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为深入了解珠三角地区工伤情况以及评估职业伤害事故对工人造成的持续性影响，2016年11月至2018年4月，东莞市同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31名遭受工伤或职业病的工友进行了35次深度访谈。在访谈之前，社工通过医院探访、社区走访、法律讲座等服务接触到遭受工伤或职业病的工友并建立联系，部分工友经过评估成为机构的重点个案。在多次接触后，社工和工友建立了专业的服务关系，社工会根据对象的典型性特征来选择一些工友进行家访，着重了解其务工经历，遭受工伤过程，工作和生活的环境，社会支持系统，工伤带来的影响，以及未来计划等方面的情况。

在所有受访的工友中，男性为23人，女性8人。在婚姻状况方面，有21位已婚，8位未婚，2名离婚。绝大多数工友都来自四川、湖南、河南、湖北、贵州等中西部社会经济较不发达的农村地区。24次访谈的文本提及了具体的受伤时间，其中有12次访谈的对象于2016年遭受工伤，有7人于2015年遭受工伤，2人为2017年，3人为2014年及以前。

下面，我们从工作情况、遭受工伤的过程、工伤的影响等方面对东莞地区伤残农民工的家访情况进行总结。

1、工作经历和生活情况

受访的伤残农民工大多都有较为丰富的务工经历（见表1）。很多人都较早地辍学，随亲友和老乡外出务工。务工地点以广东省居多，且换工频繁，流动性高。比如Z表示，他平均每年都会换2-3个厂，但一直都是在家具行业（访谈个案编号161120-Z，以下文章编号均为访谈个案编号）。其他工友，如H（文中字母均为访谈个案）与F等的换工次数约有十余次。换工并非是不同行业之间的跳跃，而主要是本行业不同工厂间的转换。就原因来看，工资福利待遇和季节性的迁徙是导致换工频繁的主要原因。在行业内的长期务工生涯使这些工友积累了丰富工厂经验，部分工友通过努力学习技能和经验积累已经从普工转变成了技术工人。

尽管在外务工时间长，但这些工友在工作期间却对劳动权益和职业安全健康缺乏足够的了解。安全意识可能与工作经验相关，熟练的员工对特定工作操作流程熟稔于心，警惕性不够高，当机器故障或者工作疲劳时发生工伤事故的风险极高。比如L说，“当时不知道工伤，都是小伤多，没有遇过受伤很严重的。厂里一般都是有工伤就把你送去医院治疗好，没有赔偿。知道有人受伤后，自己心里会担心，希望自己不要出事。”（171217-L）

当然，这也与员工所在单位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密切相关。根据访谈，厂方不够重视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安全培训，机器检查和维修往往不够及时，工作环境中的危险因素排查不到位等，都是导致工伤的重要原因。另外，部分工友在之前务工经历中曾经遭受过工伤，比如W、L和Y等均是二次工伤。

图为：同耕社工与家访对象合影

在工厂中，加班和赶工十分普遍。由于绝大多数工厂中的工资计算方式是采取底薪加提成的形式，员工为了获取更高的工资，甘愿在工作日晚上和周末长时间加班。过长的工作时间挤压了工友的生活娱乐时间，许多工友的休息时间短，社交和娱乐活动少。

在生活方面，虽然大多厂方会提供食宿，但许多工友更愿意选择租住廉价的单间出租屋（见表2）。根据统计，有15人提供了有关住宿条件的信息，除3人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外，其余12人均在厂外租房居住。这些租住的房屋价格极低，且多为10多平米的单人间。对于有亲属的工友而言，租住房屋是一种比较便利的生活方式，他们更愿意与亲属一同居住于狭窄的空间内。出租屋内的生活设施较为简陋，物品往往杂乱堆积，卫生条件可能较差，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2、遭受工伤的过程

分析发现，操作不当、机器故障、疲劳和注意力不集中等造成工伤的主要原因，而职业病多是危害性环境所致。由于事故过程往往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工友对于受伤过程的讲述中，我们实际上很难准确判断受访职工遭受工伤的原因。另外，工友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而且他们对于事故原因的认识较为直接和表面，这也增大了判断事故原因的难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大致判断出部分工友的受伤原因。在32位工友中，至少有13位工友受伤与操作不当有关，有4位反映是机器故障（即Y、F、X、L），有4位认为事故系第三人所致（包括Y、B、L），有3位是注意力不集中和过度疲劳（包括H、C），有3位是因环境因素患上了职业病（即K、H、Y）。

图为：被访工伤者向社工展示其假肢

工伤工友的处境十分艰难，他们不仅要忍受巨大的身体伤痛和心理打击，还会面临厂方的各种不公平对待。

首先，遭受工伤后厂方极易推卸责任。发生工伤事故后，受伤职工会被立即送医治疗。在访谈中，Y 、L、X等人均反映，事故发生时，由于厂方应对不当，最佳医疗时间极易被延误。比如Y于“2016年7月15日在厂里受伤，伤到左手无名指，厂方帮其涂了些药油。她后来实在疼痛难忍，厂方便带她去了卫生站消毒、包扎。回厂后，厂方允许其休息一天，称其只是伤筋痛骨，3个月后自然会好。就这样拖着疼痛工作了20多天。8月2日，伤口疼得实在厉害，便去找了厂方，厂方当时没管她的伤口，考虑的是经济效益。8月3日，厂里终于同意让后勤主管带其去医院拍片。当时医生说手指已经断了，问其需不需要截肢，如果截肢了还能留些证据，不截肢手便残。”

其次，在后续治疗和康复过程中，厂方履行工伤责任的积极性也非常低。一些厂方对于工伤职工的态度十分恶劣，往往采取诸如强迫要求工友提前出院（如L），拒不支付医疗费用，不对伤情严重的工友安排护理和关怀，以及拖欠停工留薪期工资，阻挠工伤认定等手段应对这些麻烦制造者。

第三，在工伤纠纷处理阶段，工伤赔偿始终是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而工友往往处于议价的劣势地位。对于资方而言，过高的赔偿会增加企业成本，也可能会助长其他遭受工伤的员工的恶意索求倾向，因此努力压低赔偿标准是企业的一个惯常做法。部分企业会主张通过私下解决的方式处理工伤，这样可以使其处于工作场所议价的优势地位，以确保其利益。当然，也有企业愿意通过法律程序来处理纠纷，一是因为企业擅长应对此类事件，对相关法律法律谙熟于心，并能利用正规程序来消耗和打击工伤工友，二是因为企业与地方劳动部门和法院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在正式庭审的过程中也能够占据有利地位。私了一般发生在劳动仲裁之后，厂方和工友针对工伤赔偿金额进行协商，尽管工友处于劣势地位，但他们会尽力向厂方提出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合理的标准。倘若私了过程中，厂方的赔偿金额无法达到工友的期望，或者厂方拒不对工伤事故负责的话，工友们迫于无奈只能选择诉诸法律途径来争取自身的利益。

对于工友而言，正式程序的最终结果可能要比私了更具公平性，但其过程十分复杂且漫长，出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考虑，大多数工友更愿意选择私了解决。当厂方的态度过于恶劣的时候，工友不得不选择走法律程序来争取个人权益。

总之，工友希望追求一个合理的结果。

3、工伤的影响

（一）身心健康状况下降

在受伤时，职业伤害对工友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使他们很难接受这一现实。在治疗和康复结束后，他们对于伤痛的自我适应过程不仅艰难，而且极其缓慢。

在工友们的叙述中，“痛”是一个提及次数较多的词汇，有8次访谈中工友都提到了身体的疼痛感。另外，工友们还多次提到“累”、“困”、“乏力”、“ 记忆力”、“睡觉”等与精神状态有关的词汇，说明工伤会使人容易感到疲倦，影响睡眠质量，严重的还会使人精神衰退，记忆力下降。

根据伤后的心理状态描述，我们发现，工伤职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很糟糕，大多数人的情绪一直处于低谷。大多数工友表露了对自我的怀疑和不接纳，以及对工作、社交和未来的忧虑感，其中提到较多的词语是“觉得”（6次访谈）、“害怕／怕”（4次访谈）和“担心”（3次访谈）。这种心理状态主要是通过比较产生的：一是不同时期身体状态的比较，工伤职工的心理状态叙事透过“现在”（14次访谈）、“以前／之前”（4次访谈）、“以后”（2次访谈）等词语与不同阶段的自己做比较，加深了自身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忧患；二是自我与他人的比较，“别人”和“人家”在6次访谈中共出现了17次，在这种自我-他人的比较中，工伤职工的自我形象就会变得更差，认同度也会变低，自卑感、悲伤和恐惧就成为了主导性的心理状态。

（二）面临的经济和家庭压力不断增大

由于外出务工的工友在家庭中是主要的劳动力，他们的工资收入支撑着一个家庭的运转。这些工友们的家庭规模较大，父母年迈，兄弟姐妹较多，且尚有未成年的子女等待抚养，致使他们无法逃避这种家庭责任。约有一半工友仍有至少一个需要抚养的未成年子女，有三分之一的工友希望结婚或再婚，有三分之一的工友家中有需要赡养的父母，这些都构成了重要的压力来源。此外，建房／购房，家人患病，以及自身工伤事故等因素都可能形成较高的家庭债务。总之，当他们受伤后，家庭压力便会日益加重。

部分工友就业和创业的需求强烈，但再就业过程充满坎坷。由于尚需治疗和康复，并非所有工友都会在工伤期间去工作，但也有小部分工友会考虑通过再就业来缓解经济压力。已经再就业的L指出：“不能放弃工伤事宜，尽量将两边（处理工伤和现在工作）配合好，主要以处理工伤为主。现在找到的工作的主要作用是补贴生活费。”（171022-L）对于处理完工伤程序的工友而言，拿到的赔偿往往用于在老家建房或补贴家用，尽快返回工作岗位也是一个比较紧迫的事情。在所有人中，有7位工友在工伤处理过程中就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

访谈发现，他们的再就业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二是工作不稳定性高；三是再就业的工作岗位的福利待遇和劳动权益不一定会比先前更好。

首先，职业伤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工伤工友的劳动能力，劳动力市场对于残疾人的歧视会严重挤压伤残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根据访谈资料，许多工友在就业过程中遭遇了许多挫折和打击。

其次，工作不稳定性较高。由于工伤处理过程事项繁琐，处理工伤的过程可能会与工作节奏相冲突，Z和C都曾因为请假处理工伤而被公司辞退。C表示：“要不是工伤，我也不会从之前的厂出来，之前的厂工作待遇还是挺好的，是没办法我才从厂里出来的。我以前也没有请过假，而且这个工伤还耽误了我新找的工作，不是工伤我也不会被辞退。”（180405-C）而且，身体条件也会影响到现在的工作，LXL曾因身体不适而放弃了在一家酒店洗碗的工作。

另外，新的工作岗位提供的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和劳动保障很难达到工友们的期望。比如L在工伤后已经从事了三种工作，现在在一家饮品店做服务员（170731-L）。在这家店，老板并未与L签订劳动合同，也未购买社会保险，住宿条件较差，工作任务较重。L曾多次向老板提及劳动权益问题，但老板都拒绝了她的请求。

图为：同耕2017年99公益日项目宣传海报

（三）损害社会支持系统

身体伤残的污名化现象普遍存在，他人对于工伤职工的不理解和嘲弄使工友陷入社会边缘地位。

在社会交往方面，遭受工伤的工友的性格会变得内向、自卑，并且惧怕各种社交和外出活动。手部受伤严重的工友在开始会选择戴上塑胶手套出门，但塑胶手套透气性差，戴上后容易出汗，手部可能感染病毒或细菌。当逐渐适应工伤之后，他们才会愿意摘下手套。为了防止他人看到受伤的手，工友们也可能会选择长时间宅在住所内，拒绝各种社交活动，或者回到老家休养等方法避免出门。

同样的，与亲友的互动也会受到影响。对于部分未婚的工友而言，工伤增大了婚配的压力。F的女朋友在自己受伤期间曾在医院照护他，但对方家人的反对，女友最终离开了他。H在受伤后不敢去相亲，也没有信心去其他女性交往。同样的，Y也拒绝了多次相亲机会，他坦言：“我现在都没有胆量追求别人。”（180423-Y）在已婚的工友中，他们与配偶的关系也可能因工伤而发生改变。尤其是当工友的处境非常糟糕的时候，夫妻关系就可能变得紧张起来，比如Y则和丈夫关系很差，W和妻子多次因为钱的问题争吵不休。当然，绝大多数的工友在受伤后都有配偶或家人的照顾，对于工伤处理过程中工友的选择他们也会予以支持和帮助。在这种患难中，夫妻双方更能深切地体会到对方的苦痛，两者之间的感情也能够变得更加亲密。

4、小结

同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对31位伤残农民工的深度访谈，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工伤职工的生命历程、工伤遭遇和工伤影响等方面的情况。

对35次访谈文本的分析得出三方面的发现：（1）受访工友的务工经历丰富，工作节奏紧凑，居住环境较差，生活娱乐时间被较长的工作时间所挤压；（2）工伤的治疗、康复和争取赔偿过程中充满了厂方和工友之间的博弈；（3）工伤对工友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不仅导致工友身心健康状况严重下降，还增大了经济压力，并且损坏了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容易使其陷入边缘化困境。

对此，主要的建议如下：

1.普通工友应提高职业安全意识，及时发现和报告安全隐患。

2.工伤职工要正视工伤，身心康复，并且努力融入社会，再创自我价值。

3.企业要加强员工关怀，加大安全管理和社会责任投入。

4.政府加强监管，惩治违法企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服务。

工伤事故给工人身体、精神、经济、就业、社会融入等层面带来严重的影响。对企业来说，影响主要在经济及企业名誉上。社会也将出现如就业难及基本生活保障困难等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最终还得由国家承担。

加大企业工伤成本，提高工人安全防范意识，国家严格监督法律政策落实，严惩违法企业才能减少工伤发生，有效预防工伤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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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同耕社工中心。责任编辑：邱铭珊）