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歌德与缺德》评三十多年前一段公案

一九七九年的文化界有一件大事，河北青年作家李剑发表了一篇文章《歌德与缺德》，对当时文艺界的一些现象提出批评，如一些文艺家们容不得对社会生活的歌颂即“歌德”，李剑发文指责这样的人为“缺德”。这下捅了马蜂窝，于是一些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又以极左的方式对李剑展开了一场有组织的文化围剿。几十年后重读此文，觉得李剑的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并无原则错误。那么为什么一篇短文会引起轩然大波呢？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李剑并不是无事生非，文章的一开头就讲清楚了：

“ 据说，现在在我们的文学艺术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一些人称之为“歌德派”并进行猛烈抨击。那么，“歌德派”有什么罪呢？据说是他们的文章和作品长于“歌德”——歌颂是其文字的主要特色。这就有罪吗？这就应当批判吗？我看未必。当然，歌颂“四人帮”的哈巴狗文艺应当批判，一味地歌舞升平的空泛文字亦应指斥其弊。但是，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树碑立传，为四个现代化事业大声疾呼，这又有何不好？”

写这篇文章的缘由是当时在文艺界已经开展了对歌德派的“猛烈抨击”，李剑只是觉得不公，仗义执言反驳一下，提出“歌德有罪吗？”该不该为人民和领袖以及革命和建设事业树碑立传的问题。文章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歌文”讨论的另一点是“文艺的阶级性”问题，即文艺到底存不存在阶级性，有没有无产阶级的文艺和资产阶级的文艺的问题以及存不存在“超阶级的文艺”的问题。文章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作家，没有超阶级的所谓“田园诗人”。革命的作家应当是阶级的眼晴，人民的手足，同党的事业同一命运。”

李剑的观点并无问题。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是造反起家的，这一点毋庸讳言。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千百万人民流血牺牲推翻了旧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的；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其历史的合法性和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代表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它所领导的文艺天然地带有革命性和阶级性，是为了唤醒人民、组织、团结、宣传、教育、鼓舞人民投入到伟大的社会革命的目的来开展的，因此说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是革命的文艺、无产阶级的文艺，其作家也是革命的作家和无产阶级的作家，是为了完成革命的任务即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而服务的，即新文艺的革命性是从根子里带来的。这不是谁能够随便抹杀掉的。这一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说明了这个意思。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文艺，中华民族就觉醒了，就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状态，就有了力量，就站起来了！

不过我认为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我认为文艺的本身没有阶级性，超阶级的文艺是存在的；但是文艺一旦成为政治工具，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目的和阶级性，既可以作为革命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反革命的工具；既可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前提就是文艺要成为政治的工具。我们说的文艺的革命性和阶级性是指成为政治工具以后的文艺。这就如武器本身没有阶级性，掌握在革命者手里就为革命的事业服务，掌握在反动派手里就为反动的势力服务。李剑以及攻击他的人把这一点都没有搞清楚，只在文艺本身上纠缠不清。

李剑为什么认为“歌德”有理呢？他这样讲：

“‘ 歌德’并非什么凭空的臆想，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勤劳的人民所给与作家们的真情实感。中国的三十年社会主义征途中，虽然‘四害’造成了十年灾难，但从根本上讲，我国的历史是前进了的，祖国人民的生活较之旧社会是提高了的，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优，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

“ 坚持四个原则，在创作上首先表观为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这既是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又是人民感情向作家提出的创作要求。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 歌’其‘ 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在创作队伍中，有些人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对别人满腔热情歌颂‘ 四化’的创作行为大吹冷风，开口闭口‘ 你是歌德派’。这里，你不为人民‘ 歌德’，要为谁‘ 歌德’？需知，‘ 歌德派’者，也在‘ 歌’无产阶级之‘德’时，于字里行间猛烈抨击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残余意识，并没有在笔端失去迅雷闪电。”

“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 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这段文字写得何等的好啊！这就刺痛了那些一心要全面否定新中国伟大的建设成就的人。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进步是应当肯定的。这一点和党的十八大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评价历史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比如当时的人民生活水平的确没有现在高，但当时的特殊情况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要搞两弹一星。短短二十七年，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人民的基本福利都建立起了，这就是伟大的成就。一穷二白的基础，“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是领袖的志气和浪漫情怀，但搞工业化钱从哪里来？都要从农业上来，困难就在这里，积累和消费的矛盾也在这里，工业化必须高积累，高积累就只能降低消费水平，何况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落后的。现在粮食问题的解决以及农业税的取消主要是工业化的发展有了足够的外汇去进口粮食，跟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已经没有关系了，现在这种小农经济的模式下，如果没有大量的粮食进口，中国的粮食是根本不够吃的。小农经济不是先进的生产力，因此现在要搞土地集中，搞土地流转，搞专业合作社。过分依赖国际市场是很危险的，特别是种子问题！粮食作物转基因如果真的出现问题，一定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改革发展的成果将荡然无存，甚至是共和国的大厦都会坍塌，那将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

当然，进入资本积累阶段以后已经全然不是这样了，绿水新池、艳阳高照都不存在了；教育、医疗、住房、治安、贪腐、环境、社会道德、贫富差距、暴力犯罪、信仰等问题都已经成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巨大的经济成就的背后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应当深刻反思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应当说李剑还是有远见的，他当时所看到的问题实际上都出现了。但当时的社会主流媒体或文化宣传部门却是糊涂的鼠目寸光，或者说处于狭隘的个人利益的角度有意而为之。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甚至马列毛、共产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都被质疑要否定的，社会思潮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即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出现，于是才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但是这个口号没有坚持的很好，甚至连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都出现了问题，党组织都准备从企业和社会团体中撤出来了，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堡垒面临被瓦解。在城市，由于大量的工人下岗，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领导阶级因为失去了组织和信仰已经不是中坚力量。而在广大农村，这种现象更加严重，贿选、村霸、黑恶势力都出现了，农民负担更加严重，移风易俗和社会主义风尚不讲了，封建迷信和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粉墨登场。一九八八年中央电视台竟然播放了一个电视政论片《河殇》，几乎到了要全面否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地步了，真是愚蠢之极,。这样放纵意识形态领域的堕落而缺少积极健康向上的有效的引导，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学潮，现在被称之为动乱。再看看当时工人农民的表现，他们或参与或观望，这跟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巨大落差有很大的关系。

另一个背景是“王张江姚”政治集团失败后，文革中被打倒的势力又上了台，为了否定一种路线推行一种新政就要否定前面的一切，把功劳归于集体，把错误归于个人，开始拨乱反正、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当时对于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和解放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可能不严谨。真理是正确的认识，真理还需要检验吗？要检验的是认识而不是真理。真理就是真理无需检验，而认识又有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认识，应当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被平反的人大部分是官员和知识分子，这些人重新进入党政机关、学校、社会团体，执掌了权力，开始了“揭批查”政治运动，于是在文艺界就出现了“文艺的春天”，其结果就是出现了所谓的伤痕文学，如《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灵与肉》《绿化树》等，控诉和怨艾是主题；控诉反右派运动，控诉文革，控诉林彪“四人帮”，诉说自己的委屈、冤枉和不幸。当时也有人觉得这些人的觉悟太低了，不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吗？于是提出“娘打孩子论”，意思是自己的娘也会有冤枉孩子打错了孩子的事情，孩子不能因此记恨母亲跟自己的亲娘过不去，还是要团结一致向前看，“风物长宜放眼量”。但是这些人并不认可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不认可党是自己这个党员的亲娘了。他们心里只有自己的委屈、苦水和牢骚，不依不饶，全不反省自己当年是不是真的就那么清白那么美好。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控诉的这一切罪恶的责任最终都是要由党来承担的，先是否定某一个人，最后是否定整个党，因为这个人跟这个党的关系是根本就无法分割的。现在看来当时的一些决策真是目光短浅算不得英明的，只能看到脚底下那么一点地方，所以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心胸不宽广，所以就缺少远见，对前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缺少准确的预见，不摸不行，其智慧就是把问题留给后人去解决吧。十八大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这个论断比较英明。

在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刚刚启程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李剑发表这样的文章真是不合时宜的，受到围攻也是必然的。不过那些谩骂围攻李剑的人所写的东西除了愤怒没有一样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他们都是以一个时代的受害者自居沉浸在个人恩怨之中不能自拔。好在胡耀邦还算温和，及时结束了这场围剿，兴师而没有问罪；但李剑再也不是那个敢于仗义执言锋芒毕露的李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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