从楼顶跌落下来，正巧砸中头部，当时就脑浆迸裂，死于非命。

建筑队的包工头是小贤妹夫的邻居，弟兄几个在村子里比较有势力。小贤的妹夫家却是孤门独户，平时就不敢招惹人家，摊上这种倒霉事儿，显得更加无助。

小贤问我，妹夫的死亡能赔偿多少钱？按照当时国家颁布的工伤赔付标准，我初步计算一下，总额应该在62万元左右。

“包工头家里有车有房吗？”我想知道包工头有没有可供赔偿的财产。

小贤说：“有，他们家有一辆几十万元的新轿车。”

我告诉小贤，都是一个村子的人，这事儿还是先找村干部出面协商解决。实在不行，就去县安监局和公安局报案，先让执法部门把违章建筑的工地给封了，再去法院申请对包工头的车辆进行诉讼保全。

小贤满脸汗水急匆匆走了，隔一会儿给我打电话说，包工头同意给20万元，他妹妹不愿意。

小贤的妹夫停丧在地，整个下午，他们家跟包工头的交涉，就像农贸市场里的买卖一样，几经讨价还价，最后包工头咬牙加码到40万元。

小贤的妹妹仍然不能接受，嚷嚷着要去报案。

这时候，死者的老父亲发话了：“算啦，就这吧。人都冇命了，老街坊脸面值千金啊！”

老人家面对伤子之痛，愁着身旁十几岁的独苗孙子，欲哭无泪。念及包工头都是街坊邻居，闹得太僵了，以后在人屋檐下日子咋过啊……

一桩工伤事故酿成的命案，民不告官不究，就这样私了了。

干了半辈子的法官，一样维权难

我曾经在县法院做过3年兼职，主要从事法制宣传工作，时常随着各庭庭长下乡办案。

2009年的一天上午，已经退休的经济庭郭庭长找到我，说她娘家侄子在城里一家国营化工厂的工地上打工，因没有穿戴安全防护设备，不幸从几米高的网架上掉下来，颅脑严重损伤，死在了医院。包工头躲起来不照面，赔偿也陷入了僵局。

“您在法院工作这么多年，司法程序都熟悉，这事儿还不好解决啊？”我问郭庭长。

郭庭长叹口气，气愤地说：“俺就是知道老百姓打官司难，所以开始不想走法律程序，让包工头一次性赔偿20万元。没想到，这事儿谈崩啦。”

出事后，包工头开始还组织人将侄子送往医院，缴纳了住院费。后来见人死了，就干脆躲了起来，有意逃避责任。

郭庭长的娘家弟弟住在偏僻的农村，家里条件并不富裕，就侄子一个壮劳力，侄子人走了，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家子的日子更加艰难。

实在没办法，郭庭长只能领着娘家弟弟到市区找有关部门报案。因事故发生地在城区交界地带，郭庭长领着高血压的弟弟跑了一整天，可对这种出力不讨好又得罪人的事情，谁都不愿意管。这个区说，事故不归他们管辖，让到另一个区反映问题。而在另一个区好不容易找到负责人，还是这句话：“这事儿也不归我们管。”

郭庭长办案门路熟，直接闯进主管领导的办公室，领导当即责成安监部门，派人查封了施工现场，还给包工头开出一张10万元的罚单。

可剩下的就又如同“铁路巡警各管一段”——谁都不问了。

不得已，郭庭长只能领着弟弟再去公安局报案，警方很快将包工头刑拘，按照相关责任事故处理程序，依法报请检察机关对其实施批捕。

而至于民工死亡赔偿的事情，属于民事责任，公安局负责人说，让他们姐弟俩到法院另案起诉。

几经周折，郭庭长找到当年曾经在一块工作过的老熟人、一个区法院的副院长，正巧主管这起案件。郭庭长以为老熟人会帮忙，快审快结这起并不复杂的民事赔偿案件，谁知那位副院长却打起了官腔：“这个网架公司是挂靠企业，你们应该追诉上边的主管部门。”

法院副院长看似公事公办的一句话，让郭庭长姐弟俩费尽了周折。为了调取证据，郭庭长冒着三伏天高温，赴豫西登封市，继而又辗转巩义市，踏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追踪到施工现场，直接询问见证人，一件件固定证据。

郭庭长在山道上被崴了脚，肿胀得黑紫，走不动路，一度想要放弃。可一想起侄子撇下的两个孩子，上学读书、日常开销，哪个不用钱。那是孩子他爹的命钱啊，哪能这么轻易拉倒。

面容憔悴的郭庭长摇头叹息说：“一个没有建筑资质许可证的网架公司，不知道有啥背景，简单的案件办起来这么难。”

身为法官的郭庭长，却难以讨回侄子的命钱。

好在最终，法院以工程发包方将工程发包给无建筑资质的网架公司为由，判令化工厂赔偿死者家属3万元，同时判决网架公司的包工头一次性赔偿死者死亡抚慰金14万元。

这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从报案到立案，继而开庭审理，调查取证和质证，一波三折，竟耗时大半年才执结完毕，郭庭长数次向我感慨：“屈死不告状，真应了老百姓那句大实话！”

少了“工亡”二字，赔偿就是两重天

类似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连我自己家也在所难免。

2011年盛夏，我突然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说妻子娘家的堂弟在郑州东郊的建筑工地打工时，因高温中暑猝死了，让我去帮忙处理善后事宜。

当天下午，我就乘车赶往事发现场。工地就在郑开大道北侧，还留着曾经举办国际马拉松赛的跑道。宽阔的人行道上无遮无拦，没有一棵树木。火辣辣的毒日头，当空暴晒得柏油路面如烧热的鏊子一样直冒烟，烤得我脸皮发烫。

妻子堂弟小伟的遗体，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炙热的柏油路面上，仅在头顶撑着一块白色塑料布用来遮阳。

前段时间，小伟跟着十几个村里人一起，在工地上找了个扎钢筋的活儿，才干了不到一个星期。眼下正是三伏天，包工头规定，早上提前1个小时上班，中午11点下班。

那天中午下班后，小伟跟着大家肩并肩刚走出工地大门，正有说有笑地往西边的工棚行去，身体胖壮的他就突然一头栽倒在地，才30几岁的人，就这么猝死了。

当时跟小伟一块打工的同村街坊，有人戴着手表，证实说他死亡的时间是11点零5分——也就是说，假设这个时间点往前提早5分钟，或者说小伟在工地上稍微耽搁一会儿，脚没有迈出工地大门，就算直接倒在了工地现场，可以申请“工伤死亡”了。没有“工亡”这二字，“一次性死亡赔偿金”要少几十万元。

“这命赖的人，死也不会捡个时候啊！”妻子黑着脸给我说。

按照农村的说法，小伟真的是“命赖”之人。他父亲弟兄5个，从小家里一贫如洗，所以天生营养不良，视力极差，每天到了傍晚就瞅不见路。勉强寻个媳妇，又半精不傻的，日子过得颠三倒四。好在小伟生下来后，眼神和智力发育都正常，长得白白胖胖，又很懂事，娶妻成家后就是家庭的顶梁柱。

就在小伟死的前一年，他父亲双目失明，觉得日子没过头，夜晚偷偷喝下半瓶农药自杀了。小伟刚翻盖了房屋，又要安葬父亲，家里欠下了沉重债务，不得已，才冒着酷暑外出打工挣钱，谁知此一去，竟踏上了不归路。

我到了现场没多久，一个戴近视眼镜文绉绉的中年人，自称是工地网架公司的经理，他安排我们吃饭时说，遇上这种倒霉事儿，自己愿意拿出3000元丧葬费，让我们息事宁人。

经理解释说：“你们的人是突发疾病死亡，不算工伤……而且，工地的安全措施是规范的。”

我问经理：“你们有建筑资质吗？在当地劳动部门备案签订用工协议了吗？”

经理见我这么问，当即沉默片刻，面有难色地说：“这年头啥生意都不好做，申请办一个省三级资质证书，需要几十万，难啊！”

这事我知道，我妹夫在建筑行业打拼多年，公司刚入住省城申办下来“二级资质证书”，就突发脑梗塞死亡。那份花费了60多万元的资质证书，成了烫手山芋，年检费用就需要缴纳6万元——不参加年检吧，过期的证书就是废纸一张，只得舍弃。

因此，业内的大建筑商一般都具有资质证书用于招投标，中标后只承担主体工程项目，大都将网架结构、外墙保温、室内粉刷等工程发包给那些无资质的小包工头，从中再抽取一层利润。

吃过午饭，我和妻子的娘家族人让网架公司经理去传话，要面见开发商处理善后，可开发商放出话说：“他自己有病死了，又不是工伤事故，碍我们啥事儿？”

开发商避而不见，小伟的几个堂哥急了，每人手掂一根棍棒跑到工地，强行拉闸，将动力电源给切断了。

这下子就像捅了马蜂窝，躲在工地简易房里的开发商和包工头纷纷钻了出来，大汗淋漓地嚷嚷着要我们这边送电。

一个自称是项目副经理的人，主动找我们谈判，但仍然坚持给3000元丧葬费。我依据“工亡”估算，包括小伟的母亲和两个未成年孩子在内，各项赔偿金应在10万元左右。

双方协商不成，我们暂时租一个水晶棺，将小伟的尸体存放进去，接通旁边门店的电源，准备到当地政府部门寻求解决途径。

第二天一早，小伟的一双儿女就当街跪在了政府大门口，政府领导很快责成相关部门通知开发商到场，处理善后事宜。

我们与开发商面对面坐在信访局会议室，开发商坚持让我们走司法程序，去法院通过民事诉讼解决问题，法院判多少就给多少。

一桩民事案件，从立案到开庭审结，最迟也要几个月，还要面临着后续的执行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异地诉讼，家里人都没了，谁替他们来回出庭折腾呢？

也难怪，这些年我接触的多起异地民工死亡案件，家属大都不愿意走司法程序，宁可自己吃亏，也要当场拿钱走人，尽快让死者魂归故里，入土为安。

放在自家人身上，也是一样。

最终，我们以高温中暑引发民工猝死为由，经过一上午的交涉，由地方政府出面干预，让开发商拿出9万元，了结了此事。事后，还有现场的目击者议论说：“如果开发商是本乡本土人，地方政府不出面调解，这种事儿谁会赔钱？你们就自认倒霉吧！”

这话我信。

我姐夫的三弟，在甘肃一个建筑工地开塔吊，也算小包工头，不明不白死在了工地上。姐夫哥几个千里迢迢赶奔西北，去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根本不予立案。找到政府部门，因提供不出直接证据，谁都不愿管。

哥几个在工地上摆花圈祭奠死去的亲人，很快就被一群当地人驱散了。一分钱没讨回，反而挨了一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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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竹子。来源： 人间theLivings。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