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要交朋友，怎样交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如何待友，一代伟人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的一生，交友是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向上的；他的待友，既有原则，又有人情味，展现了领袖宽广的胸襟以及高超的统战艺术。毛泽东的交友待友观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研究。
青年时期与志同道合者交朋友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胸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在恩师杨昌济的教导下，他深知要彻底改造旧中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而且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于是他开始注意与志同道合的青年交朋友。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一个是罗章龙，另外还有两个青年。为什么会有半个呢？因为有一个虽然响应但没有明确表态，此人叫李隆郅（即李立三）。
后来，毛泽东逐渐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主要有蔡和森、陈书农、何叔衡、萧子升、陈昌、陶毅、向警予、杨开慧等十来个人。他们有的是来自长沙市中小学的青年教师，也有的来自长沙市中学的学生，但多数是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和这些有志青年成立了新民学会，随即加入的会员有何叔衡、熊瑾玎、李维汉、陈昌等9人。
◆1918年4月，毛泽东同蔡和森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聚集了一批具有爱国革新思想的进步青年。图为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左七）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
新民学会的发起、成立和发展，毛泽东得到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渗透着他为改造中国社会而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奋斗的思想，也使他看到群体的力量。新民学会从一个追求向上的青年进步团体逐步发展成为革命团体，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有不少人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如罗章龙、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等。
上山创建根据地与绿林好汉交朋友
“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大上海时，瞿秋白力邀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就在那时，毛泽东很干脆地说：“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交朋友。”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文家市的前委会议上又提出了上山做“特殊的山大王”的建议，经过著名的三湾改编和艰苦转战后，经与地方党组织同井冈山的袁文才取得联系，毛泽东和前委们经过反复比较，改变原计划“退往湘南”的打算，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于10月27日上了井冈山，开始与井冈山的绿林首领袁文才、王佐交朋友。袁文才和王佐都是井冈山人，袁文才上过中学，有一定文化，曾加入过共产党；王佐出身裁缝，是袁文才的拜把兄弟。毛泽东到达茨坪，就高度重视对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的团结工作，他对袁、王有一个熟悉教育的过程，袁、王对毛泽东也有一个认识、信服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在朋友式的谈话、了解和熟悉中逐步完成的。
起初，袁文才派人送信给毛泽东说：“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地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这封信虽然字斟句酌，实际上是婉言拒绝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与袁文才、王佐进行朋友式的交流，实际上是对袁、王部队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这为其后来成为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袁、王对毛泽东由朋友到相知，由相知到极为敬佩毛泽东，心悦诚服。毛泽东当即送给袁文才100支枪，袁文才也很豪爽，送给毛泽东银元1000块，并腾出茨坪最好的房子给红军住宿和做临时医院。随后，袁文才又说服王佐听从毛泽东，毛泽东送给王佐70支枪，王佐回赠毛泽东稻谷500担。从此，毛泽东和他带领的起义军站住了脚跟，有了自己的根据地。王佐曾说：“毛泽东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
1928年初，中共前敌委决定，将袁文才、王佐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为团长兼第1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何长工为第2团党代表，并派出一批干部任团参谋长和营、连党代表。不久，王佐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红四军第11师第32团团长和副团长。同时，他们还兼任遂川县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其间，他们率领部队先后参加了宁冈新城战斗、龙源口战斗和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屡立战功。袁、王参加了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军队伍的艰苦斗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柏露会议，传达六大会议决议。会议期间，一向与袁文才、王佐不和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以决议精神为由，主张杀掉袁、王，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袁文才本来就是共产党员，虽然他有些错误，但不能杀，王佐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地主土豪作对的，现在他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他们欢迎我们，拥护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了家，使部队休养生息，他们是有功的。根据这些情况，王佐不能杀，我们没有理由杀他。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会议最后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决定将他们分开，袁文才调任红四军参谋长，王佐仍留在井冈山。然而源于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却坚持认为袁、王是“土匪首领”，并认为加速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终于在1930年2月，叱咤风云的井冈双雄袁、王蒙冤被害。
当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传到赣南时，转战途中的毛泽东惋惜不已，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保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及袁文才、王佐时又说：“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革命，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95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访38年的战地井冈山。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会见当年结识的绿林朋友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发妻蓝喜莲。一见面，毛泽东就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袁嫂子”“蓝嫂子”，并深情地对她俩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的，他们对中国革命是做了贡献的。”饭后，毛泽东又同袁、王的遗孀合影，深表对先烈的追思与怀念。
以诗词唱和同著名文人交朋友
毛泽东是诗词大家，他的诗词思想和艺术价值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都具有崇高的地位。由于诗词唱和，他结交了不少著名文人为朋友，柳亚子便是其中一位。柳亚子是江苏吴江人，清末文学团体“南社”发起人和主要诗人之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革命的参加者，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曾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柳亚子性格率真自然，喜怒哀乐从不加以掩饰，政治上又颇为自负，甚至狂傲到目中无人的地步，所到之处往往引人侧目，周边人际关系紧张。但毛泽东与柳亚子是文人相亲，意气相投。早在1926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上，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反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坚持反蒋的革命立场，得到何香凝和柳亚子的支持，毛、柳便成了朋友。
◆1949年，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柳亚子。
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初到陕北，组织东征部队，准备东渡黄河与日军作战，部队在清涧县休整16天。毛泽东居住期间，下了一场大雪，可看到长城内外，白雪皑皑，不禁豪情满怀，思情奔涌，写了观察雪景的吟唱之作《沁园春·雪》。重庆谈判时，柳亚子见到老友毛泽东，便向其索诗。毛泽东将这首词给了他，柳亚子对《沁园春·雪》称赞不已，推崇备至，说是千古绝唱，在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发表，并满怀激情作了一首和词。
建国前夕，柳亚子等大批民主人士纷纷赴聚北京。1949年春天，到北京不过10天的柳亚子抑郁不平，突发牢骚，写下了《感事呈毛主席》一首：“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借历史上孟尝君“食无鱼”“出无车”的典故表示了自己来京后政治及生活安排上的不满，并流露出了归隐故乡的消极思想。毛泽东接到诗后，给柳亚子写了一首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毛泽东在诗中以朋友的真挚之情，回忆了他们的交往，委婉含蓄地批评了柳亚子的错误思想，开导他抑郁不平太盛会影响自己的健康，“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启发他从大局出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对于一切事物都要放开眼量去观察。毛泽东的诚恳态度和宽阔胸怀使柳亚子深为感动，他又写了一首诗，表示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毛泽东也检查了自己的工作，从生活上关心柳亚子，把他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新居，还为他配了专车。
1950年10月1日，是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毛泽东邀柳亚子在天安门观礼和13日晚的国庆观剧，柳亚子情难自抑，即席赋词《浣溪沙》呈给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步其韵奉和。此后，柳亚子热情地写了许多诗歌，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并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郭沫若是毛泽东与著名文人交朋友中相交时间最长和诗词唱和最多的一位，他们成为朋友的契机是早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前夕。郭沫若最崇拜的人就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文学修养以及人格力量的崇拜。
◆毛泽东与郭沫若。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郭沫若见他使用的怀表很老旧，想到他既要与国民党谈判，又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应该有一块好表，便立即脱下手腕上的瑞士表，作为朋友相赠。毛泽东十分重视自己同郭沫若之间的感情，这块表他几经修理，就是不换新的。别人送给他的礼品中有几块好表，他不戴只是拿了一块在办公桌上摆了一阵子，然后送回礼品室，而郭沫若送给他的瑞士表一直戴到临终。
建国以后，毛泽东和郭沫若的友情日深，他们常有诗词唱和。1961年10月，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浙江省绍剧团演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作了用以反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赠给绍剧团。毛泽东在广州看了郭诗后，不同意把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作为敌视对象的偏激看法，于同年11月以确切的寓意写了和诗《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郭沫若看到毛泽东的诗后，当天立即步和诗原韵和成另一首七律《再赞三打白骨精》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看过这首和诗后，回信说：“和诗好，不要千刀万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毛泽东与郭沫若以诗唱和，当时影响很大，在全国诗坛传为佳话。
从统战出发与党外民主人士交朋友
毛泽东与宋庆龄相识，是在1926年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之时。随着革命胜利的即将到来，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上海刚解放，毛泽东特派邓颖超怀揣他的亲笔信赴上海迎接宋庆龄来北京参加新政协。毛泽东在信中提出“建设大计，亟待商筹”。友情之真挚，态度之诚恳，行文之谦恭，跃然纸上，宋庆龄阅后深为感动。
8月26日，毛泽东得知宋庆龄抵京，亲往火车站步上列车欢迎宋庆龄。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宋庆龄关心备至，他谦恭地尊称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经常派身边的工作人员给她送去礼物，宋庆龄也总少不了给毛泽东带去礼物和问候。
◆宋庆龄和毛泽东。
毛泽东一直把宋庆龄看作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把她当成党的同志看待，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宋庆龄本来性格坦诚，作为朋友，在交往中更是率真直言。1955年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道：“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1957年反右运动时，宋庆龄很不理解，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秉笔直书：“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尽管意见不同，但胸怀坦荡的毛泽东并不为意，1957年11月，还是把宋庆龄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仍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
◆1954年毛泽东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在一起。
毛泽东曾说：“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于法于情，毛泽东泾渭分明，对朋友讲义气，对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建国初期，毛泽东集党务政务于一身，日理万机，尽管工作很忙，他还是抽出时间，在周总理的陪同下，登门拜访张澜、李济深 、沈钧儒、陈叔通等年长朋友。对他们的来访，毛泽东深谙中国传统礼仪，来迎去送，执礼甚恭，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陈叔通和黄炎培是两位著名的爱国人士。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一、二、三届委员；黄炎培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委。毛泽东给他们两人写信，抬头一行恭称写“叔老” “黄任老”（黄炎培字任之），对此，陈叔通很受感动。毛泽东不仅在工作上听取陈叔通的意见，而且对其身体、生活、家庭等方面也很关心。
◆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早在1945年，他们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被后人称颂不已，引为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新中国成立后，两位老友交往密切，通信达100多封。黄炎培晚年仍与毛泽东书信频传，相互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一片真情，朋友之间不说假。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既是朋友之间的友谊，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真诚合作的结果。
与政见不同的“右派”交朋友
在毛泽东的朋友圈中也有不少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虽然彼此某些方面政见不一，但并不影响私交，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过：“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样呢？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么！”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他与毛泽东从相识、相知，有着长达30多年的友情，是毛泽东典型的“右派”朋友。然而由于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两人的决裂，毛、梁之间的那段公案，也一度成为史学界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
◆毛泽东与梁漱溟。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最初相识是1918年在北京杨昌济的家里，虽然他俩几次见面，但都没有互报姓名，后来杨昌济告诉梁漱溟，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名叫毛泽东，但梁漱溟并没有记住。毛泽东却记住了梁漱溟的名字，将近20年后，当梁漱溟第一次赴延安会见毛泽东时，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胡同杨怀中（杨昌济）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梁漱溟第一次来延安，与毛泽东开始了真正的交往，两人作了8次谈话，虽然彼此之间存在着重要分歧，但毛泽东的政治家风度和气质，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毛、梁成为朋友，尤其是建国后至1953年9月前，梁漱溟和毛泽东有频繁的交往，大体每一两个月即有一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朋友关系发生转折是在1953年9月间，9月11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9月12日开始又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会议，政协常委到席，梁漱溟参加了两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着重谈到了农民问题，同毛泽东有观点分歧。梁漱溟的观点和态度遭到毛泽东及大会的严厉批判，由此两人的朋友关系也就结束了。梁漱溟并没有划为右派，待遇如故，可见毛泽东念旧之情。梁漱溟后来回忆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主席的意思。”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在一系列民主人士及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先后共有180余人发言，对中共或多或少提出意见的民主人士有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王昆仑、冯友兰等人，他们大概难逃右派的“法网”，但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平安无事，客观地说，这些“右派朋友”其中一些人因为毛泽东的缘故而免于被打成右派。
其实，毛泽东对党外人士的批评和建议，有两次鲜明的态度，体现了他与党外人士朋友的真诚和领袖的宽容大度。一次是在《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有“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另一次是毛泽东在此前一天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文中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
后来，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又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多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放眼世界与外国人交朋友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也有一些外国朋友，比如马海德、爱泼斯坦、李敦白、史沫特莱等等。尤其与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关系更为密切，友谊长达几十年。
埃德加·斯诺是一位颇具盛名的美国记者，与毛泽东从20世纪30年代相识于延安窑洞，他是第一个到延安采访的西方记者。那时西方许多国家的领导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中国工农红军并不了解，对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艰苦奋斗甚至怀有偏见。毛泽东放眼世界，与外国记者交朋友，就是让他们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和红军一心救国的精神让西方国家以及全世界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认识和了解。斯诺以一名记者的责任感，看到了延安这个崭新的世界，采访了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则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他的一部《红星照耀中国》风靡全球，让西方世界对延安刮目相看。
◆毛泽东与斯诺。
1965年1月，斯诺应邀出席毛泽东举行的宴会，他是这次宴会唯一被邀请的外国人。其间，毛泽东与斯诺侃侃而谈4个小时，宴会结束后，时年已是72岁的毛泽东亲自把朋友送到新华门前。在新中国成立21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再次会见了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及他的夫人，还让斯诺夫妇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身边一起检阅了游行队伍。
1972年初春，毛泽东得知斯诺沉疴不起，生命垂危时，又亲自派中国医护人员前往瑞士斯诺家中，给予他无微不至的治疗和关怀。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的进步作家，1946年，已经61岁的斯特朗第五次来华，并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来到延安。8月6日，她在杨家岭毛泽东的住所进行了访问。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谈论结束时已是子夜，毛泽东亲自打灯笼照明，把这位外国朋友送下山坡。斯特朗在延安一住就是8个月，其间她多次面见毛泽东，或一道聚餐、看京戏或跳舞。1958年，斯特朗来到中国定居，此后又多次会见毛泽东。
◆1964年，毛泽东与李敦白(左一)、爱泼斯坦(左二)、斯特朗(右一)交谈。
毛泽东从来没有忘记那些关心、支援过中国革命的外国朋友，他不仅对一切向中国表示友好的外国人士坦率、真诚、念念不忘，而且对有着共同信念、理想的兄弟党的领导人更是热情亲切和不拘形式。
建国之初的一个夏天，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远道来到中南海，在毛泽东家里做客，他坐在书房里，那时没有冷气设备，胡志明汗流满面，毛泽东立即递给他一条毛巾擦汗。接着毛泽东笑着对在座的人说：“他是应我私人邀请来走亲戚的，不发消息，也不照相。”毛泽东一边给胡志明摇着扇子，一边谈话。胡志明有些不好意思。毛泽东说：“别客气了，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嘛！”胡志明见毛泽东如此亲切随和，干脆脱去了汗衫，坦露着上身，与毛泽东开怀畅谈起来。
像这样同毛泽东一见如故的外国领导人、将领还有很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英国前首相希恩、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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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史博采。作者：梁贤之。责任编辑：培天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