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左派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比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tun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更具有自我批判性的团体。自从那个组织在1969年崩溃了以后，它从前的成员就开始了无穷无尽、如潮般的自责。
有些批评是来自那些有自我意识的变节者，比如《新共和》杂志(New Republic)的特约编辑Paul Berman。Berman是SDS的一个1968年的来自哥伦比亚的成员，他指责这个团体“堕落到的暴力与非理性之中…最后拥抱了极权主义的教条”。他还讽刺道，后期的SDS应该被叫做“学生争取独裁社会”。甚至乎不太乐意痛打自己曾经的同志的那些人，都公开表达了对60年代后期的激进主义的后悔。James Miller曾经对“关于人性以及由许多激进派所持的关于好社会的设想都感到深深的怀疑”。Mark Rudd，一个SDS的“气象员”派（Weatherman faction）注一的成员谨慎地指出“我们正中FBI的下怀...我们也许有些人还在他们的成员名单上”。
当然，在某个层面上很难反驳这些看法。试着想象这么一场集会，学生们分裂成了两拨，一拨高呼着“胡，胡，胡志明！”，另一边喊着“毛，毛，毛ze dong”SDS的确堕落成了一幅左翼滑稽讽刺漫画。
但是，如果SDS的前成员明白组织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就不会那么清楚为什么出了问题。这在Berman和Miller的说法中更加显眼，他们强调SDS成员在各个不同时刻所持的想法。SDS的前成员仍旧倾向于认为他们的组织是统一的，运动的路线是由学生们决定的。
可是，理解SDS不能只是理解学生，而需要在更广阔的的层面上认识美国左派在60年代面临的两难境地。在那些年里，那场新的激进运动，最主要是被在越南的屠杀所引起的反对情绪所驱动着的，它发现自己完全与工人运动隔离，而后者则被反共大清洗拔去了尖牙利爪。其结果是这场运动失去了能实现它理想的社会力量。于是，随着SDS成员们用一个又一个的社会力量来替代工人阶级，从学生到黑人革命再到第三世界游击队，那些理想本身就在不断流变。
SDS警告着我们抽象政治理想的脆弱性，以及当历史来敲门的时候，这些理想是多么容易被重塑。
（一）劳动青年
在1960年1月，产业民主学生联盟 (Student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SLID)的成员决定要换一个更现代的名字，这样，SDS就低调地诞生了。SLID是受人尊敬的产业民主联盟（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LID）的青年团体，它作为美国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一小部分走过了整个50年代。在这个潮流中，有些政治观点是不证自明的：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切形式，无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第二，执着于工会运动，这对于Walter Reuther的左翼自由主义灯塔、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来说是这样，或者勉强来说对于AFL-CIO的首领George Meany的朴素企业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补注一)而言，都是如此；第三，把民主党看作改革的政治工具。
民权运动在50年代后半段取得的进展给SLID的社会背景的基础带来了第一道裂缝。社民派是这场运动最早的忠实拥趸，而且是依旧十分迪克西化(Dixified 注二)的民主党内的种族平权斗士，尽管如此，在南方的运动，伴随着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隐晦地引起了对通过选举和集体劳资谈判来获取社会进步的信念的怀疑。SLID的新名字，“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被赋予了黑人运动的强烈情感——对于美国的所有宣言来说，它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SDS的第一项议程是在1960年春季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市组织一次会议，会议主题为“北方的人权”，目的是支持民权运动。这次会议运气不错，因为会期前几周南方爆发了学生静坐抗议。会议带来了那次静坐的几位重要人物，来自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Bayard Rustin和来自种族平权议会的James Farmer，他们跟年轻的学生行动派一起讨论。尽管会议没有达成实际的行动方案，它仍帮助团结了民权运动，使其成为SDS的第一事业
会议做出了一个重大决议：聘请一位年轻的密歇根大学毕业生，Al Haber作为它的全职员工。不像后期的那些SDS的大人物，Haber不是一个富有感召力的领袖，也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组织者，他有着精力和冲劲，在把SDS打造成一支新的行动派势力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Haber把组织的重点放在公民权利，并致力于把贫乏的资源用于为斗争服务。他建立了一个关于公民权利的SDS简报，在一年内就有超过一万人订阅。他也带领组织反对雇佣歧视而抵制西尔斯公司(Sears, Roebuck & Co.)。在11月份，SDS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共同编辑了一份SNCC的有关选举的特殊论文，《学生之声》(Student Voice)。在全国各类学生会中，Haber与各种运动支持者联系，建立了SDS的形象和名声。
在1961年，SDS聘用了Tom Hayden来担任外勤人员。Hayden刚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在亚特兰大工作，担任SDS的现场记者。他秋季到达亚特兰大，正好撞上了运动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当时SNCC正在深南部开展一场选民登记运动。在此前的夏季，SNCC的行动派就在密西西比州的麦库姆市设点来登记黑人选民，为了对抗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威胁。
随着反对这场运动的暴力逐渐升级，Hayden飞到杰克逊市（密西西比州）来为这场斗争吸引注意力。但他自己很快就成为了暴力的目标并且被迫离开密西西比州。不久后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一本题为《密西西比州的革命》(Revolution in Mississippi)的SDS小册子。Hayden对麦康姆市的学生行动派的记述将很好地描述他那一代人对SDS的企盼：
“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不只要抗议，还要寻求社会变革，也就是革命。他们决定了现在就要行动——不是过一会儿，也不是在下一次委员会会议之后，更不是在我们得到法律保护和诉讼费用有保证之后——才要为了社会正义，为了自由，为了大众的生活，为了给那被奴役的创造尊严，因而也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在必要时献出鲜血和躯体。”
在这个早期阶段，SDS始终与工人运动如影随形。LID，也就是SDS的母组织，曾得到工会的大笔赞助，这让他们成为SDS的间接赞助人。SDS自己也从工会那里得到数额不小的直接赞助。雇佣Al Haber也给组织带来了来自UAW的一万美金拨款。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的产业工会部(Industrial Union Department)推进了SDS的筹款计划，并且把他们的印刷机借给这个年轻的组织。Walter Reuther自己则称赞这个组织为“为美国进步力量献身的先锋学生组织”。
相应地，早期的SDS行动派对工人运动的看法比较积极。Haber的父亲是密歇根的一个劳动仲裁员。当Haber推动SDS在抵制西尔斯公司中积极行动时，他写道他希望这起事件将“对工人的自然联合和民权运动发挥积极作用”。Sharon Jeffrey，团体里的另一个领导人，是Mildred Jeffrey（一位UAW的高级干部）的女儿。SDS在纽约的小分会支持了1962年报业罢工，认为这种支持“应该是（团体的）自然反应”。
甚至在将来会成为老左派跟新左派离心离德的一个标志的Hayden也赞许地倾向于工人。在给Reuther的一封信里写道“工人运动仍然是未来推动民主制度和通过平等主义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推动力”。然而，这段关系并非那么顺畅。尤其是LID不安地旁观SDS参与公民权利的激进行动，毕竟LID只是一个一个非营利教育机构而已，它的免税待遇会受到这些政治行动的威胁。
SDS参与抵制和团结的示威超出了LID领导层对这个组织的大概想象。当LID发现Haber想要把这团体变成某种北方的SNCC，它就试图把他赶出领导层。可是Haber岿然不动，还利用他父亲在工人运动里的关系，成功说服LID的领导层让他继续干下去。
SDS由此成了工人的孩子。它早期是靠着工人运动的慷慨捐赠而维持下来的，它那时的意识形态也是严格局限在美国社民主义的范围以内。所以，SDS后期的狂乱的原因不在于它没有重视工人阶级，而在于为何这段一度强大的伙伴关系未能持续到60年代。
（二）超越社会民主主义
任何此问题的答案都无法回避密歇根的休伦港市。1962年6月，SDS在那里发表了《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这是份早期的明确的文件。那时候组织已经发展了两年，获得了一堆有组织的分会和八百个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缴纳会费的成员，现在是时候该明确组织的目标了。召集6月的这次全体大会就是要完成这项任务，而Hayden负责起草一份文件来作为此次会议讨论的基础。为了保持SDS在工人里的群众基础，会议射在里休伦港的一片属于UAW的野营地。
这份宣言是新兴的学生激进主义政治的一个非凡的升华。它毫不知觉地具有中产阶级性质，反映了它的作者和读者是“生于小康之家”以及“住在象牙塔里”。然后，宣言有点自以为是地宣布“新的左派不能仅仅依靠‘酸痛的胃注三’来做社会变革的推进力量“。与直接抵抗国家相反，在60年代早期，——种族主义、企业统治和核武器威胁——一种价值观的革命是必要的。不出意料，宣言的作者们认为学生是发动这场革命的主导者。
今天，这些情绪令人绝望地不再能引起共鸣，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人从来不会踏足大学校园。但是我们应该去理解为何这种分析对于许多人而言是如此令人信服。首先，有人口统计学上的事实表明从婴儿潮开始青年人口暴增。这与战后的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代数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大学生。60年代是美国第一次出现大学生数量超过农民。在这样的语境下，学生生活的实际和大学的社会环境看起来像是一种新的力量来源而不是一剂通向孤立的毒药。
60年代早期也是的美国社会凸显一些标记我们今日政治环境的病理特征的时期。那些年里人们的生活标准不断提升，这一切由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工会密度高达30%的的工人运动所支撑起来的。不像我们时代的灾难性不平等和破产的经济政策，总之那些年里体制看起来运行得太过高效——问题在于大多数美国人完全无法操控这个体制。在Hayden看来，绝大多数的人对机械的美国制度感到疏离，并逐渐远离面对真正社会问题所必需的那种公民生活。SDS建议的那种价值观革命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然而，这些不可否认的中产阶级冲动与对为取得进步政治的工人运动的中心地位持续认可同时存在着。宣言关于工人的部分开头就频繁地把“大工人阶级”跟“大公司”等同起来，并认为这是扭曲至极的。相反，它宣称“进步就 v是在本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充分利用工人运动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工人的首要难题是大公司成功地遏制了运动的未来扩张。在这个语境下，宣言凭借不小的理由认为，工人把自己看作压力集团（向政府和公众施加影响的团体），而不是一个“大众导向（的团体）”“一千八百万个成员向全美股提出政治要求“。宣言总结道，工人将会成为创造一个更进步的国家的重要部分，但他们也需要价值观的革命。
《休伦港宣言》激起了SDS的同盟者的激烈批判，他们把自己的政见与工人俱乐部(house of labor)联系起来的。然而，他们的批判并不集中于这份文件中关于工人的十分温和的批评，而是更侧重于共产主义的问题。这个话题在6月份就出现了，甚至早于宣言的起草。会议委员会投票委派，Jim Hawley来当观察员，他是一位18岁的（美国）共产党青年团体成员。对此LID的领导们（Michael Harrington）的回应跟就像气得脑中风一样。而贯穿全文的对反共主义的猛烈攻击则加重了这一情形，这些攻击被指责为鼓励支持国外独裁者和在国内实施令人窒息的政治整合。对于Harrington 和其他人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在他们看来最为来之不易的30年代的那个教训被糟糕地遗忘了——斯大林主义者必须被隔离到进步运动之外。
Haber和Hayden被传唤到LID的一个委员会面前来讨论这个话题。对于SDS的乘员来说，被传讯到那儿去回答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是有着特别的讽刺意味。然而这种讽刺意味不太被质询者欣赏，他们用直接的质问来攻击Haber和Hayden，比如“你是不是也会把位子传给纳粹？”
SDS成员的回应未能触动质询者，LID打算管制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它暂停了Hayden和Haber的工资，宣布SDS以后所有的出版物都要预先得到LID的批准，并且换了纽约办公室的门锁。这场危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逐渐平息，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萨拉劳伦斯学院的校长Harold Taylor和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的发言人Norman Thomas。但是学生左派在社民派眼中的形象已经遭到不可修复的毁坏。对于左派来说，比起他们想要改变的社会症状，要求对与共产主义者有关的行动派进行隔离的要求，以及对苏联固执的敌意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重要。正如Hayden多年以后说的那样，那个夏天的经历“教导我社民分子一点也不激进，而且在激进运动中不可信任”。
（三）敢于斗争
尽管《休伦港宣言》和与LID的斗争对SDS的政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团体仍然不清楚他们实际上是要做什么。Hayden和他的伙伴们被SNCC的例子所鼓舞，但他们也很清楚北方的学生到南方去不会对运动有什么帮助。于是，问题就变成了SDS要如何复制SNCC在其他地方的行动。
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经济调查与行动计划(the Economic Research and Action Programs, the ERAPs）”注四。当时有社民派经济学家提出（产业）自动化威胁着60年代狂飙突进的失业率和经济衰退，SDS成员受此启发，相信他们能通过组织北方的穷人来对这场斗争做出贡献。正当SNCC带着动员被剥削的黑人的目标从南方的城市涌入农村，北方的学生们也离开了大学，跟城市里的穷人住在一起，组织他们组成“社区联盟”来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从1963年夏季开始，SDS在这个计划中倾尽全力。UAW在此过程中仍有帮助，它提供了ERAP大部分的早期资金。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数以百计的学生搬进了城市里的贫困社区，包括巴尔的摩、芝加哥、纽瓦克等。在那里，他们自己生活贫困，丢弃了优越的中产阶级学生生活，来建立一场“跨种族的贫民运动”。ERAP的组织者试图召开社区会议，以及同当地的组织者谈论大小事项，从城市垃圾收集到向恶劣的房东拒付租金。
回想起来，很容易就能看出ERAP不可能胜利。那时候经济状况，刚踏上本世纪其中最强的增长，就业和工资都在上升，远谈是不上一个失业的新时期。而且，SDS成员活在他们的理想主义之中，大大低估了组织城市贫民的难度。北方城市严峻的原子化程度和剥削形势震撼了这些年轻的行动派。虽然曾经有一打城市有过ERAP，但到了1965年春天，已经很少仍能维持。
但是这些经历并非全是消极的。黑人和白人的行动派都得到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曾与SDS共事的黑人组织者继续在他们城市的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对于白人学生来说呢，他们明白了在处理贫困的问题上有着比理想主义更重要的东西——美国体制需要得到翻天覆地的重建。
这股激进潮流不断地在这个国家再生。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1963年肯尼迪遇刺都揭示了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的共识政治幻想正在逐渐破灭。不能再想当然地假定社会能够稳定持续地进步。此时这股新的情绪也在校园里蔓延。随之而来的，是SDS从成立时的少数几个行动分会发展到1965年时的几十个，它慢慢地扩大它的根基。鉴于该组织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校园外的ERAP上，这种成长尤为令人瞩目。
在1964年秋天，学生激进运动伴随着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 FSM）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场运动发端于伯克利市（加州）的民权运动，那里的学生积极地团结诸如SNCC和CORE那样的团体。在9月15日，一个当地团体宣布要针对《奥克兰论坛报》(Oakland Tribune)进行围堵示威。该刊物是一份恶毒抨击民权运动的右翼报纸。第二天，学生院长(the Dean of Students)给全体学生写了一封信，禁止在人行道人较多的一侧摆摊，同时禁止派发倡导校外议题的资料。作为回应，学生不顾校方管理强行示威，并且设立摊位为SNCC何CORE筹款来表达对政策的明确抗议。
在10月1日，Jack Weinberg由于为CORE摆摊而被捕。作为回应，数百名学生为了不让他被审讯，包围了他乘坐的警车。学生们用私家车当舞台，连续发表公开讲话，Weinberg最终在32个小时以后被释放。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学生激进行动继续发酵，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静坐和八百个学生因此被捕。然而，到了1月份，学生们赢了，校长被迫辞职，而新任校长宣布答应了这次运动的大部分要求。
伯克利市的运动立刻影响了全国的学生政治。当SDS专注于ERAP的时候，FSM凭借威信重新吸引在校园中的注意力。
尽管《休伦港宣言》指出学生在社会变革的进程里有着特殊地位，FSM给了这些观点一份它们欠缺的力量。学生似乎能够像南方的SNCC那样发挥作用。他们甚至采取类似的手段——示威、公民抗命和静坐抗议。如果人口调查跟经济快速增长为学生政治创造了潜力，FSM就展示了这股潜力。
（四）内战
在1965年春天，SDS终于开始反越战。尽管团体内的反战倾向早已存在，团体还没开展过任何反战行动。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对这场战争越来越投入；在1964年8月的《北部湾决议案》(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之前，越南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远远落后于民权运动。而且，SDS许多人都觉得，关注外交政策，实在是离价值观革命的计划太过遥远，而后者正是本团体倾尽全力的项目。
然而，当越战第一次作为1964年12月的国会会议讨论的主题时，它就意外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期间提议了各种不同的战争计划。当时SDS的主席，Todd Gitlin，提议发表一份拒绝征兵指令的国民公约。还有些成员提议给越共提供药品。团体的一些保守派成员因为惧怕支持共产主义力量，提供了一个更温和的选项，就是在华盛顿游行示威。最终这个提议通过了，SDS决定在春季实施反战游行。
这个计划使SDS占尽天时地利，取得惊人的发展。会议前几个星期，约翰逊政府宣布轰炸北越并加派兵力。校园激进行动也急剧增加来作为反击。第一场反战座谈会也开始了，SDS的分会也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加着。那场计划在四月份的游行让2万人走上街头——远多于组织者预计的3千人——成为最大规模的美国反战抗议活动。作为一起SDS组织的事件，它给这个团体带来许多媒体注意力，动员了更多人加入这个组织，以及促进了更多新分会的建立。
SDS的精神风貌随着新成员的注入而改变。在密歇根州库瓦丁(Kewadin)召开的一次夏季会议中，这一点显露无遗。这次会议比发表《休伦港宣言》的那次要大十倍，就在这里，SDS开始倾向极左派。
这些在库瓦丁坚持自己立场的新人跟创立SDS的前辈们与很大不同。许多早期成员，像Haber跟Sharon Jeffrey都是在左翼自由主义政治环境里长大的，还有一些像Hayden那样的则是通过自己的智性探求来加入到那种环境里的。而这些新加入的骨干通常来自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家庭和学校，他们将会成为激进运动的发射台。比如作为新生代之一的Jeff Shero，就说“如果你是得州来的，那你在SDS不受待见，还不能回家过圣诞”。
对于这些学生而言，与美国政治主流的决裂必然比前辈们更加决绝。然而，这种疏离和决裂在组织上而非意识形态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这些新成员在库瓦丁的会议中轻松赢得多数选票，比起在SDS内争取更激进的立场，他们为了权力下放以及避免民族主义立场而共同作战。
这种对策略的敌意将会在接下来几年里给组织带来深远的后果。首先，这使团体无法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它在鼓动反战情绪上已经取得的领导地位。其次，这种的缺乏政治远见的决策把所有筹码都放在当地组织的热情和自发性之上，必然导致之后不可避免地热情消退的时候，只能手足无措地问为什么。
库瓦丁也是SDS跟LID的最有意思联系。这个社民派组织已经对SDS赞助反战游行忍无可忍。允许共产主义者观摩休伦港会议已经很糟糕了；现在这个团体居然还公开组织反对约翰逊政府的政策。而在库瓦丁，SDS在新老成员的支持下迈出了更远的一步，他们删掉了组织章程里关于禁止“极权”政府支持者加入组织的条款。
对于已经对社民主义不抱幻想的退伍军人而言，这个变化仅仅意味着把一个早已到来的政治分裂给制度化了。对于新成员来说，他们自己早已在社区里被称为共党分子，这些都只是常识而已。所以，到了十月，LID跟SDS在组织上的联系就烟消云散了。诞生于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的SDS终于走向了一条迥异的道路，尽管当时没多少人能说清他们想要把组织带向何方。
作者：Paul Heideman
译者：奥伏赫变
本文来自美国雅各宾杂志（Jac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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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五月写作组。来源：红棉浪潮。责任编辑：李大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