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社，自一九二八年二月它的前身《青年之友》社在上海成立起,至一九三八年八月在汉口作为三大革命群众团体之一,被国民党勒令解散为止,共有十年多历史。在这十年多的时间里,蚁社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运用各种巧妙的方式,与反动统治者进行了艰苦持久的斗争,不仅使其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而且团结教育了部分职业青年积蓄了一部分力量,对冲破敌人的文化“围剿”,促进全国统一,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都起了它应有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它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蚁社的前身——《青年之友》社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疯狂镇压革命,大量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笼罩在白色恐怖统治中,革命转入低潮,一般人都不敢谈论政治,当然更不敢参加政治活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心地纯洁的青年人对革命所抱的热烈希望,现在已经完全落空,到处呼吸不到一息民主自由的空气,内心非常苦闷,社会上一切腐败黑暗的现象,丝毫没有改变,相反的,新反动派的手段比旧军阀更凶恶、更毒辣,这使他们感到愤恨。有些人为了金钱与个人地位,出卖自己的良心,依附恶势力,又使他们为之痛惜,虽然他们对现实深感不满,不甘消沉,但又不敢与恶势力进行斗争。这时我与党失掉了联系。作为一个党员,我认为即使失掉了组织关系,也应当继续为党工作,便于一九二七气夏季在家中办了一所英文补习班。开始时学生不到十人,有彭清源、陆耀明、李久香、唐绍荣、桂曼殊、桂伊微等,其后陆续增加。这些学生中,以小职员为多数,也有公司的学徒、铁路管理局的侍役以及工人的子弟。我在教授英文的同时,向学生们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的根源所在,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觉悟多有时也借给或介绍他们看一些浅近的进步书籍。大约经过三个月,鉴于当时的报刊大多死气沉沉,特别是所有的小报都是以色情文字来把青年引导到堕落的方向去,因此,大家集议凑钱创办了《青年之友》周刊。针对当时青年的上述心理状态,《青年之友》指出的“指示青年人生的修养,努力改造社会”为宗旨,要求青年们对社会负起责任来,而不要随波逐流、趋炎附势或意气消沉、丧失斗志。《青年之友》每期发行不足一千份,但得到了不少青年投稿或来访,表示支持。不少同学又联络了自己的朋友如徐庚敖、倪纲贤、张勉之等参加。
一九二八年春节过后,我建议组织团体,以壮大力量,得到全体同学的同意。于是在《青年之友》上刊登了征求社员的启事,规定向徐庚敖处登记,并约期在尚公小学开会。出席了二百多人,都是青年职员,宣告《青年之友》社正式成立。不久,在南京路近河南路一月水果店的楼上租了一个楼面,作为社址,经常到社内办事的只有一、二十人,如沙千里、李伯龙、杨修范、陈春宜、任先、马燮庆、徐以礼、沈仲君、章乃器、鲍水镜、周敬库、徐庚熬等,我也每天去。各人分头担任兜揽广告,跑印刷厂以及接待社友等工作。社内成立了图书室和读书会。这些设施都能适应社友们的需要,所以每天都有一定数里的社友到社里来互相交谈,比较热心的社友,则一离办公处所就赶到社里来,有时到深夜才回去。就在这样每天相遇,互相交谈,互相勉励的过程中,社友们逐渐提高了认识。由于社友人数的逐渐增加和认识的提高,力量随之增长起来,《青年之友》的内容也逐渐得到充实,在青年中的影响也逐渐扩大。到1929年上半年,大家认为《青年之友》有加以改进的必要,从此时起改出“革新号”,由沙千里主编,文章的编排、版面的形式,特别是内容的充实,都有了显著的跃进。《青年之友》从“革新号”开始,内容大致有下列几类：
（一）青年修养,引导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
（二）思想方法,使青年能够历史地、辩证地看间题；
（三）国际问题,分析世界局势和各种力量的对比和消长、指出发展前途；
（四）社会问题,引导大家透过各种社会现象,来认识旧社会制度的本质及其必然的趋势；
（五）婚姻问题,引导青年要有正确的恋爱观并主张婚姻自由；
（六）散兵线,用短小精悍的文字对不合理的现象进行批判；
（七）读者通信;
（八）后来又增出文艺附刊,由李伯龙任编辑,主张普罗文学,驳斥了当时国民党所号召的民族主义文化,也批判了迷恋于改良主义的倾向。
由于《青年之友》的内容适合青年的要求,其中有许多文字的确代表了青年的呼声,销数不断扩展到约五千份,而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主要的读者对象是店员、小职员和学生。在上海几乎每一个中等学校的传达室都有分销。外地发行数也不少,最多的是汉口。远至南洋各地也有不少读者。不用说,《青年之友》在青年中不断扩大的影响,对反动派来说是一种威胁,必然要引起他们的仇视而加以摧残。后来,各分销处突然拒绝分销了。《申报本埠增刊》的主编朱应鹏(国民党市党部的监察委员）查询每期在增刊上所发表的《青年之友》出版消息的来源；有人到国民党三区党部去看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禁止销售《青年之友》的密令,并要查拿《青年之友》的负责人,罪名是《青年之友》宣扬普罗文学,鼓吹阶级斗争,违反出版法。经过大家商议,一致同意继续出四期后自动停刊,这四期的内容对反动统治下的黑暗现象,比以前要揭露和批判得更尖锐、更有力。同时,将社址退租,不再到那里活动。
蚁社的成立及其指导思想
《青年之友》的停刊和社址的退租,是被迫的策略性转移。这也使我们得到了教训,就是要改变斗争方式,争取合法社团形式,继续与反动势力周旋。沙千里、李伯龙、任先、沈仲君、徐庚敖,杨修范、马燮庆、徐以礼等和我约二十人几次讨论研究,决定以原有社员为基础,于一九三零年十二月成立蚁社,并向国民党教育部申请立案。
为了蒙蔽敌人,争取合法,在送审的章程中写着“本社以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从事文化运动为宗旨”,以“为文化而进行文化活动”的面目出现。同时,利用社员中的国民党员以及与国民党员较有私人友谊的社友,出面办理立案手续。这样,蚁社就取得了立案证书,成为全国性的文化团体之一。这个合法身份,不仅可以迷惑敌人,而且也有利于吸收那些不敢谈论政治的青年人社,接受影响与教育。
蚁社是一个职业青年的文化团体,表面上“为文化而文化”，实际上它既反对当时有些人把文化运动看作是毫无价值而仅仅是书呆子做的事情,又反对有些人认为只要从事文化运动,就可以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和民族复兴。它认为以上两种对文化运动的看法都是错误的。正确的认识应当一方面承认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能起反作用；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文化是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所以文化运动又必须符合当前经济基础提出的要求和需要。这个文化运动的任务是这样的艰巨,可是团体刚刚成立,力量很有限，而且又与党失却了联系,只能依靠社员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所以以蚁社为名,就是因为蚂蚁虽然为小动物,力量虽小,但是为了共同利益,能团结一致,不借牺性自己,与对方进行拚死斗争。蚁社的每一个社友都以蚂蚁自称并以此自豪。在社内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听见有人喊出我们要有“蚂蚁精神”来互相鼓励。蚁社在它以后出版的刊物上,提出了下面的口号：
蚁社的性质是：
依着时代的要求,从事于与社会需要相适应的文化运动。
蚁社的目标是：
要以文化运动为手段,使新社会早日实现。
蚁社的精神是：
用团体的力量,严峻的纪律,艰苦奋斗向着目标前进。
蚁社社歌是：
蚂蚁是爱群互助的小虫,
蚂蚁是有集团组织的大众,
我们都是蚂蚁,不是吃书无用的盆虫。
在这光明与黑暗决斗的战壕中,
我们要前冲,我们要前冲里
前冲,前冲！前冲！前冲！
我们都要前冲！
用蚂蚁的精神,来播植新文化的种,
使新世界的光明,更加灿烂鲜红。
起来,起来,蚂蚁们大家起来！
蚂蚁们！向前去做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先锋！
这三个口号和社歌反映了蚁社所从事的文化运动的特点,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按照现实的需要进行活动,逐步推进社会向前发展。最后目标就是为了要实现崇高的理想而共同艰苦奋斗。
蚁社的社友
蚁社的入社条件是：只要赞成蚁社的宗旨,经过社友介绍,填写入社申请表,经执行委员会通过,就可成为正式社友。这样,既可以迅速发展社员,增强团体力量,又能大体上了解新社友的政治面目,防止敌人的混入。每年还进行一次征求社友的竞赛活动,以不断发展社友。社友虽分赞助社友、普通社友、基本社友三类,只是自认缴纳社费的多少不同,社友的义务和权利,却没有区别,他们都必须遵守社的一切章则和决议,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有违反,即由执行委员会予以警告或除名。
社友中最多的是中下级职员,也有少数高级职员。他们的职业范围有公司、商号、工厂、银行、工部局和海关等。这些中下级职员,都身受不同程度的剥削和压迫,薪资微薄，时有贫困、被迫和失业的恐慌；他们又都有一点文化,因而容易接受真理,倾向革命。所以蚁社社友,除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之外,都是纯洁而富有正义感的青年,相互之间亲如兄弟。有的在入社之前就信仰社会主义,有的则在入社后的活动中,逐渐进步；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的形势下,这个进步集体中的社友,至少有热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经过学习革命理论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有不少社友后来成了共产党员。如徐步、袁青伟、陈春宜、杨修范、俞沛文、蔡东园、顾留馨、孙慎、卢绪章等达数十人,有的同志还在党内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对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至于后来分散到各团体成为骨干的,那就更多了。
蚁社的组织机构和具体活动
蚁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友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执行委员会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人数为九人,每月开会一次,下设总务、社友、文化三部,每部各设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由执行委员兼任之,执行委员会不设主席,开会时依委员姓氏笔划多少轮流担任会议主席。讨论问题作出决议,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所有各部提案,于开会前,先提交总务部,由总务部汇集提交执行委员会讨论。所以蚁社的实权是执行委员会掌握的,必须保证都是政治上可靠的骨干当选。担任历届执行委员的有沙千里、李伯龙、杨修范、马燮庆、徐以礼、任先、潘明新、沈仲君和许德良等。在一次改选中,曾被利用为蚁社立案出过力的那个国民党员,声言对社有功,要求选他为执委,企图掌握一部分领导权,以便向其上司报功领赏。社的负责人经与大家商量,决定将执行委员会扩大为十五人,另设常务委员会,各部正副主任改由常委兼任。这样,他虽然当了执行委员,还是徒有空名。此后,国民党社会局派了蓝思勉、丁守棠,御用工会派了水祥云来参加蚁社,企图拉拢一部分社友为其所用,以改变蚁社的方向。但是,他们不得人心,在社里是孤立的；而社的实际领导权紧紧掌握在我们手里,所以他们不能发生任何作用。
蚁社的具体活动,分由三个部管理。
总务部负责处理社的日常事务工作和财务工作。由马燮庆、徐以礼、沈仲君负贵。
社友部,由沙千里、潘明新、任先负贵。本拟称组织部,为了避免引起反动派的注意,故称社友部。它负责管理与社友有关事宜，吸收社友中的积极分子,成为社的骨干，安排每月一次的交谊会。这种交谊会,为了扩大社的影响,并为下届征求会友创造条件,欢迎社友带亲友参加。出席者胸前都佩带写有本人姓名的纸条,以便相互认识。交谊会大约包括下列内容：
（1）简短的社务报告；
（2）演讲（包括时事形势报告）；
（3）各种有兴趣而具有意义的活动如歌咏、话剧、独幕短剧、化装表演（生活呼声、上海风光等）；
（4）滑稽辩论,辩论的题目如：对乞丐的施舍对不对？坐黄包车是否合乎人道主义？女子是不应该回到厨房去？主仆恋爱合适吗？在现社会生儿育女多好还是少好？……
这种方式与辩论的内容,使社友和他们带来的亲友既可以互相认识,又可以使他们得到一次很有意义的社会教育,引起他们观察现实社会的兴趣。大家对参加交谊会兴趣浓厚,每次都挤满会场。此外,社友部还与工部局华凤俱乐部、上海市国术馆联合组织成立三一旅行团,举行旅行。在旅途中,用类似麦谊会中的形式和节目,进行活动,使大家非但不感到寂寞,还接受了教育。
文化部研究和发展所属各部门的业务,联络与本部业务相同的团体；培养参加本部所属各部门活动的社友,提高其业务水平；安排演出任务。这个部由许德良、李伯龙、杨修范负责,开展下列具体活动：
（一）蚂蚁图书馆。完全白手起家,藏书全由社友在每年一次的征书运动中捐助,并以社会科学与文艺书籍为重点。这样,藏书也逐年增加至二万册左右。设立蚂蚁图书馆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买不起和买不到书的青年看到书,所以出借书籍,实行一不收手续费、二不要保证金、三不要介绍人的“三不主义”。可以来社借书,也可以邮借（自付邮资）；可以个人借,也可集体借。当时邮借的读者有远在边疆地区的,可谓普及全国；后来还发展到南洋华侨。每天来借阅的（包括邮借）常达三、四百人。这样的借书办法,当时在国内外都是很少有的。为了蒙蔽敌人,藏书中也有反动书籍。书目上也同样印列;但为对读者负贵,内部在反动书籍上做好暗记,托词已有人借去,不使借出。而敌人则往往把借去的进步书籍剪去重要内容,然后归还,所以斗争还是很尖锐的。为了便利工人读者借阅,后来又在沪东大连湾路和沪西周家桥两工厂区成立分馆。据不完全统计,蚁社图书馆的读者,每月总达五千人次以上,不仅有工人、职员,也包括一部分失学、在学青年,在传播革命思想上起了一定的作用。蚁社曾设想在全国组成图书馆网,后来只与天津的一个图书馆取得了联系。李伯龙、杨修范、陈春宜、许德良都相继担任过负责人。
（二）蚂蚁补习学校,蚁社是一个比较穷的团体,所以办学校没有拿出开办费来。开始时只在社中划出一间屋子作为教室。后来学生逐渐增多,社内容纳不下,就向福建路的一个小学商借教室,白天小学上课,晚上补习学校借用。经过一个学期,学生人数超过二百人,就在南京路（现在是南京东路）山东路斜对面租了房子,有了独立的校舍。学生主要来源是商店小职员和学徒,对他们酌收学费,充学校开支,后来又添设晨班,不收学费,只收杂费三角钱。蚂蚁补习学校的课程与一般补习学校同,有英文、国语、簿记等课,由学生任意选读。教员由热心社友担任,如葛师良、周守彝等是义务职,经济困难的教员,则略给车马费。教员除教课外,也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师生间感情融洽。学生也热爱学校,介绍自己的朋友、同事进蚂蚁补习学校学习。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学费收入也随之增多,学校陆续置办了校具。学生组织有学生会,他们仿效蚁社的做法,也有剧团、歌咏团、读书会等
组织,许多学生后来参加革命队伍成为革命干部。负责人是许德良。
（三）蚂蚁剧团。这是使社友发生兴趣的有力部门,也是替社扩大影响的重要工具。由于演出的剧目是进步的,也发挥了它作为宣传教育武器的作用。历年演出的剧目有《雷雨》、《残芽》、《获虎之夜》、《陆沉之夜》、《战友》、《父归》、《金宝》、《梅雨》、《名优之死》、《两个患难朋友》、《放下你的鞭子》、《压迫》等数十个。蚂蚁剧团开始时没有一个社友懂得戏剧艺术以及前后台工作,一切舞台装置如布景灯光等都是剧团人员通过实践,边学习、边摸索,逐渐积累经验学来的。几年来,剧团大约有六、七十场演出,每年还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公演,连续举行了五、六年。公演戏票,发动社友推销,每次公演满座,都有盈余,以资助社的经费。剧团时常请戏剧方面有研究的人演讲,如欧阳予倩、应云卫等都到剧团做过报告。袁牧之还为剧团导演过。这不仅丰富了团员的剧艺知识、也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水平。在抗战前夜、剧团借座湖社举行公演。由于所演剧本系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走私阴谋的《走私》,遭当时英租界捕房禁演,交涉无效,乃设法转移至当时所谓华界的剧院去上演,一切布置就绪,仍遭国民党的社会局与警察局禁止。这也使社友们受到了活生生的政治教育。蚂蚁剧团培养出了许多戏剧人才。后来有的人成为戏剧教育家,有的人成为著名的导演和演员,对戏剧艺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蚂蚁剧团的负责人是李伯龙。
（四）蚂蚁歌咏团。在社的工作中,也是很活跃的部门,有进步的音乐家领导。每次歌咏练习时,屋子里总是坐得满满的。那时唱的是进步与救亡的歌曲。在每次交谊会中演出节目,丰富了交谊会的内容,教育自已,也教育了听众。蚂蚁歌咏团的负责人是何惧、孙慎、高恩铭。
（五）读书会与时事研究会。参加这两个组织的社友是积极分子,非但社会关系比较清楚,其中向往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不乏其人。每周有固定时间集体研究。有一个时候,读书会曾请专家指导。读过的书有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书。对事研究会有时讨论国内外形势,有时作专题讨论。沙千里、许德良都负责过这项工作。
（六）参观团。参观对象,从大规模的生产、文化机关以至狭小的个人家庭和贫民窟,目的是让社友通过参观,作社会调查,深入了解社会实况。
（七）摄影组。成立的时间最后最短,摄影内容着重反映社会生活也注意摄影艺术,负责人是沙千里。
（八）蚂蚁月刊。每月出版一次,供内部阅读。内容有文化短评、文艺作品、社务报告、
蚂蚁图书馆的新书目录、社友通讯等。有时增出中心活动的特刊。
蚁社除了本身工作之外,还有一部分负责人兼工部局职工组织的负责人,双方工作上互相取得配合,华员总会予蚁社以掩护与各项便利,蚁社则给予华员总会以进步的影响与各项工作的支持。双方合作对救亡运动和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汇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蚁社前期的活动,没有党的直接领导,只能一边独立摸索前进,一边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希望能早日接上关系。在开展革命文化活动中,蚁社得以和党领导的“左联”、“社联”、“剧联”和“音联”等组织取得了联系,互相配合,联合作战。正是在这些组织的帮助下,蚁社的活动才能开展得更有成效。一九三四年,一部分负责的社友沙千里、李伯龙、杨修范、章乃器、葛师良和许德良参加了“苏联之友”社的活动。一九三五年初,在反对国民党提倡的所谓民族本位主义文化的斗争中,我们就配合作战,通过日共党员西里龙夫在日本《太平洋》杂志上发表文章,驳斥所谓十大教授的谬论。这一年的十月,蚁社的一部分骨干还出版了《生活知识》杂志,为了保护蚁社的生存,免被牵连,另行成立了表面上独立的机构,由沙千里主编,徐步为发行人。艾思奇、柳提、骆耕漠、夏征农、周钢鸣等都是该刊的特约撰稿人。这个杂志也就成为文化反“围剿”的一个阵地。
一九三五年冬,华北事变发生,国民党继续推行投降卖国的政策,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的革命浪潮。蚁社一方面通过内部各个机构、利用一切机会和各种方式,启发引导广大社员参加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积极和社会上各个团体取得联系,一致行动。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第一次筹备会,就在蚁社社所举行。社友沙千里、章乃器都成了上海各界救国会的领导成员。他们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作为七君子的两人被捕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租界捕房对蚁社的威胁和苦告,也日益加紧。《生活知识》也于这年十二月被禁。但是蚁社仍然发表宣言,要求“彻底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保障爱国运动,”在纪念蚁社六周年时发表的《蚁社与阶级的文化运动》,还坚决表示“要担负起新的任务”、“很迅速地建立起国防文化”,“使民族危机得以挽救,并取得最后的胜利。”也正是在这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关键时刻,上海地下党组织重建了。蚁社有了党的直接领导,就能更加大踏步的前进了。
“七七”、“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也改组为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蚁社就成为职业界救亡协会的一个团体成员。沙千里、袁青伟、许德良和李伯龙先后担任该会理事。蚁社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为抗战服务。在上海的主要工作有：
（一）为前方战士募集丝棉背心和手套三千件。
（二）与工部局华员总会、精武体育会在卡德路（现石门二路）华美女中和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卿云小学合办第一二五、一零二两个难民收容所,结合救济工作做教育和组织工作,发展进步势力。
（三）在愚园路华华中学合办第十九伤兵医院,医院的筹备主任是何惧,成立后蚁社派陈春宜等同志负责做伤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伤兵医院结束,改为难民医院难民医院停办,全部医疗设备包括X光机等运送皖南,捐赠给新四军。
（四）蚂蚁图书馆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在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浦东大楼合办中华业余图书馆,继续开展革命的文化运动。
（五）蚂蚁剧团改名洪荒剧团,单独活动。以后又参加“上海剧艺社”,长期演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还创办《剧场艺术》月刊,由李伯龙主编,坚持了三年。这些,都为孤岛的抗日话剧运动作出了贡献。
（六）捐募寒衣,支援新四军。
抗战爆发后,蚁社由何惧、张庚带领社友十一人,组成救亡活动宣传队,深入江南的傈阳、宜兴等农村,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他们每天只有一角七分伙食费,经常以烘山芋和大饼当饭,可还是遭到国民党的百般刁难,无法开展工作。坚持三个月以后,有六名队员参加了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工作,随后参加新四军；其余七人则步行到了武汉。
上海成为孤岛前后,蚁社部分社友如沙千里、袁青伟、徐步、杨修范等离开上海去武汉。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他们联络当地的爱国职业青年组成了以沈钧儒、沙千里为首,何惧为总干事的汉口市蚁社,成为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之一,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八个月的时间内,社友发展到三百六十九人。他们开办了战时知识讲座及战时业余补习班,毕业人数近百,并且在后方伤兵医院成立了流通文库。他们还在市内积极参加群众大会和游行,剧团、歌泳团多次公开演出；并且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在抗战一周年的募集慰劳袋代金活动中,捐款达一千六百余元,为武汉民众团体之冠。蚁社的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广泛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蚁社的救亡流动宣传队在宜兴宣传时,国民党某大员就已经布置：上海蚁社的宣传队思想有问题,要留心监视他们的活动。到了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汉口卫戍司令部竟勒令解散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和蚁社这三个“最有工作历史、最有群众基础”的
团体。这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的第一次公开迫害。国民党的武汉日报则对三团体极尽歪曲诬蔑之能事。党的汉口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社论表示严重的抗议,三团体也先后发表宣言和告各界人士书,进行驳斥。蚁社还写信给武汉日报要求更正对蚁社的诬蔑。但去函后,竟如石沉大海,消息杳然。蚁社留沪社友也去电抗议。但是三团体终于被强迫解散。蚁社在汉口的社友就分散到延安、新四军、抗敌宣传队、演剧队等各方面去,继续革命。
蚁址在抗战初期的积极活动,已充分表露了自己的革命立场。上海成为孤岛后,已不宜再以蚁社名义公开活动。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动员所有在沪社友参加了益友社,当时曾举行合并仪式。至此,蚁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蚁社的经验及其缺陷
蚁社在国民党法西斯反动统洽下的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之所以能维持十年多之久,社友发展到七、八百人,举办的事业不断发展,对社会的影响逐渐扩大,在革命运动中起了它一定的作用。它成功的原因,现在回想起来,有下列几点：
（一）蚁社的领导核心是坚强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斗争目标（反对旧社会、反对国民党、赞成和拥护共产党）,愿意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社会的事业,因此对工作有高度的热爱,有事业心,有苦干精神（社友常称为“蚂蚁精神”。）这使许多朋友团结起来产生了深厚的友谊。不仅如此,蚁社在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进行工作。尽管对马列主义的理论懂得不多,但是大家主观上都坚持这一点,大家一面学习,一面摸索前进,在实践中逐步得到提高。由于这种友谊是建筑在革命事业的基础上,所以团结得很坚固。有一个社友—蚁社的发起人之一,临死时,对自己的私人家务一字未提,而念念不忘的是有关社务的叮嘱。蚁社的主要成员,都心地纯洁,平等友爱,互相尊重,互相帮助,青年人的优良品质,在蚁社主要成员中是具备的,有时为了工作,或者一时误解,也闹一些意见,但过后谁也不存成见。特别在反动派压力下,社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更能齐心一致,为社的生存而斗争。这些就是蚁社能维持十年多之久的主观因素（当然,小资产阶级爱面子、清高、重感情等缺点,在社友中是存在的,还谈不到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来相处,这在当时的情形下是可以理解的）。
（二）蚁社从事于新文化运动,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这在蚁社的主要成员的头脑中是明确的有一部分人则更清楚地知道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因而它有远大的理想。同时,它又始终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结合客观形势的变化,来规定自己的工作和斗争的方式方法。蚁社的活动,总是根据社友的不同兴趣和要求,开展多样性的活动；同时又从社友的实际水平出发,通过各种文化娱乐形式把个人的前途和希望与社会的、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逐步提高社友的政治思想水平。而且这些活动始终注意从社会的现实出发,与社会上的进步社团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因而能够从提倡普罗文学发展到提倡国防文化,最后汇入抗日救亡的洪流,成为职业界救亡团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紧紧跟着党的战略方向努力奋斗。一切从实际出发,把远大理想和日常生活密切结合，团结和引导社员群众胜利前进,这是它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三）蚁社的斗争方式是灵活机动、巧妙有效的。在反动统治下,它对自己的政治面目作了适当的隐蔽,社章的宗旨写得笼统,通过社友关系,取得了立案证书,争取到了以合法社团的身份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它对反动机关派来的人,不是公然拒绝,而是与他们多事联络,甚至有时还给予经济上的私人帮助,以麻痹敌人,同时又保持高度警惕决不让他们篡夺领导权；此外,利用反动派的内部矛盾也是有效的。例如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利用掉换立案证书,扣发新证书,妄图取缔蚁社。那时,吴开先与潘公展在争夺国民党各区党部的地盘上斗争正烈。他们都想在蚁社发展各自的势力。吴开先想在蚁社内成立区分部,潘公展则想拉拢蚁社的三个比较负责的社友参加国民党。蚁社负贵人商定利用矛盾来保持蚁社。通过社友向潘表示：蚁社是文化团体,受教育局（当时潘任该局局长）领导,一定照教育局的指示办事,从而取得了蚁社的立案、新证和蚂蚁补习学校的核准登记。吴潘在蚁社发展国民党的企图却在事实上落空了。蚁社正是在争取公开合法、紧紧掌握领导权在可靠的骨千分子手中,和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斗争中,坚持了十年之久。
当然,蚁社的工作也有缺点,主要的是不懂得与上层进行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没有主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等。这些缺点,在取得了党的直接领导之后,才逐步有了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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