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雇员（研究生助研、助教）以1931票赞成 、1523票反对通过了组建工会的提案。哈佛校方已同意与研究生工会展开谈判，这也意味着哈佛成为常春藤盟校中第一所承认研究生工会的学府。张跃然是筹建哈佛研究生工会的组织者之一，在本次访谈中，他将会分享关于成立工会及校园内外的劳工斗争的思考。访谈者为瑞安·洛希（Ryan Roche），哈佛大学员工，同时是哈佛大学后勤与技术工人工会的代表。
瑞安·洛希（以下简称R）：是什么使你全情投入到哈佛研究生工会的筹建活动？
张跃然（以下简称Z）：我的政治信仰使我认识到将工人组织起来争取权利的重要性，这是我参与工会活动的最初动力，但之后的深度参与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校级工会组委会的例会时，面对一屋子生人，我完全不知道能在这项运动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后来，其他一些工会组织者主动来找我聊天——不是来给我分派任务、告诉我应该做这做那，而是鼓励我自己去思考：如何把自己那一份独特的经验和技能用到工会组织工作当中。我的同事们想告诉我的是：我要做的不是把自己当成组织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是独立开发一个新的动员领域。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自己是整个组织工作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我能发挥的独特作用就是在组织动员国际学生、尤其是动员华人国际学生方面多下功夫，而这恰恰是对工会动员的成败至关重要的。
所以渐渐地，我一方面开始觉得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其他组织者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恰恰是这两个因素逐渐带动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甚至情感投入在工会组织工作上。我并不是那种生下来就适合搞组织工作的人，是我的同事们一步步鼓励我投身组织工作的。
R：2016年的时候哈佛的研究生雇员曾有过一次关于是否成立工会的投票，其结果如何，之后又发生了哪些事？
Z：第一次投票是在2016年11月末，大概是在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裁定私立高校研究生有权成立工会的三个月后。问题是，哈佛校方直到投票日也没能提供一份有投票资格的研究生雇员的准确名单，好多人根本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有投票资格。最终的计票结果为1396票赞成，1526票反对，工会未能成立。
但是，由于哈佛校方的名单遗漏了五百多位有投票资格的研究生雇员——其中很多人压根没意识到自己享有投票权——我们据此向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发起申诉，并赢得了举行第二次投票的机会。
R：第二次投票前的组织动员工作和第一次相比在策略上有什么不同？
Z：我没有参加第一次投票前的动员工作，但据其他人说，第一次动员在宣传时热衷于使用“权力”、“民主”等抽象的意识形态词汇，所传达的信息没有聚焦在具体的事务和议题上。另外，在很多院系的研究生中间我们根本没有动员骨干或者积极分子，所以没法有针对性地争取很多研究生雇员的支持。
第二次投票之前的组织动员工作里，我们贯彻的策略就是以具体议题为中心的深入动员。我们在绝大多数院系内部都建立了动员骨干和积极分子的网络，这一级组织者能够同每个研究生雇员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具体、坦率、有针对性地回应大家的苦恼、疑惑和诉求。
在和每个院系的研究生雇员们接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利用已有的人际关系作为沟通和说服的基础，另一方面尽力结交新朋友、建立信任。同时，在从报纸专栏文章到一对一私下动员谈话的各种宣传渠道里，我们都确定把关注点放在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上。除了工资和医保这种最根本的生计问题外，我们另外最常提起的两个话题是对学生遭遇性侵犯之后保护不足的问题和国际学生的种种不稳定状况缺乏校方回应的问题。
另外，和第一次投票之前的组织工作相比，在第二次投票之前，我们在应对校方反工会宣传方面也有了经验。学校曾在第一次表决前几天发起大规模的反工会宣传攻势，打得工会组织者措手不及。在第二次投票之前的组织工作当中，我们预计到这种情况并提前做足准备，所以当校方再次发起反工会宣传的时候，我们没有惊慌，而是按计划沉着应对。
R：你提到国际学生在工会动员中的关键作用，能具体谈谈吗？
Z：在任何高等教育界的工会组织活动中，国际学生都理应扮演核心的角色。首先，我们国际学生在整个研究生群体中占比很高。比如，哈佛研究生院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是留学生。
此外，国际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面对着很多美国学生不用面对的不稳定因素，譬如学生签证的工作限制、美国政府针对移民的排外法律、诸多研究经费项目都仅限美国公民、种种语言和文化隔阂等等。所以相比美国学生，其实国际学生尤为需要工会这样一个渠道去共同争取权益和保障。
然而，国际学生也是最难组织起来的。因为大家面对着种种不稳定状况，所以多数留学生其实对校方的依赖感更强，遇到问题时候更倾向于指望校方能自上而下地出于善意解决问题，而往往意识不到真正解决问题、捍卫权益的有效途径是靠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形成集体力量。
在美国学习生活这么长时间，我们都有各种各样地被美国社会边缘化的经历，因此面对一个主要由美国学生主导的工会运动，国际学生们很难信任这个东西。大家直觉上是拒斥工会的。另外，高等教育领域的工会组织运动通常按院系作为组织的基本单位，但问题在于国际学生在许多院系内都处于相对边缘和孤立的状态，但不同院系的国际学生之间往往形成自己的社群，这就导致基于院系的组织方式无法有效动员留学生群体。
作为劳工运动的组织者，我们不能指望工人们自发地形成团结意识。我们需要把自己置身于工人当中，实实在在地让大家看到所有工人是一个大集体。这一点在动员留学生的时候尤为重要。
所以在具体的组织工作里，我们主要遵循三项策略原则。
第一，我们构建了能有效传播信息的坚实渠道。比如，我们专门印制并分发了中文的工会传单和小册子，在微信上推送了中文的工会常见问题解答，还办了几次中文的工会信息分享会。这些工作的目的是，不能让国际学生形成一种“想了解信息时需要主动来找工会了解”的感觉，相反，我们必须主动地把工会信息送到同学们手中。
第二，我们组建了一支专门动员国际学生的骨干团队，这些骨干自己就是国际学生，真正投入到国际学生社群当中深入动员、为工会提升存在感。想要赢得留学生的支持，就必须改变大家固有的刻板印象，让大家看到研究生工会不是一个美国人的组织，而是属于所有研究生雇员的。要想让大家看到这一点，必须靠留学生组织骨干们自己身体力行 。
第三，我们着重宣传成立工会后能够解决的具体问题，尤其是那些与留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这不只是我们在动员国际学生的时候才强调的东西，而是这个工会组织工作的重要主题。
比如，在离四月份投票还有几周的时候，我们在哈佛校报Crimson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详细描述了留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普遍面对的种种困难，并说明成立工会能够提供怎样的帮助。我们所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工会把留学生所面对的各种议题看得很重很重。
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工作都是值得的。在四月份工会投票时，哈佛校报派记者做了出口调查，他们事后告诉我们：那些特意将国际学生权益保护作为支持工会主要理由的受访者，比他们想象得多很多。与第一次投票前的动员活动相比，对留学生的组织工作是我们最终赢得第二次投票的重要原因。
R：真正在对话当中劝说研究生雇员们支持成立工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有哪些论点是你觉得特别有帮助的？
Z：在做了那么多动员谈话之后我学到的一点是：组织工作并不是关于具体的论点或话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才是最为重要的。
在各种动员谈话里，我听到的反工会观点实在是五花八门，但这些观点的本质，其实都是对“研究生雇员”这个集体缺乏信任，对我们通过工会组织起来之后所拥有的力量缺乏信心。
这种不信任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有时候大家会说工会不是工人自己要成立的，而是一个校外的第三方机构妄图入侵；有时则表现为对工会缺乏真正民主的忧虑，认为工会将被一小撮心怀叵测的工会分子所把持；有时担心各个院系学生的利益诉求多种多样，压根无法共同行动；有时又对哈佛研究生工会所属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UAW）充满怀疑。
我们这些从事动员工作的人逐渐意识到，任何论点和话术只有被用于构建更广泛的信任时才是有意义的。每当和研究生雇员进行一对一动员谈话的时候，我一般把自己的任务看成三步。
首先，如何让这个工人相信：我个人之所以从事组织工作，完全是因为我对我们大家的集体力量有坚定的信心？第二，如何让这个工人意识到，哈佛大学有上百位TA的同事们，都像我一样，在努力把这种集体力量变成现实？第三，如何说服这个工人愿意变成这个集体的一部分，让TA看到我们彼此信赖、互相依靠？
我遇到不少的哈佛研究生雇员，TA们最终支持成立工会，不是因为TA们对“工会”这个抽象的概念产生了信任，而是出于对于我个人的信任。建立信任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互动的过程，因此每一次动员谈话所涉及的关键议题都各不相同。
我觉得到头来，这才是建立工人阶级意识的具体过程。我们建立了彼此信任的人际关系，这种信任让大家能够把自己看做一个更大的集体——全体哈佛研究生雇员的集体——的一份子。这种社群的归属感进而让大家意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才能有力量，只要团结就能有力量。
在“精英高校”这么一个善于把学生们打散、分而治之的地方，在这么一个精英个人主义盛行的地方，只有靠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建立团结感。
R：现在工会已经建立，下一步要怎么做？
Z：哈佛校方已经正式承认了工会，并宣布将和我们展开集体谈判。五月初，研究生雇员们选出了工会的集体谈判代表。刚刚过去的夏天，我们忙于分发调查问卷、收集大家对即将开始的集体谈判有什么诉求期待，上千名同学填写了问卷。谈判代表们根据问卷结果整理出谈判目标，目前工人们正在投票批准谈判目标。在此之后，同校方的谈判将会正式开始。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很多今年春天参与筹建工会的组织骨干现在正在逐渐淡出：TA们要么是去做田野研究，要么到了不得不专注于自己学业的阶段，也有一些人已经毕业离校。
所以说，高等教育界工会组织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组织骨干极高的流失率，因此，培养新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变得极为重要。之前提到，我是被其他组织者发展成骨干的，而特别让我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我也同样帮助发展更多学生成为了新的骨干。所以即便我已离开哈佛，我还是有信心后来人能把我们已经开启的工作延续下去。
R：你个人的政治观念在这次运动中发生了哪些改变？从斗争中学到了什么？
Z：作为社会主义者，我始终相信工人的力量。但通过组织这次运动，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究竟什么才是工人力量的源泉：集体的团结。
归根结底，工会组织者与反工会力量的斗争，很大程度上就是集体意识与个人意识之间的斗争。
所有那些反工会的宣传手段——将工会描绘为邪恶的第三方、挑动不同院系学生之间的对立、诉诸于那些基于狭隘个人私利的计算交多少会费、涨多少薪水、涨薪能否覆盖会费的方式，暗示工人有可能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迫参与罢工——无一不是在工人群体内制造区隔，使工人把自己看成原子化的个体。
和这些反工会手段作斗争，本质上是和这些手段背后的原子化、个人化逻辑作斗争。这种斗争只有通过构建工人的集体意识才能实现：我们首先是一个集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这也正是建立人际关系、信任和社群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worker.org/2018/09/28/a-textbook-lesson-in-solidarity-at-harv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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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吕杨鹏。来源：一颗土逗。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